梅拉被烧伤后,身体上留下许多疤痕。
而比谋杀更隐晦、更常见的手段,是“软刀子”逼人自杀。
情感折磨、扣留钱财、家庭暴力、赶出家门……为了谋求更多嫁妆,一些男方家庭无所不用其极。
比如,去年轰动印度的“维斯玛雅案”。
维斯玛雅是个家境不错的漂亮姑娘。2020年,23岁的她通过相亲,认识了与自己十分投契的库马尔,不久后开心地嫁给了对方。
维斯玛雅(右)在婚礼上。
然而短短一年后,她就在浴室上吊自杀了。
“她是被迫结束自己的生命。”维斯玛雅的亲属说,库马尔一直因为嫁妆的事找茬儿,甚至对女方施暴。
婚前,库马尔一家便通过介绍人告诉女方家,他们很期待嫁妆。维斯玛雅家也想风光嫁女,因此没有异议。
按计划,他们准备的嫁妆包括1.5英亩土地、800克黄金,以及一辆价值100万卢比(约合8.6万元人民币)的汽车。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置办嫁妆的计划。
他们手头没那么多现金,本打算卖不动产筹钱,但疫情下找不到买家。最后,维斯玛雅带着640克黄金和一辆价格低于预期的汽车嫁了过去。
婚后前几个月,男方家还没露出獠牙。但当女方家迟迟无法拿出更多嫁妆时,家暴就开始了。
维斯玛雅曾给娘家同龄亲属发信息:“他一生气就打我,还一直辱骂我父亲。实在难以忍受时,我就想走出房间,但他拦住我,拉着我的头发,扇了我一巴掌。我摔倒在地,他把脚放在我的脸上。”
面对“嫁妆暴力”,不是没有女性试图报警,可最终因此被定罪的人并不多。印媒称,只有32%的相关罪行受到惩罚。
“如果一个女人,因为她的婚姻生活似乎走到了尽头而不得不自杀,我觉得印度政府是失败的。”印度活动家卡维塔·斯里瓦斯塔瓦说。
不只影响贫穷女性
印度的“嫁妆暴力”几乎发生在所有社会阶层中。
2007年,时任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部长阿琼·辛格和家人被告上法庭,遭孙媳妇一家指控过度索取嫁妆。结婚时,女方家已经花了12.5万美元;结婚后,男方家又提出要豪华轿车和首都房产,不给就家暴。
阿琼·辛格
2013年,印度前世界小姐冠军尤塔·穆赫报警,指控丈夫因嫁妆问题,长期对她进行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虐待。
尤塔·穆赫。
“嫁妆暴力”对女性的身心伤害不言而喻。
曾研究印度嫁妆制度的法学学者赵彩凤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世纪以来,印度人堕女胎、溺杀女婴现象与此有关。而活下来的印度女孩,自小便有愁嫁的焦虑,在原生家庭地位低;婚后又遭遇丈夫家庭各种暴力,直至被害。
那么,高额嫁妆对男性就是百分百有利的吗?
也不是。
由于负担不起嫁妆,印度一些贫困家庭开始铤而走险,给女儿“抢”个新郎回家。
维诺德就是受害者。他参加朋友的婚礼时,有人找他攀谈,还主动提出婚宴后可以捎他一程。结果对方把他带回了自己家,还拿枪指着他的头,逼他换上新郎礼服。
“那人殴打我,威胁我说,如果不娶他妹妹就是死路一条。”
维诺德哭着求他们放了自己,一旁的女方亲戚却无动于衷,还说:“我们是在给你办婚礼,又不是送你上绞刑架。”
之后,维诺德的家人也接到恐吓电话,要求他们家必须接受新娘。他们立刻报了警,但一个多月过去也没得到任何回复。后来,连警察都开始“和稀泥”,劝他既然已经结了婚,就好好跟妻子过日子。
这导致在印度一些地区,适龄未婚男子一度不敢在晚上单独外出。
赵彩凤认为,高额嫁妆导致男子同样成为婚姻市场的“商品”,被待价而沽,且婚配资源在不同种姓、阶层的男子间分配不均衡。
“受嫁妆导控的结合,就像天价彩礼婚姻一样,使人很难有能力享受以爱情为基础的现代伴侣式婚姻幸福。另外,男子都有生女孩的几率,生了女儿之后,也可能会沦于嫁妆压力的循环之下。”
法律管不了?
其实早在1961年,印度便颁布了《嫁妆禁止法》,并在1984年和1986年对该法进行了两次修订。该法规定,凡是接受和索取嫁妆的行为皆属犯罪。
但60多年过去了,高额嫁妆以及因此导致的暴力犯罪依旧广泛存在。
据不完全统计,在印度,女方嫁妆费用约为男方彩礼费用的7倍,约为女方家庭6年的收入总和。
何以至此?
作为受害者亲属,维斯玛雅的哥哥说:“在当地,嫁妆必须相当可观,因为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它。社会地位很重要。”
还有一些低种姓家庭,为了改变社会地位,争抢着让女儿与高种姓家庭结亲。在这种风气下,高种姓男子成了“紧俏货”,开始坐地起价,不断抬高对嫁妆数额的要求。
“印度现代嫁妆引发的暴力等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原因错综复杂。”
据赵彩凤介绍,目前印度本土和西方学界对此主要有两大派观点:一是文化论,归咎于印度本土根源;二是殖民论,归咎于英国殖民,因为印度的传统嫁妆曾有历史相对合理性。
在她看来,该现象是多元因素综合作用所致,印度特定的宗教文化与种姓制度、西方殖民导致社会结构等变化、资本全球化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等,都是不可分割的关键因素。
至于法律为何迟迟不起作用,赵彩凤表示,世界上被动进入法律现代化的文明,大都经历了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冲突磨合的过程。
“印度法系有其强大的宗教法特质,该特质可能对法律文化格外起到了加固作用。这一方面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使其保持了鲜明的民族或族群文化特色;但另一面,可能如法学家梅因所说,法律与宗教如果在历史上没有及时松绑,会导致后来的‘不幸’,阻滞社会生活和民众见解的前进。”
“应该看到,尽管‘嫁妆暴力’事件仍频繁发生,但印度的法律现代化改革已在缓慢起作用。”赵彩凤说,一些研究表明,印度种姓文化在淡化,嫁妆制度在渐趋衰落。
但目前,嫁妆仍是印度人不能承受之重。
在这样的嫁妆制度下,没有“赢家”,只有擦不尽的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