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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国人永远无法忘怀的日子。
95年前的今天，20名革命志士被反动派推上刑场。
李大钊是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的人。
行刑前，敌人给了他最后一次求生的机会，劝他认罪悔过。
李大钊神情镇定，回了四个字：“力求速办。”
牺牲，对李大钊来说是革命必然的结果，如果需要，他甘愿为自己忠爱的革命事业献身：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95年过去了，每每想起他的壮烈牺牲，我们心中总会生出很多悲痛和遗憾。
今天，我想纪念一下这位中国脊梁——李大钊。
“她既是我的妻子，又像我的母亲，还是我的姐姐。”
1889年10月，李大钊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的一个小乡村。
李大钊的童年有些凄惨，刚出生没多久，父母先后离他而去，祖母有病在身，他是祖父抚养长大的。
可随着祖父渐渐年迈，生活也无法自理，眼看着家中快要陷入困境，一个人出现了。
1899年，按照当地早婚的习俗，在长辈包办下，李大钊和赵纫兰结婚了。
此时的赵纫兰16岁，而李大钊才10岁。
赵纫兰嫁过来后，一个人挑起了照顾全家的重担，对她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供李大钊读书。
为了给他凑学费，赵纫兰把家里值钱的都拿去典当，四处找人借钱，才勉强凑齐学费。
李大钊常年在外读书，回不了家，她没有任何怨言，因为她知道：“丈夫所做的事是大事，是关乎民族未来的事。”
对赵纫兰的付出，李大钊都默默地记在心里，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1920年，李大钊把全家接到了北京。
刚搬过来时，家里常常有很多客人拜访，他们看到一位土里土气的农村妇女忙里忙外，还以为是保姆。
此时的李大钊是北大教授、中国GCD主要创始人之一、著名学者，多个光鲜亮丽的头衔加身，是实打实的社会名流。
而赵纫兰只是个没读过书的乡村妇女，大字不识一个，还缠着小脚。
在外人眼中，这对夫妻很不般配，甚至有人直接劝李大钊休了她。
李大钊却深情地说：“一夫一妻制自古以来最好，百年偕老最属难得。”
后来，每次家里有人来访，李大钊都会帮妻子换上合适的衣服，细心地为她扣好扣子，拉平衣襟，然后揽着她到外面，郑重地向客人介绍：
“这是我的夫人赵纫兰。”
最好的婚姻是陪伴彼此一起成长，赵纫兰也想了解李大钊的世界。
于是李大钊耐心地教她识字，后来赵纫兰不但能阅读报刊，还会写一些简单的信件，慢慢的《红楼梦》都能完整读下来，平时李大钊还会给她讲一些革命道理。
在李大钊心里，赵纫兰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她既是我的妻子，又像我的母亲，还是我的姐姐。”
这些身份的背后，不仅有李大钊对赵纫兰无私付出的感激，还夹杂着一些惭愧。
因为他舍弃了小家，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事业。
对于这些，赵纫兰全都理解：
“你是为劳苦大众而生，我是为你而生。”
赵纫兰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李大钊的成长，伴随着中国的民族危机。
他见过太多山河破碎的场面，尚在孩童时就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十一岁时八国联军瓜分和掠夺中国，目睹着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这深深地刺痛了他年幼的心灵。
1916年的春天，万物复苏，中国满目疮痍，27岁的李大钊渴望着看到中国的春天，于是他提笔写下了《青春》一文：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 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 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 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心怀众生的李大钊，坦然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只为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
图源：《觉醒年代》
每逢中国处于危难之际，他总会冲在第一线。
1915年，袁世凯为复辟称帝，竟然和日本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当时在日留学的李大钊悲愤交加，立刻奋起反抗，写下了激昂澎湃的《警告全国父老书》：
“只要我们众志成城，四万万人民一条心，日本是不能灭亡中国的，空山已无歌哭之地，天涯不容漂泊之人，我们必须要起来反抗。”
为此，他还丢掉了学业。
为了协调留日学生和国内的反袁运动，李大钊长期往返上海与日本之间，落下很多课程，早稻田大学以长期欠席为理由，将他除名。
李大钊对革命事业有着超乎寻常的乐观和激情。
当时留学日本的陈独秀，经历了多次革命失败，他经常在文章中流露出厌世情绪，对中国的前途毫无信心。
李大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回应他，爱国就应该奋起去建设一个可爱的国家，而不能因为政客的腐败就厌弃自己的国家：
“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
在学生眼中，李大钊是可以和列宁、孙中山并列的好老师。
北大学生曾进行过一次民意测验，其中有个问题是：“当今世界和中国，你最崇拜的人是谁？”
李大钊的名字，赫然与列宁、孙中山排在一起，名列前十名。
李大钊当上北大教授后，月薪在240到300大洋左右，可家里生活费常常不够用。因为每当看到贫困学生交不起学费，他总会自掏腰包。
北大校长蔡元培知道后，只能让财务部门每月扣除李大钊的一部分工资，直接交给赵纫兰。
学生们都很喜欢围在李大钊的身边，他们亲切地称李大钊为“老母鸡”，他们则是“小鸡”，每当李大钊“咯咯”地召唤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很快地聚集在李大钊的周围听他讲课。
对待朋友，他真诚热情。
青年的毛泽东也曾受过李大钊的帮助，当他来到北京为生计发愁时，遇到了一位“大好人”——李大钊让他担任图书管理员，他每月可以领到八块大洋。
寒冬腊月，他会热情地拿出自己新做的棉袄送给朋友；客人去拜访他，他总会做一桌子好饭好菜招待他们，“没有饿着肚子走出来的”。
陈独秀说：“他对同志的真诚，非一般人可比。”
蒋梦麟、蔡元培、胡适与李大钊（从左至右）
李大钊为民冲锋在前，为友真诚善良，这都是他肩上的道义。
为了这份道义，他甚至可以献出生命。
“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1926年3月，奉系军阀勾结日本进攻天津大沽口，被国民军击退。
没想到，日本竟摆出《辛丑条约》中“海口不得设防”的条款，集结八个帝国主义国家，霸道地要求北京政府44个小时之内，必须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不准干涉外国航船。
这一消息彻底激怒全国人民，3月18日，5000多名北京群众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反抗“八国通谍”。
李大钊率领群众游行示威，他扛起鲜红的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浩浩荡荡的队伍直接冲向段祺瑞执政府门口。
图源：《革命者》
没想到，惨无人道的段祺瑞政府竟然下令开枪，当场打死群众47人，重伤上百人，李大钊也不幸负伤，鲁迅笔下的「刘和珍」就是在这次革命运动中去世的。
这一天，被鲁迅先生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第二天，段祺瑞政府就发布逮捕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
中央准备调李大钊去南方，可他执意要留在北京：
“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工作留给谁做？”
半个月后，李大钊不幸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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