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街,是一个能令人遐想连篇的词。宋朝词人黄庭坚《满庭芳·妓女》词云:“初绾云鬟,纔胜罗绮,便嫌柳陌花街。”清朝浪荡公子李渔则在《慎鸾交·品花》中说:“琴书落魄无生计,撞花街,日寻佳丽。”
不过,还是让我们先不要想太多吧。对于广州人来说,这个词简单直接,顾名思义,就是指农历新年前夕的“花市”。广州话里,不说“逛花市”,而是说“行花街”。花街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开始,一直办到年三十晚午夜十二点准时结束,一定不会拖延。对于广州人来说,过年前“行花街”、买鲜花回家,放在清水花瓶中,为家里增添欢喜和生气,是必不可少的传统。

广州地处北回归线,花木繁盛,别号“花城”,地名有很多跟花有关,比如“花埭”(“埭”是河堤的意思)、“花地”、“花洲”等。珠江南岸历来是鲜花产区,芳村也由此得名,更是岭南盆栽的发源地。到今天,仍有著名的芳村花卉市场。话说中国的盆栽传到日本,变成高端大气上档次的Bonsai,但“芳村”这个曾经美丽的名字,却因为后来精神病院落户于此,而变成了“神经病”的代名词,所以我小时候对住在芳村的小伙伴总是充满同情。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虽然广州盛产花木,城里自古有多处花墟,但在新年前夜举办迎春花街的习俗,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严格来说,历史上的“花街”是专指省城广州的新年花墟。但现在这个习俗在广东很多地方,以及港澳,都盛行开来。香港每年还有大型的新年花车巡游。
洋人过圣诞节,一定会在家里放一棵圣诞树,挂着各种礼物,张灯结彩,一闪一闪的。而广州人过年,则会从花街搬一盆年桔回来,摆在家里,取吉祥之意。圣诞树是死的,年桔是活的;圣诞树上挂的礼物是人放上去的,年桔上挂着的桔子则是天赐的。小时候最喜欢摘如鹌鹑蛋般大的小桔子,这种桔子酸酸甜甜,可以连皮吃,而且有很多,总是摘不完。但从小也得了教训,年桔上面挂的桔子如果很大,那必然是酸得无法入口的。想来这也挺对——如果大个的桔子很甜,拿没到年初一,小孩子一定都把它们吃光了。小时候看到年桔上挂一些红灿灿的利是封,单纯如我看到这番景象,必定会兴奋一番,不过逐渐就像我家那经常被我捉弄的小猫一样,学聪明了,知道利是封里面是没有利是的。只是对于小时候的我,这样做显得很没有诚意,用北方话说,是很不地道,用粤语说,就是有点“运吉”,后来长大了,习惯了这个世界的没有诚意,也才逐渐不以为意。
广州最有传统特色的花街,应属西湖路和荔湾路两处。这两个地段都是广州历史最悠久、“广州味”最浓郁的地方。西湖路比邻北京路,古时有湖泊,与珠江相通。现在还保存有一座叫做“药洲”的庭院遗址,是五代时土皇帝养花、种各种草药、炼丹修仙之所。近年还发掘出了西汉时南越国的水闸遗址。而荔湾路在荔枝湾,地处以前商贾聚居的西关,曾经也是河津湖泊星罗棋布之地,还种植了很多荔枝树,故名。在这两处花街,现在还能够感受到非常浓厚的老广州气息——这种气息,不是虚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因为老城区居民里面很多老人家,到了过年,一定会在家门前供奉的“门口土地”神龛前烧香烛。这种味道,混合了各家各户飘出来的团年饭必有的白切鸡、烧乳猪的香味,再配上潮湿的南方老城区陈旧古老的霉味,就是我心目中广州的“过年味”了。味觉和嗅觉,其实是最亲切可靠的记忆,难怪《追忆似水年华》,也是以主人公尝到熟悉的糕点的滋味揭幕的。
很多人喜欢团年饭之后行花街,除了买花和年桔,也多半是为了消滞、消脂。也可以在这热热闹闹的气氛中,过完一年最后的时光,迎接新岁。传统广州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小孩子要行花街“卖懒”,手提灯笼,边走边说“卖懒卖懒,卖到年卅晚,人懒我唔懒!”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这当然也是偷懒出来玩耍的完美借口。
近年来,广州花街那种特有的味道,渐渐变淡了很多。旧城区改造,新区的花街成为新宠。高楼林立之下,传统意义上那霉味、香烛味和烧乳猪味混合的“街”,变成了大广场上店铺与店铺之间的空隙,说不定还会有章鱼丸子和麻辣烫的味道。卖的东西,也不再有多少地方特色,甚至都不是过年才会买到的。
记得小时候有一年过年,爸爸带我行花街,把一个哥哥手上最后的一只气球买了回来。回到家里,气球升到客厅的屋顶,一直到过完年才泄气,当时心里还莫名的伤感了一番。现在想来,气球当然不是稀罕事,也跟过年没什么必然关系。或许是因为曾经的花街,有本事把它所卖的一切,都赋予一股浓郁的年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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