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时报记者Pepe Escobar10月7日撰文)马尼拉 — 越过马尼拉港在通多区附近有一座具有40年历史的垃圾山，名曰“烟山”，它是数万菲律宾穷人赖以维持生计的“靠山”。附近的居民从中挑拣一些仍然有用的物品卖给废品回收站，以这点微薄的收入维持一日的开支，有时甚至要在垃圾区找寻别人吃剩的食物来填饱肚子。这种场景简直就是但丁式的人间地狱。
大马尼拉发展署（MMDA）评出了全市最肮脏的10大区，“烟山”还没有位居榜首，该项“殊荣”属于帕萨伊城的16区，这里由于垃圾成堆已被通报批评225次。以腐败著称的MMDA没有致力于解决根本问题，却把精力用在做表面功夫，在城市的墙壁上到处标上五颜六色的大口号。 输出劳工 菲律宾本不应该沦落成这样的。菲律宾人常常用敬畏的眼光看着那些所谓的东北亚新兴工业化社会并扪心自问：“为何我们没有取得类似的成就？”主要原因也许是没有贯彻实施系列之二提到的土地改革，因为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奇迹已经证明，土地改革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二者进行的土地改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使国民收入的分配比较合理，刺激了国内需求并由此使国家经济向工业化发展。 与此同时，很少菲律宾人注意到一点：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化推动国民经济维持着6－10％的增长势头。但在六十年代末，由于迄今为止仍未解决的结构性问题，菲律宾经济发展嘎然而止，甚至在1994－96年出现了负增长：菲律宾的市场容量一直很狭小，主要是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造成的。 在不愿进行土地改革和贸易逆差日益扩大的情况下，马科斯独裁政府采取了出口劳动力的下策。马尼拉经济学家曾以为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但事实说明它已成为菲律宾经济最重要的生命线。在97经济危机后，菲律宾劳工汇回祖国的血汗钱使菲律宾比索没有彻底崩溃。在物价上涨和失业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不想再与垃圾为伴，唯一的出路就是在马尼拉的尼诺阿基诺国际机场买一张机票飞出国门。劳动力出口专家提格诺向笔者透露，将近10％的菲律宾人目前都是海外劳工。在大马尼拉，3户家庭中至少有一户有家庭成员在海外做苦力。 外债危机 最近，菲律宾大学和一家非政府组织联合出版了一本新著：《反发展国家：菲律宾长期的政治经济危机》。该书由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沃尔登· 贝洛和其他三位作家共同捉刀，它以令人惊骇的事实全面剖析了菲律宾经济40年来一直萎靡不振的原因。除了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外，该书还提出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没有吸引日本资本。这种观点恐怕在马拉坎南宫找不到知音。 书中指出，在1985－93年间，日本在亚太地区投资近510亿美元。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都把握了这一大好时机，取得了令人炫目的经济成就，而菲律宾却与这次机遇失之交臂。根据日本的统计资料，泰国在1987－91年间吸引了日本、香港和台湾240亿美元的投资。而菲律宾只有微不足道的16亿美元。 该书的作者推测：是不是菲律宾的腐败令日本资本望而却步呢？不全是，因为韩国当时同样腐败，而苏哈托领导下的印尼政府甚至更腐败。原因又是菲律宾寒酸的市场规模。书中指出：“日本投资者是从战略角度考虑投资，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市场有发展前景，他们才会去投资……80年代晚期的菲律宾根本没有吸引力，因为当时的马科斯政府迫于代表外国债权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压力，为了偿还巨额债务而牺牲了其他一切：发展国家经济、扩大市场规模和改善贫困状况以提高购买力。” 因此阿基诺夫人科拉松领导下的菲律宾基本上是在为马科斯独裁政府欠下的巨额外债服务，根本无力改善国家的物质、科技和教育基础设施－这一点至今也没有得到改善。为了偿还过去的外债，菲律宾陷入了更深的贫困。目睹了这种状况，日本投资家确信菲律宾所拥有的只是一个萧条的市场。 根据菲律宾民营机构飞鸟基金会最近的报告，可怜的菲律宾纳税人至少要到2025年才能还清马科斯欠下的巨债。飞鸟基金会提醒读者，“在1966年马科斯担任总统前，该国外债只有5.99亿美元，但20年后他在一片痛骂声中离开马拉坎南宫时，国家外债已达280亿美元。在1973－1982年间，国家的外债以27％的速度增长。” 菲律宾经济学家桑图斯在其著作《帝国罪恶》中估计，马科斯、费迪南和伊梅尔达“在20年里至少搜刮了100亿美元”。至于美国商界和政界的赞助人，他们当然不是清白的旁观者，“他们早在大部分菲律宾人之前就对此心知肚明。然而，美国的投资家和历届（尼克松、卡特和雷根）政府在马科斯被罢免和流亡国外前一直给予他鼎力支援。” 菲律宾经济这个烂摊子从马科斯经科拉松、拉莫斯和埃斯特拉达之手于2001年初传到了阿罗约手中。但许多马尼拉商人表示，阿罗约根本没有拿出任何发展战略。她的前任埃斯特拉达也只是混日子。《反发展国家》的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阿罗约的唯一战略就是在911事件后一头扎入布希的怀抱，把菲律宾这辆吉普车挂在美国这架B-52轰炸机上。“阿罗约最关心的是寻求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巨额投资，为此她不惜抛弃自1992年收回美军基地以来一直实行的独立外交政策”。2001年10月，阿罗约对华盛顿进行了国事访问，并获得了布希总统42亿美元的贷款和投资承诺。 问题是这笔资金大部分是永远不会兑现的空头支票，就如布希对阿富汗做出的承诺一样。何况华盛顿现在还深陷伊拉克泥潭。因此在2002年和2003年，菲律宾财政危机空前紧张，马拉坎南宫现在还在慌乱地采取财政紧缩措施以渡过难关。 菲律宾与韩国的区别 《反发展国家》最值得拜读之处在于它有力戳穿了在菲律宾及所有发展中国家流传的一个神话：一个国家贫穷是因为该国领导人腐败。该书作者谈到菲律宾问题时简直是一针见血：“确切的说是因为该国的统治精英为了自己狭隘的私利牺牲了国家的持续发展和社会正义。” 在埃斯特拉达及其亲信掌权期间，菲律宾国内贪污腐败现象猖獗，裙带关系盛行，政府官员或欺上瞒下、巧取豪夺，或以权谋私，滥用公共资源以牟取私利，致使国家经济陷入更深困境，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跌入低谷。 最近，马尼拉成立了一个由商业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天主教教会为首的联合反腐机构。前总统科拉松在进行政策演讲时义正辞严地指出，每个公民都应交纳所得税，同时行使自己的道义权利“要求政府透明执政，勇于承担责任，严惩逃税者、走私犯和其他有损公共利益者”。虽然有这番豪言壮语，成效如何还有待见证。 体现在裙带资本主义中的贪污腐败也被美国前财长鲁宾和萨默斯视为导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主因，并暗示这是所有亚洲政府的过错。但笔者不免要问：“如果腐败是导致菲律宾贫困的主因，为何那么多富裕国家同样腐败？” 最鲜明的对比要算菲律宾和韩国。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大卫· 康在其著作《裙带资本主义：韩国和菲律宾的腐败和发展》中提出了问题：“如果韩国和菲律宾都腐败成风，为何前者经济飞速发展而后者却停滞不前？” 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两国的起步是在同一水平；在50年代中期，普通菲律宾人的收入甚至稍高于韩国人；50年后，韩国人的收入增长了超过10倍，而菲律宾人的收入仅仅翻了一番。但韩国社会更平等：20％的富人的收入只相当于20％的穷人的5倍，而菲律宾却高达13倍；韩国只有7％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菲律宾高达40％。 美国也是一个腐败国家。《后坐力》的作者查默斯· 约翰逊称其为“当今世界最合法的腐败政治体制”。跟安然公司为布希竞选大吐血、哈利伯顿和Bechtel靠与政府的关系在伊拉克大发战争财相比，埃斯特拉达与他的亲信陈永栽之间的那点勾当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菲律宾当顾问时经常讽刺布希和马科斯任人唯亲。另一名经济学家萨克斯也认为：“美国的裙带资本主义简直举世无双：首先是一系列企业腐化丑闻，现在又是伊拉克承包工程丑闻。” 然而《反发展国家》的作者们强调，菲律宾“一直掌握在一个为了支配其他派系而独揽大权的政系手中。因此与韩国（或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相比，菲律宾最大的问题不是其腐败的程度，而是各执政精英之间以及这些精英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 在韩国，执政精英之间基本保持了权力平衡，并且受到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约束；而在菲律宾，权力斗争一直是公开的战争，国家是最重要的战利品。因此，正如康所指出的，腐败“一直像一个钟摆两边摇动。当某一个政治派系掌权，它就忙不叠地塞满自己的口袋，因为它知道下次掌权的可能就不是自己了。如此循环往复”。如此说来，关键的问题是“各个层次的官员都以牺牲国家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使政府成了不能推动经济发展的无能工具”。 当然，从菲律宾的历史中我们也能找到许多原因。统治菲律宾长达330年的西班牙殖民统治者从来不曾费心去建立有效的国家管理机器。在统治菲律宾的50年里，美国殖民者关心的只是建立寡头统治集团而不是国家机器。现在，菲律宾还是一个灾区，而一些泰国官员却踌躇滿志，相信泰国到2010年将发展成发达国家：这些官员认为，如果投资者想要实现投资多样化，把对中国和印度的投资转移到其他地方，那么泰国将是他们的首选，因为它“比新加坡劳动力廉价却比马来西亚的市场更大”。 《反发展国家》的结论对菲律宾人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菲律宾停滞不前和大部分人贫困潦倒是因为各政治派系的贪婪私欲扼杀了国家经济，使国家疲软得甚至无法制定发展战略，更谈不上管理国家”。在北方国家持续并且往往成功地支配南方国家的大背景下，这进一步扼杀了菲律宾按照民主和发展规则行事的潜力，从而使其行动能力更加受到限制。笔者认为“烟山”的穷人有权利知道这一点，8400万菲律宾民众就更不用说了。(h
本帖由 robin123 于 2016-7-15 17:3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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