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dootbear 于 2025-9-13 08:10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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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金融时报长篇报道：东京如何意外成为中国中产的避风港？

一代有抱负的中国新移民正开始塑造日本的人口结构、社会甚至可能的政治走向。

一位优雅的东京女性放下茶杯，转身望向咖啡馆的窗外，欣赏七月的东京。银杏大道绿意盎然，初夏阳光洒在上野公园，游人正走向日本最古老的国家博物馆。

她坦言：“我真的太喜欢这座城市了。但过去几个月，我开始改变在社区散步的路线。我现在走一些中国人不会用的小路。如今中国人太多了，到处都能听见中文……这并不是我离开的原因。”

18个月前情况还没这么严重。这位要求称呼为曹女士的前企业高管，带着孩子从中国来到东京开始新生活。那时，中国中产阶级还没将日本视为移民目标，社交媒体上的房地产博主们也还没热烈讨论在东京文京区买房的机会。

曹女士估计，2024年初，她所在公寓楼只有三户中国家庭（包括她自己）。如今已有11户，她观察到越来越多家具送货、在电梯里听到的中文对话，预示还有更多人到来。她说，一个新的中国人社区正在形成，带着她原本想逃避的嫉妒和执念。于是她计划再次搬家，去一个中国人更少的区域。

尽管心存顾虑，曹女士仍无法避免成为这股新兴移民潮的一部分。她是所谓“润日”的一员，指那些为了追求在中国难以实现的生活方式而移居日本的中产。有些人希望获得日本的永久居留权，并保留回中国经商的便利。许多人一来就没打算回去。

曹女士说自己想要融入，但不知道其他“润日”人群是否有同样想法。

这种现象在日本和中国都出乎意料。根据《金融时报》采访的二十多名东京华人，在上海等大城市的晚餐聚会里，大家热议的主题几乎都围绕如何去东京、大阪并留下来。

另一位“润日”代表、记者兼企业家张洁平在东京开了一家中文书店。

她说，聚会里有一套暗号，一旦有人问“你打算待多久？”，就表示想谈签证问题。

她说：“大家总是在谈移民。三小时的晚餐里，两小时都在聊各国签证要求、怎么离开、怎么和当地人结婚、怎么买房、怎么把父母带过去、怎么转移资金。每一顿晚餐、每一次午餐都是如此。而且所有人都在谈日本。”

在这些对话中，人们默认承认：尽管日本经历了“失落的数十年”，但很多方面依然正确。它在和平、经济自由、产权保护等全球指数中排名靠前。政治上，日本在别国失控时保持冷静，在别国僵硬时保持灵活。它有可靠的医疗、言论自由、安全的街道、优质的服务和令人惊叹的美食。

“润日”潮流背后的意识形态与东京新现实

张洁平表示，这股移民潮背后几乎带有一种意识形态色彩。“过去30年，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就是不断向外：从乡村到城镇，从小城到大城市，从大城市到美国。而现在，方向变成了东京。”

在这个历史节点做出迁徙选择，“润日”群体正在塑造未来几十年日本的人口、社会甚至政治走向。一些经济学家推测，这可能是日本迈向“移民超级大国”的早期阶段，他们期待这股创业活力能为老龄化、人口萎缩的日本带来不可或缺的动力。

但也有人担忧：中国买家推高东京房价，让许多日本人望而却步。政府被迫收紧大量中国人依靠的“经营管理”签证条件。部分人预言未来可能出现民族主义反弹，尤其在今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排外情绪的警号已可听见。东京不仅吸引想离开中国的人，也吸引中国资金。一些人纯粹把东京视作投资市场，同时保留在中国的立足点。

目前，“润日”群体赋予东京一个全新的定位。无论是在神保町咖啡馆里讽刺北京的知识分子，还是在好学区附近租房的中产阶层，又或是入驻滨水高端地段的富裕新移民，乃至在麻布、青山和赤坂“3A”高档区扎根的超级富豪，东京正被重新塑造成一个中国人聚集的避风港。

“润日”一词，泛指为追求理想生活而移居日本的中国中产企业家、白领、学者、退休人士与知识分子。

这个词结合了两个汉字：“润”意为流动或繁荣，同时因谐音“run”也暗示逃离；“日”取自“日本”。

这一说法已流传数年，但自2022年上海封城以来进入主流语境，对许多国际化中国人而言，那是心理的转折点，所谓“人生拐点”。

数字令人震惊。尽管日本从未宣布“开放移民政策”，但它悄然缓解了人口下降与劳动力短缺，非日本籍人口已增至约350万，接近总人口的3%。2024年间，外国居民平均每天增加约1000人，其中约10%为中国人。

有预测称，到明年在日中国人总数可能接近100万。

“润日”群体往往有一些共同点：相对富裕、重视教育、坚信东京房地产是保值手段，以及对丰田Alphard七座车的向往。

一位41岁的深圳籍IT工程师在丰洲站附近接孩子去课外补习时对《金融时报》表示:“是的，我就是润日，我觉得自己符合很多描述。”

他于2022年移居东京,该补习学校的中国学生比例超过10%，东京多所国际学校的中国学生申请比例也激增，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高达60%。

他的公寓就在附近的Branz高层住宅楼，可俯瞰东京湾。当地房产中介称，该楼约20%的房屋卖给了中文姓名的买家。六本木一家华人中介橱窗展示的一套三居室售价达3.5亿日元（约240万美元）。附近其他新建楼盘，包括原东京奥运村改建的庞大住宅区，中国买家的比例也同样偏高。

中国中产移民东京：教育竞争与新的出路

一位工程师说：“我和妻子想要城市生活，我们以为深圳能提供，但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更可怕的一面。一个国家可以为所欲为，却似乎不再关心中产阶级。离开家很难，但在这里开始新生活却很容易。”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与日本及日本人的第一次真正接触是以游客身份。去年有约700万中国大陆游客到访日本，这些旅行往往打破了长久以来对日本的负面印象。

曹女士第一次来东京是2017年，因她所在的贸易公司出差。她很快爱上这座城市。“到第二年我就决定要搬来。我喜欢这里安静的氛围。即便人多，依然觉得平和。”

作为单亲妈妈，她选择东京文京区定居，这里被誉为教育中心。为了让两个孩子在东京生活，她在经济上尽力支撑。当地公立和私立补习学校享有良好口碑，政府还为预算紧张的居民提供补贴。不会说日语的外来儿童也会获得额外课程。

与此同时，日本学校正在空置。2016年日本新生儿数量跌破100万，2024年只有68.6万。

在农村，这意味着不断关校，但在东京，这意味着有学位空缺。

很快，曹女士被卷入与其他中国家长的“教育军备竞赛”。“中产阶级？他们极度竞争，这正是他们来这里的一大原因。”

她展示手机上的家长群，充满焦虑和暗中较劲。话题是孩子该上私校还是公校，该考哪种考试，哪位老师是否够聪明，大家的成绩如何。这并不是她想要的。

随着文京区的中国社区扩张，孩子们开始在校外聚在一起说中文。在学校里，这已成为干扰。曹女士说：“很多中国人喜欢这样的环境，但我不喜欢”。她对下一步搬去哪里保持模糊，以免被其他“润日”跟随。

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离开祖国，去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或亚洲其他地方。

过去，中国外流的多是几乎没有资产的人。如今，中国成为高净值人群外流大国，2024年约有1.25万人移居海外。

经济不稳定和国内威权收紧催生第三类移民：中产阶级。

他们把日本当作“旭日避风港”，从上海飞来只需三小时。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MAGA运动让很多潜在中国移民将美国从首选清单划掉。还有一小部分早年移居美国的华人，即所谓“二润”，再次跳槽选择日本。

尽管东京存在区域紧张、贸易战和自然灾害风险，这座城市似乎更契合全球不确定时代。长期疲软的日元让拥有海外资产的人觉得物价低廉。至少目前，日本让高技能人才或企业主相对容易获得签证。据律师介绍，设立支持一张“经营管理”签证的公司大约需要3.5万美元资本和5,000至1万美元的行政费用。政府正计划大幅提高最低资本要求。


马云赴东京与“润日”移民潮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2021年底失势后选择迁居东京，并非巧合。一位与他交往密切的日本友人说：“更有趣的是，如今类似的考量对那些仅有马云财富极小部分的人来说也完全合理。”

马云之后，越来越多中国商界精英跟随赴日，为东京增添了吸引力。中国科技创始人低调出现在乃木坂或银座街头的身影成为中国社交媒体的话题，也引起日本保守媒体的忧虑。

但学者兼记者增友武宏提醒，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更庞大的普通中产资金流入。

他在2024年出版的《润日》一书揭示了滑雪场、森林、清酒厂、酒店、餐馆等大量产业正被中国买家收购。中国在日人口自1995年的约20万激增至如今的逾70万，而他估算其中约10万人属于“润日”群体。

过去的移民潮主要来自福建和东北，以留学生和实习生为主，资产有限、会说日语、倾向亲北京。如今的新移民大多来自中国一线城市，定居大都市核心区，拥有较多资产，但日语水平有限，对习近平政权缺乏好感。

上海媒体人James即将移居日本，他妻子持高技能签证先行。他选择东京近郊浦和定居，因房价相对便宜、教育良好。他坦言，过去大家都想着去美国，但如今因特朗普和中共党员身份问题，很多人担心签证受阻。

James说：“东京更安全。我不知道美中谁会赢，但日本在中间。日本政治理性，没有极端民族主义，也没有MAGA。这是一个正常社会。”

越来越多上海人也有同样的感受。许多人对特朗普可能的第三任期、习近平的第四任期感到厌恶。

一旦决定“润日”，移民者还要面对实际的障碍与风险，随之兴起的是由中日企业家组成的平行服务产业来解决这些问题。

东京高端楼层为中国富豪改造，日本人感到被边缘化

东京市中心至少有一家私立医院整层翻新，为富裕外国人服务，大多预期是中国人。日本最大投行扩大国内业务，专门瞄准富裕的润利群体。

两位日本餐馆老板称，东京顶尖寿司和铁板烧厨师已消失在只对中国客户开放的私人会所门后。东京上市的房产中介Ambition DX则公开宣称自己是服务润利热潮的专家。

Compass Capital创始人林亚历克斯（Alex Hayashi）表示，日本无论是金融界还是政府，都还没有意识到这波中国移民与以往完全不同。“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企业家在这里？因为他们觉得别无选择。以前人们会去新加坡，但地方太小，投资机会不足。早先也有香港人来东京，但他们并不像这一代中国人一样追求两位数的投资回报。”

最明显的影响是东京房价上涨，这也是日本民粹政客煽动公众愤怒的议题。自2022年以来，高端公寓价格和市中心低层住宅用地价格明显攀升。桝友（Masutomo）称，这股潮流令日本人震惊。日本自成为发达国家六十多年来一直认为自己是亚洲最富裕、最先进的国家，而如今，这一认知正被富裕移民挑战，更因日元疲软而显得格外屈辱。

他说：“我认为这是日本首次真正面对来自亚洲更富裕、更复杂的移民，这让日本人觉得自己在本国都变穷了。”

在东京中野一条热闹而破旧的小巷里，一位自称郭的三十多岁男子在咖啡馆见我。他2022年与妻子自北京搬来东京，四个月左右拿到工作签证。他说，很多朋友也拿到经营管理签证，有的创业，有的低价收购濒临倒闭的日本小企业。

郭在约50家专为中国人服务的房产中介之一工作，许多同事都来自腾讯、百度、阿里巴巴和美团等大公司裁员潮。他们有些去了日本科技巨头乐天，有些转行旅游业。“我们每月收到200个咨询，每周成交一两单。买家很急，因为他们看见中国房价崩塌，而东京房价稳定。”

约一半购房中国人打算自住，他们的要求很明确：房子面积要足够大，以便未来接父母来同住，或招待从中国来的亲友购物观光。“

郭说：“很重要的一点，他们要有足够大的停车位停下一辆Alphard。”。

这种丰田豪华商务车在中国要花13万美元，象征非凡身份，在日本只要约4万美元。

他说：“他们看过中国明星坐这种车出行，希望用便宜的日元买下这种体面。”

郭说，刚到东京时也遇到常见难题。非常富裕的中国人可以在新加坡或香港设立账户或空壳公司，方便把钱转入日本，或者在日本开户。但对大多数润利来说，开银行账户、把钱从中国转出来，甚至租房子，都是难题。

中国资金绕道东京：地下银行与“知识避风港”书店

为了绕过中国的资本流动限制，一个庞大的地下银行系统正在形成。郭和另外三名受访者估计，在东京的中国买家房产交易中，大约70%涉及地下银行。

运作方式是这样的：这些银行通过复杂的洗钱网络把人民币兑换成日元，其中包括在非洲创造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客户在中国把钱交给银行代表，然后预约在日本各城市的地点领取日元。现金以大批量方式运输，一名代理人说，目前最常用的容器是一只北面防水双肩包。地下银行在每笔交易中抽取高达100个基点的手续费。

郭说，大量时间都花在匿名二楼办公室的桌子上清点现金。将价值100万美元的人民币兑换成日元，大约需要一天。郭说：“必须非常低调。很多客户都是中国官员的家属。”。

几乎是“意外”成为多家中文书店创办人的张洁平出生于中国无锡，2024年搬到东京。

无锡是太湖畔一座有近750万人口的城市，和上海几乎难以区分。

张洁平从高圆寺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带路，穿过灰褐色的公寓和办公楼，中间夹杂着一些老建筑：一家宠物店、一家意大利餐厅和几家理发店。拐进居民楼后，我们在一层公寓门口停下。门牌上写着中文“非地之野”和罗马字母“Nowhere Party”。里面的房间被改造成一家小而精致的书店，出售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无法公开上架的评论、分析和批判类书籍。

这家书店今年开业，是东京大环境中的一个狭小安全空间。它在书架间预留了一块开放区域，用于举办讲座、研讨会、读书会和讨论小组，这些在中国被刻意压缩的活动。她说，这些只是一个更大线上社群的线下表达，而东京似乎鼓励这种大规模对话。

“Nowhere”是近三年来东京开设的第四家中文书店。此前的“大象街”（Daxiangjie，意为“一条道路”）和“局外人”（Juwairen，意为“陌生人”）在东京的其他地方或许更为人熟知。张洁平当了十多年记者，离开中国大陆后在台湾度过了疫情的第一年。她之前在香港，但不愿再受中国国安法影响，于是决定在台北开书店。

那家书店专门卖香港书籍给移居台湾的人。张洁平说：“起初是为他们开的，但后来我发现它可以成为所有知识流亡者的归属地”。之后，她在泰国清迈和荷兰海牙开了分店，并计划在新西兰再开一家。

她说：“书店老板要跟随人们的需求。一方面是经营者，另一方面是社区观察者。这就像一扇窗口。”

冬季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