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企业与高校正帮助解放军以尖端技术实现现代化，新的数据表明。

去年一月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人员展示了如何用人工智能在海上作战中部署可自动化的“杀伤网络（kill webs）”，并在战场变化时实时调整。

六天后，中国军方宣布该校中标一项国防合同，将这一构想变为现实。

这是自2023年初以来，上海交通大学签署的第七份公开AI相关系统开发或维护国防合同。到2024年结束前，该校又拿下七份。除海上杀伤网络项目外，学校还被要求帮助军方用分层AI模型追踪高速目标、快速生成水下无人机设计，并使无人机蜂群对电磁频率变化更敏感。

多年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直试图动员本国民用机构帮助人民解放军实现现代化，这一理念被称为“军民融合”。

在AI领域，这一行动似乎正在产生产出。

据乔治城大学研究人员周三发布的新数据，中国军方近年已走出传统的国有军工承包商与军方科研院所网络，转向数以百计的供应商，其中包括私营企业与民用高校，推动AI融入其行动与武器系统。

尽管美中两国军队都试图借助高校与私营部门的知识与创新活力，但数据表明，解放军更具系统性。安全分析人士称，这使中国在把AI编织进国防的艰巨任务上可能占得先机。

这也令美国陷入两难：一方面试图阻止中国发展可能令其军力超越美军的技术。

乔治城大学新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CSET）高级研究分析师麦克福尔（Cole McFaul）说：“仅从这份数据集看，他们的雄心之大就令人惊讶。”

他参与了数据采集。“这些技术范围如此广，说明我们在真正打击或限制中国军事现代化方面能力有限。”

周三在北京举行的阅兵中，解放军也展示了对AI的热情，信息作战与无人作战部队亮相，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台上观看。受阅装备包括空中打击无人机、无人艇与“机器狗”，这些正是军事研究者预计将大量出现在未来AI管理的冲突中的资产。

为推进军民融合，中国允许部分国防合同公开招标，其中包括美国与许多其他军队会保密的敏感系统。

CSET从解放军在2023与2024年发布的近3000份AI相关中标公告中提取供应商信息，识别出300多家多次中标的单位。私营企业、民用高校与其他传统上不被视为中国军工产业一部分的机构，占多次中标者的85%以上，并拿下多数合同。绝大多数并未受到美国制裁。

这些私营企业多为年轻公司，大多成立于2010年之后。其中中标最多的是科大讯飞数字（iFlytek Digital），它是AI语音识别公司科大讯飞（iFlytek Co.）的一个分支。科大讯飞因协助在中国对宗教少数群体的国家监控而于2019年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现已独立的科大讯飞数字因此不受该黑名单约束；其20份合同多数涉及数据处理与分析。

尽管解放军在无人机建造上倾向依赖国有军工巨头，合同数据显示私营公司也在切入。其中一家是四川腾盾科创，其TB-001“蜻蜓”重型打击无人机近年被发现在冲绳与台湾附近飞行。该公司成立于2016年，拿下7份合同，多与无人机租赁与试飞相关。

CSET审查的中标信息不包含解放军希望保密的AI系统的涉密采购，且许多合同未指明最终用户。研究人员也依赖企业自报的隶属关系，这意味着部分单位可能与更大的国有承包商存在未披露联系。

未参与CSET研究、长期研究中国高校与解放军合作的澳洲分析人士乔斯克（Alex Joske）表示，尽管如此，诸如上海交通大学所签合同等，仍证明解放军在积极借助外部专长弥补自身短板。

乔斯克说：“尤其在AI这样的领域，军队并不处于最前沿。他们确实在降低民用高校参与国防需求的壁垒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海上杀伤网络项目就是一个明例。该概念由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研究人员，与位于武汉的国家实验室与国有军工研究所工程师共同开发并测试。

研究人员在论文中称，这一构想基于美国提出的“决策中心战（decision-centric warfare）”理论，强调通过快速、有效决策让敌人失衡。他们描述了如何利用自适应算法，基于雷达、声呐与其他信息源的数据构建海上战场模型，然后用该模型协调导弹系统与无人机等军事资产以消灭目标，并根据战场变化不断调整。

为验证设想，研究人员模拟了一次敌方导弹攻击。在一个包含31个敌目标的“高烈度场景”中，系统平均用2.26秒生成由数十架无人机组成的杀伤网络。他们写道，系统能向指挥员呈现多个选项，也可设定为自动执行其认为最优的方案。

在拿到系统建造合同一周后，上海交通大学又赢得一份开发支撑该系统数据库的合同。合同未说明学校获得的具体经费，也未说明项目是否完成。

上海交通大学未回应置评请求。

中国国务院与商务部也未回应置评请求，教育部无法联系到。

CSET研究员布雷斯尼克（Sam Bresnick）表示，解放军动用像上海交通大学这样的供应商，给美国政府带来艰难抉择。

华盛顿需要确定为保持竞争力所需的投资，也要决定是将更多中国机构与企业纳入制裁，还是在可能情况下设法保留合作。

他说：“人们正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大锤式做法，因为它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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