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昂的计费费率正在推动一场人才争夺战，但这也有可能让律所变得不再团结。

律师一直以来收入不菲，但如今顶尖律师所能获得的财富甚至足以让大多数英超足球运动员脸红。

据报道，一些法律领域的“明星雨人”年收入超过三千万美元。

尽管领先的律所利润极为可观，但我并非唯一一个质疑这种薪酬繁荣是否可持续的人。

薪酬飞涨有可能破坏律所的稳定，让客户觉得被剥削，同时进一步削弱“法律是一种专业”而非“法律是一门生意”的观念。

在私募市场的繁荣以及金融和监管复杂性日益上升的背景下，由“达尔文式”的人才争夺战所驱动，企业律所不断提高薪酬，以吸引明星律师并防止他们跳槽。

即便是刚刚取得资格的英国律师，如今也被承诺年薪可达18万英镑（24万美元）（而就在几年前，他们能拿到10万英镑就已经算幸运了），因为精英美资律所希望扩大其在伦敦的业务规模。本土的“魔术圈”律所被迫提高薪资以保持竞争力，这甚至引发了“律师是新的银行家”的说法。

不用说，美国律所的合伙人收入是这一数字的数倍，下文可见。

顶尖美国律所合伙人正赚取巨额收入

当然，这些收入是用来补偿每天12小时的工作时间和可能导致倦怠、损害家庭和朋友关系的繁重工作量的；一些高收入律师甚至抱怨，这些钱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好花。（此处请配上小提琴哀曲……）但薪酬的上涨也得益于律所能够向客户收取更高的费用，这意味着企业、基金及其投资者才是最终埋单的人。

美国律所合伙人薪酬在十年内翻了一番

律师薪酬曾经遵循一种可预测的公式：

职位越高，收入越高。

但这种所谓的“锁步制”在争夺能带来高价值并购、主权财富基金以及私募基金业务的高绩效律师的竞争中逐渐失宠。

像Kirkland & Ellis LLP这样的美国律所以更重视创收能力和为明星律师支付高薪而闻名。

随着竞争对手采用类似做法，根据《美国律师》收集的数据，顶级律所中收入最高的合伙人与收入最低的合伙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扩大至12比1；而十年前，这一比例约为3比1。（据报道，Kirkland去年的净利润率约为60%，股权合伙人的平均利润同比增长16%，达到925万美元；该律所否认其做法是鼓励个人成功高于团队合作。）

为了在引进昂贵的外部高薪人才的同时避免稀释现有合伙人的利润分成，律所设立了一个非股权合伙人层级，这些人的工作时间仍可按高费率计费。而那些即便获得了正式合伙人身份却未能维持业绩的人，则会被“去股权化”，也就是被降级为单纯的薪资制职位。

这一切听起来充满了分裂性，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像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 LLP这样的律所采用了所谓的“黑箱薪酬”制度，防止合伙人知道同事的薪资水平。

尽管出现了一些替代性的收费安排，尤其是在知识产权和劳动事务领域，但“计时收费”，这种奖励纯粹努力而非价值创造或效率的制度，仍然是金科玉律。

遗憾的是，根据法律招聘公司Major, Lindsey & Africa（MLA）的调查数据，过去十年，大律所合伙人的平均计费费率上涨了83%，达到每小时1100多美元。

而在此期间，总体可计费工时基本保持不变。

据富国银行（Wells Fargo & Co.）法律银行部门的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律所收入增长13%，其中9%的增幅来自于计费费率的提高。据报道，美国顶级合伙人的小时费率如今高达三千美元，而部分经验丰富的律师助理的收费也接近两千美元/小时。

英国顶级律所自2019年以来将计费费率提高了40%

客户显然认为他们得到了相应的价值，否则他们不会付这么多钱。富国银行（Wells Fargo）法律银行部门的高级顾问伯曼（Owen Burman）对我说：“律所提高费率并不是因为薪资上涨，而是因为有需求。就像其他行业一样，律所会收取市场能够接受的价格。我们没有听到太多反对的声音。”

也许企业的法律预算值得更多审查。在生成式AI时代，由低级别员工所开具的账单金额无疑将更难被合理化（尽管一些专家认为，这项技术可能会让顶尖律师收费更高）。然而，与潜在的法律责任或一笔金融交易的规模相比，外部律师的费用也许显得微不足道。

毕竟，像Alphabet公司和苹果公司这样的企业的顶级内部律师，年薪也超过2500万美元。

的确，高昂的费用有时能够传递出声望或质量；客户通常厌恶风险（也就是“没人会因为雇了Cravath而被解雇”），而一家提供低价服务的律所可能会无意中传递出“他们的服务不值得付钱”的信号。此外，随着合作关系在时间中逐步建立，客户也会因为这种关系而不愿仅仅为了节省费用就转向另一家律所。

然而，私募股权客户关系往往与特定律师绑定，这使得这些关系比大型银行或企业的关系更具“可迁移性”，法律招聘咨询公司Edwards Gibson的总监斯科特·吉布森（Scott Gibson）对我表示。

因此，这些“明星雨人”律师可以预期会收到大量的高薪邀请以跳槽。根据MLA的调查，一家律所合伙人开拓新业务的能力已成为决定其薪酬的主导因素，占薪酬差异的近三分之二。

2024年，律所宣布在伦敦招聘创纪录的548名合伙人，比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近五分之一；而今年上半年，招聘活动更是进一步加速。

然而，外部招聘和薪酬差距可能会削弱支撑律所的协作与共同目标，造成更趋功利化、潜在不稳定的环境。

吉布森对本报记者表示：“太多的横向招聘会滋生不满。超级精英律所可能在结构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脆弱。”因为如果利润因某种原因突然下降，高收入者可能会迅速跳槽去别处寻找更好的机会。

当特朗普政府今年早些时候针对知名律所，撤销安全许可并威胁客户失去政府合同时，魏斯（Paul, Weiss）是那些选择达成协议的律所之一；在此之前，竞争对手曾试图说服其客户和律师离开，这一度威胁到该律所的生存，正如其主席卡普（Brad Karp）所警告的那样。

只要经济继续平稳运行，律师的高薪盛宴可能就会持续下去。

但律师、律所和他们的客户都可能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当顶级律师年薪三千万美元时，谁来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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