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福建福耀科技大学正式官宣，“宝藏校长”王树国作为首任校长的身份。

在创办人曹德旺先生和王校长的口中，“对标斯坦福”的办学理念反复被提及。

在美国硅谷，最让人肃然起敬的不是惠普、谷歌、因特尔这些科技巨头，反而是斯坦福这所私立大学。

当人们开始集中讨论一所学校对中国未来的意义时，似乎有必要再把大洋彼岸的斯坦福重新理解一番。

斯坦福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们哪所大学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斯坦福呢？

“我是义务工作者，我一分钱工资都没有……我们都是付出，包括曹先生也是付出……”

王校长把这解释为“一个理念，一个理想”，网友一下子就被感动哭了。

事实上，斯坦福就是一所纯粹为情怀而建的学校。

1884年3月，第8任加州州长，同时是铁路大亨的利兰·斯坦福（Amasa Leland Stanford），唯一的儿子小斯坦福因为伤寒高烧，在欧洲去世了。

这给老来得子的斯坦福夫妇带来沉重打击。

此后的五个星期里，斯坦福把自己关在巴黎的旅馆内，不断地修改遗书。当他从房间里出来时，他对妻子说：“从今天起，所有加州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

两年后，这个信念具化成了斯坦福大学创办基金，既是为了纪念小斯坦福的去世，也是为未来的加州祝福。

斯坦福大学校园

克服了重重困难，1891年斯坦福大学正式开学，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吹拂。”

斯坦福效仿东部的康奈尔大学，成为西部第一所男女同校、非宗教性质的文理大学，并请来了教育理念非常接近的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校长戴维·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来当首任校长。

招收的第一批555名学生中，就包括后来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

斯坦福大学的创立，前后获得了斯坦福夫妇4000万美元的捐助，购买力大约相当于2024年的14亿美元；另外还有8180英亩校属土地，相当于33.1平方公里。

这样一个传奇又无私的起点，确实扎扎实实地影响了这所学校的文化基因，用斯坦福夫妇写在基金会协议文本中的条款来说，就是：

“受托人有义务建立一个教育系统，教导学生在毕业后能找到他们所要追求的理想，并使他们听从内心对于生命意义的呼唤。”

而后一百多年，这股理想主义的风，裹挟着两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吹遍整个旧金山湾区，影响了全世界。

斯坦福与科技产业的深度绑定结合，对科技公司的孵化，几乎是21世纪科技界最重要的事之一。

在这件事上，发挥了最大作用的“教父”，是斯坦福电机系教授、后来的教务长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

1910年，特曼的父亲作为心理学家和优生学家，被斯坦福聘为教授，举家来到加州生活。

在这样的环境里，特曼长成了狂热的无线电爱好者，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又到波士顿理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前身）师从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读完博士。

这位导师和这样的经历，给特曼产生无比重要的影响，因为布什不仅自己是模拟计算机的发明人，同时领导了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 （OSRD），是曼哈顿计划的发起人，相当于手握美利坚国防科工的资源与决策大权。

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

特曼以顶尖无线电专家身份回到斯坦福，顺便把哈佛无线电研究实验室的11位同事全部带到了西海岸，让斯坦福真正成为“冷战”期间国家安全部、中央情报局、海军和空军的科研中心。

有过大萧条危机和科研服务战争两段经历后，特曼从心底里鼓励研究生毕业后去创业而不是去读博士，尽可能到产业中去做事；鼓励教授到企业中参与咨询，他本人和其他教授也成为投资理事会的成员。

他一脚踹开了大学的学术大门，如果谁对斯坦福的科研成果有兴趣，签一个合同就可以拿去。

当时，没有一个学校这么做，但斯坦福开始了。

从大学孵化企业，最早、最成功、最典型的个例，当数特曼对惠普公司的扶植了。

1937年前后，当两个优秀的斯坦福毕业生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戴维点·帕卡德（David Packard）决定一起“做点事情”时，特曼为帕卡德争取到了一份研究生奖学金。

1939年元旦，惠普公司正式成立，为了解决资金困难，特曼从当时主要的一家军工承包商Sperry Gyroscope那里给他们借到了1000美元，其中500美元购置设备，另外500美元作为已婚的帕卡德的工资。

惠普首款产品HP-200B音频振荡器

当休利特把在大学里设计的音频振荡器拿出来，用“HP-200A”的型号准备销售时，特曼又推荐了他人脉所及的几十个客户。

终于，迪士尼以71.5美元的单价订购了八台改进的HP-200B，用来对动画片《幻想曲》的音响进行测试开发，这笔合同让幼小的惠普公司正式走上了正轨。

特曼这样评价两位高徒：“他们在任何环境中都能迅速掌握必需的东西，达到高超的水平。办公司，他们无须指点。他们边干边学，很快就能掌握所需的东西。他们学习的速度比问题冒出来的速度快。”

此后的惠普成为整个硅谷的科技公司标杆，超过70年的时间里都稳步增长，从未亏损。

1977年，休利特和帕卡德向斯坦福大学捐赠920万美元，建造了现代化的特曼工程学中心（Terman Engineering Center）。

两人已经功成名就，在1980年持有的惠普公司股票价值合计达到3160亿美元。

1989年，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HP）最初在艾迪生大街367号的那间车库被加州政府定为历史文物，命名为“硅谷诞生地”。

特曼作为良师益友，功不可没。

当地政府为惠普成立时的车库立下的“硅谷诞生地”铜牌

但上世纪50年代之前的“硅谷”还不是硅谷，而是微波谷（Microwave Valley），代表产品为超短波真空管、返波管和行波管等等。

“冷战”刺激了大量军工需求，特曼就拉上整个斯坦福的力量提供科研服务。

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在这里有实验室。

位于山景城半军半民的塞维亚电子国防实验室（Sylvania EDL），主任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就是斯坦福毕业生，后面还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的国防部长。

实验室雇用了包括特曼在内的斯坦福教授搞科研，有1300多人，合同额达1800万美元。

借着一系列机会，1951年，已是教务长的特曼推动斯坦福，把靠近帕洛阿尔托的部分校园地皮（约580英亩）划出来成立了斯坦福工业园区，兴建研究所、实验室、办公写字楼等。

既能实现租金回报，又方便产教融合，世界上第一个高校工业园区诞生了。

东海岸的通用电气终于也坐不住了，在1954年把微波实验室搬进了硅谷的斯坦福工业园区。当时通用电气最好的40位科学家和工程师中有16人来自斯坦福。

真正把硅带进了硅谷的，是另一位关键人物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

20世纪末，当贝尔实验室回顾其在20世纪的发明时认为，贝尔实验室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发明是晶体三极管和计算机操作系统UNIX。

其中，晶体三极管的发明人肖克利、巴丁、布拉顿因此分享了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肖克利不满足于这些，他想用他的晶体三极管创造一个新工业，并以此致富。

肖克利想到了加州老家和斯坦福，他给特曼打了个电话，特曼说：“来北加州吧。”

特曼在第一时间给肖克利写了信，告诉他，斯坦福已将晶体三极管工艺和理论纳入教材，而那些电子专业的学生，将是他新公司员工的来源。

又是特曼的热诚及影响力，打动了肖克利。

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建在了圣克拉拉（Santa Clara），离斯坦福只有5英里。

但肖克利实在是一位糟糕的管理者，没多久公司就关门了。

历史的玄妙就在这里，幸亏肖克利不是个好老板，让8位天才员工离他而去，否则这世上就不会有仙童（Fairchild）半导体公司了。

“叛逆八人帮”

作为首个风投起家的公司，仙童把世界猛烈地拉进了硅谷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在美国西海岸开启。

仙童实现了肖克利在晶体三极管上未完成的事业，实现批量生产销售，又率先提出了商业化生产集成电路的方法。

到1965年，成立不到10年的仙童，与得州仪器、摩托罗拉一起，成为半导体产业的三巨头。

但与此同时，叛逆的硅谷性格也让仙童的人才开始陆续流失。

在上世纪60年代末，仙童半导体前雇员离开创办了38家公司，上世纪70年代初达41家；到1984年，直接或间接地从仙童半导体分出来的公司达到70多家，其中包括了赫赫有名的因特尔（Intel）、摩尔电子公司（Molectro）、AMD等等。

1969年，在阳光谷（Sunnyvale）举行的一次半导体产业头面人物的会议上，与会的400人中，只有24人不是仙童半导体的前雇员。

苹果公司的乔布斯这样说：“仙童半导体是成熟的蒲公英，一经风吹，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散。”

可以说，是特曼请来的肖克利让“硅”在湾区扎下根，却长出了仙童这个主干，最终有了遮天蔽日的繁茂枝叶。

到20世纪末，斯坦福第10任校长约翰·亨尼斯（John Hennessy），又助推了硅谷的“寒武纪爆发”。

亨尼斯在斯坦福的经历，是斯坦福教学与企业相结合的典型。

亨尼斯本人就是计算机专家，他重新定义了微处理器（CPU）架构，也在1977年加盟斯坦福任电机系助理教授。

可他根本没怎么在学校里待着，1984年他合伙创办了大名鼎鼎的精简指令集微处理器公司（RISC），同时担任CEO和CTO，到1992年以3.33亿美元价格把公司卖给了硅图公司（Silicon Graphics Inc），期间还在1986年顺便升了个正教授。

整个上世纪90年代他历任计算机系系主任、工学院院长、教务长。

但也没耽误他在1998年，和斯坦福华人女教授孟怀萦共同创立创锐讯通信公司（Atheros），还拿到了风险投资，还出任公司董事长。

等公司在2004年上市时，亨尼斯已经当了四年斯坦福校长了。

2011年，高通（Qualcomm）以37亿美元收购创锐讯通信公司时，他离从校长任上退休还有5年时间。

亨尼斯除了现在还是Google（后来的 Alphabet Inc.）的董事局主席，还担任过思科公司（Cisco Systems）、 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会（由Intel联合创始人摩尔夫妇创立）等的董事会成员。

这样“不务正业”的校长，你见过吗？

但他就是斯坦福的校长，而且还是非常成功的校长。

亨尼斯帮助过很多学生创业。

20世纪90年代中期，雅虎创始人杨致远和大卫·费罗（David Filo）带他参观了他们在校园拖车里的办公室。他们向亨尼斯展示了互联网站点目录数据库。亨尼斯看后，意识到网络将改变人们的沟通方式，于是给了他们大力支持。

1998年，亨尼斯支持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开发他们的搜索软件。

由于斯坦福拥有谷歌搜索技术的专利，2005年，斯坦福以该技术换取了谷歌授权股票，获利3.36亿美元。

在斯坦福帮助它的师生创业的同时，也为自己获得了大量的捐款。

在亨尼斯12年的校长任期中，斯坦福得到了170亿美元的捐款。这些年，斯坦福得到的捐款比任何其他美国大学都多。

钱这样搞，才叫高级。

在过去50年中，硅谷由斯坦福教授、学生和毕业生创办的公司达1200多家，目前50%以上的硅谷产品来自斯坦福校友的公司。

如果算上惠普的收入，1988-1996年由斯坦福人的企业创造的收入占硅谷总收入的60%。不算惠普，该比例为50%。

亨尼斯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大学的一部分，他鼓励教授和企业联合。斯坦福师生有一个共同信念，他们认为他们的创新会让世界更美好。

斯坦福的教授们从特曼开始就有投资自己学生公司的传统，到了亨尼斯这里成了师生共同创业的传统，他们能很快把学术成果商业化。

斯坦福专利办公室把超过8000项学校专利授权给了企业，换回来13亿美元的专利费。

包括惠普、仙童半导体、硅图、升阳（Sun Microsystems）、思科、雅虎、eBay、谷歌、领英（LinkedIn）、特斯拉汽车公司等等公司，都孵化自斯坦福。

人类信息革命的四梁八柱，一半多都在这了，这才是硅谷深层意义所在。

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在浙大硕士研究生期间，就师从计算机视觉和机器人专家项志宇，而毕业论文题目是《基于低成本PTZ摄像机的目标跟踪算法研究》。

云深处创始人朱秋国，是浙大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子湖畔，与浙大玉泉校区一墙之隔，占地面积仅6000平方米的石虎山机器人创新基地，分布着12个创新工坊，以及31家机器人、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网上爆火的机器人（狗）、机器球，不少都是在这里研发孵化的，堪称中国机器人“幼儿园”。

作为同样是有情怀的企业家资助的大学，新福耀科大的制度性约束更少，想象空间更大。

王树国校长在采访中直言：

“从本科生就开始（实施）个性化的培养方案，那个批量生产模式，按一个标准一个模式来考核学生，那个时代过去了！这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价值所在，我们能不能蹚出一条路来，就像当年的深圳一样！”

要用全球顶尖的师资智慧，要用全球顶级的教材，要跨语种授课！

有斯坦福、特曼、亨尼斯这样的“教父”引领，有二战后美国综合国力的加持，有学术与产业双向流动的机制，美国西海岸就诞生了光芒四射的硅谷。

斯坦福，是大学，更是一个创新加速器。

而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恰恰是类似于斯坦福，能打通学术理论到产业创新任督二脉的机构。

同样地，当所有有利条件在中国这个“炼丹炉”内聚集时，炼出中国科技新未来，只是个时间问题。

创新加速器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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