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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前的浪潮

    “你是当时甲骨文把你派到中国来工作的是吧,那是几几年?”

    “那是1996年。”

    “1996年是不是张朝阳已经创办了搜狐?”

    “没有,互联网那波最早也要1997、1998年。”

    “是不是当时张树新在做瀛海威?那时候中关村还是一个’大倒爷’的地方,好像刘强东就在中关村攒电脑呢。”

    ……

    北京的冬天,望京附近的一家酒店,西装搭牛仔裤的俞敏洪和携程董事长梁建章坐下来做一场朋友间的“闲谈”,这是《酌见》第二季的第二期。对谈才刚开始,话题很快被两人的共同记忆拉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从中国互联网的兴起、中关村的创业浪潮、到携程的创立,这些两人信手拈来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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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酌见》第二季

    1990年代末,北京、上海、深圳的创业者涌入互联网,大家对“线上经济”还一知半解,甚至很多人不相信互联网可以赚钱。但在中关村,一群年轻人已经在摆弄服务器、搭建网站,试图从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里挖掘机会。

    “我记得你们创办的时候,我到机场去,到处都有人给我塞携程的卡。”俞敏洪笑着回忆,“(你们有)无数的人在机场。”

    梁建章点头:“对,这不是我们的创新,是我们借鉴了传统旅行社的一种模式,很有效。”

    俞敏洪记忆中的这些“携程小卡片”,最早只是一张比名片稍大的淡黄色塑料小卡片。卡片上面只印着一个酒店预订电话,设计简单,甚至做工有些粗糙。但正是这样一张卡,改变了无数人的出行方式。上世纪90年代末,出差的企业采购和销售人员随处可见,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去一个陌生城市住宿仍是一件麻烦事:他们不知道有哪些酒店,不清楚房价,还得提前四处打听。找不到住的地方,最后只能挤在小旅馆里,甚至打地铺。

    这一切,在携程发卡大军出现在全国各大机场、商务区、开发区之后,慢慢改变了。穿着衬衫西裤的发卡员穿梭在陆家嘴、淮海路的写字楼里,一张张地派发卡片。有时候,为了不被保安赶出来,他们佯装成租办公室的客商,掩护同伴逐层拜访公司。

    从1999年起之后的六年时间时间,携程发出了10亿张卡,几乎中国人手一张。这不仅让携程积累了庞大的用户群,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出行方式——从“得靠熟人帮忙”到“说走就走”,短短几年间,订机票、订酒店变成了一件触手可及的事。

    这仅仅是那个年代,互联网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无数例子之一。

    1990年代末的中国,互联网还是一个模糊而新奇的概念,没人能准确预测它会如何改变社会。但在北京、杭州、深圳,一群创业者已经开始尝试把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变成现实。马云在杭州的公寓里召集了17个人,试图在互联网上卖东西,但没人能说清“电子商务”到底是什么;张朝阳在搜狐推出了国内最早的新闻门户,试图让人们摆脱报纸的束缚;而在深圳,腾讯的QQ正成为年轻人之间最流行的社交方式。

    在这股浪潮之中,梁建章和他的合伙人们创立了携程。

    “我们做旅游,主要是因为喜欢旅游。”梁建章回忆。90年代末,梁建章和几位合伙人都热衷旅行,但当时人们订酒店、订机票都是个麻烦事——买东西还能去线下商场,订机票和酒店却只能打电话、找旅行社,信息完全不透明。旅行社赚取的差价过高,用户被层层盘剥,而酒店也希望有更高效的预订渠道。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在线旅游预订,可能比电子商务更容易跑通。

    1999年5月,携程在上海南丹路80号的天文大楼正式成立,成为中国最早的互联网旅游公司之一。公司初创时,团队还不到二十人,办公空间不过150平方米,条件简陋,甚至连像样的会议室都没有。

    彼时,梁建章仍是兼职身份,白天在甲骨文上班,晚上和合伙人们挤在狭小的办公室里,他常常一边写代码,一边讨论如何优化订单流程。合伙人们都身兼数职,一边开发网站,一边给酒店、航空公司打电话,希望能谈下合作。

    与梁建章的对话,自然也聊到了合伙人的问题。正如俞敏洪介绍的那样,中国有三大知名的合伙人故事:一个是冯仑、潘石屹、王功权,他们一起创建万通,书写了房地产界的合伙传奇;一个是梁建章、沈南鹏、季琦、范敏,他们在旅游和投资领域各自开辟了独特的商业版图;还有一个,是他自己与徐小平、王强,三人共同创办新东方,后来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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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酌见》第二季

    “我想跟你聊一聊,这种朋友在一起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合伙创企业,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弊病?” 俞敏洪问。

    梁建章笑了笑,说:“我觉得互补很重要,肯定会有摩擦的。除非一开始某一个人明显强于其他人,那他就是说了算。我们那几个人背景也不一样,过程当中肯定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强,觉得自己更适合,肯定会有一定的摩擦和紧张。但只要是互补的,最后大家会找到自己不同的领域。”

    携程创立之初,四位合伙人各有所长。梁建章是典型的理工科思维,逻辑清晰,做事严谨,善于用数据和模型思考问题;沈南鹏精于资本运作,后来成为红杉资本的领军人物;范敏是行业老兵,擅长推动业务落地;季琦则是一个天生的创业者,在携程之后,他先后创办了如家、汉庭等连锁酒店品牌。

    “你们有没有四个人像我和徐小平、王强那样,吵到天翻地覆的时候?” 俞敏洪笑着问。

    “我们也有关系紧张的阶段,但现在回过头看来,大家都觉得那段时间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梁建章说,“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虽然有很多摩擦,但最后还是埋下了一个成功的种子。”

    1999年底,携程获得IDG的50万美元投资,投资方提出需要调整管理架构,以便让业务扩展更快。梁建章很快做出决定,他认为自己更擅长技术和产品,愿意退居幕后。

    “我觉得你性格里面有一个点,该让步的时候还是让步。” 俞敏洪说。

    在创业初期,这个调整确保了公司在关键阶段的稳定发展。季琦短暂担任CEO后,很快又将公司交还给梁建章,而他自己则转身去创办了如家酒店。

    回头来看,每个人都在最适合自己的领域里继续前行。而归根结底,都是时代齿轮与个人奋斗的交织。

    “那个时候刚好是中国互联网一个大的机会浪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抓住了(机会)。”25年后,回忆起当年的起点时,梁建章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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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创始人那样背水一战”

    在一家面馆里,梁建章和俞敏洪一边吃着羊肉面,一边聊起人生选择。俞敏洪曾说,战争年代容易成就将军,而改革开放带来了企业家的崛起。他自己从农村考入北大,最终创办新东方,也得益于时代给予的机会。这天,在面馆里,他与梁建章聊起这些,话题自然地转向了梁建章的成长经历。

    梁建章的求学经历,是一个“超优等生”的故事。他1969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从事稳定的工作,家庭条件虽算不上优越,但足以支撑他自由地探索兴趣。从小,他便对数学和计算机展现出浓厚的兴趣,13岁时加入计算机兴趣小组,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的指导下学习编程。不久后,他写出了一款能自动作格律诗的软件,并在全国计算机编程大赛上获得金奖。为了掌握更深的数学知识,他自学了高等数学,仅用几个月便掌握了大学课程。16岁时,他考入复旦大学少年班,但仅仅一年后,他又决定前往美国深造,进入乔治亚理工学院,并在四年内完成了本科和硕士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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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酌见》第二季

    1991年,硕士毕业后,他加入硅谷的甲骨文公司,从事数据库研发。工作初期,他专注于技术,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开始意识到,仅仅掌握技术并不能帮助他真正理解商业世界的运作。他主动申请转岗到ERP(企业资源计划)部门,开始接触企业客户,积累管理经验。这段经历让他对技术如何服务商业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也为他日后回国创业埋下了伏笔。

    俞敏洪做《酌见》的初衷之一,就是让外界看到真实的创业者,而不是那些被符号化的“企业大佬”形象。在他看来,很多人对企业家的印象,要么是成功学故事,要么是对财富的想象,真正的创业经历和抉择往往被忽略。而相比严肃的商业访谈,他更相信,真正的交流,往往发生在放松的氛围里。

    吃完羊肉面,他顺手拿起酒杯,笑着说道:“过去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喝一斤白酒,但现在会控制,因为喝多了第二天会不舒服。”梁建章笑了起来。

    出了餐馆,两人一起散步,这时俞敏洪提起:“现在美国有个词叫‘founder’smode’,主要核心观点是,职业经理人去管公司这个模式已经失效了,只有创始人才能真正把公司做得比较好。”

    携程的历史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从成立至今,公司已经经历了三次重大危机,每一次都考验着它的生存能力。

    第一次是2003年非典时期,旅游行业受到重创,许多企业为了控制成本选择裁员。携程董事会上也有类似的声音,但梁建章坚持认为,非典总会过去,市场迟早会迎来复苏。“当时我的判断是,如果行业回暖,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团队和准备好的业务,才能抓住反弹的机会。”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非典结束后,旅游需求迅速恢复,携程因为没有裁员,在竞争中抢占了更大的市场份额,并在同年年底成功登陆纳斯达克。

    2013年,移动互联网的冲击让携程股价跌去三分之二。那时,梁建章已经远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但携程面临着“去哪儿”等竞争对手的挑战,公司管理层找到他,希望他能回归掌舵。回归后,他推动携程全面转向移动互联网,仅用八个月时间,公司重新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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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酌见》第二季

    2020年,全球旅行业停滞,携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次,梁建章选择了亲自上阵做直播,开始了一场新的尝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共直播了37场,累计观看人次过亿,为公司带来了超过40亿元的预售额,帮助携程熬过最艰难的时期。

    “你对携程的每一次变革,从危机中间挽救过来又继续往前走,到今天为止,确实你的功劳是不可否认的。”俞敏洪说。

    梁建章说了自己的思考:“职业经理人这个东西很多东西是可以总结出来的,很多东西就像MBA上的课一样的东西,就是书本里可以学到,然后可以复制的,没有那么稀缺,真正不可复制的稀缺的东西,是创新的东西。创新不是职业经理人看不到,创始人也不是说一定是最能干的,但是创新需要变革,变革需要巨大的风险和巨大的投入成本,职业经理人从利益上,从激励上,他没有看得那么长远。”

    同样身为创始人的俞敏洪表示理解:“他(职业经理人)不敢像创始人那样背水一战。”



    “你是天生的战略家,

    我是天生的吃喝玩乐家”

    北京对谈后,两人再次见面是在深圳,冬天的南方气温舒适,俞敏洪穿着卫衣,头戴鸭舌帽,看上去比往常更为松弛。此前他刚完成了一场计划多年的旅行,并在2024年出版了新书《我从雪域走过》,记录了这次长达21天的西藏自驾之旅。

    俞敏洪笑着对梁建章说:“你站在国家未来几十年的趋势上思考问题,而我更愿意站在个体的角度,体验生命。你是天生的战略家,我是天生的吃喝玩乐家。”

    过去二十多年,梁建章的身份几经转换,从互联网创业者到经济学研究者,再到长期关注人口问题的学者,公共政策的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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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酌见》第二季

    梁建章说,他也在思考旅行的意义。“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旅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有意义的。人类的进步和旅行密切相关,人生意义的追求,旅行应该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种思考,在他去年出版的新书《创新主义》中,也有所延续。在书的最后,他谈到了旅行的意义——人类历史上,迁徙、贸易、航海探索都极大促进了创新,而未来,旅行的边界或许会延伸到宇宙。书中写道:“旅行可以促进创新,也可以分散风险和促进传承。在人类进化史上,很多部落因各种原因消失,但幸运的是,还有许多分支因旅行而散落世界各地,最终形成了我们的文明。”

    如果说旅行是一种短暂的流动,人口迁徙则是影响深远的长期变革。人口的流动、城市的变化,往往决定了社会活力的走向。从携程到人口经济学,从旅游行业到社会发展,他的关注点始终围绕着资源如何配置,社会如何保持活力。

    2007年,他辞去携程CEO职务,赴斯坦福攻读经济学博士,开始研究人口结构如何影响创新,以及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他关注到日本在老龄化后经济增速放缓,并开始思考中国可能面临的类似问题。他的观点在2012年出版的《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中得到系统阐述,书中提出,人口增长并非单纯的负担,而是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

    这一观点引发了争议。支持者认为,他的分析揭示了人口结构对经济的深远影响,而批评者则认为,他的表述过于绝对,甚至带有危言耸听的倾向。面对不同声音,他并未止步,而是通过社交媒体持续讨论相关议题,并联合经济学者推动政策调整。2012年,他与多位学者发起建议书,呼吁放开计划生育政策。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他的倡议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共讨论的一部分。

    生育率下降的现实问题,也让俞敏洪开始关注相关讨论。去年,他与梁建章在一次公开对谈中探讨了这个议题。两人都认为,经济压力是年轻人生育意愿低的重要原因,教育成本高昂,机会成本巨大,尤其是女性在职场和家庭中的时间分配问题,使得许多家庭望而却步。梁建章提出,政府应当在财政上加大支持力度,直接补贴生育成本,同时通过灵活办公、普惠托育等方式降低女性的生育负担。而俞敏洪则更关注教育体系,认为当前的竞争压力过高,使得家庭在孩子教育上的投入过度,影响了整体生育意愿。他提出,真正的教育改革应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让养育孩子成为可承受的生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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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酌见》第二季

    但争议永远存在,俞敏洪问道:“你怎么看?”

    “如果所有人都认可你的观点,那就不叫创新了,”梁建章说,“创新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学术上,都一定会有不被接受的部分。你今天提出一个观点,90%的人反对,但如果几年后,只有50%的人反对,那就说明你的市场份额扩大了五倍。”



    “人生总要做一些选择”

    “如果让你在‘人口经济专家’和‘携程创始人’之间选一个,你会选哪个?”俞敏洪问道。

    梁建章想了想,说:“如果从社会价值来看,人口研究当然更重要。但我也越来越觉得,旅行的意义远远不只是商业,它与人的生命体验、与社会的发展,都息息相关。”

    俞敏洪也曾问过自己类似的问题:是去旅行,还是继续经营新东方?

    过去,他总觉得自己离不开那些日常的事务,直到西藏之行之后才意识到,或许真正被困住的是自己。在317北线上,他从成都出发,穿越色达、昌都、阿里,一路向西到仁波齐,再抵达珠峰。沿途的地貌变幻、民族文化交汇,让他对时间和生命有了新的体会。在书中,他写道,人们总以为事情离不开自己,但往往最后是自己离不开那些事情。旅行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跨越,更是一种与世界和自我的对话。

    这趟旅程让他更加坚定了一个想法:向世界的告别,随时都可能发生。他的很多朋友,或因疾病,或因意外,突然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他不知道未来和意外哪个会先到。真正想通之后,便不再犹豫,想做的事情就该去做,因为明天是否还能站在这个世界上,是无人知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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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酌见》第二季

    “其实,我之所以有这个思考,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新东方,也不是不喜欢东方甄选,而是我已经63岁了,人生总要做一些选择。”

    他想象过,假如有一天站在人生终点回望过去——如果自己没有去过想去的地方,没有体验过想体验的生活,那一定会遗憾。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梁建章的答案,他们这类人总是不想停下脚步,从创始人到学者,看似跨越了多个领域,但其中的逻辑始终一致。他并不满足于已有。他对俞敏洪说,“我总是不安于现状,所以喜欢转工作。你总会更喜欢新奇的东西。太舒服了,也就觉得不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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