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柬埔寨大选还有六天。”

敲下这一行字的时候，我正在匆忙收拾又一次离别的感伤，准备告别胡志明市前往雅加达。游记写作的任务来得突然，但也没有打乱我时隔三年后的首个长途旅行计划。离开柬埔寨之后，我又马不停蹄地去了泰国、越南、印尼和马来西亚，关于这整整一个月的东南亚记忆混杂在一起，要独独拎出来回忆在柬埔寨的日子，说容易，其实也难。那些一开始被详细记录在脑海和社交平台里的新鲜事物都被时间和同质化的撞击给冲散了。



暹粒挺热，但经历了更炎热的河内之后，对暹粒的气候印象也只剩下一个模糊的体感温度。刚到暹粒的时候，记得有几个外国友人跟我聊聊天气开启话题，“你觉得是暹粒热还是北京热？”我总是斩钉截铁地回答北京。同样的问题在后面几个国家也时常听到，而我的答案从未改变。现在想来，东南亚很热，也只是我对这篇熟悉而陌生的土地的刻板印象之一罢了。

组委会给定分配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小组组员，和随机搭配的夜晚畅游暹粒的旅行搭子满足了我见人的兴趣。有意思的是，每一晚我都混迹在截然不同的一伙人中出行，社交的丰富程度让我彻底打消了“我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内向的人”的念头。与其说此行去柬埔寨是和柬埔寨的人事物打交道，不如说是和东盟成员国的其他朋友一起在暹粒这个大容器里共度了七天。暹粒像是热情的催化剂，中止了我的独处时间。中国人的确爱热闹，所以在活动结束后得知有部分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是“吵”、“爱抱团”时，我丝毫不意外。

一群人浩浩荡荡下飞机、合影、从停机坪步行走到海关入口。

海关人员看着我的商务签证问我，“你是来做什么的？”

我回答，“我来参加中国-东盟青年领袖峰会（AFMAM）。”

暹粒之旅便开始了。

突突车、摩托车和汽车

东南亚的出行方式大不相同。

在暹粒，七天的出行有六天是通过突突车（Tuk Tuk）完成的。不是因为不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而是暹粒并没有完整的公共交通系统，满大街跑的都是各式各样的突突车和本地人出行用的摩托车。突突车长得略像国内的“三蹦子”，由当地人自行改装，在二轮摩托车后拉上一个拖斗，用四根钢筋搭起一个顶棚，拖斗上面对面安装两条长椅座位。装饰得较为华丽的突突车，后座往往是皮质沙发，或者铺有布艺坐垫，但在暹粒时，我也坐过一次纯木椅组成的突突车。突突车的座位并不宽敞，大一点的可以勉强塞进六个人，小一点的坐四个人刚刚好，但由于车速很快，司机急转时，坐在两边的人还是有被甩出去的危险。同样，在暹粒也很少看到红绿灯，甚至路灯都很少见，在游客多的地方，突突车司机总是成排地散落在并不宽敞的马路两侧，等待着招揽客人。但是，随便上一辆路边的突突车很有可能收获被司机宰客的结局，所以大家大多还是使用东南亚的网约车软件Grab叫车。

在曼谷，突突车、摩托车和出租车共同构成了马路上的景观。但是我的室友兼向导放弃了任何一个带我们乘坐突突车的机会，因为她对曼谷突突车司机要价时的良心不抱希望。曼谷的城市规划似乎低估了它发展的速度，路窄车多，随时都有堵上半个小时的风险。动辄能开到80km/h以上的突突车和摩托车在堵车时段也能够在狭窄拥挤的城市街道里自由穿行，找到更快的捷径道路，自然在曼谷大有市场。我曾在曼谷的马路上看到有人抱着行李箱坐摩托车，这给头一次乘坐这样疾驰的交通工具的我莫大的鼓舞，我索性也像她一样，解放死死抓住后座的手，拍下了一张照片。



曼谷虽堵，但在街道上却鲜少听到鸣笛声，即便再急的乘客都会在这种松散的氛围下自然而然的慢下来。不同交通工具的司机在道路上保持着一种“矛盾的平衡”，车速狂野却严守秩序，这或许也是曼谷交通事故率低的一大原因，司机们对何时走、何时停有着无言的默契。摩托车自然是不用提，我在曼谷遇到的的士司机也是心态王者。哪怕是遇上赶飞机，司机在窄巷里堵半个小时也丝毫不着急，但该快的时候也快得毫不含糊，甚至在高速上还能同时兼顾回复手机上的消息，乘客自然是心里紧张却不敢言，只有在下车后才敢小声感谢上天眷顾平安无事。


泰国出租车司机的头顶正上方的顶棚多绘有一个小三角形般的符号，同样的符号我在曼谷的一家咖啡厅里也见过一次。我问咖啡厅的店员这一符号的具体含义，他解释说这是佛教中的一个图标，预示着佛祖会满足一切愿望，所以出现在店铺中是保佑生意兴隆，而在出租车中是保平安的意思。



出了泰国，突突车的身影就很难再寻到了。在越南和印尼，除远距离出游外，摩托都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在越南还看到了类似突突车的交通工具，但其用途和外观都和上海的黄包车更加相似，学习越南语的朋友告诉我，当地人叫它“客先死”（xe xích lô），是在法国殖民时期开发出来的，名字也是法语的音译。这种三轮车是越南人接送游客时最频繁使用的交通工具，顾名思义，客座在前，车夫在后，如果出现意外的话，客人会先遭遇不测。但真要说起来，“客先死”的名字着实是名不副实。一来，它的车速并不快，且多在景区供观光游览使用；二来则是它的车夫会一边按原速开路，一边霸道吆喝路人迅速避让，发生事故的概率并不高。

摩托车在印尼的街上随处可见，但在柬埔寨认识的印尼朋友Raihan告诉我，考虑到突突车的安全隐患，印尼政府已经明令禁用突突车了。印尼的摩托车司机热情而友善，会专门提供一个头盔，这是在泰国没有的安全待遇。听到我会说印尼语，他们总是多和我聊上几句，离别的时候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注意雅加达街头的“飞车党”，也就是骑着摩托抢劫路人手机的团伙，然而幸运的是，在印尼一次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在雅加达接我的朋友告诉我，有可能是因为他穿着印尼本地人会穿的峇迪（Batik，一种蜡染印花布，布上印有花卉、蝴蝶、点线几何图案），而“飞车党”更倾向于专挑游客下手。再往马来西亚走，Grab软件甚至都已经不提供摩托车的选项了，加之马来西亚的网约车费用便宜，所以在吉隆坡的出行体验与在北京的出行体验并无二致。

诚然，如果说过马路彰显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这样的说辞未免显得有些片面绝对，但它的确或多或少地呈现了一个地区的社会风貌。在暹粒过马路是费时费力的大工程，没有信号灯，司机们也没有礼让行人的概念——行人自是不敢赌上性命和车速比快的。

只有等待，错过时机，再等待。

没有什么比找不到当地人一起过马路更让人手足无措。去坐摩天轮的前一天，我们一行人愣是在马路边看完了整场日落，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能冲过去的时机，也没有等到敢领着一群游客横冲直撞的人。过马路的时候我常想，要是这时真来了一辆车，会不会听到尖锐的刹车声，然后又轰隆隆地开走呢。我不敢分心太久，生怕多想一秒就会葬送在这异国他乡的马路上。这种又快又慢的时间感，给人一阵眩晕，从做好准备到结束，好像又只过了几十秒。同样的刺激感在越南和印尼天天发生，心态也渐渐从找到当地人就跟着走，转变成了凑够了几个人就闯吧。直到最后到了马来西亚，看到即便是行人闯红灯也会礼让的司机，才算是彻底从过马路的刺激和紧张中平静过来。如今我只觉得，中国式过马路算是很克制的了。

模拟峰会、交友与Polyglot

在东南亚，交朋友是从目光对视开始的，只要“hi”说出口了，便瞬间多了一个即刻朋友。当然，主要原因也包括大家白天在会场里唇枪舌战，多少增添了几分面熟。

AFMAM的会议议程安排很紧凑，正式会议总共分三天，除自己所代表国家的政府首脑需要多参加最后一天的会议外，其他人通常只需一日作为主力一日作为辅助参会即可。我被分在了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组（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担任泰国的首席部长，讨论的议题有关海岸保护与提高气候适应能力。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我又自知并非强攻型的发言风格，所以面对大部分条款的修改都只对其他国家的部长动议进行表决，只在自己认为一定需要修改的条款上发起动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获得了一个“置身事内”地观察、记录一切的机会。

代表马来西亚和文莱的两位部长主导了我这一日的会议，他们分别来自柬埔寨和新加坡，在辩论上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马来西亚部长Piseth攻击性强而有力，文莱部长Glenn文质彬彬，却能靠温和的协商达成自己的目的。两人发挥着近乎“咬文嚼字”的细致对草案中诸如“需要”、“应该”等的字眼展开了长达6小时的辩论，结果也并不让人意外，一日结束，其他会场已经完成了一轮草案的修订，而我们会场才只过了草案的四分之一。于是在第二日的会议中，会场里各国的代表均改变了风格，从抠语病到只对条款指涉的意义进行讨论，删改的效率也从增减词汇快进到大段移除，这才保证了我们会场在第三日的首脑会议前顺利完成了草案的修订。

两个整天的久坐和辩论对每个人都是一种慢性的身心考验，且我们都知道模拟峰会和真正的峰会之间肯定存在巨大差异，但我还是直观地感受到了这样的场合的严谨正式与魅力。我和我的队友姐姐会为了自己提出的动议而据理力争，会为代表新加坡的“官员”没有做到更深谋远虑举手表决感到遗憾，也会惊艳于代表中国的两位“官员”能够真正地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参与东盟事务。代表马来西亚的Piseth散会后找到我，还是用他连珠炮式的高速英语对我说，“泰国（直到我离开柬埔寨的那一天，他还是坚定地称呼我为“Thailand”），你和你的搭档都做得太出色了，我为你们俩感到骄傲。”我在这一刻才觉得很奇妙，明明我们都还没有自我介绍，但我们却已经成为一天的朋友了。

到柬埔寨的第二晚，我便机缘巧合地加入了一个全是外国朋友的晚餐局。虽然已经预设过，在这样的场合认识到的朋友英语口语水平很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真正听到他们能够像使用母语一样用英语传达自己想表达的意涵，还是让我感到意外。一起参会的中国同学说，“没准我们听起来觉得他们的英语很好，但他们自己国家的人听起来却觉得他们有口音哈哈。”我想着这或许有点道理，但语言的使用归根到底还是和确定的表达意义挂钩的，这倒又和会议时修改草案的目的有些异曲同工了。

暹粒的雨说下就下，但在东南亚，人是洗涮掉急躁的。我们一行六七个人蹲在路边吃当地炒河粉，雨就顺着额头、脖子、胳膊缓缓滑落，湿湿黏黏，但是很凉快。路边摊老板娘和她的丈夫也不急，但他们用最快的速度支起一个雨棚，把所有淋雨的食客罩进来。路过的人都往我们这儿看，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一副不寻常见的光景。中国人、越南人、老挝人、印尼人、新加坡人蹲在一起吃得有说有笑，淋得开开心心，边上还蹲着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男人，和我们对上眼。还是一样的有关天气的对话，一样的询问我们是来做什么的问话。他来自美国，来暹粒度假，再过几日要继续去越南旅游，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添加了正在美国读大学的越南代表Sky的WhatsApp，二人相约要在美国再见。雨下了五分钟不到，与他的交谈也是如此。谁能说得准返回美国之后，他们俩是否还会再联系呢？但是无论如何，眼下那五分钟，我们的确成为了共享一场雨的instant friends。



回去的路上见到了Glenn，他喝得有些正在兴头上，问我们要不要和他一起再喝上几个小时，我们因为隔天都要在会议中发言，笑着婉拒了。所以很难想象，在“部长会议”中条理清晰发言的这样一位精英代表，前一天晚上一个人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畅饮到了1点钟，而能玩又能学，恰巧也是我对新加坡所有代表的普遍印象。

“部长会议”开到中场休息时，Glenn来找我聊天，问我正在干什么。

我实话实说，“我在查我的专八成绩，就是中国的英语专业学生会考的一门英语水平测试，刚好今天出分。”

他表现得很是吃惊，像是没有预料到我会是这个回答。“我以为你是马来西亚或者别的国家的人，你的英语说得太好了，一点口音都没有。”

也还有其他国家的代表惊喜于我的语言天赋，甚至还用polyglot（多语者）形容我，但我对自己的语言水平是相当有自知之明的。除了中文和英文外，我顶多自诩熟练掌握马来语（印尼语），其他的东南亚语言，我大多只能说上一句“你好”和“谢谢”，万万还没有到会说的水平。在马来西亚人和印尼人面前说马来语会激发出一种双向的喜悦，他们大多惊讶于我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够掌握他们的国语，而我也会因为他们认可了我在这门语言方面的尝试感到自豪。马来西亚的Amina还特地为我录制了一个TikTok视频，只因为我是她见到的第一个会说且说马来语说的不错的外国人。泰国代表Ryu全程鼓励着我跃跃欲试却磕磕绊绊的泰语，我靠着从室友那儿学到的几句日常用语，和一句万金油式的“ฉันไม่รู้（我不知道）”，收获了他在临别时真诚的夸赞，“你说泰语非常可爱，请一定要继续学习泰语。”

我突然想起本科老师的一句话，“马来西亚人均会说四五门语言，这种语言天分让人羡慕，但是也会在涉及其他议题时成为麻烦。”作为一个语言学子，学习更多的语言于我而言是单纯是很喜悦的事情，但能够对学习语言这件事抱有这么纯粹的看法，已经是我与生俱来的特权了。

Pub Street（酒吧街）与吴哥窟

暹粒的行程相当简单，白天在酒店开会、晚上去热门商业街Pub Street觅食以及最后一天前往吴哥窟。

出发前，负责行前教育的学长一直叮嘱，柬埔寨近日将要大选，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可是到暹粒之后，选举色彩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浓厚，心里的安全感倒也噌噌上升。为数不多却频繁见到的大选元素，是Pub Street入口每晚都能遇到的柬埔寨人民党的政治标语。路灯之下的竞选海报异常鲜亮，反衬着夜色，韩桑林和洪森的照片时刻都在提醒大选的迫近。直到回国后，我才后知后觉地好奇，这条政治口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问了问学习柬埔寨语的朋友，他告诉我，理解成“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意思就好。



说是特色景点，但是Pub Street实际上与南锣鼓巷性质无疑，而且繁华与热闹程度上都是后者更胜一筹。新认识的柬埔寨友人为我们省下了不少瞎摸索的时间，头两天就把街上具有当地特色的美食带我们试了个遍，以至于剩下的几晚我们自己不论再怎么寻找，我都找不到比刚到暹粒那日要更好吃的晚饭了。我在Pub Street的第一餐，是一家路边摊的炒河粉加蛋，外加一杯牛油果奶昔。具体的制作过程我没有看到，但是老板娘一直在捣鼓榨汁机，让我觉得这很真材实料。一共加起来只需要3美元，暹粒路边摊的分量可算是慷慨至极。

暹粒是一个热闹却分贝不高的城市，走在街上会觉得恰到好处的喧嚣只给人一种活着的实感，各个店铺都不用担心音响的声音是否太强，倒是我偶尔会紧张，我们会不会说话太大声。餐厅里，音乐是极为重要的因素，驻唱也比在国内见得要多。在一家叫做De Tummour的泰餐店里，老板特意为了我们几个中国面孔，在众多Bossa Nova风格的音乐里，插入了一首《稻香》，在座的外国友人里，会的不会的都跟着哼了几句。在雅加达接我的那位朋友与我分享，他认识的外国友人里，除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同学外，周杰伦和林俊杰这两个华语歌手的知名度并没有想象中的高，而我们也都发现韩流音乐在东南亚市场异常火爆。我一边笑着感叹他们失去了一些品味仙曲的机会，一边又思考是否是中文歌词意涵的丰富度、中文难学的程度降低了它的传唱度。

在Pub Street的入口，恰好也是大选宣传标语附近，我匆匆偶遇过一根四面体的白色和平柱，上面用毛笔字写着四语的愿世界和平（May Peace Prevail on Earth）的祝语。当时大家着急往前赶路，没有其他人注意到昏黄灯光下的它，但我还是驻足拍了一张再跑回大部队。晚上回酒店翻看照片才一拍脑门追悔莫及，除了我很笃定见到的日语、英语和柬语外，我甚至丝毫没有意识要把时间和好奇心，留给这根和平柱不面对街道的那一面，落得一个绞尽脑汁都猜不出最后一种语言是什么的心痒。暹粒没有让我被这个疑惑困扰太久，同样的和平柱，离开的前一天在吴哥窟门口我又匆忙瞥见了一次，最后的那门语言是法语。根据和平柱项目官网[1]，“祝愿世界和平”运动由日本世界和平祈祷协会的创始人五井真久（Masahisa Goi）于1976年发起，鼓励用创造性的方式将世界和平的讯息传达给公众。



37美金的一日游票，印上了每个游客微笑的大头照。一天的行程刚好囊括吴哥窟（小吴哥）、巴雍和塔普罗姆的主要寺庙，但还是略显仓促。每个人的吴哥窟记忆都是不同的，不论出于什么目的，在吴哥窟都会收获不错的回忆。小吴哥有三层，分别代表“地狱”、“人间”和“天堂”，登上塔顶后，我便和大部队完全分开了。虽然没赶上吴哥窟的日出与日落，但在寻常的日光中，都可以感受到吴哥建筑令人震慑的光影感，浮雕上的线条在一片日光中勾勒出隐约红色的轮廓，偶遇到的热情的华人向导告诉我们，从前的吴哥窟，全部都是辉煌壮丽的红色。不知道哪位游客把花放在神女像手中，花在光里，神女在阴影里。有几个女**，带上香火和贡品，虔诚地坐在神女面前，我没准备脱鞋，但也隔她们远远地在神女面前坐下，神女在阴影里，我们在光里。我顿时意识到曾读过的一句话是多么的正确，人与人之间无需语言，连对视也不用，便能立刻无差别地体会到他人的情感和脉搏。神圣的敬畏感席卷扩散吴哥窟的每一个角落，直到每个人都被这种宏大的情绪淹没。





吴哥窟和Pub Street，一个古老，一个现代，连接或重叠了旅行中的“大”“小”两项要义，二者既矛盾又相和，既对立又互为补充，宏大无限之处让人觉得无能为力，寻常普遍之处又让人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神庙中狭长的参道沟通了两个世界，一边通向世俗的享乐，另一边通向精神的叹服。我在神女像前坐了一会，头脑中关于世俗的、困顿的、孤独的思考，在爬下陡峭的楼梯回到“人间”时烟消云散，像是清醒了，又像是继续做梦了。

离开柬埔寨的前一晚，我才首度被蚊子袭击。

半夜四点被叮醒，发现身上八个大包，自觉已经这个点了，绝对不会还有人醒着与我共享这份痛痒，迷迷糊糊拍了张照发给朋友，又再度昏死过去。再度醒来时，连被蚊子叮咬过的痕迹都难再找到。要不是现在看着当时和朋友的这条聊天记录回忆这趟旅行，我或许都会怀疑，这是不是也是做梦的一部分。

多年以后，回想起在东南亚的日子，大概率是气温、街景、味道和人混作一团。但我笃信这次叮咬是真实的，因为回忆起来，心痒的感觉清晰可辨。

有意思

多年以后，回想起在东南亚的日子，大概率是气温、街景、味道和人混作一团

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