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拥抱中国，实施以发展经济为导向的政策，疏远美国，新加坡则更倾向于维护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

今年7月南海仲裁结果公布后，中、美都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很大的信任危机。中美之间战略互疑也进一步加深，美国与其盟友陷入“同盟困境”，相关国家也很难保持中立，而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

近期菲律宾和新加坡似乎选择了不同的政策倾向。菲律宾向左，拥抱中国，实施以发展经济为导向的务实政策，实质上疏远盟友美国。新加坡似乎向右，更倾向于维护美国领导的现有国际秩序。尽管两国的政策取向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将会深刻影响到中美战略竞争和亚太国际关系。

仲裁案引发中美信任危机和盟友分化

南海仲裁案使中国面临来自国际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和战略压力。中方对仲裁的回应坚定地表达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和决心，但也面临着可能是1989年以来最大的国际信任危机。中国几十年努力塑造的“维持现状”国家和“遵从”（compliance）现有国际秩序的温和形象，似乎有被“修正主义”国家形象所取代之势，“一带一路”与“和平发展”战略也受到怀疑。中国对南海的政策立场似乎更加证实了美国关于中国过度自信（assertiveness）、挑战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的判断，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因而，中国在高调维权的同时，也保持了高度的克制，继续参加美国为首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并于仲裁结果公布的几天后出台了《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的白皮书，向国际社会表明和平解决南海纷争的态度和立场。

美国的政策反应使其遭遇来自盟友或伙伴较大程度的信任危机。美国实质上无能力，也无决心改变中国的南海政策和南海岛礁建设现状，因而其面临着冷战结束以来较大的信任危机，即作为全球和地区领导者的能力和信誉的危机。在美国盟友和伙伴看来，美国并无能力和决心制止中国过度自信的行为，他们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誉产生了较大的怀疑。从权力结构角度讲，美国面临的信任危机是其实力相对下降的结果，也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再平衡战略的实施。

中美在南海的战略博弈使众多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队的艰难抉择。如何对南海仲裁进行表态，加入还是不加入美国为首的针对中国的南海联合自由巡航（FON），对一些中小国家来说是一个相对困难的战略抉择。东南亚国家继续坚持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经济上搭中国便车的战略是否有效，也再次受到质疑。近日的形势似乎表明菲律宾向左，新加坡向右。

菲律宾向左

菲律宾对外政策开始转向，主张搁置南海仲裁与中国修好，选择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中菲13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的缓和与改善奠定了基础。抛开杜特尔特模糊而高调的言论不谈，他对中美政策显然与其前任几乎完全不同。菲律宾在经济上将积极拥抱中国，大规模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和援助，学习中国模式，开始马科斯倒台以来菲律宾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外交上菲律宾将支持中国立场或保持中立。在安全关系上，菲律宾将逐步与美国拉开一定的距离，开始与中国进行合作（《2016年中菲联合声明》），但不会断绝与美国的条约盟友关系。

菲律宾的政策转向主要源于其国家利益和杜特尔特对国家利益新的认知，具体看有以下原因：一、菲律宾并未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而获得实质上的安全保障，也未从美国获得想购买的武器。美国企图利用菲律宾来制衡中国，但并不愿意因菲律宾的利益与中国发生冲突。与美国明确表态《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争端不同，美国表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并不适用于黄岩岛冲突。美国因菲律宾国内人权记录而拒绝出售武器给菲律宾。二、美国无法满足菲律宾经济发展需要的大规模投资和外援，只有中国有这个能力和意愿。中国模式对杜特尔特也颇有吸引力。三、美国批评杜特尔特打击毒贩的政策侵害了杜特尔特的权力基础，干涉了菲律宾内政。严厉打击犯罪维护秩序是杜特尔特权力来源的重要基础，美国的批评使杜特尔特面临较大的政治压力。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府被批评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非成熟民主国家政府被批评可能会引发政治不稳定的后果。这也是泰国近期疏远美国的主要原因。四、南海仲裁案的有利时机。杜特尔特看准中国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搁置仲裁（实质是以仲裁为谈判筹码）是一种相对高明的外交策略，将为菲律宾发展带来巨大的利益。

菲律宾的政策转向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亚太安全局势。首先，中方暂时大大减轻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也提升了自身的影响力。中国有望重回1997年至2009年在地区的温和大国形象，将有利于重振下行的经济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其次，美方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作为亚太领导者的信誉，也侵蚀了“再平衡战略”的支点，但中菲关系的缓和将有利于美国减少因卷入中菲冲突而与中国产生对抗的风险，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最后，菲律宾的转向，减少了其自身可能因中美缓和或交易而被美国出卖的风险。小国在均势外交中被出卖甚至被肢解的案例在世界历史上并不鲜见。这种“联盟困境”或许也是许多国家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原因之一。

新加坡向右？

新加坡的政策取向似乎是与菲律宾相反——向右。新加坡并不是南海主权声索方也不是美国的条约盟友，但其政策取向上可能更倾向于美国。美新关系的密切程度在一些方面甚至超过美泰和美菲关系。李显龙在南海仲裁结果公布后访美、访日，均表达了对地区秩序不稳定的担忧，表示南海仲裁“强而有力”，作为小国的新加坡希望各方接受仲裁裁决。与此同时，新加坡担心美国撤出亚洲，把TTP当做是美国在亚洲信誉的“试金石”，敦促美国国会批准TPP。新加坡副总理于10月25日再次表达了对美国可能撤出亚洲的担忧。

新加坡相对亲美政策取向的主要原因有：一、新加坡对地区稳定和航道安全极其敏感。与菲律宾特别注重国内秩序稳定相反，新加坡更加重视国际秩序的稳定。新加坡外交的核心目标是应对其脆弱的安全环境，试图通过支持美国领导的亚太国际秩序，来应对权力转移可能引发的地区失序。二、新加坡经济高度发达，并无菲律宾寻求中国帮助发展经济的需求。新加坡非常忧虑美国国会拒绝批准TPP，从而使东南亚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特别是在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都表示反对TPP时，这种忧虑表现得非常明显。三、李光耀、李显龙与美国历届政府均保持比较友好的关系。最近奥巴马以国宴待遇招待李显龙从侧面反映了两国友好的关系。新加坡并不会因为自身是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而亲近中国，反而会小心翼翼地与中国保持距离。其特殊的语言政策也反映其实用主义的立场。

新加坡在南海问题立场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美国平衡中国，这增加了中国的战略压力。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表态，一方面是希望东盟团结一致，向中国施加舆论压力，约束中国。另一方面也是督促美国承担维护地区秩序的义务，希望美国制衡中国。因为中美关系有更广泛的全球利益，美国一方面表示要维护地区秩序和航行自由，另一方面有意防止将南海问题扩大为中美关系的最主要议题。此外，美国总统大选反映了美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因此，新加坡的不安全感大为上升，一是担心未来可能承受来自中国的战略压力，二是担心美国不能或不愿承担地区领导义务。

结论

南海仲裁案对亚太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美都面临来自国际社会不同程度和不同原因的信任危机。相关国家更加难以保持中立，甚至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菲律宾的转向以及此前中泰开始的联合军事演习，可能会改变东南亚国家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依靠中国的模式，而形成在安全上开始与中国合作、经济上融入中美领导的自贸区的新模式。菲律宾的转向也进一步表明美国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相对下降。新加坡的政策取向则有利于美国加强其再平衡战略，增加了中国的战略压力。

中国可以考虑重估南海政策，把南海问题放到中华民族复兴与和平发展的大战略中进行考虑，利用菲律宾政策转向的有利时机，向国际社会发出“昂贵信号”成本的战略约束和战略保证，重申和平发展，继续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尽可能减小来自国际社会的信任危机和战略压力。中国需要认识到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利益和关切及其焦虑情绪，也应该深耕中菲关系，适时向菲律宾示好，以帮助杜特尔特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以应对其所承受的来自国内亲美精英的压力。南海秩序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新加坡的兴衰，中国应该认识并理解新加坡强烈的不安全感，并通过实际行动减少其顾虑，减小其亲美政策取向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新加坡和美国也应该认识和理解中国崛起的敏感心态。

菲律宾拥抱中国，实施以发展经济为导向的政策，疏远美国，新加坡则更倾向于维护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

今年7月南海仲裁结果公布后，中、美都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很大的信任危机。中美之间战略互疑也进一步加深，美国与其盟友陷入“同盟困境”，相关国家也很难保持中立，而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

近期菲律宾和新加坡似乎选择了不同的政策倾向。菲律宾向左，拥抱中国，实施以发展经济为导向的务实政策，实质上疏远盟友美国。新加坡似乎向右，更倾向于维护美国领导的现有国际秩序。尽管两国的政策取向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将会深刻影响到中美战略竞争和亚太国际关系。

仲裁案引发中美信任危机和盟友分化

南海仲裁案使中国面临来自国际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和战略压力。中方对仲裁的回应坚定地表达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和决心，但也面临着可能是1989年以来最大的国际信任危机。中国几十年努力塑造的“维持现状”国家和“遵从”（compliance）现有国际秩序的温和形象，似乎有被“修正主义”国家形象所取代之势，“一带一路”与“和平发展”战略也受到怀疑。中国对南海的政策立场似乎更加证实了美国关于中国过度自信（assertiveness）、挑战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的判断，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因而，中国在高调维权的同时，也保持了高度的克制，继续参加美国为首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并于仲裁结果公布的几天后出台了《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的白皮书，向国际社会表明和平解决南海纷争的态度和立场。

美国的政策反应使其遭遇来自盟友或伙伴较大程度的信任危机。美国实质上无能力，也无决心改变中国的南海政策和南海岛礁建设现状，因而其面临着冷战结束以来较大的信任危机，即作为全球和地区领导者的能力和信誉的危机。在美国盟友和伙伴看来，美国并无能力和决心制止中国过度自信的行为，他们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誉产生了较大的怀疑。从权力结构角度讲，美国面临的信任危机是其实力相对下降的结果，也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再平衡战略的实施。

中美在南海的战略博弈使众多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队的艰难抉择。如何对南海仲裁进行表态，加入还是不加入美国为首的针对中国的南海联合自由巡航（FON），对一些中小国家来说是一个相对困难的战略抉择。东南亚国家继续坚持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经济上搭中国便车的战略是否有效，也再次受到质疑。近日的形势似乎表明菲律宾向左，新加坡向右。

菲律宾向左

菲律宾对外政策开始转向，主张搁置南海仲裁与中国修好，选择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中菲13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的缓和与改善奠定了基础。抛开杜特尔特模糊而高调的言论不谈，他对中美政策显然与其前任几乎完全不同。菲律宾在经济上将积极拥抱中国，大规模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和援助，学习中国模式，开始马科斯倒台以来菲律宾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外交上菲律宾将支持中国立场或保持中立。在安全关系上，菲律宾将逐步与美国拉开一定的距离，开始与中国进行合作（《2016年中菲联合声明》），但不会断绝与美国的条约盟友关系。

菲律宾的政策转向主要源于其国家利益和杜特尔特对国家利益新的认知，具体看有以下原因：一、菲律宾并未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而获得实质上的安全保障，也未从美国获得想购买的武器。美国企图利用菲律宾来制衡中国，但并不愿意因菲律宾的利益与中国发生冲突。与美国明确表态《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争端不同，美国表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并不适用于黄岩岛冲突。美国因菲律宾国内人权记录而拒绝出售武器给菲律宾。二、美国无法满足菲律宾经济发展需要的大规模投资和外援，只有中国有这个能力和意愿。中国模式对杜特尔特也颇有吸引力。三、美国批评杜特尔特打击毒贩的政策侵害了杜特尔特的权力基础，干涉了菲律宾内政。严厉打击犯罪维护秩序是杜特尔特权力来源的重要基础，美国的批评使杜特尔特面临较大的政治压力。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府被批评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非成熟民主国家政府被批评可能会引发政治不稳定的后果。这也是泰国近期疏远美国的主要原因。四、南海仲裁案的有利时机。杜特尔特看准中国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搁置仲裁（实质是以仲裁为谈判筹码）是一种相对高明的外交策略，将为菲律宾发展带来巨大的利益。

菲律宾的政策转向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亚太安全局势。首先，中方暂时大大减轻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也提升了自身的影响力。中国有望重回1997年至2009年在地区的温和大国形象，将有利于重振下行的经济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其次，美方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作为亚太领导者的信誉，也侵蚀了“再平衡战略”的支点，但中菲关系的缓和将有利于美国减少因卷入中菲冲突而与中国产生对抗的风险，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最后，菲律宾的转向，减少了其自身可能因中美缓和或交易而被美国出卖的风险。小国在均势外交中被出卖甚至被肢解的案例在世界历史上并不鲜见。这种“联盟困境”或许也是许多国家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原因之一。

新加坡向右？

新加坡的政策取向似乎是与菲律宾相反——向右。新加坡并不是南海主权声索方也不是美国的条约盟友，但其政策取向上可能更倾向于美国。美新关系的密切程度在一些方面甚至超过美泰和美菲关系。李显龙在南海仲裁结果公布后访美、访日，均表达了对地区秩序不稳定的担忧，表示南海仲裁“强而有力”，作为小国的新加坡希望各方接受仲裁裁决。与此同时，新加坡担心美国撤出亚洲，把TTP当做是美国在亚洲信誉的“试金石”，敦促美国国会批准TPP。新加坡副总理于10月25日再次表达了对美国可能撤出亚洲的担忧。

新加坡相对亲美政策取向的主要原因有：一、新加坡对地区稳定和航道安全极其敏感。与菲律宾特别注重国内秩序稳定相反，新加坡更加重视国际秩序的稳定。新加坡外交的核心目标是应对其脆弱的安全环境，试图通过支持美国领导的亚太国际秩序，来应对权力转移可能引发的地区失序。二、新加坡经济高度发达，并无菲律宾寻求中国帮助发展经济的需求。新加坡非常忧虑美国国会拒绝批准TPP，从而使东南亚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特别是在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都表示反对TPP时，这种忧虑表现得非常明显。三、李光耀、李显龙与美国历届政府均保持比较友好的关系。最近奥巴马以国宴待遇招待李显龙从侧面反映了两国友好的关系。新加坡并不会因为自身是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而亲近中国，反而会小心翼翼地与中国保持距离。其特殊的语言政策也反映其实用主义的立场。

新加坡在南海问题立场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美国平衡中国，这增加了中国的战略压力。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表态，一方面是希望东盟团结一致，向中国施加舆论压力，约束中国。另一方面也是督促美国承担维护地区秩序的义务，希望美国制衡中国。因为中美关系有更广泛的全球利益，美国一方面表示要维护地区秩序和航行自由，另一方面有意防止将南海问题扩大为中美关系的最主要议题。此外，美国总统大选反映了美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因此，新加坡的不安全感大为上升，一是担心未来可能承受来自中国的战略压力，二是担心美国不能或不愿承担地区领导义务。

结论

南海仲裁案对亚太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美都面临来自国际社会不同程度和不同原因的信任危机。相关国家更加难以保持中立，甚至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菲律宾的转向以及此前中泰开始的联合军事演习，可能会改变东南亚国家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依靠中国的模式，而形成在安全上开始与中国合作、经济上融入中美领导的自贸区的新模式。菲律宾的转向也进一步表明美国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相对下降。新加坡的政策取向则有利于美国加强其再平衡战略，增加了中国的战略压力。

中国可以考虑重估南海政策，把南海问题放到中华民族复兴与和平发展的大战略中进行考虑，利用菲律宾政策转向的有利时机，向国际社会发出“昂贵信号”成本的战略约束和战略保证，重申和平发展，继续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尽可能减小来自国际社会的信任危机和战略压力。中国需要认识到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利益和关切及其焦虑情绪，也应该深耕中菲关系，适时向菲律宾示好，以帮助杜特尔特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以应对其所承受的来自国内亲美精英的压力。南海秩序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新加坡的兴衰，中国应该认识并理解新加坡强烈的不安全感，并通过实际行动减少其顾虑，减小其亲美政策取向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新加坡和美国也应该认识和理解中国崛起的敏感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