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的“王星事件”，再次敲响柬埔寨的警钟，也是前车之鉴。柬埔寨经受不住折腾——如果柬埔寨大规模打击赌博和诈骗园区不仅导致了短期经济损失，还让外界对其旅游业和安全环境产生了质疑。这种“多米诺效应”同样可能发生在柬埔寨，并进一步削弱其经济韧性和社会承受力。

近年来，柬埔寨园区诈骗问题日益引起国际关注。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击此类犯罪，但对大规模清剿诈骗园区的犹豫不决却引发了广泛的议论。

那么，为什么柬埔寨不敢“全力以赴”？答案在于：全面打击可能引发严重反噬效应，威胁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和国际形象。这一现象折射出全球化背景下弱势国家在应对跨国犯罪时的困境，也对地区治理和国际合作提出了严峻挑战。

柬埔寨园区诈骗问题的复杂性，首先体现在其规模之庞大，几乎难以撼动。2023年8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在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缅甸有12万从事电信诈骗的人口，而柬埔寨有高达10万从事电信诈骗的人员。

然而，随着中国警方加大对缅北诈骗的清剿，很多园区迁移到柬埔寨，如今波贝、木牌、国公等城市逐渐替代西港，成为新的选择目的地。这些人不仅来自柬埔寨本地，还有大量外籍人员。

截至2024年底，虽然西港铲除了几个园区，然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更重要的是，首相洪玛耐甚至公开提到军队的介入，显示出国家机器已经面临资源不足的严峻困境。然而，军队的参与本身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一旦执行失当或引发群体性事件，社会稳定将进一步受到威胁。

其次，园区诈骗与柬埔寨经济发展深度捆绑，这使得问题更加棘手。近年来，柬埔寨经济增长面临结构性困境，而园区经济却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财政和就业的空白。

尽管官方并未承认，但事实上，诈骗园区的资金流动已经渗透到多个行业，甚至形成了灰色经济的支柱。国际资本的撤离和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使政府对税收和外汇来源更加依赖。如果对园区进行全面清剿，必然会对地方财政造成沉重打击，甚至可能引发失业潮，从而导致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泰国的“王星事件”就是一个前车之鉴。该事件导致泰国旅游业在短短48小时内预估损失了50亿泰铢，赴泰旅游的订单骤减。这表明，一旦发生类似事件，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媒体的报道可能对国家形象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柬埔寨目前缺乏足够的容灾能力，如果在打击过程中引发社会动荡，政府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进行有效的修复和应对。

柬埔寨园区诈骗的规模之大，不仅涉及经济利益，也与柬埔寨的国际形象息息相关。近年来，多起重大案件使得柬埔寨成为全球媒体的焦点。尤其是西港的诈骗园区，不仅严重影响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也让柬埔寨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大打折扣。

政府若采取全面清剿的激烈行动，可能会引发外界更大范围的关注，而这些关注未必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本身缺乏足够的容灾能力。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对电信诈骗问题的关注度提高，多国纷纷采取强力手段清剿本国犯罪团伙。然而，这些国家往往具备更强的治理能力和经济复原力。

而对于柬埔寨这样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小国而言，全面打击诈骗园区可能是一次豪赌。如果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结果可能是拆东墙补西墙：犯罪网络被暂时打散，但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经济崩溃和失业潮，却可能将国家推向更深的困境。

当然，柬埔寨的犹豫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一个治理资源有限、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国家里，政府必须在短期稳定与长期治理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这并非单靠国内努力就能实现，而需要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近年来，东南亚多国尝试通过区域合作打击跨国犯罪，但成效并不显著。要改变这一现状，柬埔寨需要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加强区域司法合作、技术共享以及信息交换。同时，国际社会也应认识到，对一个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施加过多压力，只会适得其反。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柬埔寨园区诈骗问题是全球化背景下区域治理缺失的缩影。在资本和技术快速流动的今天，跨国犯罪组织利用国家之间的治理鸿沟不断壮大，而弱势国家往往沦为受害者甚至替罪羊。

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柬埔寨承担应有的责任，也需要国际社会承认自身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既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问题的部分制造者。

柬埔寨政府目前的犹豫或许并非完全错误。全面扫荡园区诈骗的代价可能远超想象，这也是国际社会必须正视的事实。

然而，长期来看，拖延或妥协并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柬埔寨需要在国内改革和国际合作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从根源上削弱犯罪网络的生存基础，同时通过区域合作和全球支持提升治理能力。

否则，这场围绕园区诈骗的拉锯战，将不仅是柬埔寨的困局，更可能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又一个失误案例。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不敢“全力”扫荡园区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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