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圣诞节前两天，小胜带我去五道口附近一个牌局玩牌。我跟着小胜从一个地下台球厅再向下一层，到了地下二层的一个房间。房间里乌烟瘴气，我们去的时候，牌局已经开始了，七八个人都红着眼赌得昏天暗地，我也不声不响地坐下来开始玩。玩了也就一个多小时，因为手气非常背，我一个多小时连一把牌都没有赢。要知道，哪怕我出千，也得赢牌后才能干活。没办法，像我们玩“文活儿”的老千就是这样，需要到自己发牌的时候才能出千，而玩“武活儿”的老千倒是不用那么麻烦。（关于术语文活儿和武活儿，今后会专门讲解）这时，小胜来我身边，悄悄捅咕我一下，示意我跟他出去一下。“我歇一把，上个厕所。”交待一句后，我跟着小胜去了屋外。

“别玩了，我们赶紧走！”小胜好像有点紧张的样子。“怎么了？”我不解地问道。“有事儿，先出去再说！”

我回到牌桌上，拿起我桌面剩下的几百块钱；“哥几个，我家里有点事儿，改明儿再一起玩。”交待了两句场面话，我离开了赌局。

来到外面，小胜已经启动了汽车，看我上车后，直接驾车离去。在车上，我疑惑地问小胜究竟是怎么回事，本以为是因为牌局里有别的高人，结果小胜说出的原因，让我也吓一跳。

“一会儿晚上有几个人要来这个局里抢局，刚才来了个踩点儿的，那哥们正好认识我，就让我们先撤，免得来的时候误伤了我们。”听了小胜的解释后，我虽心有不甘，也只能无可奈何。不甘是因为我还输了八九千，哎！认倒霉吧......

回来的路上，我们拿了一千块钱的白粉，小胜手里没钱，还是我垫着的。因为小胜家里因为他吸毒的事情，一直都控制着他的钱。当天出门我带去的一万元，回到出租屋基本上分文不剩了。本来还想着等事情消停一些后，再去赢回来，第二天，小胜给我传来了更惊悚的消息。

“这两天你不要开手机，我也准备关机了，昨晚他们抢牌局杀死了一个人，我们俩是重点怀疑对象”听到小胜传来的消息，我也被惊住了。头一天晚上我们离开后，半夜来了几个抢钱的，把牌局给抢了，牌局里有人反抗，被抢劫的人一刀捅死了。而且，小胜说，警方对玩牌的人进行了询问，玩牌的人跟警察反应了我们去玩了一会儿就走了这条信息。现在的情况是，警方觉得我们是作案者同伙的可能性很大，要找我们去配合调查。

我的天！我敢去配合调查吗？别说是吸毒的事儿了，当年劳教脱逃的事儿就让我吃不了兜着走，当晚我不敢住自己屋里。把事情的经过告诉老邹后，他安排我去村里另外一个朋友家暂时住两天。

两天后，小胜的电话还是打不通，我打到他未婚妻那里，听说是我，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然后我接到了一个磁卡电话亭打来的匿名电话，对方很神秘地说了一句“小胜让你赶快跑，警察在找你”就挂断了。怎么办？虽然事情不是我们干的，但是我根本不敢曝光啊！如果没有这些烂事儿，我倒是不排斥警民合作一把。我想了想，还是先出去避避风头吧！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财产，这段时间的挥霍后，只剩下三四千了。去哪里避风头呢？我没有个头绪。 给我老家的发小刘小飞打电话时，他告诉我可以去广州待一段时间，他有不少亲戚都在广州打工，其中有两个我还认识。

听了发小的话，我准备去广州避避风头，反正也就去一两个月，等真相大白后我再回来。在临走之前，我决定把手机留在北京，之前听小胜他们说过，警方的技侦手段，能通过手机定位嫌疑人位置。虽然 不知道2000年的警方是否真有这种技侦手段，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把手机卡拔掉后，把手机放在了老周那里，并告诉他，切不可打开手机来用。

我决定买第二天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但是在走之前，我要先解决毒品的问题。我可不想犯着毒瘾在火车上折腾。

之前购买毒品，都是找小胜或者通过小胜的朋友，这个节骨眼儿上，肯定是不能找他们了。小胜之前跟我聊起过北京的毒品市场，很多找不到上家拿货的吸毒者，都是去“新疆村”也就是当时的魏公村找新疆人买。听说在那里贩毒的新疆人非常多，不过去那里买毒品也很容易出事儿，经常有便衣出没，除非是实在没办法，否则没有几个北京本地的吸毒者敢去那里。

可是我有选择吗？更何况就只去一次，应该不会那么寸吧？

波牛人才辈出啊，开始写 长篇小说了

louzhu.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监所风云四：我开始趾高气扬起来

我编辑的小品，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的劳教学员在劳教所吊儿郎当，在他农村的老父亲来所里接见他时，嫌父亲给的钱不多而生气，最后被队长教育后彻底转变好这样一个比较狗血的小品。小品前半段突出搞笑，后半段煽情，最关键是由我扮演的主角“小三子”，在最后幡然醒悟后，要在现场痛苦流涕。哭，这是个技术活儿。不过这活儿，我会！

以前我也以为很多节目里，感人的情节里演员的哭，是真的和观众一样情感的投入。不过在编排小品后，我知道，这个不太现实。因为哪怕再好再煽情的剧本，被你多次排练演绎后，很难在演出时引起情感的共鸣。而我，想哭就哭，不对！是想流泪就能流泪。

好吧，免费赠送大家一个随意流泪的必杀技！睁大眼睛，控制住一定不能眨眼，到十多秒后你就会觉得眼睛很难受，有点扎的感觉，这个时候，继续控制着不眨眼，眼泪水就能留下来。说白了只要坚持不眨眼，就能留下眼泪水，这其中，不眨眼是关键。（试过的朋友，成功了的记得给大叔我留言哦）

我们大队的节目，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和名次。我演得小品，在最后的煽情流泪情节中，在最后的放声大哭中，居然有点弄假成真了，在对家人的忏悔的加持下，眼泪哗哗地往下流。这个节目直接获得了一等奖。而我们大队参赛的所有节目，只要获奖的，不管我演没演的，L队长都把我的名字报了上去，毕竟都是我组织排练的。这次演出我一共获得减期18天。

演出结束后，L队长正式通知我接替孔班长成为我们三大队负责教育学习的大班长，兼二班班长。我的主要工作是：协助队长的各项教育学习工作安排，每月写一次黑板报，每个学员的教育手册我帮着填写，每月的新生报投稿，帮队长写备课笔记，写课堂记录（都是走个形式而已）等多项工作。其实，所有的工作里，最关键的工作只有一条，把队长交待的工作做好！

大队长也亲自找我谈话让我把大队的学员学习工作搞好。大队长姓洪，转业军官，四十来岁，个子不太高，一身挺直的警服穿在身上很有一些英姿飒爽的味道。从面相看很正直，却不失灵活。在管理整个大队的工作中，同样认可人情世故却能很好地把握好分寸。虽然已经离开那个劳教所，但是这是我内心对他不偏不倚的真实评价。

那段时间，我们所里没有接到包工的活儿，显得很清闲。正因为没有生产任务，所以，作为主管学习的大班长，那段时间就归我管。每天早上队长上班后，我也开始像乔班长那样在通道里趾高气扬起来吆喝起来。

“今天各班学习守则，班长带头朗读！”

“大家把教育科安排的法律知识课的作业做了，午饭之前收上来!”

“还不会背守则的，各班长给我报上来，来学习小组办公室站着背！”

“今天是周末，各班长来我办公室领文娱用品，扑克，象棋或者书刊”

“今天......!”

虽然成为大班长后，我走路也开始有点飘了起来，不过我和乔班长的唯一区别就是，我不主动欺负人！而且不会讹人钱财。有了点小权利，刷刷存在感却是免不了的。

成为大班长后不久的一天，在学员大食堂里，我看着我们班负责打饭的小子端回来的一盆看不见几块肉的饭菜，我疑惑地问道：“今天星期五应该是米饭和豆腐烧肉啊？你端回来这个，怎么只有豆腐没有肉啊？”小子很委屈地说道；“伙房那帮人欺负人，给熟人班捞干的，我和他们不熟，只给了这些。”听完这话，我端着盆来到打饭窗口。

“刘班长，你怎么给我们班这点啊？”

“没了，就这些。”伙房班的班长爱答不理地转身而去。

回到饭桌，我气得没吃饭，旁边几张饭桌的班长看见，一人给我盛了一碗干的端过来。“龙班长，别客气！”“龙班长，给你一碗干货！”我把他们献殷勤端过来的菜分给我们班的那帮小子后，我蹲在食堂门口一边吸烟一边想着怎么给伙房班这帮孙子也上点眼药。

伙房班也住在我们三大队，一共十来个人，正好一间屋。不过他们的编制并不在我们大队，只是寄住在大队，每天早出晚归，和我们大队的人很少有交集，所以对我们这些班长并不买账 。据说乔班长当初也吃过他们的闭门羹。

当天晚上，我让班里一个小子给伙房班搬去厚厚一摞作业本。“你们后勤科Y科长说你们的学习是我们三大队监管，之前孔班长在的时候，一直是他安排别人帮你们做的，现在我管这一摊儿，不过找不到人帮你们做”说完，我头也不回地离去。

其实也不是我刻意针对他们，他们的学习和管理的确我们大队代管。因为之前的孔班长和食堂这帮人是同一批从北京接来的，大家比较熟，所以孔班长一直是安排别人帮他们写作业。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如果大家都和气点，日子都好过， 要跟我装贵族，走着瞧吧！

我并不指望着明天他们就能把作业给我补上，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规则之内，总会有办法让他们低头！

监所风云三：我的机会终于来了

当我把写好的厚厚一摞稿件交给孔班长，让他帮我投给所教育科的时候，孔班长显得很热情:“正好所里这一期的新生报催稿了，我快解教了，写了也没减期，你们的金班长跟我推荐邓云飞，不过我看他写得东西完全抓不住中心思想，正想找你这个大学文凭的写来看看呢！”一边说着，一边拿起一份稿件小声念道：“您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是自从您穿上警服的那一天气，您就站住了是与非，善与恶的分界线，用青春和热血演绎着属于劳动教养人民警察的风姿......”

“行啊，兄弟，一看就是里面待过的，知道该写些什么。”半晌后，看完我稿件的孔班长夸奖道。我掏出烟递给孔班长一根，殷勤地说道；“还需要孔班长帮忙推荐一下啊！”他知道我说的推荐不是推荐稿件，而是跟大队的大队长和主管教育学习的队长推荐我这个“人才”。孔班长笑而点头......

我以为事情十有八九已经成了，不料到两天后，主管教育学习的L队长还是把邓云飞叫去学习小组帮孔班长整理资料去了，按照正常的发展轨迹，应该是由他接替孔班长的位子。

在这个事情中，老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主管教育学习的L队长正好是我们班的包班干警，老金跟他处得很“到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劳教通知书上，写着的那段逃跑的经历，让大队领导对是否用我很顾虑。

邓云飞去了学习小组刚三天的那个晚上，通道里传来L队长有些愤怒的声音；“你滚回班里去，孔XX，你去把一班的龙XX叫过来！”随即，邓云飞灰溜溜地回到班里。

原来这几天学习小组的任务比较重，主要是协助队长把我们大队现在的情况做个统计，比如各年龄段的分别是多少人，各学历水平的分别多少人，已婚，未婚，离异的分别多少人，犯盗窃罪的多少，吸毒的多少，总之，一共有七八种分类要完成，一个大队一百多人的分类，把孔班长和邓云飞搞得昏头转向，其中有三项，核对很多次总是对不上。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L队长好！”进学习小组的办公室后，我看见L队长一张年轻的脸被气得变成了酱红色。 “龙XX，今天晚上你跟孔XX一起，把这些报表给我搞清楚了，能行吗？”L队长拿着几张表格问道。 “放心吧队长，没问题！”我拿过表格，坐在桌子旁边开始重新核对。L队长依然气呼呼地，然后转身出了办公室。

一个小时后，我拿着重新整理好的报表，交给了L队长。他甚至都没有去核对报表的，就对我说道：“明天你就去学习小组，帮着孔XX处理一些工作，这段时间新人多，学习小组比较忙。”欧耶！成了！我为自己点了个赞！

其实那个报表并不是那么难弄，只是邓和孔都过于迂腐和较真。孔班长是马上就要放了的人了，本来也没有心情，估计也是看同样更迂腐的邓云飞也不顺眼，就“扎了他一针”（扎针的意思就是告状或使坏坑人）。

而且，这种报表我真要想弄好，也就分分钟的事儿，只要总数和分表数能对上就行了。这种统计本来也就是搞个形式罢了。小学文化的多一个或者初中文化的多一个，又有什么关系呢？总数对上才是核心。真要是关系很大的事情，怎么会交给我们这些新来的学员弄呢？

在学习小组呆了几天后，L队长对我越来越满意，多次告诉我这段时间一定遵规守纪，不要闯祸，其实也是暗示我关键时候不要掉链子。

九月中旬的时候，所里给各大队下了文件，所里准备组织学员搞一次国庆节文艺汇演，所领导会对汇演节目评分，一等奖一名，减期十天；二等奖两名，减期五天；三等奖三名，减期三天，让各大队重视该项工作。看到这个文件的时候，我高兴得笑出了声--这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减期机会以及崭露头角的最佳良机！

没有任何相关经验甚至比我年龄还要小的L队长看着这个文件，有些怯怯地对我和孔问道“你们俩谁能行？大队长让我们大队这次一定要取得好成绩！”孔没有回答，他的解教时间已经定下来了，只有二十天了。

“L队长，交给我吧，保证把咱们大队的节目搞得有声有色”我拍着胸膛对L队长承诺道。对于写作和文艺，我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和能力！

一番动员和规划后，我们三大队一共选出了相声，小品，京剧，横笛独奏，现代舞，三句半等多个节目，我的节目的横笛独奏，相声和小品。

那段时间所里正好没活儿干，所有的学员整天都呆坐在监舍里进行所谓的学习，也就是混着时间等开饭。我每天把参加汇演的学员组织在学习小组办公室一遍又一遍地排练着我们的节目。

横笛独奏我选择的是“十五的月亮”，也就是应个景，在那种喧闹的环境很难吹出意境，而且我的横笛吹得也就只能算是勉强。相声是我自己写的，现场效果很一般，一是稿写得一般，二是当时的我，连什么叫捧哏，逗哏都没有听说过，只能算是一个活跃的外行吧。不过由我和另外两位学员主演的小品，在这次文艺汇演活动中，获得了满堂彩。

监所风云二：初露头角

S市劳教所原本只是市属小劳教所，2001年初开始承接北京的劳教人员。随着劳教所规模扩大的除了硬件升级改造之外，还有管理上的追求科学化和人性化管理，至少凭我先后劳教四次，呆过的六个劳教所而言，该所算是比较规范的。队长基本上都没有一些不良恶习。虽然只要是监所都会有一些无可避免的灰暗，不过在这里都没有被放大和扩散。

我们到来的第五天，就发生了一起学员强行冲关逃跑事件。和我们一起来的两个学员，在军训休息时间，趁着劳教所大门有人进出开门的空隙，强行冲了出去。一个在门口就被抓，另一个侥幸跑掉后，几个月后也被绳之以法。被抓回来这位姓孟，刚十八岁，很明显是被另外那名姓杨的“老油子”利用了。据他交待，姓杨的学员来劳教所后就天天撺掇他一起跑，但是在实际操作时，杨学员却告诉他“我带头，你跟上”，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我先撤，你掩护”哎，诱惑和陷阱无处不在啊！

孟学员被抓回后，当天在办公室叫的那叫一个惨啊，其实他当时接受的惩戒在我看来已经很轻了，不就是挨几下电警棍电击惩戒吗？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换个野蛮一点的劳教所你试试！九十年代我呆的那个劳教所经常跑人，被抓回来的学员，几绳子一捆，差点手都要残废。结实的麻绳像裹粽子一样把两只手臂捆起来，只敢捆几分钟就松掉，队长真要恨你，装傻多捆一会儿，那手就废了。更别说还有大镐把子让桃花朵朵开。

两周后，在新来的学员（劳教人员当时叫劳教学员）都背会了《守则》后，我们的入所教育算是提前结束了。结束后也没有任何新的安排，所里接的手工艺活儿也经常青黄不接，三天两头没活儿干，我们每天只用老老实实在班里坐着就行。

老金被正式任命为我们一班的班长，而我却还处于潜伏期。乔班长整天依然很嚣张地在通道里耀武扬威，我们这一批以及在我们之前一两个月从北京接来的两批新人，都削尖脑袋去和他拉上关系。他在通道里有一间自己的单间，其实也就是大队医务室那间屋里加上一张床，钥匙在他手里而已。刚开始我们以为他有着什么特色的背景，才能在三大队混得风声水起。后来才知道，不过是矮子里面选高个儿罢了，因为他是本地人，和之前的大队长是一个县的，加上曾经当过兵，所以一直让他当大班长协助队长。他这段时间的嚣张表现，队里已经注意到了，正准备从新人来找更得力的人来替代他。

入所教育结束后的一天晚上，熄灯就寝后，乔班长把我和老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我们进去的时候，他正躺在一张行军床上，一名十多岁的学员正在帮他按摩，还有一名在旁边伺候着，这个谱摆得，简直没谁了！

看见我们进来，他坐起身来，挥手叫走伺候他的两个小孩后，指着抽屉里成条成条的香烟和地上一箱一箱的可乐，很装13地说道：“要抽烟要喝水随便拿，要不来根三五”说着递给我俩一根香烟，又说道；“你们俩帮我问问你们这一批新来的，谁的手机要卖？”

“乔班儿，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老金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们来的时候，个人物品不都跟着移交到所里了吗？包括一些手机等贵重物品，正常情况下是解教的时候才给你们，你问问谁愿意卖的，有人收，价格也比较合理”

听他说完后，我都愣了一下：开什么玩笑？姓乔的再神通广大，也不可能做成这笔交易啊，要知道我们的私人贵重物品都是所里专门封存的。

看我们有点吃惊的样子，接着他又很神秘地说了一句；“有队长让我帮问的！”我们恍然大悟，连连点头称道。

说完正事儿后，老乔又从床下拿出一包袋装的白酒；“来，喝两口！”难怪刚来那天我闻到他身上的酒味呢。酒是负责所里卫生的学员偷偷搞进来的，很便宜，外面两块钱一代，到手要五块钱。不过这条路子，在所里不久后的一次整顿中给掐断了。

我的TCL满天星给我估了六百元，价格虽然偏低一点，不过真要放到解教的时候才发还给我，那不得彻底坏菜了啊？钱没到我手里，都给上到个人账上了。负责生活的队长让我签字的时候，我看着写着我名字的账上只有六百元，郁闷地对队长问道；“不对啊队长，我被抓的时候，身上有一万多呢！”队长道；“反正所里交给我的，就六百，你看看”说完他翻开另外一个账本，让我看。的确是六百，而且还是卖手机后给上的账。一听我说的资金比较大，他又接着说道：“明天我帮你问问。”

第二天，所管理科的队长也来了，告诉我看守所的确没有我的账目转交，并给我看了原始凭据。我悻悻地想道：“估计被当着毒资没收了吧。”

我非常惦记着我们大队学习大班长的位置，我们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位姓孔的北京转送来的中年学员占据着此位置了，好在他国庆节后就解教了，我一直在想应该怎么去运作这个事情。

直接走某个队长的路子吗？别说我当时手里钱不多，就算有钱也找不到门路，这条路不通。

“既然如此，那就用实力说话吧！”我恨恨地想道。我有我的优势，现在整个大队，我的学历最高，因为被抓的时候我填的是大学，所以我的劳教书上也是这样填写的。

除了我之外，高中学历的邓云飞也是这个职位的竞争者，而且他和老金是东北老乡，我能看出，老金也在帮他出主意。不过对这位戴着眼镜，懦弱而又迂腐的“书呆子”，我并不放在心上。 接下来那段时间，我拼命写稿，写稿，写稿，经常趴在床上就着窗外的路灯写到半夜，在劳教所逼仄的空间里，我拼命为自己撑开一小片天地......

监所风云一：初来乍到

（这一次劳教的经历，我打算用一个监狱风云系列来写，肯定是不如电影版监狱风云那样精彩绝伦，但是贵在真实，除去一些特别敏感的内容外，其他描写都能做到不偏不倚！）

劳教所安排了六名警官来押送我们，五男一女，女性警官来自劳教所的教育科，应该是负责交接文档工作的。我们二十多个人，俩俩一副手铐。

北京市已被疾驰的大巴车抛在了身后，关于北京的那一段过往也被我暂时暗藏记忆最深处。我的脑里想的全是该怎样去面对现实，面对两年的劳教期。上了高速后，我环视了一下一起送去劳教所的这帮人，居然都是年轻的面孔。以我当时26岁的年龄，都要称之为年轻人的，也就是十七八到二十三四岁之间的了。估计是看到押送的警官并不太严厉，慢慢地，这帮小家伙就悄悄地活跃起来了。

“喂，你哪儿的？”

“ 你判几年？”“一年半”“我两年半，你真幸福！”

“你犯得啥事儿？”“我盗窃，你呢？” ......

我眯着眼，看着这帮没心没肺的年轻人，他们甚至开始嬉笑起来。一直没有参与他们的互动的，除了我，还有和我一副手铐的“眼镜”以及前面一排一个脸膛黑蹭蹭的大个儿。“怎么了？”看着文绉绉的“眼镜儿”摘下了他的眼镜拭擦着眼角的眼泪，我轻声问道。他摇了摇头，没有回答。随着小家伙们交谈的声音越来越大，有点臭不要脸挑战押送的警官底线的味道，坐前面一起聊天的几个警官邹起了眉头。这时，黑蹭脸膛的大个抓住这个表现机会，转身压低声音冲后面所有的人呵斥道；“小点声！”，随后，警官们也站起来训斥道；“都别说话了啊！”车里再次安静下来......

三个多小时后，大巴车顶着烈日，把我们送到了劳教所内。大家依次拿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以及贵重和违禁物品登记后，先被安排到了劳教所食堂就餐。

看着这个长宽各两百米左右的围墙围绕的劳教所，食堂和监舍中间是一个宽敞的操场，对面那栋三层的新楼，就是劳教人员的监舍。看着明显刚改造新建不久，略微有点现代化气息的劳教所，再想起车上警官们的执法松紧度，我突然觉得，我在这里的劳教生活应该不会太乏味。

新犯报道后，按照正常程序，是一个月的入所教育。首先是军训，这是两劳人员半军事化管理的前奏。上午军训，下午学习，所谓的学习，也就是背会一共三十条的《劳动教养人员守则》以及一些所规所纪。这玩意上一次劳教我就背的滚瓜烂熟，只用几分钟巩固了一下记忆后，直接第一个通关。

我们被分到三大队，就在一楼。二楼是二大队，三楼是一大队，不过这个一大队在外面承包了外劳修路工作所以不在所里。监舍和国内多数劳改劳教的监舍类似，长长的一条通道，通道两边各一排监舍房。借着统一去通道最深处的厕所“放茅”的功夫，我看到各监舍房里，劳教人员在做手工艺品。“还好！看来也没什么重活儿干。”我松了一口气。

我们新来的二十多个人，正好分在两个靠着铁门的两个面对面的房间，称为“一班”和“二班”。一名队长做出房间安排后就转身去了铁门外，看着一个个猴急着抢占下铺的新人，我和黑蹭脸的家伙分别走向两个靠窗的上下床的下铺，把行李扔了上去。已经提前抢占了这个铺位的小年轻，很诧异地看着我的突兀。“滚一边去！”

懒得跟他废话，这帮人的秉性，在车上就已经摸得差不多了。黑蹭脸也是冲坐在床上的另一个小年轻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开始整理床位。

晚上九点多的时候，一声突如其来的吼叫打破了监舍内的宁静；“出来集合！”通道里开始喧闹起来。我们也走出房间，跟那些老人一样，靠墙站在通道的两边。三大队一共十三个班，一百四十多人在挨个报数完毕后，一个穿着绿色旧军服的劳教人员，走到铁门前，对铁门外站着的一位年纪较大的老队长汇报人数无误后，就走回来站在通道中间，叉着腰开始训话，看他威风凛凛的样子，那一瞬间我差点以为他是队长。

这位劳教人员姓乔，我们都称呼他为“乔班长”，虽然不是队长，但是在我们来之前和来之后一小段时间，在劳教人员心中的恐惧感，不亚于身着官衣的队长。这就叫“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吧。

乔班长是本地农民，带着本地方言的训话我虽然不是完全听明白，不过也能知道大概是讲当天的生产进度问题，说到生气时，他直接拉出几个干活较慢的劳教人员拳脚相交。整个过程中，不但没有敢还手敢质疑的，就连敢喘大气的都没有几个。一看这个劲头，我就知道，这里简直是太好混了，连一个刺儿头都没有。

乔班长训了二十分钟左右，突然站我旁边的“眼镜儿”一个恍惚间蹿到了通道中间---这一天他太紧张也太累了，居然站着就睡着了，踉跄了一下。“云飞，回来！”我和黑蹭脸同时喊道。眼镜儿邓云飞这才醒过劲儿来，赶紧站回墙边。“马勒戈壁的，怎么回事儿？”乔班长骂骂咧咧地走过来，顺着过堂风，我闻到了一丝酒气。

乔班长一脚踹到邓云飞肚子上，所有人都低着头，战战兢兢。我和黑蹭脸对视一眼，隐去一丝不甘的流光——刚到第一天，我们实在不适合动手，更何况是帮别人出头。

黑蹭脸来自东北吉林，姓金，朝鲜族，28岁，曾在上海服过三年半大刑，据他说当年在里面混得很不错。第二天上午的军训中，他展现出一些军事训练基础后，负责训练我们的队长安排他负责接下来的军训内容，就躲到食堂门口乘凉去了。上午的军训结束后，队长直接安排他暂代我们新人的班长。在当天下午的学习中，因为我最先流利地背诵《守则》，又因我的劳教决定书上本科的文化程度，我被安排暂时负责我们这批新人的学习。虽然这些都只是暂时的，入所教育一个月后，还要重新正式分配，但是我们毕竟比其他人提前了一小步，也最先落入大队领导的眼中。

也许是事有凑巧，在接下来一年多，我和老金分别是我们大队主管学习的大班长和主管生产的大班长。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看守所忐忑等裁决 劳动教养两年整

对于自己是怎么到的派出所，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能确定的就是我注射毒品过量导致休克了。如果当时我不往回倒一些回去的话，我估计就直接下地狱了——对于我这样的灵魂，人满为患的天堂应该是拒签的！

图片来自网络

事实摆在面前，根本不容抵赖，我只能无比虔诚地配合警方的工作，包括取证和我的真实身份信息。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到，交待完一切后，我居然有一种解脱后的窃喜。

当然，对于我是越狱逃犯这一节，并没有坦白，在那个没有大数据联网的年代，我多少有些心存侥幸。在警察询问我的一些基本信息的时候，我把学历填成大本，我知道肯定会有用途的。至于警方询问的购毒途径，新疆村不就是最好的答案吗？我只负责老实交待自己的罪行，至于立功，请原谅当时的我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当天派出所还有另外一位头一天被抓的大约四十来岁的北京本地吸毒者X建国，我残存的记忆碎片里，最清晰的一组画面就是那名年轻的警官指着他大声说道；“X建国，我们也算是对得起你了，昨天在楼下等了你三个小时而没有直接去你家抓你，是因为昨天是儿童节，我们不想让你的儿子看到你被警察抓住的这一幕！”北京警方果然执法更加人性化！我们俩在派出所呆到半夜后，刚腾出空的警车呼啸着押着我俩往西城区拘留所而去......

2000年的西城区看守所在海淀区龙岗路，牢固而又森严。建国和我被送去了同一监舍，该监舍关押着大约十四五个在押犯。除了我们俩之外，都是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头板”是西城区一胡同串子，虽然平时装着社会大哥的 样子，但是就他所犯的罪行来看，说胡同串子也许都高看了他。他是因为盗窃他人财物而入狱，这个他人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发小。他去发下家做客的时候，看人家里有一座纯金的佛像工艺品，然后趁人不备给偷了。话说“盗亦有道！”偷自己哥们家的东西，实在是让人看不起！他能做“头板”（头板就是睡在靠门和窗的第一张木板上，一般都是干警安排的号长），也是因为他在这个号里呆的时间足够长而已。

监舍里还有几个十七八岁的北京小孩，基本上都是故意伤害等罪名，有案件还在侦查阶段的，也有已经逮捕的，还有已经上庭了的。这几个小孩倒是被“头板”蒙得五迷三道，家境相对富裕一些的他们，捎着头板一起搭伙。

2001年的北京看守所，住的还是大通铺，一般都有“烟茅”，也就是每天放风的时候，负责自己号房的民警会默许大家抽根 烟。但是监舍里面，是严禁吸烟和私藏烟火的，这也是为了安全考虑。当然放“烟茅”需要的烟钱，都是“头板”负责在每个在押人员收到的钱里面抽头凑集。晚上睡觉的时候，号里的在押犯轮流值班，除了“头板”和号里好使的那两三个，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值班安排。两个小时一班，每班两到三个人，也算是为了避免半夜自杀，伤人等监舍内重大安全事件的发生吧。

我和监舍里的其他人，没有太多的交集，除了偶尔和建国能聊会儿天，更多的时候，我都是独自望着窗外那带格的天空发呆。也没人为难我，正如“头板”所说，“这家伙一看就是老油子！”他们那套吓唬人的把戏也就没敢在我身上表演。

在我进看守所第三天，负责我案件的预审员就来提审我了。在询问室里，借着跟负责案件的警官要烟抽的功夫，我看到桌上那高高的一摞卷宗，第一张卷宗上就是我98年被劳教时的劳动教养决定书。这一刻，我知道事情完全真相大白了......

回到监舍后，我无法再保持淡定了，我不知道像我这种情况该怎么算！算是吸毒吗？那之前的越狱怎么说？算是抓住了一名越狱逃犯吗？可我又是因为吸毒被抓的啊！是处理我一次还是两次？四川的劳教所会来北京接逃吗？一切的一切，让我的心乱了，乱了......甚至我主动找包班干警谈心，请他帮忙解惑，可只负责看守工作的干警对我这种复杂情况的处理结果也不尽知。源于对未来的担忧，我度日如年...... 接近两个月后，一纸“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决定书”总算结束了我的忐忑在押生涯---因吸毒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两年。

接到决定书后，虽然我还是有很多疑问，比如四川的越狱怎么算？是不是这两年后，还是会被押送回四川继续之前未完的劳教期限？而且还会加上半年左右的加期处罚。不过怎么说，这个结果已经比我预想的最坏结果要好很多，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被押送回四川的劳教所。因为回去后算上加期还会再关三年，而且那边的教养环境更恶劣很多，对于我这种脱逃被抓回去的人，一番惩戒也是免不了的。

接到劳教决定书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铁窗照在看守所斑驳的大门时，一辆全副武装的大巴车，载着我和另外二十多名被劳教人员，押送去了河北省中部某市的劳教所。

一针休克，醒来已经在派出所

五月底的一天，国子哥的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新的活儿---教他的一个朋友千术，对方会给一些报酬。国子告诉说，为这事儿牵线的朋友很有能力，在这一片儿黑白两道都给他一些面子，所以，他帮我应下来了。

应下来就应下来呗。我在四川老家的时候，免费教过很多徒弟，不过很少能有能学会的。这东西不是完全依靠别人教就能学会的，更重要的是需要天赋，至少我就没有老师教过。看着国子哥有点忐忑的眼神，我轻松一笑道；“行！”

跟着国子哥的朋友，到了一家四星级宾馆后我才知道，即将教的这个人，是一个有着非常神圣职业的小领导，当然，为了避免伟大的404魔兽吞噬我的写作成果，我在书中就不透露任何关于对方的信息了。

能看得出来，他也是有一些基础的，我教的很多东西，他本身就会一些，只是还没能融会贯通而已，而实战经验更是严重缺失。不过这些都和我无关不是？我只负责认真教，是否能学会，不是我考虑的。也许别人只是图好玩学着玩呢？

三个小时后，对方很满意地离开了，走时告诉我房间他已经开到第二天，我今晚可以住这里。呵呵，再好的宾馆，其实也一张大床而已，我也离去了。

第二天，国子的这个朋友给我送来一部新的手机，说是人家给的谢意。估计是因为朋友介绍的，觉得给钱过于直白，就买了一部新的手机送我。手机很新款，是TCL的，下翻盖，在那之前我都不知道TCL居然也出手机。小巧玲珑的手机上，镶嵌着一圈的“宝石” ，来电的时候，宝石闪烁着五彩斑斓的色彩，炫目而又迷人。明显更适合女孩用。

手里有一些钱后，我准备去戒毒了。村里的老周听说后，非常支持，听我说最好是去一个和外界隔绝的地方，他说他可以带我去他们单位--房山和河北交界处的一个空军地勤基地的兵营。之所以不选择正规戒毒所的主要原因在于我知道，那种地方唯一的作用就是缓解戒毒时的生理痛苦。但是却很容易认识更多的吸毒者，很多吸毒者的圈子，就是这样扩展开来的。

国子听说我去外面戒毒后，也买好一种新型的戒毒药品，一种他们它叫“小炮弹”的胶囊，据说效果很好。他们也想借机戒毒，不过是在自己家里。

我跟着老周去了他们部队后，他给人介绍我是他表弟，来部队探亲来了。他在部队有一个单间一样的宿舍，我在那里躺了三天。第三天晚上，我感觉我快扛不住了，不是身体扛不住，而是突然滋生了想结束戒毒立刻回北京的想法。对于在戒毒痛苦中煎熬的人来说，这种想法一旦滋生，就会用最快的速度在内心发芽，并长成参天大树，枝繁叶茂！

老周看怎么劝我都没有用，又告诉我从部队去街上的“三蹦子”车没有了。“走路我也走过去！”我坚定地对他说道。

无奈的老周，给我叫来三蹦子，到了房山地界后，又坐上去市里的公交，一个多小时后，我在六里桥下了车。下车后，正好我在车上联系的一位卖“零包”白粉的小毒贩也在附近，我在他那里拿了一小包后，就叫上出租车，去找国子他们。

国子告诉我，他这几天在北二环内小西天附近一哥们家，让我直接去小西天。我坐着出租车，一边忍受着已经若有若无的毒瘾的侵扰，一边催促开出租的大姐快点。

2001年的北京，虽然不如后世那样拥堵，但是一些路段同样路况不堪。到了白塔寺的时候，我看着前方堵得密密麻麻的车流，炎热起来的气温好像也随着堵车而在我的心中直线上升，再也无法控制心里的欲望，于是让出租车停一下，我去一趟厕所。

“还有两个红灯就到小西天了，师傅你忍一下行吗？”出租车大姐回头问道。我摆摆手说道；“忍不住了，就停路边等我几分钟吧！”出租车无奈地停在路边，我下车直接冲进路边的白塔寺药店。“来一根2.5的一次性针管，一支蒸馏水注射剂！”

药店出来后，我就直接进了药店旁边的公用厕所。

公用厕所很小，而且每一格之间没有挡板，不像现在都是独立的一间，而且，正好有两个人蹲在那里大解。“怎么办？”已经快成神经病了的我，直接站在小便池旁边，用身体挡着身后人的目光，打开那一小包白粉，拿出针筒，颤巍巍地把包里的白色粉末都倒进针筒里。

“好像多了一点？”我当时有点感觉（幸亏还残存一点理智，要不就嗝屁了！）于是又倒出来一些。胡乱包好纸包后，双手一掰注射用水，“啪！”地一声后，我把水抽进针管里，上下晃了晃。

我手上的血管已经看不见了，多年的注射经历让血管都消失了，特别是当年在老家，为了更加眩晕的效果或应对吸毒引发的失眠，总是大量使用地西泮也就是安定注射剂，那玩意儿对血管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即使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手上都没有一根能扎进去的血管，医院体检验血，也是让护士扎腿）

为了一次性成功，我脱下一半裤子，对着腹股沟之处的“大血库”扎了下去，看见针头连接处有回血后，把针筒里的液体推了进去.....

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了福绥境派出所的长椅上，一名年轻警察看我已经醒来，犀利的目光里寒意流动。

被抓了！！！我第一时间回过神来......

转战北京各赌局，业务开始繁忙起来

对于詹老四的挑衅，我根本懒得答理。目测他不敢直接动手，我只撂下一句；“四哥，你要有牌局愿意跟我合作就叫我，不愿意就找别人，我有事儿先走了！”留下脸色阴晴不定的他，转身离去。

后面两天，詹老四让老曾和胡子给我带话，让我给他五千块钱这事儿就算了过了。胡子告诉我，这两天詹老四找了两个小弟每天跟他在一起。让我去他们那边的时候，稍微小心点。我心里一阵烦躁！

又过了几天，胡子打电话告诉我，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他让他哥“国子”找了詹老四，把这事儿摆平了。听老曾和胡子念叨过，胡子的哥哥国子在东二环这一片还是挺有面儿的，是八十年代初就在四九城混的老炮儿。

不管怎么说，还是得感谢一下胡子的哥哥。我提出请他出来吃个饭，胡子直接把我带去了他们家。胡子的家住在东二环建国门附近，家里一共五口人，老太太，胡子，国子两口子，和他们的儿子小俊。把他家这几口人都交待得这样清楚，是因为后来我在他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老太太六十多岁，面慈目善的样子，其实当时胡子还有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媳妇儿，不过我去过不久，他俩就分开了，后来孩子生下来后她媳妇又抱来给他家养。国子四十大几的样子，一看就是有生活有阅历的北京老炮儿，我去他们家的时候，已经做好饭菜，也省得去外面吃了。国子对我玩牌的事儿很有兴趣，他说他人脉广，能发掘不少好牌局，让我跟他们混，如果我在外面 有别的牌局，他们也不会插手。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国子两口子都吸毒，不过他们货源比较稳定，胡子时不时也吸，国子两口子虽然管着他，但是自己都吸毒，何谈去说服别人？所以，也很难起到什么效果。在带我玩了几场牌，有了一些收益后，我退了村里的房，搬去他们家住。

其实国子自己手里并没有牌局，不过总能找到认识的朋友带去一些局。他安排的第一场牌局，就是去天津。

带我去这个牌局的，叫老高，是国子朋友的朋友。五十来岁，微微有些谢顶，据说曲艺圈子的人他都认识，因为他的父亲是这个圈子里的一位名角儿。当晚老高开着车，我们一起去了天津。我只记得当晚高速公路上正下着大雾，我们到天津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

牌局在天津近郊，虽然当时我也没有去过天津，但是很明显我们去的不是市区内，应该是外环一带吧。车停在一个三层小楼前，是一家做建材的公司总部。国子在车里呆着等我们，因为老高不方便带太多人上去。

我穿着很显青春的衣服，因为这一场牌，老高给他们介绍我是跟他有合作关系的四川某银行领导的儿子小何，在天津上大学，我“父亲”委托他送我去首都机场，他顺带着我来这里。

“老X，找个房间给我这个小朋友休息，”刚上楼，老高就冲一个明显看起来是这间主人的中年人喊道。随即又对我说道；“小何，你在这儿睡一觉，我玩玩牌，明天早上送你去机场，放心，不会误机的。”

对，我们就是这样安排的：我装着不是来玩牌的人，先打消所有人的戒心，并针对我的年龄，安排为正在读研的在校大学生的身份。为什么这次安排得这样复杂？因为这个牌局玩得比较大，两百打底，两千封顶。以我当时的年龄和气质，安排什么别的身份都容易引人怀疑。

这间主人带我去了大客厅旁边的卧室，给我安排好一切后，我就听到外面他们玩牌的喧闹声。睁着眼在床上躺了一个小时后，按照原计划，我出去看他们玩牌。老高看我来到他身边，邹着眉头问道；“小何，你怎么不睡了？天还早着呢！”“睡不着，你们玩吧，我看会儿再去睡。”“你会玩这个牌吗？”“我们在学校也经常玩，只是玩得小点。”按照原计划和老高东一句西一句聊了一会儿后，我就老老实实坐在旁边充当看客。

老高的手气还真的臭，到一点的时候，输了三四万了，本来原计划是玩到三点左右，他才说他累了，让我帮他玩几把。不过看样子我要提前上场了。我偷偷捅咕了老高一下，心领神会的老高站了起来说道；“我上个厕所，小何，你来帮我玩着几把。”

老高在厕所呆了半个小时才出来，看着我桌面明显赢回了一些的钱，装着很惊奇的样子说道；“小何，不错啊，比我手气好多了，接着帮我玩，赢了的话明天叔叔给你一个大红包！”说完，坐在我旁边看着我玩。

这场牌局很轻松，因为都是一些做生意的大老板，对玩牌并不精通。玩到天亮的时候，牌局也快散了，这帮老板玩牌一般也就玩到天亮，不耽误第二天的工作。老高说要送我去机场，我们提前下了牌桌。

这一场我赢了十二万，除去之前老高输的，还剩下八万多利润。按照之前谈好的分配方案，老高拿走一半，由他负责给他朋友拿点儿。我们拿走一半，国子也给他的朋友分了一万。剩下三万多我和他们哥俩一个人一万，剩下一些我让他给老太太充当生活费了。分到我们手里这些钱，本来国子说他们哥俩只算一股，我自己一股，不过我还是很仗义地给了他弟弟胡子一股。

接下来那段时间，国子哥带我跟着他的一个又一个朋友，转战北京众多牌局，那时他就类似我的经纪人，帮我打理和安排牌局，我就只管上场打牌。随着在一定的圈子里名声的响起，每天需要接的牌局业务 越来越多，很多时候，都是同一天接到四五个业务，只能从中挑选一单来做......

随着牌局业务变大的，还有我的毒瘾。国子哥几乎在任何时候都能搞到毒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