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是：《杜特地的成功秘诀：杀人越多名望越高》，作者边译卒，转载如有侵权，请告知版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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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车队最近遭到恐袭，9名军人受伤。他原计划到前线慰问和恐怖分子作战的军人。恐袭发生后，他仍然按照原计到前线探访。杜特尔特警告恐怖组织，别逼他出手。以铁腕著称的杜特尔特曾经放话，自己上台后会“血流成河”。

菲律宾不是什么大国，它的总统也不是什么大国领袖。不过杜特尔特的一举一动总能吸引世界的关注：他遇刺了、他要再次访问中国、他要亲近俄罗斯、他要和美国分手……他想要的不仅仅是目光，他还想加入到改变世界巨大浪潮中。

《纽约客》专栏作家Adrian Chen撰文《When A Populist Demagogue Takes Power》,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杜特尔特：

费迪南德·马科斯，菲律宾的独裁者，以“这个国家可以再次伟大”的口号上台。杜特尔特的父亲是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的支持者，而他的母亲则是当地反马科斯团体的领袖。

杜特尔特说自己和马科斯唯一的相同点是热衷于收集名贵的鞋子。他从一个反马科斯政党的候选人当上了菲律宾总统，却获得了大量马科斯旧部的支持。

矛盾是杜特尔特的一大特质，他曾经当过维权律师，现在却被人权组织批评为屠杀者。他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却醉心于商业优先的政策。他用暴力和铁血镇压犯罪分子，却和反政府武装头目私交过密。他获得贫苦百姓的广泛支持，却在打击毒贩的过程中优先打击穷人，“穷人吸毒更容易处理”……

杜特尔特充满争议，但人民对他极度狂热。

“为了吸引人群到集会现场，菲律宾的政治家通常会用大巴把贫穷的菲律宾人送到城市广场，在那里他们会得到免费食物、几百比索和一件运动衫，然后他们会为候选人欢呼。但杜特尔特的支持者都自己借钱去广场。杜特尔特永远都迟到，但支持者们热情永远不减。”

想要看清杜特尔特，必须回到杜特尔特的成长经历、回到菲律宾纷繁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中去……

边驿卒翻译了全文，以飨读者。

本文共16459字，全文阅读约需要31分钟。

杜特尔特说，如果他当选“这个国家将会血流成河。”他的禁毒战争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我们三个人正在对抗这个世界”

5月，在承诺通过杀掉成千上万的罪犯来让菲律宾摆脱犯罪和毒品之后，刚竞选成为总统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表示自己不再说脏话了。他对记者说过“去你妈的”。他还曾称政治人物为“同性恋”。当一个记者问到他的健康状况时，他答道，“你妻子的那里怎么样？是臭吗？还是不臭？给我说一下呗。”在菲律宾这样一个天主教教徒占大多数的国家，他曾对教皇方济各发飙。

起初，杜特尔特解释说自己这么说话是为了展现一种激进的民粹主义姿态。“我在刺激这个国家的精英分子，”他说。“因为我们从根本上是一个封建国家。”不过在胜选后的第二天，他与一名受欢迎的电视演说家一同现身，并表示“我需要控制我的嘴”。杜特尔特把他即将到来的转型拟作破茧成蝶：“如果你是国家的总统，你需要做到适可而止和循规蹈矩”。不过他在6月的就职讲上仍然口无遮拦。

杜特尔特并没有闭上他的大嘴。他的禁毒战争已导致三千多人死亡，这引起了人权组织和西方政府的谴责。9月初，在东盟峰会之前，一名记者在老挝问杜特尔特，如果奥巴马提出人权问题，他会说什么。“你知道，菲律宾不是一个附庸国，”杜特尔特敲着桌子，用英语夹杂着他加禄语回答说，“我们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殖民地了。”后来说的话大家都知道了，杜特尔特说奥巴马是“一个妓女的儿子，我会在那个论坛上诅咒你。”

按照杜特尔特的说法，“老子不是不在乎”人权。他认为西方国家利用所谓的人权来束缚菲律宾，让菲律宾无法自我革新。他对批评很敏感。“老实说，杜特尔特的弱点在于他是个粗暴的家伙，”菲律宾的政治家和杜特尔特的盟友贝尔吉卡说。“你不能一副居高临下的口气和他说话，他会被惹毛的。”

在侮辱奥巴马后的第二天，杜特尔特发表了一份声明来表达自己的后悔之情。“这是对美国总统的人身攻击。”在他的爆的粗口中，杜特尔特用了他加禄语putang ina（类似于西班牙语puta），字面意义是“你的母亲是一个妓女”。但这个词也用于表达不爽的心情，用法同“son of a bitch”。杜特尔特的首席法律顾问萨尔瓦多·帕内洛向新闻界解释说，“这只是一种感情宣泄，我不认为这是针对奥马巴个人的”。菲律宾《每日问讯报》的专栏作家向外国记者提供了一份关于“杜特尔特用语”的讽刺指南：“putang ina的真正意思是‘我坚信你错了’。”

杜特尔特说话天马行空，夹杂着冗长而漫无目的性的独白、带有高深莫测的笑话和狂野的夸张手法。他的行为举止的核心是他民粹主义形象，但那不可避免地容易导致误解，即使菲律宾本地记者有时也搞不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杜特尔特的发言人安贝拉最近恳求总统记者团在解释杜特尔特言论的时候，多多使用“创造性的想象力”。

9月7日，东盟首脑会议的第二天，杜特尔特和奥巴马进行了第一次短暂会晤。奥巴马像媒体表示“互动时间不长，我向杜特尔特表明我的团队应该与他会面，我们需要在一些列议题上共同向前迈进。”

杜特尔特对这次会面的描述则简单粗暴得多：“我在会议室里告诉他，‘奥巴马总统，我是杜特尔特总统。我从来没有说那些（关于你的）脏话。你搞清楚。’”据杜特尔特说，奥巴马根本不待见他，只是说了句：“我的团队会和你对话。”

第二天，杜特尔特向包括奥巴马在内的东盟代表们展示了二十世纪初在菲律宾被美国士兵杀害的穆斯林的照片。“这就是人权，不要告诉我这无关紧要。即便这是摩西、是亚伯拉罕做出来的事，侵犯人权就是侵犯人权”

这一开始只是看一个人不爽，随后却导致了外交关系的戏剧性转变。杜特尔特越来越多地表示，他打算离开菲律宾最亲密的盟友美国，转向中国——一个过往政府都谨慎对待的对象。9月，他要求撤走一批美国军事顾问，取消两国的年度联合作战演习。10月国事访问北京时，他宣布与美国“分离”。“美国已经失去我们了，”他对一群中国商人说。“我已经在你们的思想潮流中重新修正自己。也许我也会去俄罗斯跟普京谈谈，告诉他我们三个人正在对抗这个世界：中国，菲律宾和俄罗斯。”

正如菲律宾《时尚先生》的前编辑罗穆洛告诉我的，“现在菲律宾天天都是大新闻。”

杜特尔特在菲律宾拥有百分之八十六的支持率，但他与美国的分裂的举动还是引起了争议。定期的民调显示菲律宾是最亲美的国家之一。学校的教学语言是英语，篮球是一种全民运动。约有400万菲律宾人在美国居住和工作，美国是菲律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美国资本通常占菲律宾外国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根据《马尼拉标准报》的报道，广受尊敬的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将杜特尔特比作了一艘沉船的船长。即便很多长期谴责美国的菲律宾的左派人士也担心，杜特尔特可能只是换了一个帝国主义的主子而已。

杜特尔特转向中国是对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外交政策的巨大打击。不过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他认为“菲律宾与中国全面恢复关系”是在吹牛皮。“问题不在于杜特尔特说什么，而在于他做什么。”他指出，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相当紧密，短短一个菲律宾总统的任期是不足以切断这种关系的。“不过这也意味着，如果杜特尔特铁了心要这么干的话，他可以做很多事来损害美菲关系。”

自1986年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被推翻以来，菲律宾一直是一个（经常性功能失调的）民主国家。杜特尔特的行动挑战了菲律宾宪法所承载的西方价值观。虽然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革命者，但杜特尔特好像还没想清楚，用什么来替代他要推翻的秩序，或者他是否能活到（革命成功）那一天。他经常暗示，自己可能不会活着完成他的任期，无论是因为过劳还是年龄——他目前七十一岁——或更阴险的原因。“我会在六年后还活着吗？我可以预见：可能不会。”

9月，在马尼拉与参议员卡耶塔诺见面时，他告诉我菲律宾与美国有着“时好时坏的恋情”。卡耶塔诺是杜特尔特的竞选搭档。不过在菲律宾正副总统的竞选时分开的，而卡耶塔诺最终落选。我们在属于他妻子、同时也是塔吉格市市长的一间闪闪发光的高楼办公室里见面。

1898年，在赢得与西班牙的战争后，美国占领了菲律宾。威廉·麦金利总统向菲律宾人保证美国的目标是“仁慈的同化”，但美国陆军还是一个接一个的粉碎新兴的独立运动。在西奥多·罗斯福治下，美国在马尼拉建立了一个立法机构，目的是以代议制民主的方式培育菲律宾人的民主政体。但是，在美国的默许下，立法机构被一小群拥有土地的精英分子垄断，这实际上是强化了菲律宾的寡头统治。卡耶塔诺说，杜特尔特对美国不爽是因为美菲之间复杂的历史。“我们拥抱了美国人，不过他们没有给我们自由，而是殖民我们，”他说。“这让我们对美国产生了强烈的爱恨交织的情感。”

美国军队的存在是最具争议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占领菲律宾三年多。 1944年10月，美国部队返回该国，1946年，该国获得正式独立。不久之后，菲律宾与美国签署了一项允许后者在菲保持永久军事存在的条约。在冷战期间，数以千计的美国大兵驻扎在该国的两大基地。民族主义者和左派人士抗议基地的存在，他们认为这是美国殖民遗产的象征。1991年，一项新的驻军条约引起菲律宾舆论的愤怒，最终菲律宾参议院拒绝与美国续签驻军条约。但是在2014年，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美国大兵临时返回。

他喜欢摩托车、女人、枪和金钱，而不是学习

杜特尔特是第一位来自棉兰老岛的总统，这个岛与美国军队有着及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棉兰老岛是菲律宾南部最大的岛屿，是该国穆斯林聚集的家园。西班牙人征服菲律宾北方的三百多年间，强迫其驻地人民皈依天主教，南部群岛的穆斯林部落一直在抵抗。当美国在菲律宾建立一个“文明的”殖民政府时，棉兰老岛受到军事镇压并遭到军事统治，这造成数千人死亡。对于在马尼拉的人来说，棉兰老岛以游击战士和绑架团伙闻名。它还是新人民军——一个共产党的反政府武装——以及各种各样的穆斯林反政府武装的家园，包括最近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数百万人在棉兰老岛不停歇的冲突中流离失所。

达沃是一个有200万人口的棉兰老岛城市，杜特尔特在那里当了21年的市长。他经常发表带有反美倾向的激情演说，痛斥美国殖民时期所带来的苦难。但杜特尔特说，真正让他对美国有了“恨意”的是一件事： 2002年，美国特种部队在棉兰老岛突袭“阿布沙耶夫”后不久，一位美国寻宝者，迈克尔·迈林，入住了达沃的一家酒店，随后他住的房间发生了爆炸事件。当时达沃有传言称迈林是C.I.A.的特工。杜特尔特回忆，当时有两个F.B.I.特工从医院带走了迈林，并在地方当局审问他之前把他谋杀了。杜特尔特对这种侵犯他市长权威的行为感到了愤怒。他说他要求当时的美国大使理查尔顿对此进行调查，但他一直没有收到回复（理查尔顿在邮件中告诉我，他不记得与杜特尔特讨论过这个案件，他称这些指控是“荒谬的”）。

从那时起，杜特尔特一再对美国在棉兰老岛的军事存在表示不满。2007年，他拒绝让美国和菲律宾在达沃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称这种演习将吸引恐怖分子。“由于他们的傲慢和自大，美国人入侵伊拉克杀死萨达姆，但却最终摧毁了这个国家”，他说。“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身上。”2013年，他回绝了美国在达沃发射无人机的要求。“我不想要，我不想要麻烦和杀戮。”

杜特尔特来自达沃的政治家族。他的父亲文森特与臭名昭着军阀杜拉诺有密切联系。二十世纪后期，文森特担任达瑙市市长。杜特尔特出生于1945年，是五个孩子中的第二个。二战后，菲律宾人涌向棉兰老岛人口稀少的地区谋生。1950年，杜特尔特家族搬到了达沃——一个布满种植园、土著和美国退伍军人的边境小镇。在达沃，财产纠纷是很常见的，杜特尔特说他们家的第一套房子被拆毁，因为它建在别人的土地上。但家庭的困难是短暂的，1959年，文森特成为达沃地区的管理者，今天，杜特尔特家族是该地区的主要政治力量。杜特尔特的女儿萨拉是达沃市市长，他的长子保罗是副市长。他的弟弟本杰明，曾担任该市议员。

在达沃市商场的一家咖啡馆，我见到了杜特尔特的妹妹乔斯林。她是一个房地产代理商，身材苗条，举止优雅，留着六十年代的短发，由两个男助手陪同。她的举止与她哥哥好斗的形象很不一样。她刻意地把杜特尔特称为“市长”或“总统”。

乔斯林说自己童年时代的记忆里充斥着父亲从政带来的不适感：从上午8点开始，房子就挤满了当地人，他们要么是支持者，要么是来找工作的。“你总是在公众的视野中，”她说。“你几乎没有任何自由。

杜特尔特执迷于他的家庭保镖。“他总是在一堆警察军人的身边，”乔斯林说。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喜欢摩托车、女人、枪和金钱，而不是学习。他花了七年时间读完高中。

据乔斯林描述，杜特尔特特别敏感。“他可以盯着一具尸体或枪伤的受害者看，但当他看到自己的血时，他会昏倒。”她回忆起有一天杜特尔特在玩枪时把手指夹住。“我们都觉得他看起来没事，随后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乔斯林告诉我，当杜特尔特感到威胁时，他会眨眼。

杜特尔特的母亲索莱达是一名老师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她对杜特尔特管教很严，经常罚他跪在地上祈祷几个小时。当杜特尔特晚归时，她会把他锁在屋外让他在棚子里睡觉。

1965年，一位年轻的省参议员费迪南德·马科斯以“这个国家可以再次伟大”的口号赢得菲律宾总统大选。马科斯似乎有减少前殖民地精英影响力的意愿。他被视为技术官僚，但他只是用自己的朋友和亲戚，包括他迷人的妻子伊梅尔达来取代旧的寡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家人聚集了高达100亿美元的财富。1972年，在他的第二任期，马科斯以共产主义和穆斯林叛乱为由实施戒严。

比森特是马科斯内阁的成员——杜特尔特曾说他的父亲是一名绝对的支持者——而母亲索莱达是达沃反对马科斯抗议者的领袖。杜特尔特，至少在一开始跟随了他的母亲。在菲律宾大学，杜特尔特师从现在流亡的菲律宾共产党的创始人何塞·玛丽亚·西森。西森认为菲律宾的封建统治和美帝国主义是密不可分的：为了在越战期间持续使用菲律宾的美军基地，美国允许马科斯继续统治菲律宾。杜特尔特加入了西森的“民族主义青年团”组织，他现在还和西森保持“往来”。在杜特尔特当选总统后不久，西森发布了一个Skype电话录音，内容是杜特尔特与他关于新人民军和平谈判的谈话。而新人民军正是西森领导的反政府武装。

杜特尔特在马尼拉上了法学院。据他自述，读大学的时候他用枪射中了一个欺凌他的同学的腿部。所幸这人只有一个小伤口，加上教授的同情，杜特尔特被允许毕业。尽管他有左派倾向，他在达沃还是当上了检察官。马科斯政权监禁了数以万计的囚犯，杜特尔特的工作之一是起诉政治颠覆分子。据达沃的前女议员伊拉甘描述，杜特尔特会帮助那些异见分子，并且这么做不会影响他在政府中的职位。伊拉甘的丈夫是达沃的三名人权律师之一，他们在20世纪八十年代被捕。杜特尔特的保护使得伊拉甘的丈夫躲过了虐待，他们后来还成为了朋友。“杜特尔特竭尽所能亲自去拘捕那些进步人士，以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伊拉甘告诉我。

1983年8月21日，在美国流亡三年后，反对派领导人贝尼尼奥·阿基诺在马尼拉机场降落后被枪杀。暗杀激怒了反马科斯武装组织，最终导致了1986年2月的人民革命。愤怒的军官发动了政变，数十万抗议者淹没了马尼拉周围的EDSA高速公路，要求马科斯辞职。最后，长期以来视马科斯为打击共产主义盟友的罗纳德·里根抛弃了马科斯。后者离开菲律宾逃到夏威夷，把总统的宝座让给了贝尼尼奥·阿基诺的遗孀科拉松·阿基诺。

“我告诉菲律宾人不要投票给我，因为我执政会大动干戈”

新政府任命杜特尔特的母亲索莱达担任达沃的副市长，但她建议让自己的儿子担任这一职位。1988年，杜特尔特竞选市长。根据当地报纸的记者卡洛斯·扎拉特的说法，杜特尔特被马科斯的忠实支持者选为己方候选人。“这个情况非常特殊，”扎拉特说。“他得到马科斯派系的支持，但他却偏向左派。”杜特尔特在合法和有序的情况下赢得了竞选。

达沃是菲律宾最暴乱的城市之一。经过多年的“农村包围城市”，共产党的反政府武装正是在那里第一次把战火烧向了城市。新人民军在贫民窟中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获得了当地受够腐败的警察和暴虐军队统治的人民的支持。新人民军的“麻雀小队”暗杀的警察和政府高官。反过来，一个由政府支持的被称为Alsa Masa或Masses Arise的警察集团开始谋杀共产党人。犯罪团伙为获取赎金绑架商界的重要成员。达沃河上的Bankerohan大桥以横尸片野。如果受害者被单独的一发子弹杀死，记者们就会说这是新人民军的刺客干的。

杜特尔特与REACT（一个商人间相互联系的网络）密切合作来进行绑架案调查。他们开发了一个跟踪系统：当绑架者使用付费电话索取赎金时，REACT成员可以接受到无线电的提醒。他们会根据所在地区的不同以不同的模式发出汽车喇叭声，这样调查人员就可以大概了解绑匪在哪里打电话。在杜特尔特解决了几个关注度较高的案件后，绑架的数量减少了。

在达沃，杜特尔特现在前所未有的受欢迎。当我在选举后的几个月访问此地时，公民团体、护士团体和当地政客在主要街道的大房子上都悬挂了祝贺的横幅。一家烤鸡餐厅还因为杜特尔特当上了总统给所有菜品打折庆祝。杜特尔特的旧居已成为旅游景点；一个总统的纸板人形象站在房子前的车道上，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在给游客兜售杜特尔特钥匙链和杯子。

达沃的居民坚信杜特尔特给城市带来了繁荣。杜特尔特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不过他醉心于商业优先的政策，并在市政府中雇佣以市场为导向的官员。他的政府以减税和奖励吸引投资者。政府办理营业许可证有七十二小时的期限，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官员们必须亲自向杜特尔特解释为何延误。

由政府官员和商业领袖组成的招商团积极地在马尼拉和国外招揽投资者，达沃的外包行业增长迅速，高层公寓和商场拔地而起。2014年，达沃GDP增长9.4％，高于其他菲律宾城市。作为总统，杜特尔特承诺在全国实施“达沃模式”。

今天达沃有一个中央911系统，可以看到全新的警察车辆在城市四周巡逻。该市全市严格执行时速47公里的限速，公共场合禁止吸烟。居民将这些小小的训诫措施视为杜特尔特强烈政治意志的表现。一个当地的商人试图说服警察不要给他开吸烟的罚单，警察告诉他，自己不得不罚款，因为他不想让市长生气。这个商人说起这事时充满了对杜特尔特的钦佩之情。

1996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杜特尔特宣布要严打小型犯罪。不久之后就有七名被控犯罪的人（指控包括贩毒和抢钱包）在一天内丧命。有些尸体被抛尸街头，上面挂一个纸牌，写着“SolugoónSa Katawhan”（“人民的仆人”）。根据人权观察组织统计，1998年至2009年期间达沃共有八百一十四起类似的死亡事件。死者大多是十多岁的流落街头的青少年，他们是不成犯罪团伙的成员，只是小偷小摸的吸毒者。

据传这些死亡事件都出自一个名为“达沃暗杀小组”（D.D.S.）的地下治安维持会之手。根据人权观察组织的一份报告，D.D.S.经常以“双人骑行”的方式来办事：两名男子骑着摩托车追杀目标，射杀目标后快速骑车离开。D.D.S.的成员告诉人权观察组织，他们“办”的都是警察列出的目标，每个目标支付五千到五万比索（700至7000元人民币）。一名成员说，警察为此还建立了一个投标程序。“如果有好几个人想要这份工作，他们会讨论哪一组会能做得更好。”

作为一个暗杀组织，D.D.S.有着让人难以置信的良好名声。达沃的记者告诉我：“他们杀人得到中产阶级的肯定和支持。他们说，这使城市更安全。”另一位居民说，“如果你不做坏事，你就无需害怕，这是常识。D.D.S对我们来说更像是吓唬小孩不要做坏事时的口中说怪兽。”2012年，一个当地的电视台做了一项调查，让观众选择他们最中意的打击犯罪的方式；百分之六十七的人把票投给了D.D.S.。

杜特尔特经常对这些杀人事件表示赞同，并暗示D.D.S.和他不无关系。有当地记者问杜特尔特他在D.D.S背后扮演什么角色时，他说，“我是一个律师，我不会做法律允许范围之外的事，但我会为居民能安居乐业而‘净化’这座城市”。这名记着表示，“我们知道杜特尔特背后插手此事，但是我们没有证据。”由维基解密发布的2009年美国外交电报中显示，杜特尔特几乎已经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承认自己在D.D.S.中扮演某种角色。当委员会的区域负责人恳求杜特尔特停止杀戮时，据说杜特尔特回了一句，“我事还没办完呢”。

要找个反对D.D.S的达沃居民并不容易。为此我找到了阿莉娅，一个62岁的蔬菜供应商。在四个十多岁的儿子六年内相继死亡后，阿莉娅成为了杜特尔特的坚定反对者。她住在是达沃最大的市场中一处狭窄街道的棚子里。家里的老电视放在一个塑料桶上，床和衣服都沿着墙角堆放着。阿莉娅盘腿坐在没有床垫的木制床架上；在她旁边是她的女儿和三岁的孙女。当我问阿莉娅她对杜特尔特的想法时，她说，“恶魔。”

阿莉娅的麻烦始于2001年7月，当时警察来到她家想要逮捕她十八岁的儿子理查德，理查德被控强奸罪。由于对方没有逮捕令，阿莉娅把他们打发走了。一名警察威胁说，如果不让抓捕理查德，她所有的儿子都会死。 7月17日，理查德被打死。不到三个月后，她的儿子克里斯托弗也被刺死。博比在2002年遇害，费尔南多在2007年。“我现在仍然心痛不已，”她开始哭泣。“每次接受采访我都会落泪。如果他们还活着，他们可以帮我活的轻松一点。”

阿莉娅的孩子们是一群街头小混混，典型的D.D.S.目标。警察告诉阿莉娅她的儿子在帮派战争中被杀了，但他们从来没有指明嫌疑犯是谁。我问阿莉娅，她认为谁该对此负责。“除了杜特尔特还能有谁？”

理查德在被杀之前曾经向一个非政府组织坦巴言（Tambayan）求助，这是一个旨在帮助达沃的街头流浪儿童的组织。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暴尸街头，坦巴言开始谏言杜特尔特停止杀人。坦巴言组织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在市政厅外举行抗议。 2002年，坦巴言邀请杜特尔特参加一个由二十位母亲组成的论坛，但他没有现身。杜特尔特毫不掩饰他对D.D.S.的受害者的蔑视。“我对处理那些伤害无辜平民的犯罪更感兴趣，”他在2003年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我对于犯罪分子被杀这件事一点都不关心，特别是那些涉及毒品犯罪的人。”

阿莉娅写了一封信，打算在论坛上读给杜特尔特读听。她把那封信和她的采访新闻剪报放在一个塑料文件夹中。信纸已经泛黄的纸，上面写着：“如果一个孩子犯了罪，他就一定要以死谢罪吗？他们还有改正的机会啊……正义在哪里？只有富人才有正义吗？”

阿莉娅试图说服其他母亲一起去抗争。一些人很害怕，其他人看起来已经屈从于现实。她们认为触犯了杜特尔特在达沃的底线，下场就是这样。“有些母亲哭了，但后来还是沉默了。我问他们，‘要是你的孩子是无辜的呢？’她们只是沉默了。”

2013年的时候，当地社交媒体上发起了呼吁杜特尔特去选总统的运动。杜特尔特对于选总统这件事非常的纠结。他一边哀叹自己太老了，而总统每天要工作很长时间，自己也太穷了，没钱去搞竞选运动；一边又会冥思苦想如果要选总统自己能搞什么大动作，“要是哪天我提交了竞选总统的申请，我会告诉菲律宾人不要投票给我，因为那（我执政）会大动干戈，”他在2015年8月的电视采访中说。

2015年11月，在总统竞选开始前不久的一个法学院同学的生日聚会上，杜特尔特宣布自己参选。他成为菲律宾民主人民权力党的候补参选人，这是一个成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反对马科斯的政党，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杜特尔特既没有出身于名门望族，也没有强大的政党机器的帮助，这些通常都是在总统选举竞争中所需要的。这次大选一开始被看好的人选中就有参议员格雷斯•坡，她是流行电影明星费尔南多的女儿。另一位受大家喜爱的是前总统罗哈斯的孙子罗哈斯二世，他是阿基诺三世内阁的成员之一。

杜特尔特把大选的焦点集中在毒品问题，这是一个此前大选中从来不被选民重视的问题。“通常前三个主要议题会是健康，教育和住房，”卡耶塔诺告诉我。但近年来菲律宾渐渐成为利润丰厚的毒品走私市场。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在当地特别是在贫民窟被滥用。在那里，司机和工人们普遍服用冰毒。卡耶塔诺说，“杜特尔特固执的告诉人们我们的问题是毒品。我们差不多是一个毒品国家，而且我们的警察、法官们要么被毒贩子贿赂，要么就遭到毒贩子的恐吓。议员们和市长们统统参与其中。“毒品贩子进入政府”对许多菲律宾人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在过去十五年中他们已经看到有两位总统涉入非法赌博集团的敲诈丑闻。

杜特尔特说毒品是一种活生生的威胁，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这会“污染”乃至摧毁整个国家。“那些吸毒的人是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价值。”杜特尔特指责政府无能导致毒品横行，不过有人说他如此看重毒品问题可能带有一些私人感情。

在总统辩论中有人问杜特尔特及如果他的孩子吸毒他会怎么做。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杜特尔特说：“我的孩子们都没有吸毒。但是我的规矩是，只要我家人吸毒，照杀不误。”维基解密曾经披露过一份菲律宾人权委员会的负责人声称杜特尔特的儿子有吸毒历史的报告。

报告说：“市长（杜特尔特）对他儿子吸毒一事非常愤怒，他把怒火烧到了毒贩和别的吸毒者身上。这最终导致他接受D.D.S搞地下暗杀这种极端手段来减少犯罪。一个杜特尔特的政敌提出吸毒的指控之后，杜特尔特的长子鲍罗进行了一次毒品测试，并公布了证明他清白的测试结果。

杜特尔特的竞选之路在一开始走得曲曲折折。在宣布竞选的演讲中，他喋喋不休地谈了一个多小时，解释为什么可以直接杀死绑匪然后烧了他们的车，承诺当选后杀死“多达十万罪犯”，然后又吹嘘了下自己的风流本事，“我能同时爱四个女人”。

杜特尔特说的那些话强化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局外人的形象。菲律宾新闻网站“Rappler”的记者罗娜达表示 “这可以团结到老百姓”。杜特尔特 “不但像保护你的父亲，也是人民的领袖，他会关心你的切身利益，因为他是你们中的一员。”

在竞选中，杜特尔特通常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裤。在极少数情况下，他会穿着一件正式的刺绣衬衫，但还是会卷起袖子。他并不用马尼拉的方式（英语与他加禄语混合体着）说话，而是将英语、他加禄语和带有达沃口音的他加禄语的混在一起说。他曾将罗娜达和另一名记者带到他在达沃的房子，展示了他曾经用来洗澡的大勺。杜特尔特喜欢收集各色价值不菲的鞋子，他开玩笑称这是他与马科斯唯一的共同点。

不过事情好像不是这样的。杜特尔特在马科斯执政的年代学会了怎么在乱世左右逢源。马科斯1989年在夏威夷去世，但到今天他在菲律宾还是出人意料的受人欢迎；他的大部分追随者从来没有失去信心，而且许多年轻的菲律宾人都用一种夹杂着忠诚和怀旧的情感来回看这位富有魅力的领导人。在竞选活动期间，杜特尔特孜孜不倦地试图取悦马科斯的支持者，他承诺把马科斯葬在国家英雄公墓定为优先考虑事项。据报道，杜特尔特曾考虑让马科斯59岁的儿子、参议员费迪南德·马科斯当自己的竞选搭档。杜特尔特曾赞扬马科斯说，如果他没有变成独裁者，他就是菲律宾最好的总统。

堪培拉大学的社会学家尼科尔·库拉托在菲律宾中部的贫民窟里从事田野调查时，曾经目睹过杜特尔特竞选时是多么的受欢迎。“这真是一个自助型竞选”。为了吸引人群到集会现场，菲律宾的政治家通常采用一种被称为“hakot”的策略——大巴会把贫穷的菲律宾人送到城市广场，在那里他们会得到免费食物、几百比索和一件运动衫，然后他们会为候选人欢呼。但库拉托说，杜特尔特的支持者都自己借钱去广场。杜特尔特永远都迟到，这意味着支持者可能要在大太阳下面等七个小时。但这些都似乎不影响他们。罗娜达说，“人们对杜特尔特真的很狂热。我想不到别的词来形容了。”

杜特尔特依靠一支志愿者队伍在社交媒体上宣传他的竞选运动。菲律宾是世界上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国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国外工作的数百万菲律宾人使用社交媒体与家人保持联系。海外劳工是杜特尔特支持者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可以在Facebook上发布支持杜特尔特的消息。摩卡是杜特尔特最疯狂的支持者之一，她是当地著名的歌星，还是“摩卡女孩”组织的领袖。当杜特尔特被指控性别歧视时，摩卡就在Facebook上张贴了一篇文章，说当“摩卡女孩”去达沃时，杜特尔特像绅士一样安排专人与她们对接，而一般的市长根本不会理她们。

杜特尔特大获全胜，比对手罗哈斯多得了六百万张选票。许多人将他的胜利视为民众对政治精英无力解决国家问题的抗议。杜特尔特的前任，改革派阿基诺三世，在解决腐败问题上取得了一些成功，并引入了一些经济改革，但菲律宾人民发现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多大变化。他们仍然备受恶劣交通状况的折磨；他们继续受到犯罪、腐败和一个残破的司法体系的伤害；约四分之一的菲律宾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如果这些东西是自由民主的成果的话，许多人认为，也许是时候尝试新东西了。库拉托说：“过去六年来执政者一直声称要提高执政水平、提高民主参与度，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带来什么好东西。（杜特尔特当选）就是对上届政府的否定。”

富人在私人飞机上吸毒，而“我买不起战斗机”

6月，杜特尔特在达沃市的鳄鱼公园举行了庆功晚会。当着二十万支持者的面，他痛斥毒贩“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我真的会杀了你哟。”这时全场响起最热烈的掌声。

在杜特尔特的“百日新政”期间，禁毒战争以一种典型的菲律宾混合模式（高度戏剧性、场面恢弘、充斥着暴力）拉开序幕。8月初，在一个海军基地的一次演讲中，杜特尔特读了一份包括政治家和警官在内的一百五十人名单，他们被指控参与了非法毒品交易，这只是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要发布一系列名单的开端。当市长的时候杜特尔特就爱这么干，他原来每周参加一档电视节目，就在节目上一个个读犯罪分子和毒品贩子的名字，名单上的很多人成为了D.D.S.的射杀目标。

一直在关注杀人事件的菲律宾媒体《每日观察者》报表示，在杜特尔特担任总统的前三个月，警察和地下治安维持会处决了1400多名吸毒者。该报头版布满了受害者血迹斑斑的照片，这些人要么是头部中枪身亡要么是被勒死；用来警示世人的纸板挂在他们的脖子上。在大城市的贫民窟中，警察开展了“敲门询问”行动，探访涉嫌参与毒品交易的人的家人，并敦促他们自首。菲律宾政府的一份报告称，七十万名“涉毒分子”在行动开始后的两个月内在商场、广场和礼堂大规模的投降。一个当官的告诉我，“吉尼斯世界纪录”表示有兴趣证明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犯罪分子投降行动。

杜特尔特从达沃带来了他的警察局长洛萨，任命他为菲律宾全国警察的总长。菲律宾警察因腐败而臭名昭著，杜特尔特承诺要整肃队伍，让那些把没收来的毒品又转卖出去的“内鬼”警察降职。但他没有提到那些因拒绝警察逮捕而被射杀的“毒品疯子”，这些人一般被D.D.S杀害，不过对外都会说成是帮派争斗的牺牲品。8月份，罗萨宣布，该运动已经使得当地犯罪率下降了一半。杀人并没有影响到杜特尔特的人气。库拉托说，“杀戮已经常态化。以前，这是一个对杀戮漠视的国家，而现在菲律宾社会也情愿对暴力文化视而不见。”动私刑杀人随处可见，有一个他加禄语俚语专门来形容这些事——“salvaging”，意思是“野生”或“野蛮”。

在杜特尔特上任后不久，菲律宾人权组织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调查私刑处决。人权组织的负责人加斯科警告杜特尔特，如果他不停止这些杀戮的话可能会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工作组的负责人加纳告诉我，在杜特尔特执政的前六十天，委员会开展了超过两百次的私刑处决的调查，略少于阿基诺执政六年期间的一半。“我们现在必须告诉政府，在打击犯罪或打击毒品的斗争中，不要忘记人的生命是神圣的。”

当我问她杜特尔特的花言巧语是否是在鼓励杀人时，她模棱两可的说：“要理解杜特尔特说的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有时会说，‘我（做这些事）又不是为了人权’，下一次他又会说，‘所有那些滥用权力的人都会受到惩罚。’”当我问她，她的论调与人权观察社的区别时（人权观察社说禁毒战争是一场“人权灾难”），她粗暴地回答：“我会像菲律宾人一样讲话，搞明白没？设想一个每天上班早出晚归的普通工人，第一次在通过他家那狭窄的棚户区街道时，没有看到的酒鬼、吸烟的人和跑来跑去的流浪儿童。他看到的只是清洁的街道，平和的夜晚。换成你你会怎么想？”

然而，在杜特尔特的禁毒战争中丧命的绝大多数人都很穷，这遭到了扶贫团体的批判。杜特尔特最近回应说，穷人吸毒更容易处理，富人在私人飞机上吸毒，而“我买不起战斗机”。人权律师迪奥克诺告诉我：“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如果沾上了毒品，会受到法律程序的公正惩罚。但如果是穷人的话，他们只要名字上了犯罪分子名单很快就会被杀掉。”迪奥克诺是马尼拉大学的法学院院长，也是自由法律援助小组的负责人，该组织在马科斯时代由他的父亲创立，向戒严法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

迪奥克诺说，在戒严时期，“一小部分的人被贴上共产党的标签。他们被描绘成是没有信仰、没有人性的人。然后，他们就不被当人看了。”他继续说，“现在，毒贩、吸毒者的标签取代了共产党的标签”。

迪奥克诺指出，马科斯和他们的亲戚没有受到惩罚，他们从来没有面临过指控。某种程度上，他们摇身一变又回到有权有势的位置上。迪奥克诺说：“当政府拼命鼓励自己和老百姓把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时，我们的体系就越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让我担心的是，总有一天它会崩溃。法律崩溃了，什么会取代它呢？”

8月，菲律宾参议院对一系列杀戮事件进行了调查。第一个证人是一名叫喀左的妇女，她的丈夫因持有冰毒而被捕，在警察局拘留时死亡。喀左出现在参议院面时，她的脸隐藏在大太阳镜的后面，头上裹着一条彩色的围巾。警方声称，她的丈夫试图抓住一名官员的枪，但调查人员发现，他的丈夫遭到了警察的暴打，不具备威胁警员的条件。喀左指证，警察曾经从她丈夫那勒索钱财。人权委员会的一名调查员告诉我，他相信在杜特尔特当选后的日子里，大多数警察杀人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犯下的罪行。“杀人可以掩盖警察的暴行，这种方式可能会被广泛使用”。

9月12日，在参议院一间小房间里，观众们听到了一个吓人的故事。埃德加·马托巴托，一个不起眼的男人，声称自己是达沃死亡小队D.D.S.的成员。一个多小时后，他平静地叙述了一个听起来像是昆汀·塔伦蒂诺拍的恐怖电影的故事。他说，该队有多达五百名成员，而杜特尔特密切参与到行动之中。据马托巴托的描述，杜特尔特下令杀害的人有：电台的主持人、他的儿子保罗的情敌、他的妹妹乔斯林所谓的情人——一个舞蹈教练。（当我就这件事问乔斯林时，她似乎对自己爱上舞蹈教练这件事特别敏感，“你在开玩笑吗？”她皱着眉说，“我已经跳了二十年舞，从来没有和舞蹈教练有任何这种方式的来往或任何情感的表达”）。马托巴托说，他亲手杀了五十个人，要么将受害者绑架到面包车上，要么直接在街上射杀。D.D.S.之后会把受害者切成碎片，并将他们埋葬在杜特尔特的政治盟友所拥有的采石场里。马托巴托说，他曾目睹杜特尔特把两本杂志腾出来然后放入了一把乌兹冲锋枪递给国家调查局的特工（杜特尔特说他不认识马托巴托，并把他的证词称为“伪证”）。

听证会由以作风强硬著称的参议员利马主持，她以前还当过司法部长。2009年，作为人权委员会主席，她对杜特尔特和D.D.S.之间的联系开展了一系列调查。这是菲律宾官方第一次调查D.D.S。利马说“根据我所见所闻，以及我们对达沃的杀戮现象的研究，我毫不怀疑那里存在这样一个行刑小队。它至少获得了当地政府的默许，特别是市长杜特尔特。”自那以后，利马和杜特尔特一直公开不和。“我在公共场合里骂他，对他讲人权，”她说。“我想他没有忘记。

8月，杜特尔特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他指控利马接收受囚犯的竞选捐款，条件是对菲律宾最大的监狱New Bilibid的毒品交易视而不见。他声称，利马与她的司机有染，该司机是资金的主要筹集者。杜特尔特在议会的盟友发起了对利马的调查。毒枭从New Bilibid被带到议会大堂，描述他们如何在监狱里像国王一样生活——那有妓女，卡拉OK，按摩浴缸。利马和她的司机的“疑似性爱录像带”被热烈的讨论，一些国会议员甚至威胁要在听证会上播放。杜特尔特声称已经看过录像，“每次看完之后我都没食欲了”他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开玩笑。利马否认了有关性爱录像带的指控，她告诉我：“整个政府机构都在对抗我，这使我的生活变得如此困难，希望我能投降认输。”杜特尔特的社交媒体支持者也跟随他，恶意攻击利马和其他杜特尔特的批评者。几乎每一个我交谈过的记者都提到了一种新的压抑氛围——人们害怕惹恼暴民，宁可闭嘴不说话。

当我在马尼拉旅行时发现，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把收音机调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听证会；每个酒吧的电视也都在播放听证会画面。当听证会同时发生时，一个新闻频道会在分屏中显示。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利马和杜特尔特之间的政治对决。菲律宾参议院里发生的一切都会如实传递到公众的耳中，诽谤、造谣这些指控在那里都不适用，不过菲律宾人对参议院听证会上提供的信息还是持将信将疑的态度。

历史学家麦考伊将菲律宾参议院描述为“一个由篮球运动员、电视明星、电影明星和政变失败者组成的大杂烩”。司法委员会调查私刑杀人的成员之一特里兰尼斯曾领导了两次政变。另一个，拉克松，在九十年代领导马尼拉精英警察小队时被控屠杀了十一个手无寸铁的银行抢劫犯。杜特尔特的盟友参议员帕奎奥是拳击巨星，他在推翻利马对参议院听证会控制一事上出了很大的力。利马的替代者是参议员戈登，他最近建议授予杜特尔特中止人身保护令的权力。在听完听证会之后，一位记者给我发了短信说，“其实你看到的只是菲律宾肥皂剧的一部番外篇而已。”

“他们要打，我就和他们打到底”

9月17日，在东盟首脑会议后的几个星期，杜特尔特政府担保释放了挪威人质金斯塔德，他去年秋天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绑架。武装分子袭击了达沃附近一个度假村，并将金斯塔德和另外三个人绑上快艇带走。其中两个加拿大人罗伯特·霍尔和约翰·里德斯都已被斩首。“阿布沙耶夫”只有大约四百个武装人员，但已经主导了一系列的绑架、斩首和爆炸事件。 2004年，该组织制造了菲律宾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炸毁了马尼拉附近的一艘渡轮，导致一百一十六人死亡。8月，杜特尔特下令军队围剿“阿布沙耶夫”。

虽然杜特尔特对毒贩和小罪犯采取了无情的态度，但他对同国家进行了50多年暴力斗争的各种反政府武装却表示出同情。作为达沃市市长，他有一张与共产党游击队营地指挥官的合影，他还敦促当地企业支付共产党人在其控制地区所要求的“革命税”。他把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一个要独立建国的反政府武装）的领袖苏阿里视为一个朋友。在2013年，莫洛民族解放阵线里被指控策划围攻三宝颜市，造成了十几个居民的死亡，当地政府对苏阿里发出了逮捕令。不过杜特尔特在达沃还给苏阿里的妻子提供了避难所。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投桃报李，让武装分子离开了达沃。杜特尔特的长期支持者，富商班加亚说杜特尔特告诉反政府武装，“如果你想来达沃，我们欢迎，但是你们不能带着枪来。”班加亚把杜特尔特的行为定义为圣人的实用主义。“他为达沃的和平与那些武装分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你不得不这样做。”

金斯塔德被释放的那一天，我在达沃与班加亚以及他的弟弟埃迪在一起。金斯塔德是他们表亲的丈夫。在他被绑架后，埃迪向杜特尔特求助，质问他现在谁才是市长。“他说，‘我会试试’。当有绑架事件发生时他总会帮忙。”埃迪当场租了私人飞机，准备将金斯塔德送往达沃。

埃迪解释说，“阿布沙耶夫”把金斯塔德交给了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像“阿布沙耶夫”一样，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有自己的基地，就在棉兰老岛的西南海岸附近。杜特尔特后来透露，苏阿里对金斯塔德的谈判至关重要。

当天忽然暴风雨来袭，接金斯塔德的飞机无法起飞。我第二天下午和班加亚他们一道去接人。为了避开媒体，他们计划是把金斯塔德送到度假村，打理一下然后才带他参加新闻发布会。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道路走进了停车场。海滩上有人在打排球，挪威大使埃里克·弗纳和他的随行人员正在码头末端的直升机停机坪等候。一架黑色的直升飞机突然接近，盘旋了三圈之后停在了停机坪上。门打开了，金斯塔德在杜瑞沙的帮助下走了出来，杜瑞沙是主导这次谈判的杜特尔特的顾问。金斯塔德胡子拉碴，又长又乱的头发在直升机叶片盘旋出的风浪中飘摇。他穿着一件有亮红色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标志的不合身的迷彩夹克，夹克上打着补丁。

我问杜瑞沙，他怎么能救出金斯塔德的。“魔法，魔法，”他笑着说。“我可以和任何人谈判，除了我自己的妻子！”（后来报纸上说，金斯塔德是花了六十多万美元赎出来的）

挪威大使和金斯塔德走进酒店。几分钟后，金斯塔德出现了，他看起来整洁多了，他的头发大致修剪了以下，穿着衬衫和长裤。

菲律宾人和挪威人聚在一起商量接下来的事。挪威人声称，金斯塔德要求马上从马尼拉飞往挪威，在那里他的家人在等待，而菲律宾人坚称金斯塔德想留在达沃。

我坐在附近的一张桌子上，看着他们吵来吵去。杜瑞沙说，“我们要通过他获取重要情报。”他认为班加亚有权在金斯塔德被带走之前和他好好聊一聊。“金斯塔德和恐怖分子们住在一起，并且我告诉你，班加亚花了很大功夫营救金斯塔德。”一名挪威的安全官坚持要马上带人走，杜瑞沙拍着桌子大吼“你凭什么对金斯塔德说今晚你就要带他离开？你可是在菲律宾的领土上！”

几分钟后，杜瑞沙就笑着和挪威人握手了。问题解决：金斯塔德在与杜特尔特见面后就直接飞往马尼拉。杜特尔特现在人就在达沃，他几乎每个周末都待在这。

记者招待会定于晚上7点在附近一套豪华公寓里进行，该地产的拥有者也是杜特尔特的支持者。杜特尔特比平常更准时：在晚上8点22分，他伴着菲律宾民谣歌手阿吉拉尔的一首歌“真正改革的杜特尔特”走入会场。这首歌是阿吉拉尔为杜特尔特竞选总统所写，现在杜特尔特在公开露面之前多半都会放这首歌。（歌词大意：“看看你身边/犯罪是多么猖獗/强奸、毒品和偷盗/都应该停止。”一群保安人员簇拥在杜特尔特周围，不过他们的制服却是杜特尔特常穿的格子衬衫。

班加亚和挪威人都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了，杜特尔特还在和几个记者聊天。当杜瑞沙走上讲台时，杜特尔特尴尬地站在他面前，直到一个助手示意他应坐在金斯塔德旁边。

杜瑞沙:“总统先生。请允许我向您介绍金斯塔德，现在他自由了!”随后杜特尔特走上讲台。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单调乏味，仿佛还在思考别的事情。“首先，我要感谢比正常人类都要有耐心的杜瑞沙秘书，当然，还有苏阿里。”他继续说，“你知道，我只是指挥了下他们如何工作而已。”他把手放在他的脸上，用拇指抚摸他的下巴。这让他看起来更加的心不在焉。他经常在说话时做这个动作，直到一个恶搞他摸下巴的鬼畜视频火了以后，杜特尔特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舒缓在摩托车事故中受损的神经。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话锋一转，说起了那些他明显更感兴趣的事。“问题是，现在棉兰老岛就很安全吗？”

在挪威人的注视下，杜特尔特把话题转向了他认为正在吞噬自己国家的各种混乱。他说：“我们有很多问题——在南方地区的绑架，恐怖主义，毒品。”他说，毒品生意已经腐蚀了菲律宾的上上下下，连描笼涯（菲律宾最小的行政区划，类似于村）也不能幸免。他说：“描笼涯一级的基层政府对恐怖分子和毒品的默许、纵容和协助。将会是我们痛苦和毁灭的开端”。

杜特尔特现在又有了一份新的“坏人黑名单”，他说他已经检查过两遍了。在竞选期间，杜特尔特曾承诺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犯罪和吸毒，但现在他举手要求给自己更多的时间。“也许还有六个月，”他说。“我不知道毒品生意已经腐蚀了成千上万的人。”

他转向金斯塔德，并向他保证，一定会法办那些绑匪。“我向你保证，时间到了，我会通知你。我会通知你我们已经抓到那些坏人了。“他语气轻松，不过话里暗藏杀机。

“直到正义得到伸张，我们生命中的痛苦才会停歇。”他沉默了一会，“他们要打，我就和他们打到底。”

文章标题是：《杜特地的成功秘诀：杀人越多名望越高》，作者边译卒，转载如有侵权，请告知版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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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车队最近遭到恐袭，9名军人受伤。他原计划到前线慰问和恐怖分子作战的军人。恐袭发生后，他仍然按照原计到前线探访。杜特尔特警告恐怖组织，别逼他出手。以铁腕著称的杜特尔特曾经放话，自己上台后会“血流成河”。

菲律宾不是什么大国，它的总统也不是什么大国领袖。不过杜特尔特的一举一动总能吸引世界的关注：他遇刺了、他要再次访问中国、他要亲近俄罗斯、他要和美国分手……他想要的不仅仅是目光，他还想加入到改变世界巨大浪潮中。

《纽约客》专栏作家Adrian Chen撰文《When A Populist Demagogue Takes Power》,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杜特尔特：

费迪南德·马科斯，菲律宾的独裁者，以“这个国家可以再次伟大”的口号上台。杜特尔特的父亲是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的支持者，而他的母亲则是当地反马科斯团体的领袖。

杜特尔特说自己和马科斯唯一的相同点是热衷于收集名贵的鞋子。他从一个反马科斯政党的候选人当上了菲律宾总统，却获得了大量马科斯旧部的支持。

矛盾是杜特尔特的一大特质，他曾经当过维权律师，现在却被人权组织批评为屠杀者。他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却醉心于商业优先的政策。他用暴力和铁血镇压犯罪分子，却和反政府武装头目私交过密。他获得贫苦百姓的广泛支持，却在打击毒贩的过程中优先打击穷人，“穷人吸毒更容易处理”……

杜特尔特充满争议，但人民对他极度狂热。

“为了吸引人群到集会现场，菲律宾的政治家通常会用大巴把贫穷的菲律宾人送到城市广场，在那里他们会得到免费食物、几百比索和一件运动衫，然后他们会为候选人欢呼。但杜特尔特的支持者都自己借钱去广场。杜特尔特永远都迟到，但支持者们热情永远不减。”

想要看清杜特尔特，必须回到杜特尔特的成长经历、回到菲律宾纷繁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中去……

边驿卒翻译了全文，以飨读者。

本文共16459字，全文阅读约需要31分钟。

杜特尔特说，如果他当选“这个国家将会血流成河。”他的禁毒战争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我们三个人正在对抗这个世界”

5月，在承诺通过杀掉成千上万的罪犯来让菲律宾摆脱犯罪和毒品之后，刚竞选成为总统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表示自己不再说脏话了。他对记者说过“去你妈的”。他还曾称政治人物为“同性恋”。当一个记者问到他的健康状况时，他答道，“你妻子的那里怎么样？是臭吗？还是不臭？给我说一下呗。”在菲律宾这样一个天主教教徒占大多数的国家，他曾对教皇方济各发飙。

起初，杜特尔特解释说自己这么说话是为了展现一种激进的民粹主义姿态。“我在刺激这个国家的精英分子，”他说。“因为我们从根本上是一个封建国家。”不过在胜选后的第二天，他与一名受欢迎的电视演说家一同现身，并表示“我需要控制我的嘴”。杜特尔特把他即将到来的转型拟作破茧成蝶：“如果你是国家的总统，你需要做到适可而止和循规蹈矩”。不过他在6月的就职讲上仍然口无遮拦。

杜特尔特并没有闭上他的大嘴。他的禁毒战争已导致三千多人死亡，这引起了人权组织和西方政府的谴责。9月初，在东盟峰会之前，一名记者在老挝问杜特尔特，如果奥巴马提出人权问题，他会说什么。“你知道，菲律宾不是一个附庸国，”杜特尔特敲着桌子，用英语夹杂着他加禄语回答说，“我们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殖民地了。”后来说的话大家都知道了，杜特尔特说奥巴马是“一个妓女的儿子，我会在那个论坛上诅咒你。”

按照杜特尔特的说法，“老子不是不在乎”人权。他认为西方国家利用所谓的人权来束缚菲律宾，让菲律宾无法自我革新。他对批评很敏感。“老实说，杜特尔特的弱点在于他是个粗暴的家伙，”菲律宾的政治家和杜特尔特的盟友贝尔吉卡说。“你不能一副居高临下的口气和他说话，他会被惹毛的。”

在侮辱奥巴马后的第二天，杜特尔特发表了一份声明来表达自己的后悔之情。“这是对美国总统的人身攻击。”在他的爆的粗口中，杜特尔特用了他加禄语putang ina（类似于西班牙语puta），字面意义是“你的母亲是一个妓女”。但这个词也用于表达不爽的心情，用法同“son of a bitch”。杜特尔特的首席法律顾问萨尔瓦多·帕内洛向新闻界解释说，“这只是一种感情宣泄，我不认为这是针对奥马巴个人的”。菲律宾《每日问讯报》的专栏作家向外国记者提供了一份关于“杜特尔特用语”的讽刺指南：“putang ina的真正意思是‘我坚信你错了’。”

杜特尔特说话天马行空，夹杂着冗长而漫无目的性的独白、带有高深莫测的笑话和狂野的夸张手法。他的行为举止的核心是他民粹主义形象，但那不可避免地容易导致误解，即使菲律宾本地记者有时也搞不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杜特尔特的发言人安贝拉最近恳求总统记者团在解释杜特尔特言论的时候，多多使用“创造性的想象力”。

9月7日，东盟首脑会议的第二天，杜特尔特和奥巴马进行了第一次短暂会晤。奥巴马像媒体表示“互动时间不长，我向杜特尔特表明我的团队应该与他会面，我们需要在一些列议题上共同向前迈进。”

杜特尔特对这次会面的描述则简单粗暴得多：“我在会议室里告诉他，‘奥巴马总统，我是杜特尔特总统。我从来没有说那些（关于你的）脏话。你搞清楚。’”据杜特尔特说，奥巴马根本不待见他，只是说了句：“我的团队会和你对话。”

第二天，杜特尔特向包括奥巴马在内的东盟代表们展示了二十世纪初在菲律宾被美国士兵杀害的穆斯林的照片。“这就是人权，不要告诉我这无关紧要。即便这是摩西、是亚伯拉罕做出来的事，侵犯人权就是侵犯人权”

这一开始只是看一个人不爽，随后却导致了外交关系的戏剧性转变。杜特尔特越来越多地表示，他打算离开菲律宾最亲密的盟友美国，转向中国——一个过往政府都谨慎对待的对象。9月，他要求撤走一批美国军事顾问，取消两国的年度联合作战演习。10月国事访问北京时，他宣布与美国“分离”。“美国已经失去我们了，”他对一群中国商人说。“我已经在你们的思想潮流中重新修正自己。也许我也会去俄罗斯跟普京谈谈，告诉他我们三个人正在对抗这个世界：中国，菲律宾和俄罗斯。”

正如菲律宾《时尚先生》的前编辑罗穆洛告诉我的，“现在菲律宾天天都是大新闻。”

杜特尔特在菲律宾拥有百分之八十六的支持率，但他与美国的分裂的举动还是引起了争议。定期的民调显示菲律宾是最亲美的国家之一。学校的教学语言是英语，篮球是一种全民运动。约有400万菲律宾人在美国居住和工作，美国是菲律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美国资本通常占菲律宾外国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根据《马尼拉标准报》的报道，广受尊敬的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将杜特尔特比作了一艘沉船的船长。即便很多长期谴责美国的菲律宾的左派人士也担心，杜特尔特可能只是换了一个帝国主义的主子而已。

杜特尔特转向中国是对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外交政策的巨大打击。不过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他认为“菲律宾与中国全面恢复关系”是在吹牛皮。“问题不在于杜特尔特说什么，而在于他做什么。”他指出，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相当紧密，短短一个菲律宾总统的任期是不足以切断这种关系的。“不过这也意味着，如果杜特尔特铁了心要这么干的话，他可以做很多事来损害美菲关系。”

自1986年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被推翻以来，菲律宾一直是一个（经常性功能失调的）民主国家。杜特尔特的行动挑战了菲律宾宪法所承载的西方价值观。虽然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革命者，但杜特尔特好像还没想清楚，用什么来替代他要推翻的秩序，或者他是否能活到（革命成功）那一天。他经常暗示，自己可能不会活着完成他的任期，无论是因为过劳还是年龄——他目前七十一岁——或更阴险的原因。“我会在六年后还活着吗？我可以预见：可能不会。”

9月，在马尼拉与参议员卡耶塔诺见面时，他告诉我菲律宾与美国有着“时好时坏的恋情”。卡耶塔诺是杜特尔特的竞选搭档。不过在菲律宾正副总统的竞选时分开的，而卡耶塔诺最终落选。我们在属于他妻子、同时也是塔吉格市市长的一间闪闪发光的高楼办公室里见面。

1898年，在赢得与西班牙的战争后，美国占领了菲律宾。威廉·麦金利总统向菲律宾人保证美国的目标是“仁慈的同化”，但美国陆军还是一个接一个的粉碎新兴的独立运动。在西奥多·罗斯福治下，美国在马尼拉建立了一个立法机构，目的是以代议制民主的方式培育菲律宾人的民主政体。但是，在美国的默许下，立法机构被一小群拥有土地的精英分子垄断，这实际上是强化了菲律宾的寡头统治。卡耶塔诺说，杜特尔特对美国不爽是因为美菲之间复杂的历史。“我们拥抱了美国人，不过他们没有给我们自由，而是殖民我们，”他说。“这让我们对美国产生了强烈的爱恨交织的情感。”

美国军队的存在是最具争议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占领菲律宾三年多。 1944年10月，美国部队返回该国，1946年，该国获得正式独立。不久之后，菲律宾与美国签署了一项允许后者在菲保持永久军事存在的条约。在冷战期间，数以千计的美国大兵驻扎在该国的两大基地。民族主义者和左派人士抗议基地的存在，他们认为这是美国殖民遗产的象征。1991年，一项新的驻军条约引起菲律宾舆论的愤怒，最终菲律宾参议院拒绝与美国续签驻军条约。但是在2014年，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美国大兵临时返回。

他喜欢摩托车、女人、枪和金钱，而不是学习

杜特尔特是第一位来自棉兰老岛的总统，这个岛与美国军队有着及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棉兰老岛是菲律宾南部最大的岛屿，是该国穆斯林聚集的家园。西班牙人征服菲律宾北方的三百多年间，强迫其驻地人民皈依天主教，南部群岛的穆斯林部落一直在抵抗。当美国在菲律宾建立一个“文明的”殖民政府时，棉兰老岛受到军事镇压并遭到军事统治，这造成数千人死亡。对于在马尼拉的人来说，棉兰老岛以游击战士和绑架团伙闻名。它还是新人民军——一个共产党的反政府武装——以及各种各样的穆斯林反政府武装的家园，包括最近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数百万人在棉兰老岛不停歇的冲突中流离失所。

达沃是一个有200万人口的棉兰老岛城市，杜特尔特在那里当了21年的市长。他经常发表带有反美倾向的激情演说，痛斥美国殖民时期所带来的苦难。但杜特尔特说，真正让他对美国有了“恨意”的是一件事： 2002年，美国特种部队在棉兰老岛突袭“阿布沙耶夫”后不久，一位美国寻宝者，迈克尔·迈林，入住了达沃的一家酒店，随后他住的房间发生了爆炸事件。当时达沃有传言称迈林是C.I.A.的特工。杜特尔特回忆，当时有两个F.B.I.特工从医院带走了迈林，并在地方当局审问他之前把他谋杀了。杜特尔特对这种侵犯他市长权威的行为感到了愤怒。他说他要求当时的美国大使理查尔顿对此进行调查，但他一直没有收到回复（理查尔顿在邮件中告诉我，他不记得与杜特尔特讨论过这个案件，他称这些指控是“荒谬的”）。

从那时起，杜特尔特一再对美国在棉兰老岛的军事存在表示不满。2007年，他拒绝让美国和菲律宾在达沃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称这种演习将吸引恐怖分子。“由于他们的傲慢和自大，美国人入侵伊拉克杀死萨达姆，但却最终摧毁了这个国家”，他说。“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身上。”2013年，他回绝了美国在达沃发射无人机的要求。“我不想要，我不想要麻烦和杀戮。”

杜特尔特来自达沃的政治家族。他的父亲文森特与臭名昭着军阀杜拉诺有密切联系。二十世纪后期，文森特担任达瑙市市长。杜特尔特出生于1945年，是五个孩子中的第二个。二战后，菲律宾人涌向棉兰老岛人口稀少的地区谋生。1950年，杜特尔特家族搬到了达沃——一个布满种植园、土著和美国退伍军人的边境小镇。在达沃，财产纠纷是很常见的，杜特尔特说他们家的第一套房子被拆毁，因为它建在别人的土地上。但家庭的困难是短暂的，1959年，文森特成为达沃地区的管理者，今天，杜特尔特家族是该地区的主要政治力量。杜特尔特的女儿萨拉是达沃市市长，他的长子保罗是副市长。他的弟弟本杰明，曾担任该市议员。

在达沃市商场的一家咖啡馆，我见到了杜特尔特的妹妹乔斯林。她是一个房地产代理商，身材苗条，举止优雅，留着六十年代的短发，由两个男助手陪同。她的举止与她哥哥好斗的形象很不一样。她刻意地把杜特尔特称为“市长”或“总统”。

乔斯林说自己童年时代的记忆里充斥着父亲从政带来的不适感：从上午8点开始，房子就挤满了当地人，他们要么是支持者，要么是来找工作的。“你总是在公众的视野中，”她说。“你几乎没有任何自由。

杜特尔特执迷于他的家庭保镖。“他总是在一堆警察军人的身边，”乔斯林说。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喜欢摩托车、女人、枪和金钱，而不是学习。他花了七年时间读完高中。

据乔斯林描述，杜特尔特特别敏感。“他可以盯着一具尸体或枪伤的受害者看，但当他看到自己的血时，他会昏倒。”她回忆起有一天杜特尔特在玩枪时把手指夹住。“我们都觉得他看起来没事，随后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乔斯林告诉我，当杜特尔特感到威胁时，他会眨眼。

杜特尔特的母亲索莱达是一名老师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她对杜特尔特管教很严，经常罚他跪在地上祈祷几个小时。当杜特尔特晚归时，她会把他锁在屋外让他在棚子里睡觉。

1965年，一位年轻的省参议员费迪南德·马科斯以“这个国家可以再次伟大”的口号赢得菲律宾总统大选。马科斯似乎有减少前殖民地精英影响力的意愿。他被视为技术官僚，但他只是用自己的朋友和亲戚，包括他迷人的妻子伊梅尔达来取代旧的寡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家人聚集了高达100亿美元的财富。1972年，在他的第二任期，马科斯以共产主义和穆斯林叛乱为由实施戒严。

比森特是马科斯内阁的成员——杜特尔特曾说他的父亲是一名绝对的支持者——而母亲索莱达是达沃反对马科斯抗议者的领袖。杜特尔特，至少在一开始跟随了他的母亲。在菲律宾大学，杜特尔特师从现在流亡的菲律宾共产党的创始人何塞·玛丽亚·西森。西森认为菲律宾的封建统治和美帝国主义是密不可分的：为了在越战期间持续使用菲律宾的美军基地，美国允许马科斯继续统治菲律宾。杜特尔特加入了西森的“民族主义青年团”组织，他现在还和西森保持“往来”。在杜特尔特当选总统后不久，西森发布了一个Skype电话录音，内容是杜特尔特与他关于新人民军和平谈判的谈话。而新人民军正是西森领导的反政府武装。

杜特尔特在马尼拉上了法学院。据他自述，读大学的时候他用枪射中了一个欺凌他的同学的腿部。所幸这人只有一个小伤口，加上教授的同情，杜特尔特被允许毕业。尽管他有左派倾向，他在达沃还是当上了检察官。马科斯政权监禁了数以万计的囚犯，杜特尔特的工作之一是起诉政治颠覆分子。据达沃的前女议员伊拉甘描述，杜特尔特会帮助那些异见分子，并且这么做不会影响他在政府中的职位。伊拉甘的丈夫是达沃的三名人权律师之一，他们在20世纪八十年代被捕。杜特尔特的保护使得伊拉甘的丈夫躲过了虐待，他们后来还成为了朋友。“杜特尔特竭尽所能亲自去拘捕那些进步人士，以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伊拉甘告诉我。

1983年8月21日，在美国流亡三年后，反对派领导人贝尼尼奥·阿基诺在马尼拉机场降落后被枪杀。暗杀激怒了反马科斯武装组织，最终导致了1986年2月的人民革命。愤怒的军官发动了政变，数十万抗议者淹没了马尼拉周围的EDSA高速公路，要求马科斯辞职。最后，长期以来视马科斯为打击共产主义盟友的罗纳德·里根抛弃了马科斯。后者离开菲律宾逃到夏威夷，把总统的宝座让给了贝尼尼奥·阿基诺的遗孀科拉松·阿基诺。

“我告诉菲律宾人不要投票给我，因为我执政会大动干戈”

新政府任命杜特尔特的母亲索莱达担任达沃的副市长，但她建议让自己的儿子担任这一职位。1988年，杜特尔特竞选市长。根据当地报纸的记者卡洛斯·扎拉特的说法，杜特尔特被马科斯的忠实支持者选为己方候选人。“这个情况非常特殊，”扎拉特说。“他得到马科斯派系的支持，但他却偏向左派。”杜特尔特在合法和有序的情况下赢得了竞选。

达沃是菲律宾最暴乱的城市之一。经过多年的“农村包围城市”，共产党的反政府武装正是在那里第一次把战火烧向了城市。新人民军在贫民窟中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获得了当地受够腐败的警察和暴虐军队统治的人民的支持。新人民军的“麻雀小队”暗杀的警察和政府高官。反过来，一个由政府支持的被称为Alsa Masa或Masses Arise的警察集团开始谋杀共产党人。犯罪团伙为获取赎金绑架商界的重要成员。达沃河上的Bankerohan大桥以横尸片野。如果受害者被单独的一发子弹杀死，记者们就会说这是新人民军的刺客干的。

杜特尔特与REACT（一个商人间相互联系的网络）密切合作来进行绑架案调查。他们开发了一个跟踪系统：当绑架者使用付费电话索取赎金时，REACT成员可以接受到无线电的提醒。他们会根据所在地区的不同以不同的模式发出汽车喇叭声，这样调查人员就可以大概了解绑匪在哪里打电话。在杜特尔特解决了几个关注度较高的案件后，绑架的数量减少了。

在达沃，杜特尔特现在前所未有的受欢迎。当我在选举后的几个月访问此地时，公民团体、护士团体和当地政客在主要街道的大房子上都悬挂了祝贺的横幅。一家烤鸡餐厅还因为杜特尔特当上了总统给所有菜品打折庆祝。杜特尔特的旧居已成为旅游景点；一个总统的纸板人形象站在房子前的车道上，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在给游客兜售杜特尔特钥匙链和杯子。

达沃的居民坚信杜特尔特给城市带来了繁荣。杜特尔特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不过他醉心于商业优先的政策，并在市政府中雇佣以市场为导向的官员。他的政府以减税和奖励吸引投资者。政府办理营业许可证有七十二小时的期限，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官员们必须亲自向杜特尔特解释为何延误。

由政府官员和商业领袖组成的招商团积极地在马尼拉和国外招揽投资者，达沃的外包行业增长迅速，高层公寓和商场拔地而起。2014年，达沃GDP增长9.4％，高于其他菲律宾城市。作为总统，杜特尔特承诺在全国实施“达沃模式”。

今天达沃有一个中央911系统，可以看到全新的警察车辆在城市四周巡逻。该市全市严格执行时速47公里的限速，公共场合禁止吸烟。居民将这些小小的训诫措施视为杜特尔特强烈政治意志的表现。一个当地的商人试图说服警察不要给他开吸烟的罚单，警察告诉他，自己不得不罚款，因为他不想让市长生气。这个商人说起这事时充满了对杜特尔特的钦佩之情。

1996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杜特尔特宣布要严打小型犯罪。不久之后就有七名被控犯罪的人（指控包括贩毒和抢钱包）在一天内丧命。有些尸体被抛尸街头，上面挂一个纸牌，写着“SolugoónSa Katawhan”（“人民的仆人”）。根据人权观察组织统计，1998年至2009年期间达沃共有八百一十四起类似的死亡事件。死者大多是十多岁的流落街头的青少年，他们是不成犯罪团伙的成员，只是小偷小摸的吸毒者。

据传这些死亡事件都出自一个名为“达沃暗杀小组”（D.D.S.）的地下治安维持会之手。根据人权观察组织的一份报告，D.D.S.经常以“双人骑行”的方式来办事：两名男子骑着摩托车追杀目标，射杀目标后快速骑车离开。D.D.S.的成员告诉人权观察组织，他们“办”的都是警察列出的目标，每个目标支付五千到五万比索（700至7000元人民币）。一名成员说，警察为此还建立了一个投标程序。“如果有好几个人想要这份工作，他们会讨论哪一组会能做得更好。”

作为一个暗杀组织，D.D.S.有着让人难以置信的良好名声。达沃的记者告诉我：“他们杀人得到中产阶级的肯定和支持。他们说，这使城市更安全。”另一位居民说，“如果你不做坏事，你就无需害怕，这是常识。D.D.S对我们来说更像是吓唬小孩不要做坏事时的口中说怪兽。”2012年，一个当地的电视台做了一项调查，让观众选择他们最中意的打击犯罪的方式；百分之六十七的人把票投给了D.D.S.。

杜特尔特经常对这些杀人事件表示赞同，并暗示D.D.S.和他不无关系。有当地记者问杜特尔特他在D.D.S背后扮演什么角色时，他说，“我是一个律师，我不会做法律允许范围之外的事，但我会为居民能安居乐业而‘净化’这座城市”。这名记着表示，“我们知道杜特尔特背后插手此事，但是我们没有证据。”由维基解密发布的2009年美国外交电报中显示，杜特尔特几乎已经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承认自己在D.D.S.中扮演某种角色。当委员会的区域负责人恳求杜特尔特停止杀戮时，据说杜特尔特回了一句，“我事还没办完呢”。

要找个反对D.D.S的达沃居民并不容易。为此我找到了阿莉娅，一个62岁的蔬菜供应商。在四个十多岁的儿子六年内相继死亡后，阿莉娅成为了杜特尔特的坚定反对者。她住在是达沃最大的市场中一处狭窄街道的棚子里。家里的老电视放在一个塑料桶上，床和衣服都沿着墙角堆放着。阿莉娅盘腿坐在没有床垫的木制床架上；在她旁边是她的女儿和三岁的孙女。当我问阿莉娅她对杜特尔特的想法时，她说，“恶魔。”

阿莉娅的麻烦始于2001年7月，当时警察来到她家想要逮捕她十八岁的儿子理查德，理查德被控强奸罪。由于对方没有逮捕令，阿莉娅把他们打发走了。一名警察威胁说，如果不让抓捕理查德，她所有的儿子都会死。 7月17日，理查德被打死。不到三个月后，她的儿子克里斯托弗也被刺死。博比在2002年遇害，费尔南多在2007年。“我现在仍然心痛不已，”她开始哭泣。“每次接受采访我都会落泪。如果他们还活着，他们可以帮我活的轻松一点。”

阿莉娅的孩子们是一群街头小混混，典型的D.D.S.目标。警察告诉阿莉娅她的儿子在帮派战争中被杀了，但他们从来没有指明嫌疑犯是谁。我问阿莉娅，她认为谁该对此负责。“除了杜特尔特还能有谁？”

理查德在被杀之前曾经向一个非政府组织坦巴言（Tambayan）求助，这是一个旨在帮助达沃的街头流浪儿童的组织。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暴尸街头，坦巴言开始谏言杜特尔特停止杀人。坦巴言组织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在市政厅外举行抗议。 2002年，坦巴言邀请杜特尔特参加一个由二十位母亲组成的论坛，但他没有现身。杜特尔特毫不掩饰他对D.D.S.的受害者的蔑视。“我对处理那些伤害无辜平民的犯罪更感兴趣，”他在2003年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我对于犯罪分子被杀这件事一点都不关心，特别是那些涉及毒品犯罪的人。”

阿莉娅写了一封信，打算在论坛上读给杜特尔特读听。她把那封信和她的采访新闻剪报放在一个塑料文件夹中。信纸已经泛黄的纸，上面写着：“如果一个孩子犯了罪，他就一定要以死谢罪吗？他们还有改正的机会啊……正义在哪里？只有富人才有正义吗？”

阿莉娅试图说服其他母亲一起去抗争。一些人很害怕，其他人看起来已经屈从于现实。她们认为触犯了杜特尔特在达沃的底线，下场就是这样。“有些母亲哭了，但后来还是沉默了。我问他们，‘要是你的孩子是无辜的呢？’她们只是沉默了。”

2013年的时候，当地社交媒体上发起了呼吁杜特尔特去选总统的运动。杜特尔特对于选总统这件事非常的纠结。他一边哀叹自己太老了，而总统每天要工作很长时间，自己也太穷了，没钱去搞竞选运动；一边又会冥思苦想如果要选总统自己能搞什么大动作，“要是哪天我提交了竞选总统的申请，我会告诉菲律宾人不要投票给我，因为那（我执政）会大动干戈，”他在2015年8月的电视采访中说。

2015年11月，在总统竞选开始前不久的一个法学院同学的生日聚会上，杜特尔特宣布自己参选。他成为菲律宾民主人民权力党的候补参选人，这是一个成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反对马科斯的政党，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杜特尔特既没有出身于名门望族，也没有强大的政党机器的帮助，这些通常都是在总统选举竞争中所需要的。这次大选一开始被看好的人选中就有参议员格雷斯•坡，她是流行电影明星费尔南多的女儿。另一位受大家喜爱的是前总统罗哈斯的孙子罗哈斯二世，他是阿基诺三世内阁的成员之一。

杜特尔特把大选的焦点集中在毒品问题，这是一个此前大选中从来不被选民重视的问题。“通常前三个主要议题会是健康，教育和住房，”卡耶塔诺告诉我。但近年来菲律宾渐渐成为利润丰厚的毒品走私市场。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在当地特别是在贫民窟被滥用。在那里，司机和工人们普遍服用冰毒。卡耶塔诺说，“杜特尔特固执的告诉人们我们的问题是毒品。我们差不多是一个毒品国家，而且我们的警察、法官们要么被毒贩子贿赂，要么就遭到毒贩子的恐吓。议员们和市长们统统参与其中。“毒品贩子进入政府”对许多菲律宾人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在过去十五年中他们已经看到有两位总统涉入非法赌博集团的敲诈丑闻。

杜特尔特说毒品是一种活生生的威胁，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这会“污染”乃至摧毁整个国家。“那些吸毒的人是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价值。”杜特尔特指责政府无能导致毒品横行，不过有人说他如此看重毒品问题可能带有一些私人感情。

在总统辩论中有人问杜特尔特及如果他的孩子吸毒他会怎么做。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杜特尔特说：“我的孩子们都没有吸毒。但是我的规矩是，只要我家人吸毒，照杀不误。”维基解密曾经披露过一份菲律宾人权委员会的负责人声称杜特尔特的儿子有吸毒历史的报告。

报告说：“市长（杜特尔特）对他儿子吸毒一事非常愤怒，他把怒火烧到了毒贩和别的吸毒者身上。这最终导致他接受D.D.S搞地下暗杀这种极端手段来减少犯罪。一个杜特尔特的政敌提出吸毒的指控之后，杜特尔特的长子鲍罗进行了一次毒品测试，并公布了证明他清白的测试结果。

杜特尔特的竞选之路在一开始走得曲曲折折。在宣布竞选的演讲中，他喋喋不休地谈了一个多小时，解释为什么可以直接杀死绑匪然后烧了他们的车，承诺当选后杀死“多达十万罪犯”，然后又吹嘘了下自己的风流本事，“我能同时爱四个女人”。

杜特尔特说的那些话强化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局外人的形象。菲律宾新闻网站“Rappler”的记者罗娜达表示 “这可以团结到老百姓”。杜特尔特 “不但像保护你的父亲，也是人民的领袖，他会关心你的切身利益，因为他是你们中的一员。”

在竞选中，杜特尔特通常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裤。在极少数情况下，他会穿着一件正式的刺绣衬衫，但还是会卷起袖子。他并不用马尼拉的方式（英语与他加禄语混合体着）说话，而是将英语、他加禄语和带有达沃口音的他加禄语的混在一起说。他曾将罗娜达和另一名记者带到他在达沃的房子，展示了他曾经用来洗澡的大勺。杜特尔特喜欢收集各色价值不菲的鞋子，他开玩笑称这是他与马科斯唯一的共同点。

不过事情好像不是这样的。杜特尔特在马科斯执政的年代学会了怎么在乱世左右逢源。马科斯1989年在夏威夷去世，但到今天他在菲律宾还是出人意料的受人欢迎；他的大部分追随者从来没有失去信心，而且许多年轻的菲律宾人都用一种夹杂着忠诚和怀旧的情感来回看这位富有魅力的领导人。在竞选活动期间，杜特尔特孜孜不倦地试图取悦马科斯的支持者，他承诺把马科斯葬在国家英雄公墓定为优先考虑事项。据报道，杜特尔特曾考虑让马科斯59岁的儿子、参议员费迪南德·马科斯当自己的竞选搭档。杜特尔特曾赞扬马科斯说，如果他没有变成独裁者，他就是菲律宾最好的总统。

堪培拉大学的社会学家尼科尔·库拉托在菲律宾中部的贫民窟里从事田野调查时，曾经目睹过杜特尔特竞选时是多么的受欢迎。“这真是一个自助型竞选”。为了吸引人群到集会现场，菲律宾的政治家通常采用一种被称为“hakot”的策略——大巴会把贫穷的菲律宾人送到城市广场，在那里他们会得到免费食物、几百比索和一件运动衫，然后他们会为候选人欢呼。但库拉托说，杜特尔特的支持者都自己借钱去广场。杜特尔特永远都迟到，这意味着支持者可能要在大太阳下面等七个小时。但这些都似乎不影响他们。罗娜达说，“人们对杜特尔特真的很狂热。我想不到别的词来形容了。”

杜特尔特依靠一支志愿者队伍在社交媒体上宣传他的竞选运动。菲律宾是世界上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国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国外工作的数百万菲律宾人使用社交媒体与家人保持联系。海外劳工是杜特尔特支持者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可以在Facebook上发布支持杜特尔特的消息。摩卡是杜特尔特最疯狂的支持者之一，她是当地著名的歌星，还是“摩卡女孩”组织的领袖。当杜特尔特被指控性别歧视时，摩卡就在Facebook上张贴了一篇文章，说当“摩卡女孩”去达沃时，杜特尔特像绅士一样安排专人与她们对接，而一般的市长根本不会理她们。

杜特尔特大获全胜，比对手罗哈斯多得了六百万张选票。许多人将他的胜利视为民众对政治精英无力解决国家问题的抗议。杜特尔特的前任，改革派阿基诺三世，在解决腐败问题上取得了一些成功，并引入了一些经济改革，但菲律宾人民发现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多大变化。他们仍然备受恶劣交通状况的折磨；他们继续受到犯罪、腐败和一个残破的司法体系的伤害；约四分之一的菲律宾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如果这些东西是自由民主的成果的话，许多人认为，也许是时候尝试新东西了。库拉托说：“过去六年来执政者一直声称要提高执政水平、提高民主参与度，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带来什么好东西。（杜特尔特当选）就是对上届政府的否定。”

富人在私人飞机上吸毒，而“我买不起战斗机”

6月，杜特尔特在达沃市的鳄鱼公园举行了庆功晚会。当着二十万支持者的面，他痛斥毒贩“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我真的会杀了你哟。”这时全场响起最热烈的掌声。

在杜特尔特的“百日新政”期间，禁毒战争以一种典型的菲律宾混合模式（高度戏剧性、场面恢弘、充斥着暴力）拉开序幕。8月初，在一个海军基地的一次演讲中，杜特尔特读了一份包括政治家和警官在内的一百五十人名单，他们被指控参与了非法毒品交易，这只是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要发布一系列名单的开端。当市长的时候杜特尔特就爱这么干，他原来每周参加一档电视节目，就在节目上一个个读犯罪分子和毒品贩子的名字，名单上的很多人成为了D.D.S.的射杀目标。

一直在关注杀人事件的菲律宾媒体《每日观察者》报表示，在杜特尔特担任总统的前三个月，警察和地下治安维持会处决了1400多名吸毒者。该报头版布满了受害者血迹斑斑的照片，这些人要么是头部中枪身亡要么是被勒死；用来警示世人的纸板挂在他们的脖子上。在大城市的贫民窟中，警察开展了“敲门询问”行动，探访涉嫌参与毒品交易的人的家人，并敦促他们自首。菲律宾政府的一份报告称，七十万名“涉毒分子”在行动开始后的两个月内在商场、广场和礼堂大规模的投降。一个当官的告诉我，“吉尼斯世界纪录”表示有兴趣证明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犯罪分子投降行动。

杜特尔特从达沃带来了他的警察局长洛萨，任命他为菲律宾全国警察的总长。菲律宾警察因腐败而臭名昭著，杜特尔特承诺要整肃队伍，让那些把没收来的毒品又转卖出去的“内鬼”警察降职。但他没有提到那些因拒绝警察逮捕而被射杀的“毒品疯子”，这些人一般被D.D.S杀害，不过对外都会说成是帮派争斗的牺牲品。8月份，罗萨宣布，该运动已经使得当地犯罪率下降了一半。杀人并没有影响到杜特尔特的人气。库拉托说，“杀戮已经常态化。以前，这是一个对杀戮漠视的国家，而现在菲律宾社会也情愿对暴力文化视而不见。”动私刑杀人随处可见，有一个他加禄语俚语专门来形容这些事——“salvaging”，意思是“野生”或“野蛮”。

在杜特尔特上任后不久，菲律宾人权组织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调查私刑处决。人权组织的负责人加斯科警告杜特尔特，如果他不停止这些杀戮的话可能会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工作组的负责人加纳告诉我，在杜特尔特执政的前六十天，委员会开展了超过两百次的私刑处决的调查，略少于阿基诺执政六年期间的一半。“我们现在必须告诉政府，在打击犯罪或打击毒品的斗争中，不要忘记人的生命是神圣的。”

当我问她杜特尔特的花言巧语是否是在鼓励杀人时，她模棱两可的说：“要理解杜特尔特说的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有时会说，‘我（做这些事）又不是为了人权’，下一次他又会说，‘所有那些滥用权力的人都会受到惩罚。’”当我问她，她的论调与人权观察社的区别时（人权观察社说禁毒战争是一场“人权灾难”），她粗暴地回答：“我会像菲律宾人一样讲话，搞明白没？设想一个每天上班早出晚归的普通工人，第一次在通过他家那狭窄的棚户区街道时，没有看到的酒鬼、吸烟的人和跑来跑去的流浪儿童。他看到的只是清洁的街道，平和的夜晚。换成你你会怎么想？”

然而，在杜特尔特的禁毒战争中丧命的绝大多数人都很穷，这遭到了扶贫团体的批判。杜特尔特最近回应说，穷人吸毒更容易处理，富人在私人飞机上吸毒，而“我买不起战斗机”。人权律师迪奥克诺告诉我：“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如果沾上了毒品，会受到法律程序的公正惩罚。但如果是穷人的话，他们只要名字上了犯罪分子名单很快就会被杀掉。”迪奥克诺是马尼拉大学的法学院院长，也是自由法律援助小组的负责人，该组织在马科斯时代由他的父亲创立，向戒严法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

迪奥克诺说，在戒严时期，“一小部分的人被贴上共产党的标签。他们被描绘成是没有信仰、没有人性的人。然后，他们就不被当人看了。”他继续说，“现在，毒贩、吸毒者的标签取代了共产党的标签”。

迪奥克诺指出，马科斯和他们的亲戚没有受到惩罚，他们从来没有面临过指控。某种程度上，他们摇身一变又回到有权有势的位置上。迪奥克诺说：“当政府拼命鼓励自己和老百姓把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时，我们的体系就越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让我担心的是，总有一天它会崩溃。法律崩溃了，什么会取代它呢？”

8月，菲律宾参议院对一系列杀戮事件进行了调查。第一个证人是一名叫喀左的妇女，她的丈夫因持有冰毒而被捕，在警察局拘留时死亡。喀左出现在参议院面时，她的脸隐藏在大太阳镜的后面，头上裹着一条彩色的围巾。警方声称，她的丈夫试图抓住一名官员的枪，但调查人员发现，他的丈夫遭到了警察的暴打，不具备威胁警员的条件。喀左指证，警察曾经从她丈夫那勒索钱财。人权委员会的一名调查员告诉我，他相信在杜特尔特当选后的日子里，大多数警察杀人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犯下的罪行。“杀人可以掩盖警察的暴行，这种方式可能会被广泛使用”。

9月12日，在参议院一间小房间里，观众们听到了一个吓人的故事。埃德加·马托巴托，一个不起眼的男人，声称自己是达沃死亡小队D.D.S.的成员。一个多小时后，他平静地叙述了一个听起来像是昆汀·塔伦蒂诺拍的恐怖电影的故事。他说，该队有多达五百名成员，而杜特尔特密切参与到行动之中。据马托巴托的描述，杜特尔特下令杀害的人有：电台的主持人、他的儿子保罗的情敌、他的妹妹乔斯林所谓的情人——一个舞蹈教练。（当我就这件事问乔斯林时，她似乎对自己爱上舞蹈教练这件事特别敏感，“你在开玩笑吗？”她皱着眉说，“我已经跳了二十年舞，从来没有和舞蹈教练有任何这种方式的来往或任何情感的表达”）。马托巴托说，他亲手杀了五十个人，要么将受害者绑架到面包车上，要么直接在街上射杀。D.D.S.之后会把受害者切成碎片，并将他们埋葬在杜特尔特的政治盟友所拥有的采石场里。马托巴托说，他曾目睹杜特尔特把两本杂志腾出来然后放入了一把乌兹冲锋枪递给国家调查局的特工（杜特尔特说他不认识马托巴托，并把他的证词称为“伪证”）。

听证会由以作风强硬著称的参议员利马主持，她以前还当过司法部长。2009年，作为人权委员会主席，她对杜特尔特和D.D.S.之间的联系开展了一系列调查。这是菲律宾官方第一次调查D.D.S。利马说“根据我所见所闻，以及我们对达沃的杀戮现象的研究，我毫不怀疑那里存在这样一个行刑小队。它至少获得了当地政府的默许，特别是市长杜特尔特。”自那以后，利马和杜特尔特一直公开不和。“我在公共场合里骂他，对他讲人权，”她说。“我想他没有忘记。

8月，杜特尔特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他指控利马接收受囚犯的竞选捐款，条件是对菲律宾最大的监狱New Bilibid的毒品交易视而不见。他声称，利马与她的司机有染，该司机是资金的主要筹集者。杜特尔特在议会的盟友发起了对利马的调查。毒枭从New Bilibid被带到议会大堂，描述他们如何在监狱里像国王一样生活——那有妓女，卡拉OK，按摩浴缸。利马和她的司机的“疑似性爱录像带”被热烈的讨论，一些国会议员甚至威胁要在听证会上播放。杜特尔特声称已经看过录像，“每次看完之后我都没食欲了”他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开玩笑。利马否认了有关性爱录像带的指控，她告诉我：“整个政府机构都在对抗我，这使我的生活变得如此困难，希望我能投降认输。”杜特尔特的社交媒体支持者也跟随他，恶意攻击利马和其他杜特尔特的批评者。几乎每一个我交谈过的记者都提到了一种新的压抑氛围——人们害怕惹恼暴民，宁可闭嘴不说话。

当我在马尼拉旅行时发现，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把收音机调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听证会；每个酒吧的电视也都在播放听证会画面。当听证会同时发生时，一个新闻频道会在分屏中显示。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利马和杜特尔特之间的政治对决。菲律宾参议院里发生的一切都会如实传递到公众的耳中，诽谤、造谣这些指控在那里都不适用，不过菲律宾人对参议院听证会上提供的信息还是持将信将疑的态度。

历史学家麦考伊将菲律宾参议院描述为“一个由篮球运动员、电视明星、电影明星和政变失败者组成的大杂烩”。司法委员会调查私刑杀人的成员之一特里兰尼斯曾领导了两次政变。另一个，拉克松，在九十年代领导马尼拉精英警察小队时被控屠杀了十一个手无寸铁的银行抢劫犯。杜特尔特的盟友参议员帕奎奥是拳击巨星，他在推翻利马对参议院听证会控制一事上出了很大的力。利马的替代者是参议员戈登，他最近建议授予杜特尔特中止人身保护令的权力。在听完听证会之后，一位记者给我发了短信说，“其实你看到的只是菲律宾肥皂剧的一部番外篇而已。”

“他们要打，我就和他们打到底”

9月17日，在东盟首脑会议后的几个星期，杜特尔特政府担保释放了挪威人质金斯塔德，他去年秋天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绑架。武装分子袭击了达沃附近一个度假村，并将金斯塔德和另外三个人绑上快艇带走。其中两个加拿大人罗伯特·霍尔和约翰·里德斯都已被斩首。“阿布沙耶夫”只有大约四百个武装人员，但已经主导了一系列的绑架、斩首和爆炸事件。 2004年，该组织制造了菲律宾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炸毁了马尼拉附近的一艘渡轮，导致一百一十六人死亡。8月，杜特尔特下令军队围剿“阿布沙耶夫”。

虽然杜特尔特对毒贩和小罪犯采取了无情的态度，但他对同国家进行了50多年暴力斗争的各种反政府武装却表示出同情。作为达沃市市长，他有一张与共产党游击队营地指挥官的合影，他还敦促当地企业支付共产党人在其控制地区所要求的“革命税”。他把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一个要独立建国的反政府武装）的领袖苏阿里视为一个朋友。在2013年，莫洛民族解放阵线里被指控策划围攻三宝颜市，造成了十几个居民的死亡，当地政府对苏阿里发出了逮捕令。不过杜特尔特在达沃还给苏阿里的妻子提供了避难所。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投桃报李，让武装分子离开了达沃。杜特尔特的长期支持者，富商班加亚说杜特尔特告诉反政府武装，“如果你想来达沃，我们欢迎，但是你们不能带着枪来。”班加亚把杜特尔特的行为定义为圣人的实用主义。“他为达沃的和平与那些武装分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你不得不这样做。”

金斯塔德被释放的那一天，我在达沃与班加亚以及他的弟弟埃迪在一起。金斯塔德是他们表亲的丈夫。在他被绑架后，埃迪向杜特尔特求助，质问他现在谁才是市长。“他说，‘我会试试’。当有绑架事件发生时他总会帮忙。”埃迪当场租了私人飞机，准备将金斯塔德送往达沃。

埃迪解释说，“阿布沙耶夫”把金斯塔德交给了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像“阿布沙耶夫”一样，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有自己的基地，就在棉兰老岛的西南海岸附近。杜特尔特后来透露，苏阿里对金斯塔德的谈判至关重要。

当天忽然暴风雨来袭，接金斯塔德的飞机无法起飞。我第二天下午和班加亚他们一道去接人。为了避开媒体，他们计划是把金斯塔德送到度假村，打理一下然后才带他参加新闻发布会。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道路走进了停车场。海滩上有人在打排球，挪威大使埃里克·弗纳和他的随行人员正在码头末端的直升机停机坪等候。一架黑色的直升飞机突然接近，盘旋了三圈之后停在了停机坪上。门打开了，金斯塔德在杜瑞沙的帮助下走了出来，杜瑞沙是主导这次谈判的杜特尔特的顾问。金斯塔德胡子拉碴，又长又乱的头发在直升机叶片盘旋出的风浪中飘摇。他穿着一件有亮红色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标志的不合身的迷彩夹克，夹克上打着补丁。

我问杜瑞沙，他怎么能救出金斯塔德的。“魔法，魔法，”他笑着说。“我可以和任何人谈判，除了我自己的妻子！”（后来报纸上说，金斯塔德是花了六十多万美元赎出来的）

挪威大使和金斯塔德走进酒店。几分钟后，金斯塔德出现了，他看起来整洁多了，他的头发大致修剪了以下，穿着衬衫和长裤。

菲律宾人和挪威人聚在一起商量接下来的事。挪威人声称，金斯塔德要求马上从马尼拉飞往挪威，在那里他的家人在等待，而菲律宾人坚称金斯塔德想留在达沃。

我坐在附近的一张桌子上，看着他们吵来吵去。杜瑞沙说，“我们要通过他获取重要情报。”他认为班加亚有权在金斯塔德被带走之前和他好好聊一聊。“金斯塔德和恐怖分子们住在一起，并且我告诉你，班加亚花了很大功夫营救金斯塔德。”一名挪威的安全官坚持要马上带人走，杜瑞沙拍着桌子大吼“你凭什么对金斯塔德说今晚你就要带他离开？你可是在菲律宾的领土上！”

几分钟后，杜瑞沙就笑着和挪威人握手了。问题解决：金斯塔德在与杜特尔特见面后就直接飞往马尼拉。杜特尔特现在人就在达沃，他几乎每个周末都待在这。

记者招待会定于晚上7点在附近一套豪华公寓里进行，该地产的拥有者也是杜特尔特的支持者。杜特尔特比平常更准时：在晚上8点22分，他伴着菲律宾民谣歌手阿吉拉尔的一首歌“真正改革的杜特尔特”走入会场。这首歌是阿吉拉尔为杜特尔特竞选总统所写，现在杜特尔特在公开露面之前多半都会放这首歌。（歌词大意：“看看你身边/犯罪是多么猖獗/强奸、毒品和偷盗/都应该停止。”一群保安人员簇拥在杜特尔特周围，不过他们的制服却是杜特尔特常穿的格子衬衫。

班加亚和挪威人都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了，杜特尔特还在和几个记者聊天。当杜瑞沙走上讲台时，杜特尔特尴尬地站在他面前，直到一个助手示意他应坐在金斯塔德旁边。

杜瑞沙:“总统先生。请允许我向您介绍金斯塔德，现在他自由了!”随后杜特尔特走上讲台。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单调乏味，仿佛还在思考别的事情。“首先，我要感谢比正常人类都要有耐心的杜瑞沙秘书，当然，还有苏阿里。”他继续说，“你知道，我只是指挥了下他们如何工作而已。”他把手放在他的脸上，用拇指抚摸他的下巴。这让他看起来更加的心不在焉。他经常在说话时做这个动作，直到一个恶搞他摸下巴的鬼畜视频火了以后，杜特尔特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舒缓在摩托车事故中受损的神经。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话锋一转，说起了那些他明显更感兴趣的事。“问题是，现在棉兰老岛就很安全吗？”

在挪威人的注视下，杜特尔特把话题转向了他认为正在吞噬自己国家的各种混乱。他说：“我们有很多问题——在南方地区的绑架，恐怖主义，毒品。”他说，毒品生意已经腐蚀了菲律宾的上上下下，连描笼涯（菲律宾最小的行政区划，类似于村）也不能幸免。他说：“描笼涯一级的基层政府对恐怖分子和毒品的默许、纵容和协助。将会是我们痛苦和毁灭的开端”。

杜特尔特现在又有了一份新的“坏人黑名单”，他说他已经检查过两遍了。在竞选期间，杜特尔特曾承诺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犯罪和吸毒，但现在他举手要求给自己更多的时间。“也许还有六个月，”他说。“我不知道毒品生意已经腐蚀了成千上万的人。”

他转向金斯塔德，并向他保证，一定会法办那些绑匪。“我向你保证，时间到了，我会通知你。我会通知你我们已经抓到那些坏人了。“他语气轻松，不过话里暗藏杀机。

“直到正义得到伸张，我们生命中的痛苦才会停歇。”他沉默了一会，“他们要打，我就和他们打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