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足球，吸引了全球亿万人的关注，南非世界杯的草坪，成了世界球迷的焦点。仅开赛时日本队对希腊一战，就吸引了2400万中国电视观众，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足球市场。中国《体坛周报》说，以转播收视率来看，中国球迷约6400万人，但这只是平时的人数，世界杯期间，收视率暴增，有数亿观众。博讯刊出旅美学者曹长青的文章：中国足球为什么不行？文章说：中国虽然球迷众多，北京奥运还拿到最多金牌，但却缺席这次南非世界杯，因为中国队连全球32强都没打入。亚洲却有日本、南韩，甚至北朝鲜，都打进了南非大赛。对于一个全球最多人口的大国，这实在有点难堪。中国球迷们质问：难道13亿人就找不到11个能踢好足球的人吗？但事实是，就是找不到！ 中国国家足球队，现在不仅打不进32强，而且其腐败形象，已成了中国民众嘲笑、奚落的对象。网络上流行的中国足球笑话是，甲：听说你哥哥在国家队踢球？乙：你哥哥才在国家队踢球呢！你们全家都在国家队踢球！堂堂国家足球队，居然成了耻辱的象征！

中国足球队为什么不行？曹文引述《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了两篇美国体育专家的文章，探讨原因。曾著有《为中国而训练：意识形态下的体育》的美国密苏里 圣路易斯大学人类学教授苏珊.布劳内尔在题为“中央计划的缺陷”的文章中分析说，中国足球无法进入世界等级，原因跟中国的游泳、田径项目的落后类似，因为没有得到更广阔的人才来源。而国家投资的宫廷式体育项目，很小就开始训练孩子，就可以出成果。

苏珊认为，中国足球问题，最主要弊端是政府对体育的中央超级有权力式控制。现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而足球等体育项目仍被政府控制，于是，足球也像中国的经济一样，是双轨制，体委和足协，同时有权力和金钱，这种制度为腐败敞开大门。很多中国人问，什么时候中国能打入世界杯？苏珊说，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应先问一句，为什么中国要有这种国家掌控的体育系统，它主要是为了拿奥运金牌，而不是为了大众体育。根本答案是：中国的体育系统，尤其是足球，是中国当今“政府控制”和“市场经济”这种混合制弊端的一个缩影。

美国另一位专家、在富比士网页“中国田径”栏目写博客的麻省理工学院亚洲办公室主任楚池亚玛则在“对政府的威胁”的文章中说，在足球发达的英格兰和巴西，城市的草根足球十分重要，那些足球俱乐部，是周邻青少年的中心，发现和培养未来的球星。这种俱乐部不仅提供基本的足球技能，并训练人的体育性、勇气、纪律性、以及忠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些英国的战斗旅，主要是从有足球俱乐部的城市招的兵，打仗前，军官把一只足球踢向德国战壕，标志进攻开始

楚池亚玛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官方培养体育“菁英”，提供资金、教练、培训，以及旅行特权等，主要是为拿奥运金牌；由此来展示GCD政治制度的胜利和成功；这种政策，给足球发展带来阴影。足球项目被当局控制，结果地方上独立的足球俱乐部没法发展。中国政府可能恐惧这种小小的足球俱乐部，在乡镇、城市，成千上万地出现，蔓延成“从底层开始”的社会运动，从而挑战中共的统治；因这种足球俱乐部，会把城乡的家庭、邻居连结到一起，最后他们可能忠诚于这个俱乐部，而不是政府或体委的官僚。

两名专家的文章后面，有很多跟贴，其中还有从中国写来的评语。一位中国女性读者说，中国的足球为什么不行，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孩子不能一块玩。从婴儿开始，他们就被奶奶到处抱着；放学了，被汽车、摩托或自行车接到家。中国的孩子之间缺乏社会往来。“在非洲，我看到孩子们在脏土地上玩，在北阿富汗，女孩们在学校操场跑起来，像一阵风。在中国，就看不到这种情景。再加上中国的一胎化政策，等于孩子的儿童期没有了。”

一位新泽西州的读者，曾在中国教英文七年。他评论说，中国足球上不来，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是中国的父母普遍不重视体育，而要孩子好好读书。在他教书的学校，学生一周上课六天，早上六点迷迷糊糊就要起床，一直读到晚上10点。一天几乎所有醒着的时间，都要埋首书本，以应付考试。到了下午，孩子们终于有了“课余时间”，但已精疲力尽，没有谁还想玩什么，只想赶快打个盹。

但也有读者认为，中国足球上不来，是中国人体能不够，因足球运动量大，冲撞和竞争力强。但这种说法不攻自破，因为这次南非世界杯，日本、南韩，甚至北朝鲜都打入，他们也是东方体能。尤其日本队，这次不仅打入全球16强，而且在跟南美仅次于巴西、阿根廷的准一流强队巴拉圭对阵时，激战120分钟都不分胜负，最后是在点球中败北。

一位纽约的美国读者说，说来说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足球体制的腐败。他举例说，他的一位中国国家队的朋友披露，要想参加国际比赛，必须跟教练有“关系”，才能被推举。而在基层比赛，也要跟“评委”拉关系，才能拿到“好成绩”。中国不断出现“足球黑哨”（裁判造假）事件，绝不是偶然。中国的球迷们都愤怒这种造假，他们看足球赛，不是快乐，而是生气！中国网络上流传的名言是：“看英超要钱，看国足要命。珍爱生命，远离国足！吸烟有害健康，看国足有害生命！”

一位中国足球选手最近撰文说，“我们还拥有庞大的球迷市场。在一届与己无关的世界杯期间，电视、报纸、网站上全是世界杯的新闻，在老百姓的生活里，足球几乎无处不在。看到这些，作为从事中国足球的一分子，我们没有理由不努力。”但在中国这种足球体制下，对中国打入世界杯，普遍不乐观。中国网站上流传最广的一个幽默，表达了这种悲观之情：

一个韩国人，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有幸见到了上帝。

韩国人问上帝：“我们韩国什么时候能获得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上帝说：“50年。”韩国人哭了：“呜呜呜……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

日本人也问上帝：“日本什么时候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答：“也许100年吧。”日本人也哭了：“呜呜呜……我下一辈子也看不到了！”

中国人当然也问上帝：“我们中国什么时候能获得世界杯冠军？”没有想到，上帝哭了：“呜呜呜……我是看不到了！”

博讯还刊出署名邓聿文的文章：从足球反腐 看中国市场化改革

文章说：从去年11月，公安部开始部署和督战足球打黑反赌起，中国足球反腐的声势越来越大。这场反腐让人们看到，当一个行业被彻底的伪市场化时，其产生的腐烂有多严重。

在中国各种体育项目和赛事中，足球是最早尝试引进国外俱乐部体制和职业联赛的项目，开中国体育市场化之先河。但十几年下来，球员钱没少拿，足球却丝毫没有长进；更糟糕的是，黑哨、假球、暴力、赌博充斥整个市场。这其中的根源，就在于并没有实行真正的市场化，而是披着市场外衣的伪市场化。

首先，权力高度干预足球市场。中国足球表面上看很热闹，但骨子里是行政权力在支配市场和市场的资源配置。例如，从中国足协的管理和运行到国家队的管理，从足协主席的配备到领队的确定，从俱乐部的管理到教练员、运动员的管理，几乎都是按照行政的一套在进行。

权力干预市场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中国足协“至高无上”地位。本来，在一个真正的市场化环境里，足协的身份只能是俱乐部的“行会”角色，也即是个民间性质的机构，但现在，它还是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履行着行政管理的职能。这种一身兼二任，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既做“老板”又做“婆婆”的身份和职能的混合，使得足协对足球有着生杀予取的大权。

足协这样的超级权力机构，让人们看到，在这个市场中，政府的意志无处不在，资本与权力的勾结无处不在，市场变成了权力和金钱的角斗场，于是也就有了联赛的混乱，有了假球黑哨的横行，有了各种乱象的频出。这样的市场、这样的球员、这样的俱乐部、这样的足球，你还能指望它什么？

其次，俱乐部体制不过是大资本的附庸。国外的俱乐部虽然一般也是由大企业、大财团出资组建，但是，俱乐部和它们的老板之间，有着严格的产权约束。也就是说，俱乐部虽受其老板控制，但俱乐部本身是独立的法人，有着独立的产权，是个独立的经济实体。

中国则相反，各足球俱乐部，无论早期由国有大资本组建，还是晚期由民营资本接手，它们不过是这些财大气粗的资本的“玩偶”。资本之所以愿意涉足足球市场，成立各种俱乐部，并不是真的有志于振兴足球，而是打着这个招牌以达到其他目的，或者干脆就为了显示和炫耀自己的资本实力，表明自己也玩得起足球。目的和动机不纯，也就不可能使俱乐部有独立的产权和经济地位，而完全听命于资本。另一方面，多数地方俱乐部的老板受制于地方政府，为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和荣誉，也就有“政策球”、“首长球”等足坛怪事。

再次，足球市场缺乏法治。市场化的充分发育和推进，须要以法治化为前提和保障，没有法治作保障，任何市场化都将蜕变为暴利化和权力化。因为市场化的进程必然要遇到种种权力交易的现象，如果在推行市场化的过程中，权贵势力操纵市场而没有受到监督和约束，那么，必然会大量发生权钱交易和权力寻租的问题。这是历史的铁律。

上述三点充分说明，中国足球的市场化是一场伪市场化，这也是中国体育的其他项目或多或少都存在的问题。但为什么其他体育项目和赛事没有如足球这样的腐败呢？

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其他体育项目和赛事的市场化改革没有足球这么时间长，影响广，甚至有的依然还是举国体制，从而，暴露出的问题也就不像足球那么严重；二是足球的重要性远超其他任何体育项目和赛事。作为世界第一运动和最赚钱的赛事，足球所获得的赞助是其他体育活动不能比的，同样，资本和权力的勾结程度也是其他项目望尘莫及，因而，要么不出问题，一出问题肯定不一般。

足球市场的这些缺陷与中国多数领域的改革何其相似，就此而言，可以把中国足球这些年推行的伪市场化改革看作是中国整体改革的一个标本。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改革的确取得了很大成效，表现在价格的自由化和企业的民营化等方面，市场上绝大部分价格都已放开，绝大多数企业都是产权独立的自负盈亏的企业。但另一方面，也要承认，改革同时是不彻底和不完善的。这特别表现在改革到一些关键领域和环节就停滞不前，多年未有大的进展。

国家（权力）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市场进行干预的：一是直接插手企业的微观运营；二是以行政许可或特许经营的形式对某些行业和领域实行管制，不准民营企业进入；三是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将更多的资源配置给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山西的煤炭整合所引起的国进民退争议就是一例；四是行政垄断，某些行业的国有企业既是市场主体，又履行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行业通吃。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乃是近来广受非议的盐业垄断。

权力干预市场的背后反映了中国两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一是政府职能转变远非到位，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施政重点还在于经济增长，而不是提供公共服务和基本的社会建设；二是市场还不是一个法治化的市场，政府的权力运行没有受到法律的应有约束。中国不是没有法律和法制，而是没有法治。

文章说：近年来，中国法律出台的速度很快，但首先，这些法律的制定多是由部门所主导，法律条款中暗含了许多部门利益在内，或者是为了方便部门执法，总之是背离了法律基本的公正；其次，法律出台后，主管部门又多以自己制定的实施细则或内部条例来代替法律，作为执法依据，而这些细则或条例又偏离了法的精神，从而使得政府怎么执行怎么有理。权力不受到法的监督和约束，必然会产生变异和膨胀，政府的职能转变也就迟迟不能进行，最后的结果就是权力腐败，权钱勾结。

所以，中国足球要想“雄起”，走向世界，出路就在于打破行政垄断，实行真正的市场化，而不是还继续现在的伪市场化。打破行政垄断需要足球的管理体制去“行政化”，将足协和它名下的企业进行市场化改制，引入充分的竞争，变成民间组织，尤其是足协本身变身俱乐部的“行会”。

至于中国的改革，目前应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相关宏观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同时积极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建设以及资源价改，打破行业垄断。在这一过程中，特别要强调应加强法治建设，推进公众的民主参与。法治建设的目的是要将政府的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以抑制权贵资本对市场的危害和公共利益的侵犯。

足球反腐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整个中国也需要一场针对伪市场化的猛烈的“打黑”行动，来重建对市场公正和法治的基本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