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素浅 于 2019-12-19 18:01 编辑
真实的金三角到底是什么样的? 金三角,有人说这里是佛陀眷顾的土地,也有人说这里是罪孽深重的魔窟。 十年前,“我”来到了这里。
在与黑色产业打交道的 397 天中,“我”见到了这个世界最真实的黑暗面,还有无数个回想起来恍如隔世的“传奇”故事。
缅甸分为旱季和雨季,雨季一般是从五月开始,从南部渐渐向北面扩散。
2009年3月的一天,明明是旱季,天空却下着细雨。空气微凉,地面湿滑,我揣着一本《泰语入门》,从云南偷渡到缅甸。
我去到缅甸达邦,要在达邦本地大佬猜叔手下当卡车司机,猜叔承包了深山里毒贩的生活物资输送。
我的工作是开车把可乐,方便面之类的食物运送给进山的人。虽然是和毒贩做生意,但不用和他们直接打交道,是相对安全的一环。
猜叔三教九流都认识,经常会作为各方势力的中间调解人,解决一些利益纠纷。
因为猜叔在这边吃得开,我也逐渐体会到金钱和权势带来的快乐。
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变得易怒暴躁,会在输钱以后猛踹老虎机;会突然对行走在路上的缅甸人拳脚相加,就因为对方和我对视了一眼;甚至时常摸着口袋里的黑星手枪,想要听一听子弹打在人身上的声音。
树叶落在湖面会泛起涟漪,巨石跌进大海却不被人发觉。
金三角就是这样的罪恶海洋,我在这里见到的罪恶越多,心中为法律和道德留下的余地就越少。
我拒绝不了暴力,更难以抵抗情欲。
仅仅间隔一年,我每天的娱乐活动就从逗弄女同学,在她们的校服背后写写画画,变成了招妓。
我像所有在金三角做灰色生意的商人一样,脑袋里充斥着对金钱的渴望,还产生过主宰金三角的幼稚想法。
一切似乎唾手可得。
达邦前往栋达送货的途中,有一条陡峭的盘山公路,大部分的上坡超过30度。汽车行驶到公路的中间地段,有一块平地,设有卡哨,驻扎着日夜站岗的缅甸军人。 2009年5月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去走货。就在我开车经过卡哨的时候,发现面前竟然有路禁,竹子做的栅栏封锁在路中央,我只能被迫把车子停下来。
前方站着两个军人,胸前分别挂一把老式步枪,正在冲我招手,我知道这是示意我下车的意思。
我觉得奇怪,这条路已经走过这么多趟,以前都没出现过拦路的情况,怎么今天如此反常?
想归想,我还是按照吩咐下车,手里揣着100美金的通行费,脸上堆笑着走过去。
凑近才发现,这两人不是以前认识的哨兵,是陌生的面孔。
他们眼神里带着审视,语气很不友好地用缅甸语问我:“你是做什么的?”
我赶紧用蹩脚的缅语回答了他们:“我负责开车送货。”
可能是我的口音让他们警觉,两人立刻从站立变成身体微微弓起,大声问我运送的货物是什么。
我停顿几秒,正准备伸手从衣服里拿缅甸常用词语表,想找具体的单词来组织语言。
他们误以为我的动作是要拔枪,立即把手上的步枪端起来,枪口直接对着我的脑袋。
一看这架势,我马上举起双手,站直身体,示意自己没有任何威胁。
其中一个眼角有长条刀疤的军人转头对另一个身材很胖的军人打了个眼色,胖军人就走过去检查我的车子。
刀疤军人站在原地,带着很凶恶的语气问我是哪里人。
我只能回答:“中国人。”
刀疤军人一听我是中国人,用枪管点了点我的额头,直接问我是不是过来贩毒的。
枪管触碰皮肤的感觉冰凉,这阵凉意顺着血管让我全身都打了一个寒战。我哪里敢认,只能拼命摇头。
这时候,胖军人回来,低头对刀疤军人说车里面不是毒品,就是些食物。刀疤军人点点头,看了我几秒,对胖军人笑了一下,说我是中国人。
胖军人一听这话,愣了一下,也盯着我看了几秒,把手里的步枪重新对准我的脑袋。
我一看这架势,膀胱胀痛起来,害怕自己遇到极端民族主义者。这些人在金三角的数量不少,对外来国家的人十分仇视,尤其厌恶中国人。
金三角每年会消失近百名外国游客,大部分都是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残害。
“咔嚓。”
“咔嚓。”
我很清楚地听到两下刺耳的声音,步枪的保险已经打开。在金三角,不管是毒贩还是军人,枪支一旦打开保险,说明内心已经产生开枪的想法。
我嘴巴哆嗦着说不出完整的话,只能使劲摇头摆手,用英文一连说了十几个“NO”。紧接着,我灵机一动,大声用缅甸话叫喊出猜叔的名字。
一听到猜叔,刀疤军人和胖军人对视一眼,说要让我证明自己认识猜叔这件事。我连忙从口袋里面拿出手机,打给猜叔。
这手机是前几天猜叔给我配的,只能打缅甸国内电话,打不了国际长途。
电话响了七下才被接起,我没等得及猜叔开口,慌慌张张说这里有两个当兵的拿枪指着我。
猜叔一听,马上回道:“你把电话给他们。”
刀疤军人接过电话,稍微走远一点,和猜叔说了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没听到他们对话的具体内容,但他回来之后,就叫胖军人把枪放下去,把电话还给我,说我可以离开这里。
我一听这话,整个人都软下来,长长出了口气,赶紧面向这两人倒退回车上。我不敢让他们消失在我的视线里,生怕在我背后开一发冷枪。万幸的是,他们根本就没看我,反而走过去撤下了路障。
我鼓起最后一点力气,把车发动,油门踩到最大。
回去之后,我第一时间去找猜叔,问猜叔是怎么回事。
猜叔示意我坐下来,先给我开了一瓶威士忌,然后才和我解释说,当初负责那个位置的军人今天换班,他之前忘记及时通知军方负责人。
猜叔和我承诺,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情况,还说晚上给我找个漂亮姑娘解闷。
我虽然没有应声,但心里舒服许多,拿起酒瓶,闷了一大口,身体瘫倒在沙发上。
这是我第一次被枪指着的经历。也是这一刻让我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安全。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我重新开始送货,在经过一个叫“坎必亚”的小镇后,看到有两个背着行囊的背包客手拉手行走在荒无人烟的公路上。
他们一男一女,都是20岁出头的模样,应该是对情侣。男孩留着浅短的络腮胡,瘦脸大眼睛,身材壮硕,女孩长的高挑,皮肤白嫩,带着一顶绣着ox金边的帽子。
从他们两个脸上洋溢的阳光笑容,我判断他们应该是中国的大学生。
我并不惊讶,因为在金三角,经常会有喜欢冒险和徒步的中国背包客。
我摇下车窗,松开踩着的油门,让车子和他们并排前行,按了一声喇叭,大声对他们问道:“中国人?”
男孩看了我一眼便转过头不说话,那姑娘倒是冲我笑了一下:“是的,我们是从中国来的。”
我有些高兴,说自己也是中国人,过来这边工作生活,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开口。
姑娘说自己要去“赤洋峰”,这边比较出名的一个景点,问我知道不知道。
我看这对情侣走的辛苦,就把车子停下,说我刚好顺路可以送他们过去。
姑娘很开心,刚想打开车门,就被男孩一把拉住,然后对我摆手:“我们不搭车。”
我知道男孩的担心,也就没多说话,重新把车发动。
刚想踩油门,就看到对面有一伙缅甸青年人正在往回走,领头的那个家伙左耳穿有一个巨大的耳环,这是佤族比较调皮的年轻人喜欢的装扮。
男孩一溜小跑,凑到那伙人面前,拿出地图指指点点,应该是想要询问“赤洋峰”的具体位置。
混迹在金三角的中国背包客有一个共性:他们宁愿靠在缅甸人身旁,也不愿意分出一丝信任给中国人。
当我见到姑娘缓缓走向那伙人的那一刻,就知道她的人生将要经历一些不好的事情。因为现金和美女,永远是金三角年轻人无法抗拒的诱惑。
果然,在见到姑娘以后,那伙人眼里都冒着光。姑娘还没有来得及说上一句话,就被领头扑倒在地上,男孩刚想反抗就有一把柴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还被逼着跪在地上,亲眼目睹自己女友的衣服被一件件剥离的事实。
我看了一会儿,只得叹口气,把车子开到那伙人的面前,按了四五声喇叭,把正在兴头上的几人惊醒,然后掏了200美金,叫他们放过这个姑娘。
因为我当时常走这条线,很多人都认识我,知道我是帮猜叔做事,所以这伙人很识趣地拿过钱离开。
这对情侣坐上我的车,男孩一边帮赤裸着身体的女友穿衣服,一边质问我为什么不早点帮忙。
我不喜欢他的态度,半开玩笑说自己觉得他女朋友长得漂亮,想要多看看。男孩很愤怒,要从后座掐我的脖子,女孩及时拉住了他。
他们坐了一段路就要下车。从始至终,这对情侣都没有对我表示过感谢,也没有还我那200美金。
送货的过程中上发生过许多故事,这只是其中的一段小插曲。
我喜欢一个人开车的时候,把车窗全打开,体会狂风带着雨丝刮痛皮肤的感觉。
送货路上必定会经过一条小道,小道路窄树多,树枝交错缠绕在一起,形成一个天然的树荫隧道。阳光大部分被隔绝在树荫外,只有一些落在地上,聚成光斑。每当树叶被风吹的摇曳,光线就在地面跳起舞蹈。
驶入小道之前,需要拐一个入口很小的急弯,必须要倒车两次才能开进去。每当此时,我会边倒车边把猜叔送的碟片放进音响,第一首歌是李宗盛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在进入隧道口的时候,总是恰好唱到那一句: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一个人在异国,漫无目的地活着,其实是件挺孤单的事。
2009年10月,金三角的局势开始变得很不稳定。我在走货的过程中,能看到关卡的士兵经常更换,那段时间死了很多人,几个主要毒源地的雇佣兵工资一涨再涨。 很快,混乱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越加严重,到了12月中旬,经常能在路上听到枪响和炮击声。就连猜叔都让我这段时间先待在竹屋,不要出去走货。 猜叔经常会对我做出类似敲头、踹腿这种长辈惯用的动作,让我渐渐模糊了头领和朋友之间本该分明的界限。 “那这段时间不是都没钱赚了啊?”我问猜叔,语气不满。 慢慢地,糯康以大其力县为中心,沿着湄公河,将势力向四周扩张,最终成为金三角地区较大的一个贩毒组织头目。糯康这两个字,在大其力是一个忌讳,经常有外地的赌客说错话,直接给关在房子里凌虐,最后被沉进湄公河的故事传出来。 一个是糯康,曾经是坤沙的手下,后来自立门户,靠着疯这个字,在金三角慢慢站稳脚跟。缅甸尚佛,哪怕是最凶残的毒贩,对佛也还算尊重。但据说糯康杀过好几个高僧,这在缅甸是很严重的罪行。 “猜叔,糯康和你比谁厉害啊?”我当时觉得猜叔的势力很大,脱口问道。 猜叔听了我的话,很认真地看着我,“我和你谁厉害?”
在外国赌场待过的都知道,中国赌客一直是其中的主力军,而赵伟本身就是东北人,认识的人多,关系网复杂,因此很多中国赌客开始摒弃大其力,来金木棉玩。 我想了一会儿,才笑嘻嘻地对猜叔说道:“当然是猜叔你厉害啊。” 另一个叫赵伟,东北人,早年间负责经营小勐拉最出名的蓝盾赌场,后来成为金木棉集团的老板。07年初的时候,老挝政府把靠近金三角的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赵伟,成立“金木棉特区”,享有除外交和军事以外的一切自治权利。 赵伟依靠过人的手段,没两年时间,就把金木棉给做起来,赌场密布,娱乐场所数不胜数。 糯康的大本营是在缅甸的大其力县,和老挝的金木棉就隔着一条湄公河,被赵伟抢走大部分生意以后,糯康就派人去金木棉挑衅,后来更是借着收保护费的苗头,故意制造矛盾,杀了赵伟好多个心腹手下。 说到赵伟,猜叔难得竖起拇指,他说赵伟这个人很行,孤身一人来到金三角,20年的时间打下这么大一片天下。 “猜叔,你见过赵伟嘛?”我很好奇。猜叔点点头,说自己见过几次。我又问具体见面的经过。猜叔没说话,只朝我露出笑容,很神秘。 等到2010年初到时候,双方渐渐达成和解,局势才重新稳定下来。 我再次走货的第一天晚上回来,猜叔请所有手下吃饭,特地叫人烧了一大桌的广东菜,说是给我换换口味。“你是浙江人,本来应该给你做江南菜,但这边找不到浙江的厨师。” 酒过三巡,猜叔亲自走到我的座位前,给我端了一碗老火汤。
我刚想站起来接,猜叔就把我按了回去,他边把汤放在我的桌面,边和我说不要这么见外,大家都是一家人。
话刚说完,所有人都应声附和,纷纷恭维说猜叔心里对我特别关心,让我一定要把猜叔当作自己的亲人,大家都是亲人。
说着说着,有几个家伙就合唱起缅甸语版本的《友谊地久天长》,唱到中间段落的时候还用筷子敲打碗筷配乐,领头的那个家伙甚至拿出双手对我挥动,意思是让我也一起来。
我没办法,只能站起来跟着随便哼哼,脸上一直带着笑,心里却想:这些人马屁拍的真是响。
喝酒时的嬉闹很容易拉近大家的距离,气氛也更加融洽,猜叔每说一个过往的英雄事迹,都惹得众人举杯叫好。
正吃得开心,大家越来越轻松随意时,猜叔突然站起身来,叼着一根烟,绕了几个身位。
但拓负责的是小勐拉到仰光的电子产品市场,他专门走私照相机、手机这些高档商品,利润很高,走一趟货能赚10万人民币以上,算是猜叔的心腹。
但拓看到猜叔过来,站起身来想要交谈,还没完全起身,就被猜叔按了回去。
猜叔拍了拍但拓的肩膀,我以为猜叔要说话的时候,他就用右手捂住但拓的嘴巴,左手从腰间挂着的牛皮刀套里抽出一把匕首,直接对着喉咙,从左往右滑过,尖锐的利器把皮肤切割出一条细小的裂缝。
我坐在但拓的正对面,可以看到血液凝聚成一股股血柱,朝我冲过来,因为距离原因,血液并没有溅到我身上,只是全部溅在了我的碗筷、酒杯上。
我的眼前一片红色,第一次体会到,原来眼睛也可以闻到臭腥,感到粘稠。
事情发生的太快,但拓的眼睛还睁着,双脚双手还在抽动,但人已经死了,脖子里流出的血渐渐不再喷涌,而是像山路上一个小泉眼流出的潺潺溪水,浸湿了整块桌布,还在无限往四周蔓延。
猜叔终于把手松开,但拓的脑袋落在桌面上,弹了两下,发出“咚咚”两声闷响。
猜叔叫还在拼命吃菜的两个手下赶紧把但拓拖走,说不想影响大家心情。
说完,又把匕首往但拓的头发上靠近,应该是想把刀上的血迹擦掉,但匕首太锋利,划开了头皮,变得更脏了。
猜叔很生气,踹了一脚但拓的身子,把匕首放在但拓的衣服上擦了擦,才总算干净。
“他会做小动作。”猜叔拿了个凳子坐到我的身边,冲我笑着解释道,但拓会把运送的货物掉包,用假货换真货的方式赚钱。
我没说话。
这件事发生的太突然,我当时已经懵住,心里并没有害怕恶心的情绪,反而一脸平静。
猜叔见我这个模样,以为我心理素质已经锻炼出来,不再是刚来金三角的菜鸟,满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笑道:“很不错。”就坐回到自己位置,重新招呼大家吃饭。
我扫视一眼桌上的众人,发现大家神色平常,该吃吃,该喝喝,划拳的划拳,拼酒的拼酒,根本没人在意这里才死过一个人。
这种漠视生命的感觉,让我怀疑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其实这才是金三角的常态。
晚上我一夜没睡,满脑子都是但拓睁着双眼看我的场景。我总以为自己足够坚强,但并没有。
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当晚的感受,不是单纯的恐惧。多年后,我重新回想起那一刻的场景,才觉得自己当时正身处在黑暗的森林中,猜叔领着我前行。
我以为自己可以跟着他,但当猜叔不经意转头对我露出笑容,牙齿间沾满血迹。
我在金三角无人可依靠。
都说有钱人特别怕死,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正确。一开始身无分文的时候,犯法的事情都敢去做,可一旦有了钱,就会想着赶紧远离这些危险。我那时就是如此。
来到金三角一年多,我已经存够几十万。这钱对一个20岁的男孩来说,无疑是一大笔巨款。
再加上中途经历的各种事情,前几天但拓的死亡让我开始萌生退意。
3个多月前朋友贾斯汀的死亡,更是我一直的心结,我一想到贾斯汀就觉得胸闷,喘不上气。
渐渐的,我把这股怨气转移到猜叔身上,我觉得都是他的错,是他不提醒我,只要给我只言片语的帮助,贾斯汀就不会死。哪怕猜叔对我一直很不错。
我脑海里盘旋着这样的想法,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磨磨蹭蹭地消耗大半个月时间,我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和猜叔说自己想要离开这里。
直到有次和猜叔单独喝酒,他当天不在状态,很快就醉了,才说了一件事。
他先是夸我几句,说我干的不错,然后问我想不想拿得再多点。
我点头。他就和我说,他决定把“走山”的任务也交给我,每批货多给我五千。
我经历过许多事情,不再那么容易相信别人,就问猜叔:为什么突然要我做,这个不是梭温一直在负责么?
猜叔开始没回答,后来我又灌了他一些酒,他打开了话匣子。
原来梭温因为不小心踩坏头领儿子的玩具,给直接割喉扔在山脚。猜叔这么短的时间很难找到人,又不能让这条线空着,才想让我顶上去。
猜叔压根没管我的意见,一个劲儿地和我谈论“走山”要注意的事情:
和头领说话的时候 ,必须微微低头,不能直视头领的双眼;如果你长得比头领高,就要屈膝弯腰,确保眼神是在仰视他 ;
每个毒贩头子的卧室都会摆几尊佛像 ,有些信仰比较深的头领,甚至会在房子的四周都放上半人高的铜铸佛像,你经过佛像的时候,不能有微笑的动作,得双手合十,弯腰跪拜;
看到头领的妻子女儿,不要露出笑容,更不要皱眉,他们忌讳这个,因为妻女是头领的私有财产,你不能有任何异样的心思展现,最好就是微微鞠躬,表示尊敬以后当做没看到;
如果头领递给你白粉,你只能自认倒霉开始吸; 枪口不要对人;打赌输了一定得付钱,千万不要摸其他人的头;不要讨论别人身上文身的含义;洗澡的时候穿内裤……繁碎中都是危险。
我越听越烦躁,终于等猜叔唠叨完,问他:如果我不小心做了会怎么样?
贩毒组织的头领都是一些变态,这活儿相当于接触到核心圈子,我第一反应就是太危险,绝对不能做。
我继续给猜叔灌酒,人很奇特,一旦在心里憋着事的情况下喝酒,通常只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醉的太快,要么醒的太早。我属于第二种,喝再多酒都保持着清醒。
等到猜叔睡下之后,我赶紧收拾东西,准备连夜逃离金三角。
要带的东西并不多,身份证、现金和阿珠留给我的礼物,还有两样东西特别重要,一个是嘤航卡,一个是笔记本。
我那时年龄不大,中国人的习惯却早已根深蒂固:有钱就存银行。
嘤航卡是我在达邦旁边的勐马办理的。之前我特意留了个心眼,每次分钱之后,我都会和猜叔说要去外面的赌场玩几把,回来就说自己全部输完。
猜叔一直都认为我没存下什么钱来,自然不会有离开的念头,对我的警惕也渐渐消失。
笔记本是我每次走货的记录账本,上面记着每次货物清点的时间、数量、价格,还有其他像接头人姓名、联系方式这些比较隐秘的内容。
我在门口不断地徘徊,每当我想拉开门的时候,就会神经质地回头看一眼犹自打鼾的猜叔,生怕他突然坐在床沿朝我笑。
我突然明白,猜叔走在路上会经常把脑袋向右后方抽动的感觉。猜叔是因为战场的不安全感留下的后遗症,我则是单纯的害怕。
我脑袋反复出现一个画面:自己还没出达邦就被抓回来,受到各种各样的殴打,就连将要受到的刑罚名字都想到十来个。
我心想,不能这么下去,再拖着天都要亮了,准备打自己几个耳光,让疼痛给我勇气。
手刚抬起来,又觉得这样不行,并不是我改变主意,而是打耳光会发出声响,万一吵醒猜叔怎么办?
我只好偷摸着走到卫生间,把门关上,将洗脸毛巾裹在手上,再狠狠抽了自己十几个耳光,打完觉得不过瘾,又打了自己肚子几拳,总算有勇气逃跑。
我重新走到客厅,默默听着猜叔的打鼾声许久,判断他是真睡还是假睡,如果是假睡,打鼾声不会特别均匀。
悄悄把门拉开,门发出的吱呀声差点让我叫出来,我心想,以前怎么没发觉这门这么吵,还很后悔没有提早换一个门。
刚走几步,又走回去把门打开,我心里想的是,要是猜叔在诓我,还可以解释说是去散步。但猜叔睡得很死。
我总算放下心来,朝着猜叔鞠了一躬,重新拉开门走出去。
如果不是遇上猜叔,我在金三角的生活应该会十分艰难吧。
我开始是像平时一样走着,随后步伐越来越快,步子越来越大,很快就小跑起来,最后一路狂奔到路边。
在从口袋里拿钥匙的时候,我手抖得厉害,几次想要对准钥匙孔都没有成功,很快我就惊醒,这辆坦途是电子钥匙。
按动按钮,坦途发出的“biu”声,外加亮起的车灯把我吓了一跳,我将头转向四周观察几圈,确定没人发现之后才敢坐上车。
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寂静的黑夜分外嘈杂,我不敢开大灯,不敢踩油门,借着月亮和星光,幻想自己的车子是隐形的,缓缓驶出达邦。
驶出达邦后,我一脚地板油,坦途瞬间冲出去。
开始的一段时间,我很害怕,耳朵能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就怕后面有人追上来。想要点烟,火机怎么也按不响,就只能用车载点烟器,结果烫到我的胳膊,疼得厉害。
我两只手紧紧握住方向盘,手汗摩擦方向盘带出一层层的杂质,眼睛就没敢离开后视镜,时刻担心后方突然出现一道远光。
过了大概几十分钟,我心里算了下这些小路很陡很破,弯还很急,平均100码的行驶速度,就算要追也一定没那么快,渐渐把心放了下来。
我逐渐喜悦,总算可以离开这个破地方,恢复到正常人。
我把车窗全部打开,雨刮器、双闪、雾灯能开的都给开起来,努力制造出一副热闹的场景,然后随便抽了张碟片放进音响。
快要接近小勐拉的时候,我又难过和沮丧起来,不知道自己回到国内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猜叔势力那么大,会不会派杀手来找我,当初介绍我来缅甸的四爷知道消息后,会不会找我家人麻烦,这个决定来得太快,我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
我好几次在大的路口想调头回去,但车速太快,刹车也来不及踩,就只能硬着头皮开下去。
到了小勐拉,我把车停在农贸市场的边上,双脚触即地的那一刻,我确定自己要离开。我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能活的尽量活,该死的逃不了。
我问附近正在吃烤串的几个缅甸年轻人,会不会开车?一连问了两个都摇头,直到第三个才说自己会开。
我把车钥匙丢给他,告诉他,这辆车是佛送给他的礼物。
花了200人民币,绕了40分钟的小路,我坐在黑摩托师傅的后座,间隔300多天,重新回到中国。
2010年4月18号凌晨1点55分,当我真正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心里竟然没有如释重负或者担心后怕的情绪出现。
当晚有小雨,我的头发都被淋湿,睫毛上也沾满雨珠,眼前一片模糊,心里突然想到,母亲这个点应该还在和楼下的阿姨家打麻将,渐渐笑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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