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分析认为，菲律宾反洗钱委员会（AMLC）一直呼吁制定新法律以加强对洗钱者的打击，但却忽视了当前立法调查的中心问题。在9月5日关于菲律宾离岸博彩运营公司（POGO）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反洗钱委员会调查和执法部门副主任Adrian Arpon表示，取消冻结令申请的前置罪行要求将可加快调查和没收程序。但从郭华萍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并非前置罪行要求阻碍了反洗钱工作，而是执法和监管行动的薄弱与犯罪交织在一起，导致了今天一切的发生。
郭华萍自2019年开始为36栋建筑的Baufu POGO综合体购置土地。直到2024年3月总统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PAOCC）介入调查并进行参议院介入时，反洗钱委员会才对她及其他与全球网络诈骗、人口贩运和毒品交易相关的人员陆续展开行动。
在此之前，郭华萍将数亿比索转移给家族拥有的QJJ系列公司。这些公司反过来又用这笔资金支付了HongSheng游戏技术公司及其继任者Zun Yuan科技的电费和其他费用。根据报道，2020年7月，QJJ农场在两天内向Baufu存入了1亿比索。即使分成10笔交易，每笔存款仍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银行和其他受监管机构的50万比索的门槛。同时，2020年至2024年的资金流动表明，郭华萍在2022年成功竞选市长之前、期间或之后，并未从与POGO相关的利益中退出。然而这么多离谱的行动，却在过程中丝毫没有被反洗钱部门关注到，背后的问题值得深思。
Arpon表示，追踪洗钱者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反洗钱委员会需要证明资金来自非法来源和活动，并且还必须证明被告知晓这些资金的来源。因此，取消前置罪行要求会有利于提高速度和效率。
不过有分析认为，在POGO案件中，很多事情如果真的严格执行了法律和制度的要求，后续结果根本就不会发生。例如郭华萍及其公司自2019年以来仅收到了一份可疑交易报告，涉及一笔土地出售。这表明处理郭华萍账户的银行在履行报告职责时可能存在失职，而这唯一的一份关于郭华萍的可疑交易报告却又长期被搁置在情报的荒地无人问津。
反洗钱委员会拥有一个金融情报单位（FIU），负责接收和审查可疑交易报告及其他与洗钱相关的信息，并与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的成员机构合作。法律要求金融和证券机构、执法部门、军方以及其他负责监控和打击洗钱相关犯罪的机构进行协调。如果这些机构履行了其职责，反洗钱委员会本可以向不合规的银行发起行动，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
同样有问题的还有菲律宾娱乐博彩公司（PAGCOR）。2020年，菲律宾娱乐博彩公司发布了一个赌场反洗钱风险评级系统，以帮助及早发现警示信号，包括无效的董事会和监管者，薄弱的内部控制和审计，其职责还包括对POGO场所的实地检查和财务报告的审计。菲律宾娱乐博彩公司本应追踪QJJ系列公司的资金流动，因为这些公司并非POGO注册服务提供商。只要做了，这本可以追踪到郭华萍，因为后者是Baufu 2020年申请“无异议函”的代表。
警方于2023年2月突袭了HongSheng，因为它涉嫌经营加密货币投资诈骗。但菲律宾娱乐博彩公司并未对其账目进行深入调查，反而给了其继任公司Zun Yuan临时牌照，直到2024年3月13日的突袭行动。
综上可见，菲律宾当下不缺法律，不缺制度，缺的是对这些举措真正相信、并可以一步一步认真落实的人，政府和私营部门前线、后端人员的无意疏忽或有意勾结，才是导致今天这样困局的罪魁祸首。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听证会上展现出了一张张犯罪的庞大网络，让民众看到了这幕后的种种无奈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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