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份，何晨开始寻求律师的帮助。5年过去，他已经记不清自己联系过多少位律师、去过多少个事务所，但前段时间他才发现，法院甚至还未受理他的案件。

王虹寻求法律援助的时间没有何晨长，但她与自己的哥哥穿梭在西港的大街小巷与酒店，几乎踏遍每一个律师事务所，但第一个律师的“背叛”让她至今心有戚戚。

杨运同样遭到了自己第一位律师事务所老板的欺骗，三万美金彻底打了水漂。最终还是在放弃了这个律师后，成功找到另一位更有责任心的律师，才终于成功将自己从监狱中捞出。

高昂的收费，低下的效率，阻碍重重的沟通，随时面临的背叛，何晨与王虹在柬埔寨寻求法律援助的路上遭遇的困难如出一辙。但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在这条路上继续坚持下去。

贫瘠的律师联系渠道

有人“地毯式”搜索，有人“病急乱投医”

今年2月份，杨运因为非法持有枪支被逮捕入狱。他清楚自己犯了法，但是非法持有枪支的刑期在半年到两年之间，想要在最短时间内出狱，就需要得到律师的帮助。

杨运是在监狱凉亭上贴着的广告上看到了这个律师事务所。当他拨通对方的电话后，对面律师事务所的老板讲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很快，双方就谈好了价格，包括诉讼费、打通关节的“关系费”，以及杨运希望对方能够对自己的事更加上心的红包费，一共交给对方3万美金左右。

对于是否确认过对方的身份，杨运坦言，自己也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去确认，只是有别人也通过这个律师事务所获得了帮助，而当时自己只想尽快从监狱里出来，再加上是第一次在柬埔寨寻求法律援助，才会没有多加思考就一次性将钱结清。

对于在柬埔寨的中国人而言，寻求法律援助极其困难。因为没有太多可以公开获取的律师信息渠道，所以往往需要帮助的中国人只能通过一些广告、熟人的介绍来寻找律师。而对这个行业的不熟悉，导致他们无法确认对方的信用以及业务能力。

杨运是通过监狱凉亭上的小广告联系到律师事务所，王虹和她的哥哥则是通过双脚走遍西港的大街小巷，寻找合适的律师事务所。

记者通过柬埔寨律师协会的官网看到，一共315家律师事务所，有252家集中在金边，彼时的西港甚至只有两家律师事务所。可以说，柬埔寨的律师资源几乎全部集中在首都。不过，这已经是5年前的数据。

但从王虹的经历来看，西港的律师事务所虽然有所增加，却依然难觅踪影。

记者在柬埔寨律师协会的官方上还看到了999名律师的个人信息，但该信息的最新一位律师，他的律师宣誓日已经是2015年4月22日。不仅时效性相对不足，而且该网站对于中国人来说，既没有知名度，也缺乏实用性。

今年10月份，为了解决自己与柬埔寨房东的酒店租金纠纷，王虹从国内再次回到柬埔寨。一回来，她就继续和自己的哥嫂一起重新寻找律师。

由于不懂柬文，也没有了解柬埔寨法律援助的好友，王虹只能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在西港的大街小巷进行地毯式搜索，但是收效甚微。

何晨的妻子是西港人，他们发生纠纷的土地也位于西港，他一直优先寻找西港懂中文的律师。他好几次去西港，都没有找到一个懂中文的律师。尤其这两年，或许是受到疫情冲击，他去找的很多律师事务所都已经关门倒闭，这无疑更加剧了找律师的困难。

但是在网上找律师，经常打不通电话；添加微信后，可能是觉得收入不高，对方聊几句后就失联了。想通过朋友来介绍律师，但朋友也都不愿意，怕律师不尽责或者实力不够解决不了问题后，最后反落得一身埋怨。最后，何晨只能在金边找了现在的律师。

由此可见，寻求法律援助的第一步，就已经十分艰难。

价格贵、效率低、沟通难

找到律师后的新难题

如果说找到律师已经很困难，那找到能用的律师则更是“难于上青天”。

处于牢狱之中的杨运，因为没有选择的权利而“急病乱投医”，在缺乏货比三家的前提下，直接选定了一个律师。这个律师事务所的老板中文水平非常高，也为杨运避开了找律师的另外两个困难：语言不通和价格问题。

关于价格，3万美金对于杨运来说不是困难，恰恰相反，杨运为了出狱，甚至还找了另外一位律师，最终又花费了18000美金将自己从狱中捞出。

花钱的利落与大方，让他彻底陷入了资金不足的困境中。但事急从权，杨运没有机会去纠结、去选择，这反而让他不需要对委托律师的费用进行严格控制。

这一点，在矛盾纠纷已经变为拉锯战、持久战的王虹和何晨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对于王虹来说，律师费是至关紧要的一个问题。她面临的纠纷已经让她损失巨大，动辄数千美金的律师费，让她没办法轻易接受。尤其是大部分律师甚至连面都没见过，就提出了种种收费要求。

何晨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其实几百美金就有律师接案子，但是这些律师只负责帮忙。虽然一步一清，但存在提前收费、乱收费、花钱后空跑办不了事、想方设法套钱做无用功等问题。何晨侄子的经历就给他上了一课：侄子的一起官司已经支付给律师7、8万美金，但毫无进展。最后侄子与律师打官司，同样不了了之。

柬埔寨部分律师的高收费、低效率可见一斑。何晨说，“现在起诉，费用最少2000美金起步。”而即使自己的案件没有任何的进展，仅今年他花在寻求律师援助上的费用就已经超过五千多美金。

费用的不足，成为中国人在柬埔寨寻求律师援助之路最现实的问题。王虹如今联系到的这一位新律师，自称是看到了王虹的艰难处境，所以愿意等案件办理成功后再收取费用，这也解决了她的燃眉之急。但王虹对于对方的话是否值得信任，心中也没有数，只是她也没有更多的选择。

除了价格，沟通也给这条本就艰难的道路，增添了更多的坎坷。王虹在联系到记者之前，都不确定自己签订的是否是律师委任书，因为该文件是纯柬文书写。而何晨签订的时候同样没有找翻译查看就落款了自己的姓名。

“当时律师要求先付2000美金才办案。我东拼西凑，借到1400美金后，再也没有钱请翻译了。所以虽然委托书全部是柬埔寨文，我也只能硬着头皮签了。”

记者采访了一位做翻译的柬埔寨人，他表示类似于法律文案翻译这样的公文翻译，由于难度大、要求精度高，所以价格普遍达到了100美金一小时。

何晨表示，大部分懂中文的律师，开口就要五六千美金起诉费。但他纠纷中的土地，在当初购买时的价格才花费五千多美金（如今已经涨价），他自然不愿意接受这个价格。所以，很多律师事务所觉得没有钱可赚，都不愿意受理。

截至目前，除了杨运通过自己找到的第二个律师，迅速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何晨与王虹仍然在这条路上艰难前行，饱受价格贵、效率低、沟通难等困扰。

来自背后的“一刀”

防不胜防的背叛

但无论是前期找律师的艰难，还是律师服务中的高收费、低效率和难沟通，都可以通过努力与对比来克服。让三人以及其他寻求法律援助的中国人感到最无可奈何的是，如何建立起与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的信任，避免来自律师背后的“一刀”。

王虹此次赶回柬埔寨，很大原因就是她原先委托的律师给她造成了实质的损失。几个月前，王虹还在国内，对于酒店与房东之间的纠纷，她交给哥哥和律师来解决。但哥哥告诉王虹，当他在警局接受调解的时候，对方直接拿出了一份新的纯柬文的合同。

当时，哥哥也联系了在国内的王虹，王虹明确表示拒绝签字。但她表示，律师存在“威胁”王虹哥哥签字的行为，并表示如果不签就会将他们从酒店撵走。就这样，王虹的哥哥在现场没有翻译、完全不知晓合同内容的情况下，签署了这份新的合同。

这个纯柬文的合同直接让王虹“被自动”放弃了26万美金的押金。也正是这次律师的倒戈相向，让王虹对柬埔寨律师更加降低了信任度。

相较而言，杨运则认为他的遭遇更像是纯粹的欺诈。

在杨运所委托的律师事务所老板拿到钱后，该老板并没有迅速帮助杨运操作，他虽然反复声称自己也在为杨运打通关系、准备庭审，但杨运没有看到自己的出狱事宜有任何的进展。在对方的反复拖延下，杨运在监狱中待了半年。

期间，由于对方反复拖延，杨运最终决定更换一个已经帮助很多人离开监狱的律师，最终才得以出狱。他无法忍受丝毫不作为却收下了巨额委托费的老板，要求对方将钱退回。

但是，老板却声称已经将钱退给了杨运的女友。此时杨运还在监狱里，加上与女友闹了矛盾，所以没有及时进行确认。直到后来出狱后，他与女友沟通了才发现，这个老板欺骗了他：并没有将资金转还给女友。

但杨运也不清楚自己接下来应该如何做，是通过法律途径？还是借助媒体的舆论？他不敢轻易做出选择。因为对方是柬埔寨人，自己面对对方的时候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截止目前，何晨虽然还没有遭遇过律师实质的背叛，但他们的“不作为”也让他一直怀疑，是否是妻子一方做了手脚。他坦言：效率低下固然磨死人，打官司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摧残，沟通不畅也能够通过花钱解决，但最怕的，还是律师收到了贿赂。

在柬埔寨，“用钱开道”的事情不可避免，人们早就司空见惯。但这种方式也彻底掏空了人们的信任。所以何晨的担忧并不是杯弓蛇影、杞人忧天，但确实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爱情佬~~让你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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