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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我带团队在长三角考察，恰好碰上了常州和苏州的散发疫情。
苏州和无锡，关闭了一半以上的交通要道。剩余开放的高速口，也设置了疫情检查点，暂时仅允许“行程码上只有苏州”的车辆下高速。
成堆的货柜车，滞留在苏台高速上。
拥堵的车流，绵延不到边。
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已经被该死的疫情覆盖了整整两年。
那一刻，浓重郁结憋在心底，压得我喘不过来气。
是时候该说点什么，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
大疫第三年，众生皆苦。
3月的一天，我看到一个朋友圈。
赵德宝，还是把车卖了。
赵德宝是河南人，50多岁，胡子拉碴，爽朗健谈。
2018年，我因为一篇稿子想找个货车司机，聊点素材。经朋友介绍，就认识了赵德宝。
一来二去，我和老赵成为了朋友。
我们偶尔会约在郑州前进路上的胖娃川菜馆里，我听他讲跑长途的各种见闻，也听他抱怨路政、运费、罚款和偷油。
酒过三巡，一起骂“货拉拉”这个狗娘养的。
自2015年以来，无数资本涌入货运行业，试图培养出一个“货车版滴滴”。到了2017年底，两家最大的货运平台合并，重复滴滴合并快的形成垄断的故事。
大货司机们面对资本和互联网的入侵，毫无抵抗能力，眼睁睁地看着运价被一杀再杀。
老赵的大运重卡是贷款买来的，每月要还5000多。疫情之前，扣去贷款油费轮胎和修车，一年能进账10多万。
像这样的货运司机，中国有1700多万名。他们和赵德宝一样，没日没夜的穿梭在中国的高速、国道和省道上，维持着这个庞大国家的经济系统运转。
疫情之后，这个庞大经济系统的阴晴起伏，也投射在老赵的朋友圈里。
去年1月8日早晨6点半，赵德宝在朋友圈发了段小视频。
——背景是劲爆的音乐，前方三条车道上塞满了车，漆黑中闪烁着一片片鬼魅的红色尾灯。
老赵说，完蛋了，堵车了。
这趟活儿，是从河北香河拉家具，送往河北沧州。两地均属于河北省，但之间却隔着一个天津市。
——行程距离大约234公里，不堵车的话只需要3个小时。
老赵送完货的返程当天，河北新冠疫情集中爆发。
——河北境内多条公路封路，多地对河北牌照车辆和途经河北车辆进行劝返。
这一天开始，诸多货车司机就与老赵一样，被困在高速公路上。
不到3个小时的返程路，老赵开车整整走了5天6夜。1月6号下午返程，1月11日凌晨2两点抵达。
这趟到沧州的运费是1200元，正常情况下，空车返回只能赚到450元。
这次老赵空车而归，堵了5天6夜。路上已经一省再省，除非不得已，基本不住旅馆。但最终的住宿、吃饭和油费，老赵依然花了1100多。
折腾五六天，赚了100块。
老赵说，还是亏了，服务区的饭太贵。
赵德宝的儿子，之前一直在新乡老家种药材。去年河南发大水，家里的水没到腰部，地里的药材被淹的绝了种，仓库里的药材飘在水面上。
老赵儿子坐在临时安置的塑料棚里，给老赵发了个微信：爹，我真的不想活了。
老赵怕儿子想不开，拉着儿子出来跑车。
下半年，老赵又贷款给儿子买了辆冷藏货柜车，想专门跑“绿通”。
结果，又被郑州乐鸿物流公司给骗了。 买车前说的好好的，只要在他们那高价买车，就能进入他们公司。
公司负责货源，保证每月纯收入1.5万。
车买了没半年，郑州又连续遭遇两轮疫情。物流公司跑路了，高价买的冷藏货柜车，一下子又没了货源。
老赵的儿子说，河南的规定太不合理。
——4.2米的冷藏车，国家没有明文规定必须要资格证和营运证。但开上路只要被路政发现，就要罚款。
——更可气的是，这么大的车只能拉货半吨，否则就按超吨处理，被逮到还是罚款。
去年过年，老赵爷俩都没回家。
老赵，在四川湖南和湖北跑车。
小赵在上海跑车，遇上了疫情，被作为重点人群隔离在苏州。
老赵最近一次发朋友圈，还是在骂货拉拉。
——再这样压价，是要把我逼死。
小赵最近一次发朋友圈，是在借钱。马上要还车贷，货款还没结，谁能借我2000块。配了一张图，图上有四个字
——我太累了。
作为一名投资者，我经常告诫自己要客观。
但目睹老赵和小赵的苦不堪言，让我的情绪不由自主的站在他们这边。
在中国——
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任何一个防疫政策波动和细分行业变动，都会牵扯到数千万的家庭。
变幻无常的政策和试图颠覆的资本，或许仅是为了更宏大的叙事目标，或许是真的能提升运转效率，但被牺牲掉的一定是底层的司机们。
大疫第三年，货车司机过的很苦。
北京怀柔燕山脚下的渤海镇，有一家福建茶馆。
老板叫林永如，50多岁，泡得一手好功夫茶。
五年前，我在怀柔出差了两个月，酒店就在老林的茶馆旁。偶尔去喝喝茶，与他还算相熟。
近两年，老林时常感叹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自己万一活到90岁，该怎么办。
第二件事是，生意难做。
老林有一对儿女，身体不好的女儿，留在福建。儿子毕业后在北京打拼，有个刚上小学的孙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七八年前，老林从福建来到燕山脚下，经营一家茶馆。一方面，做做游客生意，贴补儿子。另一方面，离得近点，能看看孙子。
福建人信风水，老林常说自家祖坟风水绝佳。
——老爹活了九十一，老娘活了九十二，爷爷活了九十三。
说完这句话，老林的眼神随即黯淡下来：
现在都快成累赘了，要是也活到90多，该怎么办？
老林经营茶馆七八年，也不是没攒下养老钱，只是为了儿子成家，赞助了自己大半辈子的棺材本，还借了几十万，帮儿子凑了首付买了房。
现如今儿子两口，一个月三万多的收入，扣除房贷教育和日常消费，基本所剩无几。
老林半生积蓄全空，一把年纪还要帮着还债。
渤海镇是个度假区，老林的茶馆主要做游客生意。
两年疫情，大家都懂。
尤其是去年，北京为了冬奥，严防死守。每来一次疫情，茶馆就要关门。去年一年365天，开门营业不到150天。剩下的时间，哪怕开门，也看不到人。
老林说，前两年囤的老茶饼都快发霉了。
老林租了台滴滴，跑起了网约车
——茶馆还开着只是撑撑场面，维持生活只能靠滴滴。
疫情之前，全北京约有14万量滴滴。截止2021年底，滴滴司机注册量增长到37万量。
新增的20万名滴滴司机中，有多少人和林永如一样——
被疫情和现实打败，没日没夜的穿梭在北京的夜幕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灵活用工人员”。
自打来到北京，老林的生命中就多了一道红线：每月净收入1万。
他给我算过一笔账，帮儿子还债、给女儿治病、给自己交上保险，给老家人情往来……每月至少一万，才能填上窟窿。
茶馆有生意，就坐着挣到红线。茶馆没生意，就得开着滴滴挣到红线。
老林说，现在想挣到红线，越来越难。
以前可能每天跑12个小时，一个月就能赚到1万，现在得跑16个小时。
跑滴滴的人越来越多，单越来越少。
滴滴有个规定，驾驶员的年龄不能超过55岁，老林只能再开不到2年。两年之后，老林就变成了自己口中的“累赘”。
真恨不得把自己锁在驾驶座上，老林说。
去年过年，他没有休息。年三十，我看到他在朋友圈发了张照片。照片是开着车拍的，车窗外是央视的大裤衩，灯火辉煌。
穿过灯火辉煌的大楼，似乎能看到春晚舞台上的笑魇如花。
照片上面，老林敲着一行字——
世界上什么人最傻，做父母的最傻，我就是那个最傻的人。
最近一次看到老林的消息，是他前两天发了个朋友圈。
——北京正飘着雪，地上已经积了薄薄的一层。
我跟老林说，下雪路滑，下台阶要注意安全。
老林说，没事，社区雇了邻居的老太太扫雪。
邻居老太太跟老林一样，也是外地过来帮忙照顾子女。家里条件不宽裕，碰上了疫情，子女收入有点拮据。为了帮儿女减少负担，她承担了附近的保洁工作。
最近北京的疫情有点严重，老太太却扩大了工作范围，承担了更多保洁工作。
老林问过老太太，不怕被感染么？
老太太说的一句话，真的有点让我绷不住了。
——为了赚更多钱，今年还能多存点。
——要是被感染了，也好，不用再攒养老金了。
在那一刻，我感到一阵恍惚：
一个农村的底层家庭，辛勤劳动走出贫困，培养出一个大学生，这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无数个故事之一。
现如今，他们年轻的一代在城市中承担着压力。
而老去的一代，也被捆绑在战车上，碾着血与肉，轰隆前进。
大疫第三年，为人父母过的很苦。
2020年6月12日。 99%的人已经记不起这一天发生了什么，而张志勇却永远记得。
我家楼下有家开了五六年的日料店，老板张志勇早年间在日本打工。用他的话讲，拼不动了，伺候不动小鬼子了，回国开了这家店。
做内容的，时常加班。回家时偶尔看到亮着灯的店，我就会进去喝一杯。
6月12日的深夜，阿勇发了一个朋友圈：事情不妙，明天闭店。
当天，北京新发地爆发疫情中传出“三文鱼切割案板，检出新冠病毒”的消息。 即便后期有多位专家表示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三文鱼本身可以感染并传播新冠病毒。
尽管后期海关监测数据表明
——对来自高风险国家或地区的15,638个生鲜冷链样品进行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但是，但是，但是！
涉及三文鱼，连同进口生鲜和日料的多米诺骨牌，还是被推到了。
第一个下架三文鱼的，是永辉超市。
紧接着，北京多家超市和日料店，纷纷紧急下架。
再然后，数家媒体报道“三文鱼可能是新冠新宿主”，餐饮协会倡导大众“不要吃生食”。
到最后，三文鱼，甚至日料店，都被直接打上“传播新冠”的标签。
自此之后，阿勇的日料店营业额跌到了平日的一成。
——一天能卖七八十，客人打包一碗面或一份寿司就走了，连店都不进。
有天下班回家，我看到张志勇把自己的核酸报告做成了易拉宝，放在门口。
阿勇说，我还想把店里的三文鱼拿去送检，但是被拒绝了。
——连人都测不过来，还测鱼？
我对张勇说，就算成功自证清白也是徒劳。
我是做内容传播的，深知自从那条“未经核实且充满诱导性的报道”发出来，就足以引发公众对“三文鱼和日料”的恐慌。
当天晚上，我看到阿勇发了条朋友圈：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阿勇说，他这家小店最多也就每天赔个一千多。
更惨的是他的供货商“老董”，每天赔10万。
短短十天，老董已经赔了100多万。
6月13日，老董看到了有关三文鱼的消息。看到消息时，新进的1000多件三文鱼，已经正在运送途中。
冰鲜三文鱼的保质期，只有15天。从原产地运到批发市场的店里，需要4-5天。
卖不出去，就会臭到店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冰鲜三文鱼送到加工厂，变成冷冻三文鱼，保质期能长达2年。
为了不让损失扩大——
老董把进价90元/斤的冰鲜三文鱼，变成了30元/斤的冷冻三文鱼。
200万的三文鱼进去，60万的三文鱼出来。
一进一出，10天，140万。
三个月后，阿勇的日料店关门了，老董也发誓“疫情不走，不碰三文鱼”。
阿勇说，原本还能再挺一阵子，但是没意义了。
刚熬过二三四月份的疫情寒冬，感受到疫后的回暖。为了迎接新局面，还专门重新修缮了店面，更新了菜单，就遭遇了一帮傻逼媒体的“诱导宣传”。
全中国一共有30家的三文鱼一级批发商，1000多家的中大经销商，7万多家品牌日料店，上百万生鲜进口和日料从业者……
6月12日的这天，是他们的生死线。
那篇“毫无依据却充满诱导的文章”，是斩向他们的刀。
最终的最终——
我不知道有多少批发商、日料店和从业者，如阿勇一样，倒在了那天，倒在了那篇文章下。
阿勇关店的那天深夜，在朋友圈写了一段长长的文字：
理性的报道再多，也会淹没在‘日料传播新冠’的有罪推定中……大众舆论已经陷入了“日料是元凶”的狂欢中。
今年，阿勇又开了家中餐馆，主打小龙虾。
墙上挂着花枝招展的招牌，上面了一句话：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的结尾。
这句话，是于文文在《体面》里的一句歌词。与此同时，它也是青年创业者茅侃侃选择赴死时，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告别词。
今天，它在阿勇的中餐馆，我想可能是——
一个餐饮中年面对他已经无法预测的后疫情时代，给出的一个最苦涩的告白。
大疫第三年，阿勇创业的第五年，餐饮人过的很苦，中小个体户过的很苦。
过去不做企业，对诸多事情，无法感同身受。 只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按月领钱，不发就跳槽
自从前年开始创业，我才知道“创业之艰难，赚钱之不易”。
自打创业后，我们经历了无数次见不到落日的加班，无数次吵得面红耳赤的头脑风暴，无数次没有尊严的市场拓展，无数次披星戴月的考察调研，无数次奔袭在外与疫情擦肩而过，扣扣搜搜节约所有能节约的成本……一年辛辛苦苦，才堪堪勉强有那么一点利润。
——这还得是你运气足够好，不犯方向性错误，不死掉，不被商业以外的麻烦盯上，顺利躲过疫情冲击。
外人看到的大碗，光鲜亮丽。
于我们自身而言，或许千疮百孔，满身疲惫。
往日里，我往往会在一篇文章的收尾，告诉你遇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遗憾的是，今天在这种“疫情频发”和“泥沙俱下”相互叠加的大环境系统风险面前，我无法告诉你解决方案。
个人再多的折腾，遭遇大时代的不幸，可能也是螳臂当车。
你越努力、越勤勉，死的可能越快。
甚至临死那天都不知道——
谁是哪个引致惨祸的执刀手？有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来？
就好像，我无法预测疫情到底何时结束，你的小店到底何时开门。
我能做的只有“祈祷它早点结束”，祈祷在遥远的未来——
我们可以不再经历如此多的殚精竭虑，如此多的惶恐无奈，如此多的波折磨难。我们可以简单地思考，简单地赚钱，简单地去爱，简单地去生活。
40多年前，北岛在《今天》杂志的创刊词中写到：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今天，只有今天！
40多年后，“今天”对与我们来说，像贴面刀锋一样冰冷而真实。大货司机、底层父母、个体商贩……我们都被疫情裹挟进这个焦灼的时代，无人独善其身。
大疫第三年，众生皆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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