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圣诞节前两天，小胜带我去五道口附近一个牌局玩牌。我跟着小胜从一个地下台球厅再向下一层，到了地下二层的一个房间。房间里乌烟瘴气，我们去的时候，牌局已经开始了，七八个人都红着眼赌得昏天暗地，我也不声不响地坐下来开始玩。玩了也就一个多小时，因为手气非常背，我一个多小时连一把牌都没有赢。要知道，哪怕我出千，也得赢牌后才能干活。没办法，像我们玩“文活儿”的老千就是这样，需要到自己发牌的时候才能出千，而玩“武活儿”的老千倒是不用那么麻烦。（关于术语文活儿和武活儿，今后会专门讲解）这时，小胜来我身边，悄悄捅咕我一下，示意我跟他出去一下。“我歇一把，上个厕所。”交待一句后，我跟着小胜去了屋外。

“别玩了，我们赶紧走！”小胜好像有点紧张的样子。“怎么了？”我不解地问道。“有事儿，先出去再说！”

我回到牌桌上，拿起我桌面剩下的几百块钱；“哥几个，我家里有点事儿，改明儿再一起玩。”交待了两句场面话，我离开了赌局。

来到外面，小胜已经启动了汽车，看我上车后，直接驾车离去。在车上，我疑惑地问小胜究竟是怎么回事，本以为是因为牌局里有别的高人，结果小胜说出的原因，让我也吓一跳。

“一会儿晚上有几个人要来这个局里抢局，刚才来了个踩点儿的，那哥们正好认识我，就让我们先撤，免得来的时候误伤了我们。”听了小胜的解释后，我虽心有不甘，也只能无可奈何。不甘是因为我还输了八九千，哎！认倒霉吧......

回来的路上，我们拿了一千块钱的白粉，小胜手里没钱，还是我垫着的。因为小胜家里因为他吸毒的事情，一直都控制着他的钱。当天出门我带去的一万元，回到出租屋基本上分文不剩了。本来还想着等事情消停一些后，再去赢回来，第二天，小胜给我传来了更惊悚的消息。

“这两天你不要开手机，我也准备关机了，昨晚他们抢牌局杀死了一个人，我们俩是重点怀疑对象”听到小胜传来的消息，我也被惊住了。头一天晚上我们离开后，半夜来了几个抢钱的，把牌局给抢了，牌局里有人反抗，被抢劫的人一刀捅死了。而且，小胜说，警方对玩牌的人进行了询问，玩牌的人跟警察反应了我们去玩了一会儿就走了这条信息。现在的情况是，警方觉得我们是作案者同伙的可能性很大，要找我们去配合调查。

我的天！我敢去配合调查吗？别说是吸毒的事儿了，当年劳教脱逃的事儿就让我吃不了兜着走，当晚我不敢住自己屋里。把事情的经过告诉老邹后，他安排我去村里另外一个朋友家暂时住两天。

两天后，小胜的电话还是打不通，我打到他未婚妻那里，听说是我，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然后我接到了一个磁卡电话亭打来的匿名电话，对方很神秘地说了一句“小胜让你赶快跑，警察在找你”就挂断了。怎么办？虽然事情不是我们干的，但是我根本不敢曝光啊！如果没有这些烂事儿，我倒是不排斥警民合作一把。我想了想，还是先出去避避风头吧！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财产，这段时间的挥霍后，只剩下三四千了。去哪里避风头呢？我没有个头绪。 给我老家的发小刘小飞打电话时，他告诉我可以去广州待一段时间，他有不少亲戚都在广州打工，其中有两个我还认识。

听了发小的话，我准备去广州避避风头，反正也就去一两个月，等真相大白后我再回来。在临走之前，我决定把手机留在北京，之前听小胜他们说过，警方的技侦手段，能通过手机定位嫌疑人位置。虽然 不知道2000年的警方是否真有这种技侦手段，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把手机卡拔掉后，把手机放在了老周那里，并告诉他，切不可打开手机来用。

我决定买第二天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但是在走之前，我要先解决毒品的问题。我可不想犯着毒瘾在火车上折腾。

之前购买毒品，都是找小胜或者通过小胜的朋友，这个节骨眼儿上，肯定是不能找他们了。小胜之前跟我聊起过北京的毒品市场，很多找不到上家拿货的吸毒者，都是去“新疆村”也就是当时的魏公村找新疆人买。听说在那里贩毒的新疆人非常多，不过去那里买毒品也很容易出事儿，经常有便衣出没，除非是实在没办法，否则没有几个北京本地的吸毒者敢去那里。

可是我有选择吗？更何况就只去一次，应该不会那么寸吧？

对父母，我最不能释怀的三件事

我觉得父母对我伤害最深的就是他们的偏心。偏心我的哥哥，最好的永远都是哥哥的，其中有三件事是我这么多年都不能忘怀的。

一件就是我读书的时候没有生活费，回家跟我妈妈说，我妈说了一句“你哥刚刚拿了三百块走，我这里没钱了”，那语气就像我是个乞讨者。然后我拿着手里仅有的5块钱买了票，坐车回学校，过了两天断粮的日子，后来一个多月靠着学校发的45块钱补助过了一个多月。

还有一件就是退学。引子就是因为我哥骑摩托车撞在了树上，当时他的车要6000多块钱，我的学费一年3000，我爸因为这事很生气，我就成了出气桶，让我自己去学校退学。当时老师说不让我退学，他可以资助我，但是我爸就是不让，最后被逼无奈，我还是退学了。当时因为没有家长的签字处理，导致我的户口关系办不出来，最后变成了黑户，户口还是后来我工作赚钱了，才花了几千买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我结婚后怀第一胎，需要卧床保胎，我打电话给我妈，让她过来照顾一下，结果我妈过来看了一眼，就说要去花都找我哥，还让我老公一起去。当时我老公就拒绝了，说我还出血，还要人照顾。

这三件事是让我一直不能释怀的。

现在我哥跟本不理我父母，都是我在给他们生活费，我父母还要帮我哥存钱。

有时真的很痛苦，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是我的父母。如果他们不是我的父母多好，我可以理直气壮的不理他们。可是他们偏偏就是，我心里很痛苦，但是却又没办法去不理他们，没办法不去爱他们，因为这种血缘是不阻隔不了的。自然而然的就不想他们辛苦，不想他们伤心。

部队里那些经历生死的事

因为这两天回忆了一些部队里的事，夜里睡不着，把我的记忆又带回了那个紧张的学习训练生活中了。思绪如潮水般涌来，仿佛经历的退伍后的这些年就像过了一天一样，部队的生活都还在昨天的日子里。

突然，“嘟嘟”的哨声想起，紧急集合，这是我心里想的第一句话。不对，我已经早就退伍 了。“ＸＸ，快起来，集合了”，我睁开眼，窗外只有营地路灯的微光照进来，我是在部队的宿舍里，是梦？听着耳边忙碌的声音，不像；我还是快点吧，别一会又被连长骂了，马上穿衣服，取备用衣物，不对？我的班用柜摆放不对啊！

又一个疑问响起，我不是在连里，我现在在教导队里，离回连队还有两个月呢。那更完了，大队长更狠。利索的准备好紧急集合物资，跑出去集合了。我们以为是例行训练，值班班长整理好队后要向大队长报告。人齐不齐他心里有数，一摆手值班班长回到了队列。“目录训练场，向左转，跑步走”，大队长带着我们奔向了集合地点。不远，一会就到了，只有我们一支队伍。我们还在想，是不是大队长要给我们玩新的课目了，心里不由的一提，做好了受屑虐的准备。

正想着，整齐而急促的脚步声从四面传来，其它部队也陆续的到场了。我的老连队当然是我们之后第一个到场的，集合在我们不远的地方。我向连里的战友投去了一束挑衅的目光，并带去了一条信息，“怎么样，这次慢了吧”。连里的兄弟则回了我一个不屑的无声的回答，“要不是我们住的远，谁先到还不一定呢”，“不服再来”，回了他们一个得意的眼神后，其他的队伍把我们隔开了。

参谋长在台上点评了这次全旅紧急集合中出现的问题后，重点表扬了第一个到达集合地点的教导队，带着胜利的歌声我们带回了。

“老八，老八，做什么美梦笑的这么开心，集合了”，是骡子的声音，因为他姓罗，耐力像骡子一样，我们就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外号。不对，骡子不在教导队，他怎么会叫我，教导队里没人叫我的外号，睁眼一看，是在连里，原来刚才是做梦呢。这几天连里二级战备，紧急集合是常态，马上装背囊出去集合了。兔子还是第一个出来集合，因为爱吃大白兔奶糖，新兵时让家里寄来一大包的奶糖，我们就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外号。因为记忆力特别的好，一个周未的下午踢球时间就背会了那个大学生无线兵一个星期都没背会的密语表，侦察班长踢球回来发现后差点和无线班长打起来，再背下去连长就可能把他费了很多心思才抢过来的好兵给换走了。当然，无线班长的计谋最终没有得逞。

登车，出发，到集合地点后，待命。连长，营长相继点评了这次集合的表现后，我们就在原地自由了。这时指导员过来了，坐在我们前面看我们无聊，就给我们讲起了他当学员时的一次紧急集合。

夜里睡的正香的时候，军校学员的指导员和他的同学们被一阵紧急集合的哨声叫醒，马上出去集合。到达集合点后很多军卡陆续也开到了集合点，点完名后全员上车，出发。没有任何外来的信息告诉他们这些学生要去哪里，要做什么。既然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就在疾驰的卡车里继续睡了。不知过了几个小时，在天快亮的时候车停下了，有人叫他们下车。这时的空气里水汽很重，刚下过雨的样子。天还没亮，天气有点像初冬一样，穿着半袖的他们有点不适应。

在泥泞的一片空地上他们队伍集合了，没有人知道要做什么，只能等待上级的命令。 不一会命令下来了：“长江遇到了罕见的大水，很多堤坝危在旦夕，如果不保，下游群众的生命就会有危险。你们的任务就是保住你们身后的大堤，堤在人在”。明白了自己的任务后，这群学员们的心里是不平衡的。各种疑问随之而来，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不在走时带上工具？为什么没有人指导我们要怎么保住这个大堤？虽然有疑问，但命令还是要执行的。

观察大堤后，他们发现大堤已经被水泡的开始渗水了，如果不处理好，溃堤是早晚的事。“堤在人在”怎么处理，没有工具只能用手，学大禹治水的故事，疏通水路，让堤上的水更快的流走。凡身肉体怎么能干的过这千年的沙石，不一会学员们的手就起泡的起泡，流血的流血了。不行，没有工具要自己创造工具，然后就看到一群学员们手里拿着牙缸，铁勺，吃饭的钢碗，一点一点的完成着自己的任务。

９８年的大水很多人已经没有记忆了，但当时情况的危急已经到了二选一或多选一的地步了，就是保哪座城市，弃哪座城市。每个城市里都有上百万的人口，以亿记的损失，怎么办。最终经历了战争岁月的老将军们给我祖国一个响亮的回答：“死保”，也就是堤在人在。死保长江下游城市安全。

事后统计，有超过三十万的部队参与到了这场生死保卫战中，与长江展开了殊死搏斗。当时的指导员们是在当天下午才得到了口袋与铁锹，雨衣等保障物资的。装沙袋，打地桩， 固大堤，死守一夜。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抢险，堤保住了，顺利的完成了上级交给他们的保堤任务。

在大堤上接受了上级的表扬，来巡视的老将军临走时给他们讲了一句让他们深刻铭记的话：“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就比困难多”。

“嘀嘀嘀嘀”是我的手机铃声响了，我醒了，原来还是在梦里。儿子今天值日，要早到，马上准备早餐，忙碌的一天开始了。

“新疆村”惊险购毒 南下广东

借着出租屋里不知道哪一任租客留下的挂在墙上的北京地图，我总算找到了距离我并不远的魏公村。

出租车停在三环边上的魏公村口就离去了，看着通往村里的路，我有点打退堂鼓了。这时天还没有黑，路边还有很多做各种小买卖的人，路上行人也比较多。看着每一个人我都在脑子里分析会不会是便衣，可能有点草木皆兵了吧。

最终对毒品的欲望战胜了我的胆怯，我鼓起勇气顺着一条不大不小的马路，往东进村。

2000年的魏公村，处于刚开始规划拆迁重建的时候，一路上我没敢任何停顿，见路就进。走了两三百米，来到一个类似菜市场的路口。

不少有着明显外貌特点的新疆人三三俩俩地站在马路两边，我直接冲一个瘦小的走过去。“喂，有货吗？”我压低声音问道。

对方一点都不惊异我的突兀，很自然地回答道；“有！要多少？”“多少钱一克？”

反正已经进来了，也不怕多耽误问话这一小会儿功夫。“三百五!”倒是比小胜他们那里要便宜很多。

我又问道“东西纯吗？给我四克吧”听说我要四克，瘦小新疆人可能手里没有那么多，冲马路对面另外一个高瘦的新疆人喊了一声，高瘦新疆人快步走过来，然后他们俩示意我进了旁边的一个短小的巷子。

我拿出准备好的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易结束后，高瘦新疆人递给我一张纸条子，我打开一看，写着的是他的手机号码。“下次来之前打电话给我。”高瘦新疆人说完后，直接转身走出巷子。

拿了货后，还剩下最后一关了，走出村的时候，别遇到便衣才行。我正准备往回走，瘦小新疆人拉住我，说道；“朋友！别走进来的路，往前走右拐就能出去”看着我有点疑惑的样子，他接着解释道；“便衣都是在村口，看见进来后马上又出去的就抓去问。”我恍然大悟，赶紧按他说的，继续往前走出村，并扔掉了记着他们电话号码的纸条子。因为我知道，这种地方很危险，多来几次肯定会出事。

坐上出租车后，我一直吊着的心才重新回到肚子里。

回到出租屋，我关上门，把买回来的毒品，用十五个小纸包包好后，又用塑料袋反复缠绕密封，然后把裤脚剪开一个口子，把它们放了进去。

可能是晚上抽得太多，第二天我还有一些精神恍惚。去西客站的路上，有点堵车，直到出租车快到车站我才发现车票居然忘了带了。一看时间，只有三十分钟左右火车就要开了，根本不够时间再掉头回去，干脆先到车站买下一班车票。重新买了下午的下一班车票后，因为还有三四个小时，我就坐在候车室里，买了一本杂志等着。

这一天还真的是很走背运，可能是越慌忙越容易出问题吧，等到这一班车快检票的时候，我发现这一张车票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弄丢了。赶去了购票大厅，第三次买了去广州的火车票后，才成功踏上列车。那一天忘记带票和丢失车票的事情，我一直记忆深刻，直到现在，每次坐火车我都更加小心地提醒自己要放好车票，提前到车站。

到广州后，我没有停留，直接在火车站旁边的客运站坐上去南头的大巴车。当年我教书的农村老家，有一个亲戚，是我爸出了五服的堂兄弟，我管他叫三爸，是一名退休工人，住在广东南头镇，我在广州下火车后给他打过电话，他让我去南头他家里玩几天。但是这次坐车，居然又坐错了。广东有两个南头，一个在深圳入境口，一个在中山市。下车后，看着前不挨村后不挨店，只有旁边有一个大大的检查站的环境，我感觉有点蒙圈了（2000年的时候，深圳，珠海这些城市需要办边防办证才能进）。

再给三爸打电话，可是他给我说的信息，和我眼前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啊！经多次确认后，我确定自己是来错地方了。好在那里也是一个站点，重新买了去中山市南头镇的大巴车票后，无聊的我看见车站旁边有两个推车卖切糕的新疆人。正好有些饿了，也从来没有吃过这种看起来五彩斑斓美轮美奂的新疆食品，于是，果然被宰了一刀。真的是“卖糕的！”

（五彩斑斓的切糕）

拿着花了八十多元钱买的一小块切糕，我不断告诉自己，“忍了！别惹事！”

去三爸家玩了四五天后，我带去的毒品也没了。只扛了半天，就放弃继续硬抗了。我出门找地方买毒品去了。

对于从来不吸毒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敢相信吸毒的人总能在哪怕陌生的城市也能找到毒品。但是对于我们这类人来说，只要毒品相对泛滥的城市，都能想办法买到。

直截了当地问了三四个两轮车司机后（那边短途的交通工具以两轮摩托车为主）终于有一个两轮以五十元的代价，送我去了他认识的一个吸毒者那里。见面后，对方虽然有些防备的样子，不过当我伸出我的双手，看着我手臂上和他一样密密麻麻的针眼的时候，他卖给了我两百元的白粉。

当晚我告诉我三爸我要走了，我不敢再呆在这里了，一是怕被三爸看出来我吸毒，二是我快没钱了。于是第二天又去了广州，投奔我发小刘小飞的亲戚。

我的技能在广州无用武之地 只能转战南海

我对广州的印象是负面的，至少在2000年代，比起北京这座刚焕发着开发气息的古老都市来说，它缺少了北京的厚重和包容。那些年北京的大街小巷里的饭店，洗浴，美容美发店门口，基本上都是挂着或者写着“招小工”的名片，让所有的北漂一族，在饥寒交迫的时候有着更多的退路和底气。我甚至知道，很多小店招工，哪怕没有身份证件，也能以各种故事来获得老板的聘用或者说是收留。北京这座城市，胸襟却是宽阔的。 （其实我对北京人多数都是很有好感的，我也有着大量的北京好友。的确也有不少无故排斥外地人的，但是都以胡同串子，低保大爷大妈为主，真的！不信你看每次排外事件中的主角是些什么层次的人。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是看不起所有不如他的人，和你是哪里的人无关。这种人，在哪里都大量存在。而多数的北京人，对遵纪守法有素质的外地人，都是友好的。而如果你不遵纪守法，在哪里都会受到排斥和厌恶的。）

而广州，也许因为它更早开放，经历过一些大开发带来的大混乱的城市阵痛后，把城市管理规范到了极致。至少我在广州那一个月，从来没有看到哪怕一家店铺把招工的牌匾高高挂起。即使有一些高档酒店宾馆有招聘需求，也都在招聘条件上加上必须拥有身份证，暂住证，还有莫名其妙的就业证和更加搞笑的婚育证。炙热的大街上，连摊贩的身影都无处可寻，市内的每一条大街上，却总能看见来回巡逻的联防保安的身影。2000年的广州市内，就连练摊都是一种奢望。

发小的亲戚，住在天河区，都是小包工头或工地上的民工。那些长辈亲戚只是在我到来的第一天赶来和我见了个面后，就把我扔到一栋新竣工的大楼里住宿。和我一起住的，还有刘小飞的堂弟小强以及一大帮民工朋友。大楼修好了，工头却没钱结工资，所以一大群民工都在楼里住着等工头开薪，巍峨几十层的大楼当然不缺我的那一张床位。

堂弟小强对我很不错，只因刘小飞跟他讲述过太多关于我的传奇故事，他对我很好奇，也很尊重，每天都按时帮我从工地的露天食堂端来饭菜。就这样，我在这座新竣工的工地大楼里无所事事地苦捱着穷困的光阴。

我每天都给小胜打一次电话，却始终打不通，我无法知道事情的动向，就只能继续在拨打中等待。兜终于被掏干净了，我摘下刚买了两个月的戒指变卖了一千来元。不过在去了三次三元里后，兜更干净了。三元里当时是在广州的新疆人的集聚地，也是类似北京魏公村这样的毒品散发地，对于当时的我，有着无穷的吸引力。那段时间，有钱了就逛一次三元里，没钱了就躺在凉席上感受毒瘾的报复，享受着残酷的惬意......

我想过很多办法来把这段时间挺过去，也想过去打牌。可是广州并不流行我擅长的那些赌博方式，而且再想想小强他们的人脉，我直接断掉了这样的念头。日子实在捱不过去时，我又想到了把一些赌博的心得技巧写成小册子，复印后到街头摆摊卖赌技，出去第一天就被满街的巡逻保安很礼貌地赶走了......

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小胜的电话终于打通了。他说抢赌局那个案子破了，顶在我们头顶上的雷也消散了。挂断他的电话后，我仿佛自己一眼就看到了天安门。

可是路费怎么办？小强那里我已经借过三次钱了，虽然每次都只是一百元，但是对于他来说，的确已经无法再给予我帮助了。最后，跟家人和萍萍联系后，我决定先办一个银行卡，再让他们通过电汇的方式给我转账。那个年代，电汇就是最快捷的汇款方式，而且收款时效是一天或几天后。

我拿出在北京的时候就办好的一张假身份证，还是龙顺兵，一切身份信息如旧，只是临时身份证到期后我想到的延续办法而已。不过当我把这张假身份证递进银行窗口后，银行接待员甚至都没有看它一眼，就直接给我扔了出来：“请拿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来办理银行卡！”天啊，我到现在都还很佩服这位接待员的业务水平，只放在手上掂量了一秒钟就精准鉴定完毕！难道银行的工作人员，都会这一项传奇技能？

办不了银行卡，就无法得到汇款，也无法开启反转北京的旅途。我给发小打电话，我知道他在广州的亲戚和朋友比较多，总比我容易想到办法。最后，发小联系上他的一个在广东上班的初中女同学张莉莉，让我去她那里拿路费。

在联系上张莉莉后，我叫了一个两轮摩托，就向张莉莉住的南海市奔去。却不料，这一去又再生坎坷......

小板凳准备                        

万般无奈，我第一次将手伸进别人的钱柜

南海市紧挨着广州，风驰电挚的两轮不一会儿就送我到了目的地。

在路边一个巷子里找到一家公用电话，拨打张莉莉的电话。一遍又一遍，电话里传来的只有忙音......我的智商开始有点不够用了！这是什么情况？刚才在广州还能打通，现在怎么就突然打不通了呢?明明已经说好的事儿，我实在想不出来她有什么躲着我的理由，只能自己找了一些客观原因来安慰自己，并一次次拨打电话。

就这样我在这家捎带着卖点副食品的公用电话店门口的长凳子上，不断重复拨打这一个号码，直到万家灯火通明，再至灯火阑珊......

店铺老板娘大概三十出头，长相颇有几分广州本土特色，在知道事情的大致情况后，让我换一家公用电话打去试试。我拎着包，去了旁边另外一家公用电话，刚打通果然就有人接了：“张莉莉吗？我到你说的地方了，你在哪里？”“嘟，嘟，嘟，嘟......”一阵忙音响起，对方直接挂了。

接通了电话却把我最后一点点的自我安慰都剥夺了，我无法压抑心里的愤怒，然而愤怒又有何用？除了在心里定下十年不晚的君子报仇誓言，我还是要面对现实！

我用身上最后两个大硬币结了电话费后，重新回到之前那家店铺，毕竟我在她那里呆了大半天，显得更熟悉一些。老板娘听我说起对方是存心不接电话后，也帮着我忿不平起来。可是，夜很深了，她也要关门了。但是，我该去哪里呢？露宿街头吗？看来这次要接受这种传说中的生活体验了！

老板娘的弟弟来了，平时都是她弟弟晚上在店里睡觉看店。她煮了三碗米粉，递给我一碗。我狼吞虎咽地吃完米粉后，才认真地说了一声“谢谢！”

看着老板娘收拾店铺，我知趣地站起来，拖着包，离开店铺。“喂，对面那些大货车，司机我都认识，你可以在货车上凑合一夜。还有对面有一个新建的菜市场，也能避风。”一边走，耳边传来老板娘善意的提示。我回头顺着她的手指方向，看到的确路边有一排货车停靠。

不过最终我还是没有爬上那些货车，怕被人当着小偷。一个人在冷清的屋檐下坐了半天，我在巷子旁边找到了老板娘说的菜市场。这果然是一个新建的菜市场，最让我惊喜的是，菜市场修建了几间还没有封顶的房间。我找到其中一间，又在门口搬来几十匹新的红砖，用砖在房间里铺了一张“红砖床”，把包扔在“床上”，躺了下去。

还好那是广东而不是北京，虽然12月底也是那里的冬季，不过也只是稍微冷一点点而已。身上还剩一点点之前剩下的白粉，本来是打算留着第二天起床用的，为了避寒，也吸食掉了。我记得好像是后半夜把我冻醒了一两次，好在我的包里也有一些衣物，把几件外套都穿在身上，总算扛到了天明。我的露宿街头体验完美结束。

老板娘打开店铺的时候，我又走过去坐在他们店铺门前长凳上，她微微有些诧异，估计她以为我应该已经离去了吧。：“老板娘，我没钱了，我用你电话给家里打个电话，让他们把钱汇到你这里，电话费等钱到了你再扣，行吗？”这已经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了，要知道，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该犯毒瘾了，虽然当时毒瘾不算大，也必须提前把事情安排好。

对于我的建议和请求，老板娘只同意了一半：“你打吧，电话费有就给，没有就算了，别把钱汇到我这里，我不太懂汇款。”我拿起电话，又给刘小飞打过去。虽然打通了，但是他也没辙了，他说张莉莉连他的电话都不接了。

放下电话后，我呆坐在长凳上，用腐朽和绝望的灵魂看着开始人来人往的小巷：一个个或衣着光鲜或衣衫褴褛或雍容华贵或急或慢的行人，生活如此美丽！却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店里来了几个老板娘的熟人，说说笑笑地在店里的桌子上支起麻将玩了起来。老板娘也不太爱搭理我了，可能她也怕我黏上她们店，干脆转身俯在玻璃柜台上，看他们玩麻将。

我侧身让过另一个客人坐在长凳上打电话，客人打完电话后，递给老板娘十块钱，老板娘拉开放电话的木桌下的抽屉，给人找了零钱，又转身看朋友们打麻将。这一个不经意间，我发现原来她们店装钱的抽屉居然就在放电话的桌子内侧，我坐的位置，只要一伸长手就能拿到。看着仍然侧身津津有味观看麻将大战的老板娘，我心动了，也行动了......

虽然年轻时候的我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但是从来没有做过小偷，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把手伸向别人的钱柜。

五分钟后，我看了一眼怀里那一叠用铁夹子夹着的钞票，除去三四张五十的以外，全是零钱。目测有五六百以上：“够了！”我用最大的毅力压制住柳暗花明后的激动，根本不顾抽屉里我已经看见的另外一叠蓝汪汪的百元大钞。

装着没事的样子，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再去旁边店给那女的打个电话试试。”老板娘“嗯”了一声，连头都懒得回。

旁边十米远停着两辆载客的两轮摩托，我快步坐上其中一辆“快，去广州火车站”。

广东飘荡一个月后，我又踏上北上的列车......

（虽然当年的我，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但是那是我第一次当小偷，而且偷的是给过我一饭之恩的老板娘，当时实在是没辙到了极点了。回到北京挣钱后，我就给她那公用电话去过电话，想把钱还给它，一共是七百六十多。电话打通后，听说是我之后，老板娘破口大骂，然后挂了电话。我再打去，还是一通骂，我说把钱还给她，她说不要了，你拿去死。再后来，她的电话我也忘了。我很理解她的愤怒，并一生都为此忏悔！）

（另。至于张莉莉，后来几年我一直对她心怀愤怒的，当年她在广州也是做小姐，据说是傍着一广东老板。在广州我打电话给她借路费的时候，我也说明我让我家人给她家捎去。我们家隔得不远。她答应得很干脆并让我去南海找她，当时我身上就小强给的五十块钱坐车去后就放我鸽子。事后我知道事情的原委是：我打电话给她后，她又给刘小飞老婆打了一个电话，问：“我记得那人以前是吸毒的吧？”可能怕我缠着她，所以.....但是我不并接受她的解释，因为把我坑得太惨了，上不沾天下不挨地。2003年非典时期我回老家，正好刘小飞，刘小飞老婆，张莉莉他们同学聚会（他们仨都是初中同学），我知道后，去了他们同学聚会的地方，当着她们二十多个男女同学，强忍着答应了刘小飞不动手的话，指着她鼻子骂了她半个小时，我还记得我进门回头一脚把门踹关上，大喊一声“今天谁也不准走”然后过去骂她，骂多久她哭了多久。）

再回北京，一场以小博大的经典小赌局

下车的时候，天刚擦黑，我蜷缩着脖子，随着人流往外走。在经历过广州的颠沛后，回到北京，即使骤然变化的温差也无法阻挡我发自内心的亲切感----2001年初的北京，连北漂这个我们感同身受的词汇都还没有形成。

（图片来自于网络）

刚出站，就遇上police临检，好在2001年初互联网，还没有形成大数据库联网，即便是我，也敢理直气壮地主动向警察叔叔问好。 回到村里出租屋，房东老太太正在捣鼓煤球和土制暖气炉，看见我进院门，揉了揉眼睛问道：“是小龙啊！出差回来了？”老太太对我这个租客还是很满意的，这种出租屋，都是按月收租，偶尔还有拖欠一段时间后跑掉的。而我，第一次给房租就付了三个月，应该是她遇到过最爽快的房客。离开北京之前，我告诉老太太我要出差一段时间，所以对于我接近一个月的失踪，怹并不诧异。

“你那房租后天就到期了，你春节回老家吗？”我知道怹是问我还租不租。“老太太，我还住！”说完，我打开房间门回到屋里。虽然外面已经冰天雪地，不过屋里有一根暖气片穿过，并不是那么冷。我独自坐在屋里寻思着先在哪里搞点钱，把这些天挺过去，更关键的是，还有十来天就春节了。

可能是广州一趟，属于我的霉运已经彻底消散，当晚我就挣了一笔过年钱。

打通了萍萍的电话，她显得很开心：“晚上十一二点你过来接我下班吧，新街口雷龙歌厅”放下电话，我去老周那里借了两百元，吃了点东西就打车去往新街口。

到了歌厅楼下，萍萍下来迎我；“老公，又来了一包客人，还得一会儿，你先上去等我吧？”“那我在楼下等你吧。”我是很不愿意面对歌厅里面那种尴尬。“外面多冷啊，没事的，你不用在大厅等，你去机房，正好有几个人在玩扎金花，一块底的，你玩着等我也行！”

带我去了机房，萍萍跟机房放歌碟的服务生交待了一句，就匆匆忙忙回包房了。机房里六个人正在玩着一块底的扎金花，三个没坐上台的小姐，机房服务生，还有两个明显是客人模样的醉汉。

我也坐上去和他们玩，对于这种一块钱打底的小的不能再小的金花局，我并没有想过赢多少，的的确确只是为了等萍萍而打发时间。不过，刚一玩，我就发现情况不是那样的。

三个小姐和机房服务生的的确确的玩一块钱的底，而两个客人模样的中年人，醉眼稀疏地把打发时间的小赌玩成了大赌。说是一块钱打底，二十封顶，正常情况下，也就三两百的输赢，再多也不过千儿八百而已，但是，他们玩的这个，太超标了！

每把牌发完后，两个客人直接就“闷”十元，然后三个小姐就直接看牌，牌稍微差点，就直接扔掉。服务生顶多跟着“闷”一手，也看牌，如果这四个人都没跟上，剩下的这两个客人，就一百一百地往上扔钱。“一百元闷十手！”“我也闷十手，没了”“再闷一百的”“我也闷一百的”每把都三四百或者五六百后甚至更多后，才“闷”开。

一看是这种情形，我一下子就来了兴趣，正好没钱花了，没想到为了等个人也能赶上这种机会！不过我手里钱不多，不到三百元的样子，具体要怎么操作还需要细细思量。

头几把牌我不敢跟他们疯，哪怕其中衣着光鲜的那位客人一再邀请我也参战一起狂“闷”我也装怂。终于轮到我发牌了，我做了一个“A，K，6”的金花给自己，心里默念“可别捣乱啊！”幸好，三个小姐和机房服务生果然没有跟。衣着光鲜的大哥再一次邀请我也“闷”几手再看牌。我装作勉为其难的样子跟着他们俩闷了两百元，哪怕他接着酒劲儿按着我的牌不让我看，我也坚决地看牌了，因为我身上只有两百多。看牌后扔二十元跟上后，他们俩也看牌了。最后小个子中年人开我的牌。我拿出A和K就轻松赢了他。这也是有讲究的，为了避免人家觉得我总出大牌，能A,K就赢了何必又去亮出金花让人生疑呢！

第二把，我比较狠，直接做了三个K给自己，同样是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对“闷”，一起每人狂闷了五百元后，看着他们亮出的单牌，我翻出两个K完胜。

机房小哥赢了一些，一看人够了，找了个理由就下去了。我们六个人接着玩。那两个老板不知道是喝多了在女孩面前装面子还是真的人傻钱多，后来我们每把约定私下比五百，后来加到一千，两千。

赢了三万多了，光鲜衣着的老板再次提议加大赌注每把比五千，我怂了！又玩了两把后，我找了个理由撤退了。如果我敢放开玩，那天晚上赢他们十万，二十万都有可能，但是，赢了之后呢？能不能走掉？我没有任何“根”，哪怕对方就算是耍无赖让我退钱，我可能都无计可施。即便只赢了三万多，我出门之时，也听见里面其中一个在问：“那小子是谁带来的啊？”“不知道啊，好像是等人的吧！”......而且，玩一块钱的小金花，赢三万多已经严重超出了我的预期。这一场牌，对我来说，堪称经典之一！

那一晚的我，心情非常愉悦！至少年关这个关，已经被我鼓起的钱包攻陷了。

婚姻不是将就，不要藕断丝连

表姐是个小学老师，长的端庄美丽又大方，就像九十年代那首《小芳》里唱的那样。表姐没工作几年就到了适婚年龄，农村姑娘那个年代都是亲戚介绍对象的，要说是自由恋爱也算吧！毕竟介绍了相处不来也还是可以分手的嘛！

一个舅母介绍了一个小伙子给表姐，表姐相亲之后应该说是印象一般般，谈不上多么中意，只是不反感。

男人大多先看身高。男方身高180，长的也算五官端正，就有一个毛病，说话有点口吃，就是结巴，但不是特别严重，还是不影响正常交流的。表姐说心里话没相中，但是也没拒绝有些犹豫，想谈谈看，表姐爸妈是比较乐意的。因为男方家里各方面条件很好，还住在县城，有车有房的。后来谈了一年差不多，还是定下了婚期，结婚时候我们都去喝了喜酒，看着也算般配。

表姐婚后就和姐夫去了县城居住，基本就是过年过节才跟姐夫开车回来看看父母，表姐为了当好全职太太，也辞去了乡村教师的工作。那个年代家里有教师的应该都知道，基本也没什么工资拿的，都是欠着。

起初小两口很恩爱，一直到外甥女出生都是被别人艳羡的一对模范夫妻。家里的亲戚没事儿还拿姐夫教育我们这些晚辈来着，直到后来可能是七年之痒吧！姐夫出轨，家里才闹翻了天，表姐虽然端庄贤惠，但是眼里容不了沙子，在大吵小吵几轮拉锯战之后，终于还是宣布离婚。

自此，一个曾经被人羡慕不已的家，分崩离析。外甥女跟了爸爸，表姐只身回到了老家，但是没过多久，受不了邻里的目光，还是选择到别的镇上去教书。

也许彼此可能还是爱着对方，也许是怕孩子受委屈，表姐没有找男友，而姐夫一直也没有再娶。这样过了两年，在当初媒人和家人的撺掇之下重新复婚了，说主要是为了可怜的孩子。虽然复婚了但貌似也是貌合神离。家人的想象往往是美好的，俩人毕竟已经分居两年，虽然都各未嫁娶，但是在时间和距离的消磨之下其实已经是没什么感情可言了。过了大半年看似平静的生活，表姐又重新开始送孩子上学，烧饭做家务。然后还是继续上班，虽然远了点，但这次她并没有放弃工作，表姐说她意识到了事业要比男人可靠的多。

俗话说，狗改不了吃屎。姐夫又找了一个相好的，又被表姐发现了。但是这一次表姐并没有第一次反应那般的强烈，而是选择了无视，直接就是破罐破摔的模式。三天两头的住校宿舍，也懒得看姐夫了，只是维持这个家不散。用表姐的话说就是都是为了女儿，两人的私生活互不干涉，等女儿读大学之后，两人就和平分手。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和生活，真的就将就到了孩子高考。

外甥女很争气，考了一个不错的大学。一家人请客庆祝了一番之后，九月份夫妻俩就送女儿上大学了。等两人回家之后，表姐就收拾东西，去住校宿舍了。因为这段时间女儿的高考备战，表姐一直都住在家里，帮着给女儿辅导，缓解女儿的心理压力什么的。而姐夫这段时间可是没闲着，出去工作又勾搭上了一个有夫之妇。听表姐说这个小三儿有老公的，老公是个大货司机，十天有八天都在外面拉货，这个女人耐不住寂寞就跟姐夫臭味相投了。所以表姐早就闲姐夫脏了。女儿一离开去上学，她立刻就搬走了，没想到的是这次的分别却成了永别。姐夫在表姐离开的第七天就因为坠楼身亡了，表姐知道后只是很惊讶，并没有很悲伤，也许是早就伤透了心，没有力气在关心这个空有丈夫称谓的男人了。

表姐赶回了家中，姐夫出事的地点离家不是很远，就是那个情妇的家里。那个女人的家住在五楼，姐夫是从她家的阳台上坠楼身亡的，摔在了二楼的阳台上，颅骨破裂。据说当时警察也来了，封锁了现场，带走了唯一在场的女人。

那个女人跟警察供述，自己是个算命的半仙，这个周围邻居都可以为其作证，她并不承认与姐夫有不正当的关系，只说是姐夫来她家里找她算命，心情看似很是低落，可能有想不开的事儿！自己想先试探下姐夫的口风就问了一句，说：”先生看面相，你最近有场大难呐！“然后姐夫就二话没说的，冲向她家阳台，从窗户直接就翻了出去，女人就说了这么多。

姐夫的父母就这一个儿子，自然也是悲痛欲绝。但是他们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老两口加上姐夫的妹妹和表姐，居然口径一致的拒绝了警方提出解剖尸检的建议。签字领回来遗体，致死亡现场的诸多疑点于不顾，第二天就去火葬场火化了遗体，三天之内就草草的办完了后续的葬礼。亲人们都猜测他们家觉得姐夫死的不光彩，所以不予追究，表姐也曾自己表态说，姐夫整天寻花问柳的这是报应，就连姐夫的妹妹也是同样的说词。但是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一个人就算是罪大恶极，可是人命关天啊！总不能死的不明不白的，要是被人害死的，也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吧！这是曾经海誓山盟的爱人该说的话吗？想想心里都凉凉。

我一直想不通，可是很多亲人都不同意我的意见。这件事情的后续就是，表姐不敢把姐夫去世的消息告诉正在大学军训的女儿。女儿跟姐夫感情很深，怕受不了打击，能骗一天是一天。而此时姐夫的父亲有些精神崩溃的迹象了，老人家整天躲在房间里不出门，跟家人说，姐夫总是站在卧室的墙角站着看着他流眼泪。他说自己很害怕，家人都说这老爷子是刺激太深了，有点神经了，毕竟是独生子才四十几岁，说没就没了。

老人家偶尔也出门，家人在后面偷偷跟着，发现他居然是去姐夫出事的地方敲那个女人家的门，隔壁邻居就会很不耐烦的走出来，喝止他：“别敲了，让不让人消停了，不是告诉你了么他们家搬走了，你还天天来敲。”老人家就会默默的蹲在那女人家门口，抽烟发呆，一呆就是一整天。

可能最可怜的还是父母！

萍萍居然喜欢上赌博 而我也进入了新牌局

有钱了后，又去了一次魏公村，但是没想到刚一个月的时间，这里已经变了一个模样，一排排的平房消失了，随着平房消失的，还有贩毒的新疆人的身影。听说头段时间政府下大力整治打击过一次。在外因的机缘巧合下，我也算是暂时短期戒毒了。

村里的熟人陆陆续续都回家过春节了，老周两口子也走了。村里的人越来越少了，慢慢恢复了宁静，整个北京市一下子空旷了起来。

在苍茫北国的冰天雪地中，我望着一个个结束了一年的奔波劳碌，匆匆回家重温家的温情的幸福身影，泪水流转，却始终不曾滑落......

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过春节，真真正正的一个人。就连对门的房东老太太，也在春节前两天和老伴一起去了大儿子家。房东走了，暖气也就停了，没有暖气的平房根本住不下去。

村口有一家洗浴，三十元的门票，档次还过得去，至少不能算是大众浴池，因为可以过夜休息。我之前去过两三次，没想到他们居然春节期间也能正常 营业。据说他们家的服务生都是北京周边区县的，老板让他们春节轮休。我买了一摞报纸和几本杂志，在洗浴里呆了五天，直到房东从儿子家回来。这个春节，我孤独得有一些麻木了。

春节后，候鸟一样的北漂们，又陆续地回来了，正如他们陆续地离开。不过随之而来的，可能还会有很多新的面孔，大家都怀揣着各自的梦想，来北京仰望幸福的背影！

老周介绍我认识了几个刚搬来村里的老乡，西装革履的陈二，胖得流油的钟小平还有笑起来才发现少了一颗门牙的陈尊。听着乡音在耳边聚会，看着这些可以抱团取暖的青年面孔，我感到春风在轻抚我的脸庞。

萍萍春节后也回来了，并搬到了村里住，不过是和她一个闺蜜重新租的房，和我变得越来越陌生起来。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居然也喜欢上了赌博，总能听说她在村里的小牌局里一夜一夜地玩着。沾上赌博的女人，比男人更加疯狂，我无法想象这个当初歌厅上班到半夜后，第二天还能去理发店做小工的勤俭的姑娘，一下子就堕落成这样。

不久后，老乡陈二告诉我，他上班的歌厅里每天都有小姐们聚在一起玩牌，十块的底，一百封顶。他说他能带我去玩，因为他在他们歌厅是经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服务生，不到一个月就能升为经理，面对他明显的吹嘘，所以并没有高看他哪怕一眼。但是他说的这个牌局，没事倒是可以去看看。

去了他上班的歌厅，在东二环边上，也是二百台的中型歌厅，陈二果然如我所料也只是服务生而已。一帮小姐在没坐台的时候，聚在一个房间里玩牌。在玩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北京老炮，刚开玩我就看出他也在搞鬼，不过出千的水平非常低下，也就骗骗歌厅这帮赌钱只会输钱的小姐们。

玩了一个多小时后，看老炮上厕所，我也跟了进去，借着上厕所的功夫，跟他盘道；“老哥，玩的挺溜啊！”老炮明显一愣，随即笑答道：“兄弟你也玩的不赖哦！”随后让我给留了个电话。

老炮第二天就给我打电话了，约我去他家跟前见面。见面后，老炮问我怎么看出他搞假的，还让我在里面给他当配合，一起玩这个牌局。一番口舌后，老炮才惊醒似的看着我；“看来老哥我班门弄斧了，没想到真人不露相，兄弟你才是真正的高人！”“哪里哪里！初来乍到，还需要老哥带着玩！”呵呵，虽然当时我们的话说得不是这么酸气，但是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老炮姓曾，我叫他老曾。老曾随后带我去玩了几次别的牌局，我们认识时玩的那个歌厅牌局玩得太小，而且老高说歌厅老板是他哥们，他不好总去赢这些小姐的钱，我们都没有再去。

老曾认识的人比较复杂，毕竟是北京老炮儿，而且他人非常豁达，通过他认识的朋友，哪怕和我单线联系别的牌局，只要做的不是很过分，他也不会太计较。

三月的一天，老曾介绍我认识另外两个北京的哥们儿，胡子和詹老四。詹老四手里有一个“面瓜”，准备请我们一起去“切”。这位“面瓜”是一位好赌如命的长途货车司机，据说有一些积蓄，不过爱占小便宜，詹老四能安排我们一起玩几场。

我们设计的方案很简单，由詹老四请他吃饭，好沾便宜的他肯定不会推脱，而我们几个人作陪吃饭，饭间詹老四刻意聊到玩牌，并且告诉他我们大家都是经常一起玩牌的朋友。好赌如命的“面瓜”肯定会主动配合我们，一起约着玩一场。

事情比我们预料的还有顺利，甚至刚开始吃饭，这位长着一点点八字胡的“面瓜”就主动约我们吃完饭后玩一场。我们五个人玩牌，四个人都是一伙儿的，可想而知他的下场。 我们开宾馆玩的，他带的现金并不多，也就几千块钱，不过每次都带着两张卡能去取款机取钱。我们的原则是不借他钱，免得不好算账，所以头两次他都只输一万多就结束了牌局，07年之前，取款机的每日取款限额是五千。后面几天我们改变了策略，一是玩牌的时间拖后了，从晚上七八点开玩改为十点玩；二是我们跟他玩的时候，改变了赢钱的节奏，十二点之前让他去取一次，过了十二点再取一次。这样每天就能扩大战果为两万多。我们玩了几次，前后赢了十来万之后，大货司机说要出车，没时间玩了。

詹老四却黏上了我。一天我跟老曾去玩另外一个牌局，事后他居然责问我为什么不带着他。我觉得这个人太搞笑了，别人的牌局，为什么要带着你呢？他却有一番振振有词的歪理。“我的局都叫你们来玩，你们外面玩牌凭什么不带着我呢？”看着他那愤怒的样子，我感觉这只是个借口而已，不过他这个借口找得真不咋地！就好像你跟某公司合作过一次后，就让该公司今后每一笔业务都要有分你一份一样荒唐。按照他这个理论，那岂不是我只用去淘宝开过一次网店，就可以让“马爸爸”的每一笔生意都必须算上我的股份？

我知道，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真正的诉求是希望能掌控着我这个外地来的老千，让我成为他手里的“摇钱树”。都说“不是猛龙不过江”，我又岂能甘愿受他的摆布......

转战北京各赌局，业务开始繁忙起来

对于詹老四的挑衅，我根本懒得答理。目测他不敢直接动手，我只撂下一句；“四哥，你要有牌局愿意跟我合作就叫我，不愿意就找别人，我有事儿先走了！”留下脸色阴晴不定的他，转身离去。

后面两天，詹老四让老曾和胡子给我带话，让我给他五千块钱这事儿就算了过了。胡子告诉我，这两天詹老四找了两个小弟每天跟他在一起。让我去他们那边的时候，稍微小心点。我心里一阵烦躁！

又过了几天，胡子打电话告诉我，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他让他哥“国子”找了詹老四，把这事儿摆平了。听老曾和胡子念叨过，胡子的哥哥国子在东二环这一片还是挺有面儿的，是八十年代初就在四九城混的老炮儿。

不管怎么说，还是得感谢一下胡子的哥哥。我提出请他出来吃个饭，胡子直接把我带去了他们家。胡子的家住在东二环建国门附近，家里一共五口人，老太太，胡子，国子两口子，和他们的儿子小俊。把他家这几口人都交待得这样清楚，是因为后来我在他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老太太六十多岁，面慈目善的样子，其实当时胡子还有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媳妇儿，不过我去过不久，他俩就分开了，后来孩子生下来后她媳妇又抱来给他家养。国子四十大几的样子，一看就是有生活有阅历的北京老炮儿，我去他们家的时候，已经做好饭菜，也省得去外面吃了。国子对我玩牌的事儿很有兴趣，他说他人脉广，能发掘不少好牌局，让我跟他们混，如果我在外面 有别的牌局，他们也不会插手。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国子两口子都吸毒，不过他们货源比较稳定，胡子时不时也吸，国子两口子虽然管着他，但是自己都吸毒，何谈去说服别人？所以，也很难起到什么效果。在带我玩了几场牌，有了一些收益后，我退了村里的房，搬去他们家住。

其实国子自己手里并没有牌局，不过总能找到认识的朋友带去一些局。他安排的第一场牌局，就是去天津。

带我去这个牌局的，叫老高，是国子朋友的朋友。五十来岁，微微有些谢顶，据说曲艺圈子的人他都认识，因为他的父亲是这个圈子里的一位名角儿。当晚老高开着车，我们一起去了天津。我只记得当晚高速公路上正下着大雾，我们到天津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

牌局在天津近郊，虽然当时我也没有去过天津，但是很明显我们去的不是市区内，应该是外环一带吧。车停在一个三层小楼前，是一家做建材的公司总部。国子在车里呆着等我们，因为老高不方便带太多人上去。

我穿着很显青春的衣服，因为这一场牌，老高给他们介绍我是跟他有合作关系的四川某银行领导的儿子小何，在天津上大学，我“父亲”委托他送我去首都机场，他顺带着我来这里。

“老X，找个房间给我这个小朋友休息，”刚上楼，老高就冲一个明显看起来是这间主人的中年人喊道。随即又对我说道；“小何，你在这儿睡一觉，我玩玩牌，明天早上送你去机场，放心，不会误机的。”

对，我们就是这样安排的：我装着不是来玩牌的人，先打消所有人的戒心，并针对我的年龄，安排为正在读研的在校大学生的身份。为什么这次安排得这样复杂？因为这个牌局玩得比较大，两百打底，两千封顶。以我当时的年龄和气质，安排什么别的身份都容易引人怀疑。

这间主人带我去了大客厅旁边的卧室，给我安排好一切后，我就听到外面他们玩牌的喧闹声。睁着眼在床上躺了一个小时后，按照原计划，我出去看他们玩牌。老高看我来到他身边，邹着眉头问道；“小何，你怎么不睡了？天还早着呢！”“睡不着，你们玩吧，我看会儿再去睡。”“你会玩这个牌吗？”“我们在学校也经常玩，只是玩得小点。”按照原计划和老高东一句西一句聊了一会儿后，我就老老实实坐在旁边充当看客。

老高的手气还真的臭，到一点的时候，输了三四万了，本来原计划是玩到三点左右，他才说他累了，让我帮他玩几把。不过看样子我要提前上场了。我偷偷捅咕了老高一下，心领神会的老高站了起来说道；“我上个厕所，小何，你来帮我玩着几把。”

老高在厕所呆了半个小时才出来，看着我桌面明显赢回了一些的钱，装着很惊奇的样子说道；“小何，不错啊，比我手气好多了，接着帮我玩，赢了的话明天叔叔给你一个大红包！”说完，坐在我旁边看着我玩。

这场牌局很轻松，因为都是一些做生意的大老板，对玩牌并不精通。玩到天亮的时候，牌局也快散了，这帮老板玩牌一般也就玩到天亮，不耽误第二天的工作。老高说要送我去机场，我们提前下了牌桌。

这一场我赢了十二万，除去之前老高输的，还剩下八万多利润。按照之前谈好的分配方案，老高拿走一半，由他负责给他朋友拿点儿。我们拿走一半，国子也给他的朋友分了一万。剩下三万多我和他们哥俩一个人一万，剩下一些我让他给老太太充当生活费了。分到我们手里这些钱，本来国子说他们哥俩只算一股，我自己一股，不过我还是很仗义地给了他弟弟胡子一股。

接下来那段时间，国子哥带我跟着他的一个又一个朋友，转战北京众多牌局，那时他就类似我的经纪人，帮我打理和安排牌局，我就只管上场打牌。随着在一定的圈子里名声的响起，每天需要接的牌局业务 越来越多，很多时候，都是同一天接到四五个业务，只能从中挑选一单来做......

随着牌局业务变大的，还有我的毒瘾。国子哥几乎在任何时候都能搞到毒品.....

一针休克，醒来已经在派出所

五月底的一天，国子哥的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新的活儿---教他的一个朋友千术，对方会给一些报酬。国子告诉说，为这事儿牵线的朋友很有能力，在这一片儿黑白两道都给他一些面子，所以，他帮我应下来了。

应下来就应下来呗。我在四川老家的时候，免费教过很多徒弟，不过很少能有能学会的。这东西不是完全依靠别人教就能学会的，更重要的是需要天赋，至少我就没有老师教过。看着国子哥有点忐忑的眼神，我轻松一笑道；“行！”

跟着国子哥的朋友，到了一家四星级宾馆后我才知道，即将教的这个人，是一个有着非常神圣职业的小领导，当然，为了避免伟大的404魔兽吞噬我的写作成果，我在书中就不透露任何关于对方的信息了。

能看得出来，他也是有一些基础的，我教的很多东西，他本身就会一些，只是还没能融会贯通而已，而实战经验更是严重缺失。不过这些都和我无关不是？我只负责认真教，是否能学会，不是我考虑的。也许别人只是图好玩学着玩呢？

三个小时后，对方很满意地离开了，走时告诉我房间他已经开到第二天，我今晚可以住这里。呵呵，再好的宾馆，其实也一张大床而已，我也离去了。

第二天，国子的这个朋友给我送来一部新的手机，说是人家给的谢意。估计是因为朋友介绍的，觉得给钱过于直白，就买了一部新的手机送我。手机很新款，是TCL的，下翻盖，在那之前我都不知道TCL居然也出手机。小巧玲珑的手机上，镶嵌着一圈的“宝石” ，来电的时候，宝石闪烁着五彩斑斓的色彩，炫目而又迷人。明显更适合女孩用。

手里有一些钱后，我准备去戒毒了。村里的老周听说后，非常支持，听我说最好是去一个和外界隔绝的地方，他说他可以带我去他们单位--房山和河北交界处的一个空军地勤基地的兵营。之所以不选择正规戒毒所的主要原因在于我知道，那种地方唯一的作用就是缓解戒毒时的生理痛苦。但是却很容易认识更多的吸毒者，很多吸毒者的圈子，就是这样扩展开来的。

国子听说我去外面戒毒后，也买好一种新型的戒毒药品，一种他们它叫“小炮弹”的胶囊，据说效果很好。他们也想借机戒毒，不过是在自己家里。

我跟着老周去了他们部队后，他给人介绍我是他表弟，来部队探亲来了。他在部队有一个单间一样的宿舍，我在那里躺了三天。第三天晚上，我感觉我快扛不住了，不是身体扛不住，而是突然滋生了想结束戒毒立刻回北京的想法。对于在戒毒痛苦中煎熬的人来说，这种想法一旦滋生，就会用最快的速度在内心发芽，并长成参天大树，枝繁叶茂！

老周看怎么劝我都没有用，又告诉我从部队去街上的“三蹦子”车没有了。“走路我也走过去！”我坚定地对他说道。

无奈的老周，给我叫来三蹦子，到了房山地界后，又坐上去市里的公交，一个多小时后，我在六里桥下了车。下车后，正好我在车上联系的一位卖“零包”白粉的小毒贩也在附近，我在他那里拿了一小包后，就叫上出租车，去找国子他们。

国子告诉我，他这几天在北二环内小西天附近一哥们家，让我直接去小西天。我坐着出租车，一边忍受着已经若有若无的毒瘾的侵扰，一边催促开出租的大姐快点。

2001年的北京，虽然不如后世那样拥堵，但是一些路段同样路况不堪。到了白塔寺的时候，我看着前方堵得密密麻麻的车流，炎热起来的气温好像也随着堵车而在我的心中直线上升，再也无法控制心里的欲望，于是让出租车停一下，我去一趟厕所。

“还有两个红灯就到小西天了，师傅你忍一下行吗？”出租车大姐回头问道。我摆摆手说道；“忍不住了，就停路边等我几分钟吧！”出租车无奈地停在路边，我下车直接冲进路边的白塔寺药店。“来一根2.5的一次性针管，一支蒸馏水注射剂！”

药店出来后，我就直接进了药店旁边的公用厕所。

公用厕所很小，而且每一格之间没有挡板，不像现在都是独立的一间，而且，正好有两个人蹲在那里大解。“怎么办？”已经快成神经病了的我，直接站在小便池旁边，用身体挡着身后人的目光，打开那一小包白粉，拿出针筒，颤巍巍地把包里的白色粉末都倒进针筒里。

“好像多了一点？”我当时有点感觉（幸亏还残存一点理智，要不就嗝屁了！）于是又倒出来一些。胡乱包好纸包后，双手一掰注射用水，“啪！”地一声后，我把水抽进针管里，上下晃了晃。

我手上的血管已经看不见了，多年的注射经历让血管都消失了，特别是当年在老家，为了更加眩晕的效果或应对吸毒引发的失眠，总是大量使用地西泮也就是安定注射剂，那玩意儿对血管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即使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手上都没有一根能扎进去的血管，医院体检验血，也是让护士扎腿）

为了一次性成功，我脱下一半裤子，对着腹股沟之处的“大血库”扎了下去，看见针头连接处有回血后，把针筒里的液体推了进去.....

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了福绥境派出所的长椅上，一名年轻警察看我已经醒来，犀利的目光里寒意流动。

被抓了！！！我第一时间回过神来......

看守所忐忑等裁决 劳动教养两年整

对于自己是怎么到的派出所，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能确定的就是我注射毒品过量导致休克了。如果当时我不往回倒一些回去的话，我估计就直接下地狱了——对于我这样的灵魂，人满为患的天堂应该是拒签的！

图片来自网络

事实摆在面前，根本不容抵赖，我只能无比虔诚地配合警方的工作，包括取证和我的真实身份信息。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到，交待完一切后，我居然有一种解脱后的窃喜。

当然，对于我是越狱逃犯这一节，并没有坦白，在那个没有大数据联网的年代，我多少有些心存侥幸。在警察询问我的一些基本信息的时候，我把学历填成大本，我知道肯定会有用途的。至于警方询问的购毒途径，新疆村不就是最好的答案吗？我只负责老实交待自己的罪行，至于立功，请原谅当时的我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当天派出所还有另外一位头一天被抓的大约四十来岁的北京本地吸毒者X建国，我残存的记忆碎片里，最清晰的一组画面就是那名年轻的警官指着他大声说道；“X建国，我们也算是对得起你了，昨天在楼下等了你三个小时而没有直接去你家抓你，是因为昨天是儿童节，我们不想让你的儿子看到你被警察抓住的这一幕！”北京警方果然执法更加人性化！我们俩在派出所呆到半夜后，刚腾出空的警车呼啸着押着我俩往西城区拘留所而去......

2000年的西城区看守所在海淀区龙岗路，牢固而又森严。建国和我被送去了同一监舍，该监舍关押着大约十四五个在押犯。除了我们俩之外，都是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头板”是西城区一胡同串子，虽然平时装着社会大哥的 样子，但是就他所犯的罪行来看，说胡同串子也许都高看了他。他是因为盗窃他人财物而入狱，这个他人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发小。他去发下家做客的时候，看人家里有一座纯金的佛像工艺品，然后趁人不备给偷了。话说“盗亦有道！”偷自己哥们家的东西，实在是让人看不起！他能做“头板”（头板就是睡在靠门和窗的第一张木板上，一般都是干警安排的号长），也是因为他在这个号里呆的时间足够长而已。

监舍里还有几个十七八岁的北京小孩，基本上都是故意伤害等罪名，有案件还在侦查阶段的，也有已经逮捕的，还有已经上庭了的。这几个小孩倒是被“头板”蒙得五迷三道，家境相对富裕一些的他们，捎着头板一起搭伙。

2001年的北京看守所，住的还是大通铺，一般都有“烟茅”，也就是每天放风的时候，负责自己号房的民警会默许大家抽根 烟。但是监舍里面，是严禁吸烟和私藏烟火的，这也是为了安全考虑。当然放“烟茅”需要的烟钱，都是“头板”负责在每个在押人员收到的钱里面抽头凑集。晚上睡觉的时候，号里的在押犯轮流值班，除了“头板”和号里好使的那两三个，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值班安排。两个小时一班，每班两到三个人，也算是为了避免半夜自杀，伤人等监舍内重大安全事件的发生吧。

我和监舍里的其他人，没有太多的交集，除了偶尔和建国能聊会儿天，更多的时候，我都是独自望着窗外那带格的天空发呆。也没人为难我，正如“头板”所说，“这家伙一看就是老油子！”他们那套吓唬人的把戏也就没敢在我身上表演。

在我进看守所第三天，负责我案件的预审员就来提审我了。在询问室里，借着跟负责案件的警官要烟抽的功夫，我看到桌上那高高的一摞卷宗，第一张卷宗上就是我98年被劳教时的劳动教养决定书。这一刻，我知道事情完全真相大白了......

回到监舍后，我无法再保持淡定了，我不知道像我这种情况该怎么算！算是吸毒吗？那之前的越狱怎么说？算是抓住了一名越狱逃犯吗？可我又是因为吸毒被抓的啊！是处理我一次还是两次？四川的劳教所会来北京接逃吗？一切的一切，让我的心乱了，乱了......甚至我主动找包班干警谈心，请他帮忙解惑，可只负责看守工作的干警对我这种复杂情况的处理结果也不尽知。源于对未来的担忧，我度日如年...... 接近两个月后，一纸“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决定书”总算结束了我的忐忑在押生涯---因吸毒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两年。

接到决定书后，虽然我还是有很多疑问，比如四川的越狱怎么算？是不是这两年后，还是会被押送回四川继续之前未完的劳教期限？而且还会加上半年左右的加期处罚。不过怎么说，这个结果已经比我预想的最坏结果要好很多，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被押送回四川的劳教所。因为回去后算上加期还会再关三年，而且那边的教养环境更恶劣很多，对于我这种脱逃被抓回去的人，一番惩戒也是免不了的。

接到劳教决定书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铁窗照在看守所斑驳的大门时，一辆全副武装的大巴车，载着我和另外二十多名被劳教人员，押送去了河北省中部某市的劳教所。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监所风云一：初来乍到

（这一次劳教的经历，我打算用一个监狱风云系列来写，肯定是不如电影版监狱风云那样精彩绝伦，但是贵在真实，除去一些特别敏感的内容外，其他描写都能做到不偏不倚！）

劳教所安排了六名警官来押送我们，五男一女，女性警官来自劳教所的教育科，应该是负责交接文档工作的。我们二十多个人，俩俩一副手铐。

北京市已被疾驰的大巴车抛在了身后，关于北京的那一段过往也被我暂时暗藏记忆最深处。我的脑里想的全是该怎样去面对现实，面对两年的劳教期。上了高速后，我环视了一下一起送去劳教所的这帮人，居然都是年轻的面孔。以我当时26岁的年龄，都要称之为年轻人的，也就是十七八到二十三四岁之间的了。估计是看到押送的警官并不太严厉，慢慢地，这帮小家伙就悄悄地活跃起来了。

“喂，你哪儿的？”

“ 你判几年？”“一年半”“我两年半，你真幸福！”

“你犯得啥事儿？”“我盗窃，你呢？” ......

我眯着眼，看着这帮没心没肺的年轻人，他们甚至开始嬉笑起来。一直没有参与他们的互动的，除了我，还有和我一副手铐的“眼镜”以及前面一排一个脸膛黑蹭蹭的大个儿。“怎么了？”看着文绉绉的“眼镜儿”摘下了他的眼镜拭擦着眼角的眼泪，我轻声问道。他摇了摇头，没有回答。随着小家伙们交谈的声音越来越大，有点臭不要脸挑战押送的警官底线的味道，坐前面一起聊天的几个警官邹起了眉头。这时，黑蹭脸膛的大个抓住这个表现机会，转身压低声音冲后面所有的人呵斥道；“小点声！”，随后，警官们也站起来训斥道；“都别说话了啊！”车里再次安静下来......

三个多小时后，大巴车顶着烈日，把我们送到了劳教所内。大家依次拿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以及贵重和违禁物品登记后，先被安排到了劳教所食堂就餐。

看着这个长宽各两百米左右的围墙围绕的劳教所，食堂和监舍中间是一个宽敞的操场，对面那栋三层的新楼，就是劳教人员的监舍。看着明显刚改造新建不久，略微有点现代化气息的劳教所，再想起车上警官们的执法松紧度，我突然觉得，我在这里的劳教生活应该不会太乏味。

新犯报道后，按照正常程序，是一个月的入所教育。首先是军训，这是两劳人员半军事化管理的前奏。上午军训，下午学习，所谓的学习，也就是背会一共三十条的《劳动教养人员守则》以及一些所规所纪。这玩意上一次劳教我就背的滚瓜烂熟，只用几分钟巩固了一下记忆后，直接第一个通关。

我们被分到三大队，就在一楼。二楼是二大队，三楼是一大队，不过这个一大队在外面承包了外劳修路工作所以不在所里。监舍和国内多数劳改劳教的监舍类似，长长的一条通道，通道两边各一排监舍房。借着统一去通道最深处的厕所“放茅”的功夫，我看到各监舍房里，劳教人员在做手工艺品。“还好！看来也没什么重活儿干。”我松了一口气。

我们新来的二十多个人，正好分在两个靠着铁门的两个面对面的房间，称为“一班”和“二班”。一名队长做出房间安排后就转身去了铁门外，看着一个个猴急着抢占下铺的新人，我和黑蹭脸的家伙分别走向两个靠窗的上下床的下铺，把行李扔了上去。已经提前抢占了这个铺位的小年轻，很诧异地看着我的突兀。“滚一边去！”

懒得跟他废话，这帮人的秉性，在车上就已经摸得差不多了。黑蹭脸也是冲坐在床上的另一个小年轻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开始整理床位。

晚上九点多的时候，一声突如其来的吼叫打破了监舍内的宁静；“出来集合！”通道里开始喧闹起来。我们也走出房间，跟那些老人一样，靠墙站在通道的两边。三大队一共十三个班，一百四十多人在挨个报数完毕后，一个穿着绿色旧军服的劳教人员，走到铁门前，对铁门外站着的一位年纪较大的老队长汇报人数无误后，就走回来站在通道中间，叉着腰开始训话，看他威风凛凛的样子，那一瞬间我差点以为他是队长。

这位劳教人员姓乔，我们都称呼他为“乔班长”，虽然不是队长，但是在我们来之前和来之后一小段时间，在劳教人员心中的恐惧感，不亚于身着官衣的队长。这就叫“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吧。

乔班长是本地农民，带着本地方言的训话我虽然不是完全听明白，不过也能知道大概是讲当天的生产进度问题，说到生气时，他直接拉出几个干活较慢的劳教人员拳脚相交。整个过程中，不但没有敢还手敢质疑的，就连敢喘大气的都没有几个。一看这个劲头，我就知道，这里简直是太好混了，连一个刺儿头都没有。

乔班长训了二十分钟左右，突然站我旁边的“眼镜儿”一个恍惚间蹿到了通道中间---这一天他太紧张也太累了，居然站着就睡着了，踉跄了一下。“云飞，回来！”我和黑蹭脸同时喊道。眼镜儿邓云飞这才醒过劲儿来，赶紧站回墙边。“马勒戈壁的，怎么回事儿？”乔班长骂骂咧咧地走过来，顺着过堂风，我闻到了一丝酒气。

乔班长一脚踹到邓云飞肚子上，所有人都低着头，战战兢兢。我和黑蹭脸对视一眼，隐去一丝不甘的流光——刚到第一天，我们实在不适合动手，更何况是帮别人出头。

黑蹭脸来自东北吉林，姓金，朝鲜族，28岁，曾在上海服过三年半大刑，据他说当年在里面混得很不错。第二天上午的军训中，他展现出一些军事训练基础后，负责训练我们的队长安排他负责接下来的军训内容，就躲到食堂门口乘凉去了。上午的军训结束后，队长直接安排他暂代我们新人的班长。在当天下午的学习中，因为我最先流利地背诵《守则》，又因我的劳教决定书上本科的文化程度，我被安排暂时负责我们这批新人的学习。虽然这些都只是暂时的，入所教育一个月后，还要重新正式分配，但是我们毕竟比其他人提前了一小步，也最先落入大队领导的眼中。

也许是事有凑巧，在接下来一年多，我和老金分别是我们大队主管学习的大班长和主管生产的大班长。

监所风云二：初露头角

S市劳教所原本只是市属小劳教所，2001年初开始承接北京的劳教人员。随着劳教所规模扩大的除了硬件升级改造之外，还有管理上的追求科学化和人性化管理，至少凭我先后劳教四次，呆过的六个劳教所而言，该所算是比较规范的。队长基本上都没有一些不良恶习。虽然只要是监所都会有一些无可避免的灰暗，不过在这里都没有被放大和扩散。

我们到来的第五天，就发生了一起学员强行冲关逃跑事件。和我们一起来的两个学员，在军训休息时间，趁着劳教所大门有人进出开门的空隙，强行冲了出去。一个在门口就被抓，另一个侥幸跑掉后，几个月后也被绳之以法。被抓回来这位姓孟，刚十八岁，很明显是被另外那名姓杨的“老油子”利用了。据他交待，姓杨的学员来劳教所后就天天撺掇他一起跑，但是在实际操作时，杨学员却告诉他“我带头，你跟上”，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我先撤，你掩护”哎，诱惑和陷阱无处不在啊！

孟学员被抓回后，当天在办公室叫的那叫一个惨啊，其实他当时接受的惩戒在我看来已经很轻了，不就是挨几下电警棍电击惩戒吗？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换个野蛮一点的劳教所你试试！九十年代我呆的那个劳教所经常跑人，被抓回来的学员，几绳子一捆，差点手都要残废。结实的麻绳像裹粽子一样把两只手臂捆起来，只敢捆几分钟就松掉，队长真要恨你，装傻多捆一会儿，那手就废了。更别说还有大镐把子让桃花朵朵开。

两周后，在新来的学员（劳教人员当时叫劳教学员）都背会了《守则》后，我们的入所教育算是提前结束了。结束后也没有任何新的安排，所里接的手工艺活儿也经常青黄不接，三天两头没活儿干，我们每天只用老老实实在班里坐着就行。

老金被正式任命为我们一班的班长，而我却还处于潜伏期。乔班长整天依然很嚣张地在通道里耀武扬威，我们这一批以及在我们之前一两个月从北京接来的两批新人，都削尖脑袋去和他拉上关系。他在通道里有一间自己的单间，其实也就是大队医务室那间屋里加上一张床，钥匙在他手里而已。刚开始我们以为他有着什么特色的背景，才能在三大队混得风声水起。后来才知道，不过是矮子里面选高个儿罢了，因为他是本地人，和之前的大队长是一个县的，加上曾经当过兵，所以一直让他当大班长协助队长。他这段时间的嚣张表现，队里已经注意到了，正准备从新人来找更得力的人来替代他。

入所教育结束后的一天晚上，熄灯就寝后，乔班长把我和老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我们进去的时候，他正躺在一张行军床上，一名十多岁的学员正在帮他按摩，还有一名在旁边伺候着，这个谱摆得，简直没谁了！

看见我们进来，他坐起身来，挥手叫走伺候他的两个小孩后，指着抽屉里成条成条的香烟和地上一箱一箱的可乐，很装13地说道：“要抽烟要喝水随便拿，要不来根三五”说着递给我俩一根香烟，又说道；“你们俩帮我问问你们这一批新来的，谁的手机要卖？”

“乔班儿，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老金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们来的时候，个人物品不都跟着移交到所里了吗？包括一些手机等贵重物品，正常情况下是解教的时候才给你们，你问问谁愿意卖的，有人收，价格也比较合理”

听他说完后，我都愣了一下：开什么玩笑？姓乔的再神通广大，也不可能做成这笔交易啊，要知道我们的私人贵重物品都是所里专门封存的。

看我们有点吃惊的样子，接着他又很神秘地说了一句；“有队长让我帮问的！”我们恍然大悟，连连点头称道。

说完正事儿后，老乔又从床下拿出一包袋装的白酒；“来，喝两口！”难怪刚来那天我闻到他身上的酒味呢。酒是负责所里卫生的学员偷偷搞进来的，很便宜，外面两块钱一代，到手要五块钱。不过这条路子，在所里不久后的一次整顿中给掐断了。

我的TCL满天星给我估了六百元，价格虽然偏低一点，不过真要放到解教的时候才发还给我，那不得彻底坏菜了啊？钱没到我手里，都给上到个人账上了。负责生活的队长让我签字的时候，我看着写着我名字的账上只有六百元，郁闷地对队长问道；“不对啊队长，我被抓的时候，身上有一万多呢！”队长道；“反正所里交给我的，就六百，你看看”说完他翻开另外一个账本，让我看。的确是六百，而且还是卖手机后给上的账。一听我说的资金比较大，他又接着说道：“明天我帮你问问。”

第二天，所管理科的队长也来了，告诉我看守所的确没有我的账目转交，并给我看了原始凭据。我悻悻地想道：“估计被当着毒资没收了吧。”

我非常惦记着我们大队学习大班长的位置，我们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位姓孔的北京转送来的中年学员占据着此位置了，好在他国庆节后就解教了，我一直在想应该怎么去运作这个事情。

直接走某个队长的路子吗？别说我当时手里钱不多，就算有钱也找不到门路，这条路不通。

“既然如此，那就用实力说话吧！”我恨恨地想道。我有我的优势，现在整个大队，我的学历最高，因为被抓的时候我填的是大学，所以我的劳教书上也是这样填写的。

除了我之外，高中学历的邓云飞也是这个职位的竞争者，而且他和老金是东北老乡，我能看出，老金也在帮他出主意。不过对这位戴着眼镜，懦弱而又迂腐的“书呆子”，我并不放在心上。 接下来那段时间，我拼命写稿，写稿，写稿，经常趴在床上就着窗外的路灯写到半夜，在劳教所逼仄的空间里，我拼命为自己撑开一小片天地......

监所风云三：我的机会终于来了

当我把写好的厚厚一摞稿件交给孔班长，让他帮我投给所教育科的时候，孔班长显得很热情:“正好所里这一期的新生报催稿了，我快解教了，写了也没减期，你们的金班长跟我推荐邓云飞，不过我看他写得东西完全抓不住中心思想，正想找你这个大学文凭的写来看看呢！”一边说着，一边拿起一份稿件小声念道：“您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是自从您穿上警服的那一天气，您就站住了是与非，善与恶的分界线，用青春和热血演绎着属于劳动教养人民警察的风姿......”

“行啊，兄弟，一看就是里面待过的，知道该写些什么。”半晌后，看完我稿件的孔班长夸奖道。我掏出烟递给孔班长一根，殷勤地说道；“还需要孔班长帮忙推荐一下啊！”他知道我说的推荐不是推荐稿件，而是跟大队的大队长和主管教育学习的队长推荐我这个“人才”。孔班长笑而点头......

我以为事情十有八九已经成了，不料到两天后，主管教育学习的L队长还是把邓云飞叫去学习小组帮孔班长整理资料去了，按照正常的发展轨迹，应该是由他接替孔班长的位子。

在这个事情中，老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主管教育学习的L队长正好是我们班的包班干警，老金跟他处得很“到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劳教通知书上，写着的那段逃跑的经历，让大队领导对是否用我很顾虑。

邓云飞去了学习小组刚三天的那个晚上，通道里传来L队长有些愤怒的声音；“你滚回班里去，孔XX，你去把一班的龙XX叫过来！”随即，邓云飞灰溜溜地回到班里。

原来这几天学习小组的任务比较重，主要是协助队长把我们大队现在的情况做个统计，比如各年龄段的分别是多少人，各学历水平的分别多少人，已婚，未婚，离异的分别多少人，犯盗窃罪的多少，吸毒的多少，总之，一共有七八种分类要完成，一个大队一百多人的分类，把孔班长和邓云飞搞得昏头转向，其中有三项，核对很多次总是对不上。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L队长好！”进学习小组的办公室后，我看见L队长一张年轻的脸被气得变成了酱红色。 “龙XX，今天晚上你跟孔XX一起，把这些报表给我搞清楚了，能行吗？”L队长拿着几张表格问道。 “放心吧队长，没问题！”我拿过表格，坐在桌子旁边开始重新核对。L队长依然气呼呼地，然后转身出了办公室。

一个小时后，我拿着重新整理好的报表，交给了L队长。他甚至都没有去核对报表的，就对我说道：“明天你就去学习小组，帮着孔XX处理一些工作，这段时间新人多，学习小组比较忙。”欧耶！成了！我为自己点了个赞！

其实那个报表并不是那么难弄，只是邓和孔都过于迂腐和较真。孔班长是马上就要放了的人了，本来也没有心情，估计也是看同样更迂腐的邓云飞也不顺眼，就“扎了他一针”（扎针的意思就是告状或使坏坑人）。

而且，这种报表我真要想弄好，也就分分钟的事儿，只要总数和分表数能对上就行了。这种统计本来也就是搞个形式罢了。小学文化的多一个或者初中文化的多一个，又有什么关系呢？总数对上才是核心。真要是关系很大的事情，怎么会交给我们这些新来的学员弄呢？

在学习小组呆了几天后，L队长对我越来越满意，多次告诉我这段时间一定遵规守纪，不要闯祸，其实也是暗示我关键时候不要掉链子。

九月中旬的时候，所里给各大队下了文件，所里准备组织学员搞一次国庆节文艺汇演，所领导会对汇演节目评分，一等奖一名，减期十天；二等奖两名，减期五天；三等奖三名，减期三天，让各大队重视该项工作。看到这个文件的时候，我高兴得笑出了声--这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减期机会以及崭露头角的最佳良机！

没有任何相关经验甚至比我年龄还要小的L队长看着这个文件，有些怯怯地对我和孔问道“你们俩谁能行？大队长让我们大队这次一定要取得好成绩！”孔没有回答，他的解教时间已经定下来了，只有二十天了。

“L队长，交给我吧，保证把咱们大队的节目搞得有声有色”我拍着胸膛对L队长承诺道。对于写作和文艺，我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和能力！

一番动员和规划后，我们三大队一共选出了相声，小品，京剧，横笛独奏，现代舞，三句半等多个节目，我的节目的横笛独奏，相声和小品。

那段时间所里正好没活儿干，所有的学员整天都呆坐在监舍里进行所谓的学习，也就是混着时间等开饭。我每天把参加汇演的学员组织在学习小组办公室一遍又一遍地排练着我们的节目。

横笛独奏我选择的是“十五的月亮”，也就是应个景，在那种喧闹的环境很难吹出意境，而且我的横笛吹得也就只能算是勉强。相声是我自己写的，现场效果很一般，一是稿写得一般，二是当时的我，连什么叫捧哏，逗哏都没有听说过，只能算是一个活跃的外行吧。不过由我和另外两位学员主演的小品，在这次文艺汇演活动中，获得了满堂彩。

监所风云四：我开始趾高气扬起来

我编辑的小品，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的劳教学员在劳教所吊儿郎当，在他农村的老父亲来所里接见他时，嫌父亲给的钱不多而生气，最后被队长教育后彻底转变好这样一个比较狗血的小品。小品前半段突出搞笑，后半段煽情，最关键是由我扮演的主角“小三子”，在最后幡然醒悟后，要在现场痛苦流涕。哭，这是个技术活儿。不过这活儿，我会！

以前我也以为很多节目里，感人的情节里演员的哭，是真的和观众一样情感的投入。不过在编排小品后，我知道，这个不太现实。因为哪怕再好再煽情的剧本，被你多次排练演绎后，很难在演出时引起情感的共鸣。而我，想哭就哭，不对！是想流泪就能流泪。

好吧，免费赠送大家一个随意流泪的必杀技！睁大眼睛，控制住一定不能眨眼，到十多秒后你就会觉得眼睛很难受，有点扎的感觉，这个时候，继续控制着不眨眼，眼泪水就能留下来。说白了只要坚持不眨眼，就能留下眼泪水，这其中，不眨眼是关键。（试过的朋友，成功了的记得给大叔我留言哦）

我们大队的节目，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和名次。我演得小品，在最后的煽情流泪情节中，在最后的放声大哭中，居然有点弄假成真了，在对家人的忏悔的加持下，眼泪哗哗地往下流。这个节目直接获得了一等奖。而我们大队参赛的所有节目，只要获奖的，不管我演没演的，L队长都把我的名字报了上去，毕竟都是我组织排练的。这次演出我一共获得减期18天。

演出结束后，L队长正式通知我接替孔班长成为我们三大队负责教育学习的大班长，兼二班班长。我的主要工作是：协助队长的各项教育学习工作安排，每月写一次黑板报，每个学员的教育手册我帮着填写，每月的新生报投稿，帮队长写备课笔记，写课堂记录（都是走个形式而已）等多项工作。其实，所有的工作里，最关键的工作只有一条，把队长交待的工作做好！

大队长也亲自找我谈话让我把大队的学员学习工作搞好。大队长姓洪，转业军官，四十来岁，个子不太高，一身挺直的警服穿在身上很有一些英姿飒爽的味道。从面相看很正直，却不失灵活。在管理整个大队的工作中，同样认可人情世故却能很好地把握好分寸。虽然已经离开那个劳教所，但是这是我内心对他不偏不倚的真实评价。

那段时间，我们所里没有接到包工的活儿，显得很清闲。正因为没有生产任务，所以，作为主管学习的大班长，那段时间就归我管。每天早上队长上班后，我也开始像乔班长那样在通道里趾高气扬起来吆喝起来。

“今天各班学习守则，班长带头朗读！”

“大家把教育科安排的法律知识课的作业做了，午饭之前收上来!”

“还不会背守则的，各班长给我报上来，来学习小组办公室站着背！”

“今天是周末，各班长来我办公室领文娱用品，扑克，象棋或者书刊”

“今天......!”

虽然成为大班长后，我走路也开始有点飘了起来，不过我和乔班长的唯一区别就是，我不主动欺负人！而且不会讹人钱财。有了点小权利，刷刷存在感却是免不了的。

成为大班长后不久的一天，在学员大食堂里，我看着我们班负责打饭的小子端回来的一盆看不见几块肉的饭菜，我疑惑地问道：“今天星期五应该是米饭和豆腐烧肉啊？你端回来这个，怎么只有豆腐没有肉啊？”小子很委屈地说道；“伙房那帮人欺负人，给熟人班捞干的，我和他们不熟，只给了这些。”听完这话，我端着盆来到打饭窗口。

“刘班长，你怎么给我们班这点啊？”

“没了，就这些。”伙房班的班长爱答不理地转身而去。

回到饭桌，我气得没吃饭，旁边几张饭桌的班长看见，一人给我盛了一碗干的端过来。“龙班长，别客气！”“龙班长，给你一碗干货！”我把他们献殷勤端过来的菜分给我们班的那帮小子后，我蹲在食堂门口一边吸烟一边想着怎么给伙房班这帮孙子也上点眼药。

伙房班也住在我们三大队，一共十来个人，正好一间屋。不过他们的编制并不在我们大队，只是寄住在大队，每天早出晚归，和我们大队的人很少有交集，所以对我们这些班长并不买账 。据说乔班长当初也吃过他们的闭门羹。

当天晚上，我让班里一个小子给伙房班搬去厚厚一摞作业本。“你们后勤科Y科长说你们的学习是我们三大队监管，之前孔班长在的时候，一直是他安排别人帮你们做的，现在我管这一摊儿，不过找不到人帮你们做”说完，我头也不回地离去。

其实也不是我刻意针对他们，他们的学习和管理的确我们大队代管。因为之前的孔班长和食堂这帮人是同一批从北京接来的，大家比较熟，所以孔班长一直是安排别人帮他们写作业。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如果大家都和气点，日子都好过， 要跟我装贵族，走着瞧吧！

我并不指望着明天他们就能把作业给我补上，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规则之内，总会有办法让他们低头！

louzhu.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波牛人才辈出啊，开始写 长篇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