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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先得从一个曾经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说起。1928年6月4日清晨，一列从北平开往沈阳的火车在行驶到沈阳西郊一个叫皇姑屯的小站时，一枚预先埋好的炸弹将列车中部的一节豪华车厢炸毁，皇姑屯事件由此爆发。消息传到北平，有一个人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一下从原本端坐的椅子上站了起来，不停地抹着额头上渗出的冷汗，他就是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 易培基(左)和故宫博物院的创办者之一吴瀛。 就在前一天的晚上，张作霖在离开北平之前，曾派人专门来找他索要一幅古人的书法名帖。面对权倾一时的军阀头子，易培基不能强硬拒绝，于是推说这件书法帖被锁在保险柜里，而保险柜的三把钥匙分别由冯玉祥等三人持有，无法打开。 张作霖因急于离京，又不便将宝帖强行拿走，只好作罢。没想到十几个小时之后张作霖就被炸死了。 此时，看着那件险些与张作霖一同葬身火海的国宝，易培基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故宫小屋藏珍宝 三希堂 那么，躲过这一劫的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国宝呢?这又得提到北京的故宫。故宫西北面的养心殿是清朝各代皇帝起居的地方。养心殿西侧的西暖阁有一间小屋，屋子的正墙上有三个结结实实的大字“三希堂”，这是乾隆皇帝亲笔所书。 乾隆皇帝喜欢书法，字写得也不错，尤其喜欢题字、题诗，可以说是至今留下墨迹最多的皇帝。 乾隆皇帝 在他收藏的所有历代书法中，有三件是令他喜欢得可以不思茶饭的宝贝。这第一件就是书圣王羲之写的《快雪时晴帖》；第二件是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写的《中秋帖》；第三件则是王羲之的侄子王珣写的《伯远帖》。 乾隆皇帝由于太喜欢这三件书帖，于是就在自己住的养心殿西暖阁专门隔出一间小屋，将它们收藏在这里，为的是可以随时欣赏、临摹。这间小屋就被乾隆皇帝命名为“三希堂”。 那件差点儿与张作霖一起葬身火海的国宝就是这三希宝帖之一《快雪时晴帖》。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快雪时晴帖》保住了，《中秋帖》和《伯远帖》又身在何方?对当时的世人来说，就如同一块石头沉入了大海，谁也不知道它沉在了哪里。 皇妃带出宫，国宝流入民间 关于《中秋帖》、《伯远帖》 ，经过后来的历史学家考据，流传着这么一段曲折的故事。1911年以后至1924年溥仪出宫以前，《伯远帖》、《中秋帖》曾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溥仪出宫之时，敬懿皇贵妃就携带这两幅宝帖出了宫，经由她娘家侄孙便宜卖给了一家古玩商。 《中秋帖》，传为晋王献之书，纸本，手卷，27x11.9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随后，一个经常光顾这家古玩铺的人，便在这里意外地得到了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宝贝。此人叫郭葆昌，是当时权倾一时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账房先生，但却颇有爱国之心，从不将真品卖与外国人。当古董铺的掌柜在他面前打开一个布卷时，他一下子愣住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因为他看到的是两幅纸张泛黄、年代久远的书法。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藏于深宫，只闻其名，不见其踪，大名鼎鼎的三希宝帖中的两希《中秋帖》和《伯远帖》吗? 毕竟是古玩收藏的老手，他很快掩饰住内心的激动，跟掌柜的随便讨价还价了几个回合，就一掷千金把它们买了下来。临走还没忘了提醒掌柜的要按规矩给他保密。他知道这两件宝贝的名气要多大就有多大，其分量是难以估算的，深怕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走漏了风声会招来灾祸。 郭葆昌（右） 时间一年年的过去，自从三希宝帖中的第一帖《快雪时晴帖》在1928年躲过了与张作霖同葬火海那一劫之后，依旧存放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1933年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它与故宫其他珍贵文物一起辗转迁移到了四川。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将大批故宫珍贵文物运往台湾，《快雪时晴帖》也随之去了台湾，其后，它一直被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而《中秋帖》和《伯远帖》却一直杳无音信。 台北故宫博物院 无可奈何抵押 时间到了1949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大陆的控制，正慌忙撤往台湾。此时的乱世之中，谁也不会注意到沉没了17年的《中秋帖》和《伯远帖》终于在混乱的台湾浮现了出来。 1949年的一天，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找到刚刚从大陆迁台组建的台湾故宫博物院，要将手中的两幅书法卖给他们，这两幅书法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此时，《快雪时晴帖》已经随着大批故宫文物到了台湾，现在缺的正是这送上门来的三希宝帖的另外两帖。 照理说三希宝帖从此就该团圆了，如果台湾故宫博物院当时就把它们买下，也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故事。 但在惊喜之余，台湾故宫博物院负责人却倍感无奈，捉襟见肘的经费使他们拿不出钱来收购，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刚刚浮出水面的宝帖又沉了下去。 时隔不久的1951年，两幅宝帖又出现了，但这次却出现在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里。宝帖的持有者正是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两年前，就是他把《中秋帖》和《伯远帖》带到了台湾，因为未能顺利卖出，急需用钱的郭昭俊把这两幅宝帖押给一位印度人。那印度人又将之以十多万港币抵押于英国在香港的汇丰银行。因郭昭俊做生意赔本，一年后抵押期满，无力赎回，准备出售，赎宝期限就定在了1951年的年底。 郭葆昌在家中庭院留影 眼看着抵押期限快到了，可赎宝的钱还没有着落，郭昭俊焦虑不安却又无可奈何。其实英国银行也早就盯上了这两幅宝帖，他们在催郭昭俊还款的同时，又极力诱使他把宝帖卖给银行。抵押期限一天天逼近，郭昭俊在无奈中准备被迫出卖宝帖了。 紧急抢购国宝 而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北京，一份关于抢救收购国宝三希宝帖的报告被十万火急地送进了中南海。 这其中的缘由要从一个人说起。此人是当时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徐伯郊，他和郭昭俊可称得上为世交朋友。当徐伯郊得知郭昭俊要出卖三希宝帖时，他深知这两件国宝的价值，要是卖给了外国人，那可真是国家的千古遗恨。于是，他一面力劝郭昭俊将国宝卖给祖国，一面迅速将此事告知其父——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徐森玉，随后，消息被上报给国家文物局。 1950年11月5日，周总理亲自批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 徐森玉与兄弟子女合影照片，前排左为徐森玉，后排右为长子徐伯郊 一切都在紧张有序中进行。为了确保国宝真实可靠，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等人亲往鉴宝，为确保国宝万无一失，鉴定地点被特意安排在澳门。 经过鉴定，《中秋帖》和《伯远帖》是真迹无疑，两件稀世国宝终于以当时的天价35万元重金回归祖国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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