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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Anyalee 于 2022-10-28 12:49 编辑
发放工资时,不少老板都喜欢“打太极”:少发、迟发是家常便饭,卖惨、装穷是惯用套路,更甚者直接装失踪、做老赖。
被拖欠工资的中国员工往往选择忍气吞声,但本地工人却常以“三板斧”做凶猛的回应:封路、罢工与游行。他们的底气何在?又是否能够取得自己想要的结果?
10月13日,金边市GAT制衣厂数百名工人罢工封路上街示威,要求老板尽快发放工资。最终警方要求厂方出面解决问题,员工暂时返厂上班。
8月22日,金边市Booyoung Town工地的300多名工程师和工人罢工,抗议公司一直不发工资。最终,还是由公司先行垫付了这笔应该由承包商支付的工资。
每每发生罢工、游行与封路,柬埔寨员工都能迅速的引起社会舆论的大量关注,即使工厂方面承受得起罢工本身对公司生产与运营造成的损害,但最终也会在工会、警方或者政府的压力下出面协商或解决。
在新闻媒体平台上,关于事件最终处理结果的消息少之又少,但正如金边市GAT制衣厂员工所说:如果公司不解决问题,将再次罢工封路。这类事件没有后续,恰恰说明了本地工人的“三板斧”行之有效。
一位在柬工作生活多年的蒙先生印证了此事,他说:如果是倒闭的工厂,一般会拍卖工厂的资产付清工资。实在无力支付的,一般政府也会善后。
此前,干拉省两家工厂倒闭后老板跑路,省政府将两家工厂的财物全部拍卖,用以发放年终奖、资历工资、最终工资及厂房所拖欠的租金等。
根据柬埔寨《劳工法》规定,当劳动单位被解散、破产或被法院裁决没收全部财产时,工人有权先得到工资或劳动报酬,包括奖金和各种补助费,随后才能将剩余财产拿去抵债。
可以说,《劳动法》从法律上赋予了本地工人罢工的权利,但如果缺乏一个组织来整合柬埔寨员工,那么可以预见,零散的员工很难在拥有巨大财富优势的公司前取得优势。而工会的存在,则使得这些员工能够迅速得以组织起来,起到最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起罢工、封路与游行示威的事件背后,都有数个甚至更多大大小小的工会组织的身影。据统计,截止2019年,柬埔寨各级工会组织的数量就已经达到了4996个。要知道,目前柬埔寨正在投入运营的工厂数量只有1947家。
工会组织罢工活动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并且得到西方发达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如人权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组织的大力支持。它们受到了柬埔寨工人极大的拥戴,但却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此前,网上报道《他们是讨薪人的后台,但不含中国人》中,曾详细记述了工会在柬埔寨自诞生成为工人的保护伞,到最后活动迅速增多并逐步走向失控的历程。
据柬埔寨制衣厂商会统计报告称,2015 年,商会成员工厂共发生 118 起罢工事件,与2014 年的 108 起相比增长了 9.26%,极大影响了工厂的生产活动。因此,为规范日渐失控的工会活动,2016年4月4日,柬埔寨《工会法》在第五届国会第6次会议上审批通过。
但《工会法》颁布后,并没有对工会实现有效的限制,相反,大量工会认为该法案严重倾向资方,使得工会遭受大量限制,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至此,政府、工会、资方和工人,四方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工会为工人谋福利无可厚非,但工会与资方绝不应该成为对立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工会与工人都是因工厂而存在,而现在,柬埔寨工人福利的大量增长,已经让外商在权衡选择建厂地址的时候,越来越倾向于寻找他国作为替代。
2017年,柬埔寨有1522家工厂,2022年,柬埔寨有1947家工厂正在投入运营,共计增长了425家。但其实这些年柬埔寨总共迎来1107家工厂,只是有682家工厂已经倒闭或离开。
倒闭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疫情属于不可抗力,而工人福利的持续上升,人们则至今无法判断其对柬埔寨工人利弊孰大。
去年年底,劳工和职业培训部长毅森兴就表示,柬埔寨已在2020年和2021年连续两年提高最低工资,而与柬埔寨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国家,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延迟或没有提供最低工资谈判的机会。
9月21日,劳工与职业培训部发布公告,柬埔寨2023年制衣业工人最新薪资从194美元调至200美元。应提的是,在此前会议上,政府、劳、资三方分别提出的明年最低薪资为196.6美元、215美元和维持今年的194美元。
从1997年到2023年,柬埔寨最低工资从40美元涨到了200美元,增长了整整4倍。明显高于其他制衣和制鞋出口的竞争国家,比如孟加拉国71美元、印度77美元-143美元、缅甸79美元、巴基斯坦134美元。
诚然,工资的增长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工人的生存条件,但却也大大增加了工厂的成本,再加上疫情期间工厂的订单下降、原材料和产品跨国运输,大量工厂难以坚持后倒闭,或者选择去成本更低的国家,这是可预见的。
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试题。毫无疑问,工人的福利需要增加,但资方的利益也必须维护,因为如果大量工厂放弃柬埔寨市场,造成大量工人失业,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民众来说,都是不可承受的。
近年来,柬埔寨民众在智能手机普及后,几乎全面接受了欧美社交平台上发达国家的现代人权理念,特别是对工人权益保护的理念奉若圭皋,形成了极强的维护个人权益的意识。
但有时候过犹不及,大量罢工事件的发生打击了外国投资商的投资信心。在每一个与罢工相关的新闻评论区下方,充斥着大量认为这种行为无异于“杀鸡取卵”的骂声。尤其是工会与员工提出的一些请求,已经明显与工厂的经营理念相违背。
今年5月26日,金边市森速区Green poly packaging limited包装厂由于没有为工人支付社会保障费,导致300多名工人罢工。工人在罢工后提出要求:工厂需要固定生产数量,不能随便增加。
对此,同样在柬埔寨组建了自己的本地工人团队的沈浩忍不住吐槽:工资、成本年年涨,员工效率又低得很,现在还想着老板固定生产的数量,这是希望以后老板们用“西北风”来支付员工工资吗?
沈浩提到的本地工人效率的问题,在柬埔寨的外资老板中,早已是老生常谈。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一般情况下,越南与印尼工厂的生产力大概是中国的80%,而柬埔寨制衣厂的生产力只有中国的60%。
沈浩说,他的团队有时候接了一些比较紧急的单子,愿意给员工支付高额的加班薪资,但愿意加班的人仍然是寥寥无几。而且,每个月都有人以各种理由请假。
可以看出,工会和本地工人一方面对权益的争取极为卖力,一方面却又没有对员工的技能、效率等进行有效提升,再加上其他国家更具竞争力的成本优势,柬埔寨已经不再是一些工厂投资的第一选择。
除此之外,蒙先生还提到了另一点,即在罢工事件中,一些工会借帮助工人争取权益的名义,行谋取自己私利之实。他们会私下联系老板,一般是谋取钱财,“如果价格合理,老板会给。”因为这些组织者可以将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不仅使得本就复杂的劳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而且常常导致资方与员工“双输”的局面。
去年年底,金界娱乐城(Naga)高棉雇员劳工权益工会陈西托女士煽动员工进行暴力示威,并故意让警察逮捕的语音被曝光,引起了柬埔寨舆论热议。语音称,“现在大家准备好了吗?是时候让我们被逮捕了,所以,我们必须每天到金界娱乐城门口抗议,不能以忙为借口!”
在该新闻的评论区,有人认为是工会的这种行为将对柬埔寨市场造成破坏性影响,有人认为这是工会、工人曲线争取自己权益的正当做法,不应该批判。但无论如何,该行为明显存在煽动闹事的嫌隙,并将政府视为了员工的对立面。
未来,柬埔寨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工人、工会、资方与政府的四方沟通渠道,避免资方以钱开道,避免政府以权压人,避免工会借此谋利,避免工人遭到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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