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关乎生老病死，民众苦医药腐败久矣。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23年8月17日，全国至少有179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

针对“关键少数”、关键岗位的腐败问题进行重点突破，是此次医药反腐集中整治工作的工作原则之一。

受贿是医药腐败中排在首位的腐败行为。

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在2023年2月合作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商业贿赂是中国医药腐败的主要类型，占比高达68.1%。贪污和医保诈骗则分别占比22.8%和9.1%。

医疗器械与药品销售，是滋生医药腐败的重灾区。

受贿涉事领域中，药品相关受贿最多，占1/3，其次是耗材、设备、基建、个人、保险/图源：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如中纪委曝光的一起案例中，一台进价为1500万元的直线加速器，被云南省普洱市人民医院以3520万元购入。原院长杨俊文一人“吃掉”1600多万元的回扣，比厂家的卖价还要多。

1600万的回扣，并不是“顶天”的受贿金额。

上述研究团队从中国裁判网2013年到2019年的3546起案件中提取的数据显示，尽管贿赂金额的中位数为20.7万元，但有468名涉案人员获得了超1000万元的贿款。

涉案金额最高的一个案例，则达到了1亿元。

相较于医疗器械领域行贿的“直给”，药品领域的腐败则更为隐蔽。

除了回扣之外，不合规的学术会议、讲课费、培训费等，也是药企向医务人员输送利益的方式与途径。

根据医药行业媒体“深蓝观”报道，一家外资药企在上海三个大区一个季度的讲课费用大概在500万元，每个大区季度组织的“交流会”在1000场左右。

一位药企高层向盐财经记者表示，一款新药的上市与推广，在企业里有专门的“药品公关费”。

在其看来，药品公关费主要用于举办学术交流会，让更多医生知晓如何安全有效地使用药品。通过病例的分享，与当地患者建立联系，便于药品的销售。

虽然药企的最终目的是售出药品，但从学术交流与临床经验介绍的角度来看，此类的交流会是有意义的。

江苏一位口腔医生向盐财经记者举例，在种植牙领域，不同品牌的器材在操作过程中，螺丝、螺丝刀、修复基台以及取模方式等都有所不同，需要厂商或经销商对相关医生进行培训。

因此他认为，这种市场推广很有必要，医生在提升技术的同时也降低了患者的疼痛，“可以提升患者的福祉”。

不能因为极少数医药领域内的“蛀虫”，而将学术会议与医药腐败画上等号。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孙宁玲教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支持医药反腐，但反对一概污名化学术会议。

孙宁玲教授认为，极少数的贪腐代表不了整个医生群体。

医学会议本是医生们进行医疗信息交流、新知识传播、疑难医学问题商讨的平台，是促进医生技能提高的重要一部分。“真正要打击的，是不规范利用学术会议套取经费为己用的不法行为和个人。”

孙宁玲教授发微博称，极少贪腐代表不了辛苦的医生群体/图源：微博@孙宁玲

为何药械与药品成为医药腐败的重灾区？

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医药腐败与创收连在一起。公立医院虽然名为“公立”，但90%以上的收入都需要医院自己去创收。

一切医疗费用都是医生决定的，给了医院太大的自主权。给医生护士发多少工资，基本上都是医院内部做决定。“所以你可以想象，这里面给了他（公立医院院长）多少腐败的空间。”

当医生的工资与给患者做的检查和开的药品金额挂钩时，人性很难经得住诱惑。这与早些年“以药养医”的政策不无关系。

要知道，“以药养医”的政策在中国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世纪50年代为了公立医院的发展，国家明确医疗机构可以将药品加价15%卖给病人。

一名患者正在窗口配药/图源：视觉中国

虽然2017年后这一政策被明令取消，但时代留下的“顽疾”，短时间内难以快速根治。

有东部地区医疗系统的政府官员估计，医药腐败造成的医疗资源浪费，可能占中国医疗支出总额的30%以上。

制度是治本之策。在医药反腐的同时，医疗制度改革也进入深水区。

医保控费、药占比、一致性评价、药代备案制、两票制、带量采购等新医改政策相继落地。

医药反腐与医疗改革制度既是并行推进，又是一脉相承。目的都是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净化医药行业生态、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孙菊教授是武汉大学健康研究院副院长与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她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造成医药腐败的原因复杂，但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不完善。”

她认为，完善药品、医疗器械与耗材招标采购机制、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和薪酬制度、完善制度执行监督体系提高制度执行力，这三点至关重要。

腐败从不会“令行禁止”，而医疗卫生又关乎每一位国民的切身利益。

如何完善制度，将权力关进笼子，达到标本兼治的成效，这是我们需要深思、并值得努力的方向。

反腐只能治标，根本在于医疗产业化医疗资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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