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泰国中部的北榄坡府，警察在查酒驾时，发现三辆挂着曼谷车牌的越野车上坐着14个不会讲泰语的外国人。一查之下，发现都是中国人，而且居然没有一个人身上带着证件。

这些没带护照的中国人，也说他们从中国坐火车旅游，然后不知怎么的就到了泰国。三辆车的泰国司机，也说自己收了泰国老板的钱，准备将这些“中国游客”从曼谷送往清迈旅游。

而北榄坡这个地方，再往西边就是来兴府，来兴府再过去一点，就是著名的缅甸妙瓦底。






2022年12月，泰国北部清盛移民局逮捕了5名中国人，同样也是没有携带任何证件，最年轻的21岁，私自乘船从老挝潜入泰国，自称是要“到清莱去旅游”。

更早之前的3月，清莱警方也在边境河岸逮到多批次中国人，都是偷渡进入泰国，经过泰国陆路，在柬埔寨、缅甸、老挝之间的不同赌场来回穿梭。入境泰国只是为了找一个方便的捷径。

还有新闻，是一些中国人搭车去泰缅边境，半路上遇上警察，司机一溜烟自己跑了，将几个中国人直接扔在加油站。

在泰国西部边境，甚至会有一些偷渡进入泰国的中国偷渡者，主动向当地警方自首，希望能够被泰国警方逮捕，并被遣返回中国。

从2022年，到2023年初，在泰国经常看到这类新闻。

都是一些没有证件的中国人，翻山越岭，成群结队，有时是从泰国各地，向泰国邻国边境偷渡；有时，是从邻国向泰国境内偷渡。





与此同时，在泰国的华文媒体，开始陆续接到一些“求助爆料”。

有时，爆料者会说自己在泰国境内被捕，在移民局里等待被遣返，但是害怕自己会被泰国警察重新“卖回到缅甸园区”，因此求助媒体，让他们能够早日被“平安遣返”。

还有一些爆料者，直接人就在缅甸的“园区”里，通过中国亲属向泰国发出求救，想要在泰国找一个神通广大的救援者，直接到缅甸的园区里将人给救出来。

每当小编和友媒同行们，相互之间交流我们收到的“求助”和“爆料”，心中都感到五味杂陈。

这种求助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根本无力进行跟进和甄别。一些“跨国救援”的请求对我们媒体而言，近乎于天方夜谭。

我们并非警察或外交官，自然没有这样的门路到泰国境外的“园区”中去实施营救，于是只能将信息转告于官方。

最后，有些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也有一些再无下文。





求救的，不光是中国人。

在泰国，有一个很著名的马来西亚黄老板，网名“泰国过江龙”，与马来西亚地方华人议员沈春祥合作，多次成功营救缅甸妙瓦底园区当中的马来西亚籍人员。





时间一长，凡是有马来西亚人被困在诈骗园区中当“猪仔”，遭遇勒索，无法脱身，那些哭瞎双眼的老母、卧病在床的长辈，便会在媒体的簇拥下找到沈春祥议员求救，沈议员又去联系神通广大的“泰国过江龙”，将人从园区中营救到泰国境内，并从泰国引渡回马来西亚。

然后，“九死一生”的“猪仔”，在机场与母亲深情相拥，再在在媒体的面前绘声绘色地渲染一番“缅甸地狱”当中身不由己的恐怖，这几乎成为了一种流程。

后来，马来西亚议员也撑不下去，宣布不再承担营救同胞的重责。而积极牵线搭桥营救同胞的“泰国过江龙”，反被马来西亚本国网红臆测为“蛇头”，一怒之下控告网红们诽谤。





将这些纷乱的碎片，拼凑在一起，才能隐约窥见新闻背后隐匿的脉络。

最初，大量不法分子从中国来到柬埔寨、菲律宾、缅甸、老挝境内开设赌场，引诱中国人跨境或线上参赌。

疫情之后，由于人员往来的断绝，赌场向电信诈骗转型，并通过诱骗和胁迫等方式引诱国内人员非法跨境，进入电信犯罪园区成为诈骗帮凶。

疫情结束后，人员跨国往来变得更为便利，网赌电诈园区开始回流，对人员的招募也变得更为“国际化”，一些电诈团伙开始招募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和印度人，将诈骗的目标转向欧美。

招募的过程也不再那么依靠暴力逼迫，被招募的人员会被安排在新加坡、迪拜就业，经过一段时间后再以业务需求为由派驻到泰国，并伺机从来兴、清莱跨境，进入邻国各个“园区”中，榨取最后的价值。

进入各个“特区”、“园区”之后，便是我们熟悉的地狱模式：高强度的工作，苛刻的业绩指标，严酷的军事化管理，精神洗脑和肉体虐待。
一些不堪忍受的员工，让国内亲友交付赎金，或者直接冒险逃脱魔窟，偷渡越境返回泰国。在泰国当地向官方投案，等待被遣返回国，或者企图通过非法方式再次偷渡回中国。

如果成功，便是绝境逢生；倘若失败，也不过成为新闻注脚。

在求救的过程中，以及被遣返之后，为了增加成功的几率，也为了避免回国之后遭到法律追究，逃脱的“猪仔”们往往极力撇清自己的责任，无限渲染电诈园区的恐怖，将自己描述成“一时糊涂受骗上当”或者“一路被持枪挟持强迫跨境”的无辜者，毒打、性侵、杀害、抽血、噶腰子——也成为了每一个“劫后余生”的猪仔们统一的话术，通用的故事模板。





最初收到这样的“求救”时，我们都感到义愤填膺，恨不能当场化身“泰国过江龙”，带着使节和军警的队伍直捣黄龙，踏平妙瓦底，解放水谷沟，将被“困”的同胞以及各国“猪仔”们都救出来。

但是当你一而再，再而三收到相似的求助，看到风格类似的视频，话术雷同的自述，便会产生出一丝倦怠与怀疑。

不是说，那些求救者不该救，不可怜，不值得拯救。

不是说他们的家人们，不值得同情。

但是，他们真的像他们所描述的那样无辜吗？

真的会有人在清迈吃着火锅唱着歌，开开心心地游山玩水，突然之间便被绑架到国境另一侧的电诈园区之中吗？

真的会有人能够在一路被枪指着脑袋的情况下，还能神乎其技地越过中老泰三国边境，跋山涉水来到缅甸吗？

倒不是说，这样的描述不可能实现（毕竟没有哪一条边境线是完全不可穿越的），关键是犯罪集团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冒这样的风险，动用这样级别的武力，只为了为自己的杀猪盘抓到一个尚未培训的接线员吗？

既然有这个武力和胆识，敢在中国境内实施绑架，那他何必还要做这个，直接去抢不是更好吗？





关于自己“身陷绝境”的恐惧，对于园区地狱般的描述，当中有些是真的，也有些并不是。

当年震惊中国的“西港血奴”，最后证明是子虚乌有，只是被救回中国的电诈参与者为了避免遭到追责，编造出来的谎言。所谓“全身血被抽干”，不过只是严重的肝脏疾病而已。

有些求救者，已经逃到泰国境内，甚至已经向泰国警方自首，依旧惶恐地宣称自己会被“卖回缅甸”。实际上没几天就被顺利移交遣返了。

那些“杀人取肾”的传闻，“满河残肢”的描述，半是真实的见闻，也不乏博取同情的虚构，自我撇清的渲染。

即便那些血淋淋的自述，都是真的，那么当初又为何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事到如今，难道大家还不知道缅甸园区里的高薪岗位，是怎样的货色吗？

在每一个出境东南亚的游客，都会被中国海关像审贼一样反复筛查的年代，在这个“缅北割腰子”、“西港杀猪盘”已经人尽皆知到几乎成为一个网络段子的时代，为什么还会有人主动踏入那样的火坑？

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高强度的工作，是严格的“业务”指标，是一个星期不开单就要体罚的恐吓，是12个小时工作只有8分钟抽烟时间的血汗剥削？

对于这些，难道心里没点数？





有人会问：老汉你这不是“受害者有罪论”吗？人家多可怜，被打得不成人形，没准最后还要噶腰子，难道不值得同情和拯救吗？

当然，他们应当被拯救。因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遭受非人道虐待的人，都应当被解救。

他们是受害者吗？

是的。
但是，他们是加害者吗？恐怕答案也是肯定的。

“猪仔问题”最关键的特质，在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受害者”问题，而是同时兼具着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属性。

在东南亚诈骗套路广为人知的今天，很多所谓“被骗入园”者，实际上对自己将要从事的工作本质心知肚明。在成为诈骗集团工具的同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诈骗犯罪勉为其难的共谋者，对真正无辜的受害者——遭到诈骗的受害者，他们也担负着一部分罪责。

而问题是，几乎没有一个诈骗园区里的猪仔，会诚恳地直面这一恼人的真相，他们完全回避了自身“加害者”的一面，极力呈现自身的悲惨，试图用一套日益流程化的话术，将自己塑造成纯洁无瑕的“完美受害者”。

一开始，这样做也许是管用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大众同情心的耗尽与立场的转变，这种“完美受害者”的塑造会变得越来越无效。“猪仔”们越是声泪俱下地哭诉自身的凄惨，越是会激发公众对于“受害者罪责”的反弹。

只有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责任，直面“猪仔”们坠入深渊背后真实的动机，才能从根本上阻绝更多猪仔前赴后继地坠入深渊。

如果始终认定自己只是受害者，是身不由己的傀儡，甚至用“战狼何在”的话语去诅咒国家营救的不力，这样的“受害者”只会让自己在民众的心中，变得越来越不值得拯救。





算了，还是说点实在的。

无论是否相信那些“求救者”的描述，最大的责任人，终究是那些犯罪集团。

奉劝所有同胞，还没有跳进火坑的，千万别跳。“泰缅边境高薪职位”的下半句是“身陷囹圄任人宰割”，别装不知道，装也没用。

已经跳进去的，唯一自救之法——能逃得掉的，逃离园区回到泰国境内，向泰国警方自首，等待遣返中国。

逃不掉的，让亲属向中国警方或驻泰使馆报案，由中国官方向泰缅官方合作实施营救。泰国政府已经不再接受个人渠道的营救要求，只有报警一途，尚有一线生机。不要轻信所谓关系渠道的救援，更不要为了逃避回国之后的追责，便试图用偷渡的方式返回中国。

神通广大的人，也许有，但是没人知道他们在哪里。

此时此刻，不知有多少人正在从家乡赶来，奔向他们牢笼；或者逃离缅甸，试图逃脱他们为自己选定的桎梏。

并在一日复一日的折磨中，为希望渺茫的逃离，编织动人的故事。

故事，已经渐渐没人相信。

想要逃离火坑，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当初别踩进去。

佬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