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方女士联系到记者，表示自己的家人被卖进了一处网诈公司。但对于如何求助、应该向谁求助，她都不清楚。
记者采访后发现，在柬工作、生活的人员中，几乎没有人会与家人、朋友讨论“如果自己被绑架了，应该怎么做”的话题。


甚至有部分家属对于柬埔寨是一个怎样的国家、网投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为了对自己的安全更加负责，也为了让国内的家人与朋友在真正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能够更快冷静下来、做出行动，一个未雨绸缪的“绑架预演”，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却少有人与家人讨论过此事，为何？

“不愿意。”“算了，没必要。”“这有点太夸张了吧，我老婆会担心的。”当记者询问3位在柬埔寨务工的中国人，是否愿意让家人、朋友配合，做一次“绑架预演”时——即假设自己被困在网诈公司中，家人、朋友该做些什么？三个人都选择了拒绝。

拒绝的原因有两种。对于小刘和陈墨来说，他们认为在柬埔寨做实业的人，并不用太过担心遭到绑架或者卖进网诈公司。


因为在他们眼中，柬埔寨的网投诈骗属于一个单独的“圈子”，只要自己不主动踏足，便不会被伤害。

小刘在一家中国企业做主厨，如果将他在柬埔寨3年生活的行动轨迹记录下来，几乎都围绕在企业的附近。


小刘说，自己来柬埔寨是挣钱的，没什么必要到处走，而在正规公司做正规工作的，哪会担心什么被绑架？

小刘的想法也是在柬埔寨从事实业的大多数人的想法。


近年来，虽然柬埔寨恶性事件频发，但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这些负面新闻大都停留在新闻中。

“搞实业的都和搞实业的一起，大家都是老实人，不去碰那个圈子，就不会遇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去年回国的陈墨如是说，他在柬埔寨做装修2年，受疫情影响，收益大幅减少，便选择离开柬埔寨。

但陈墨依然和许多在柬结识的好友保持联系，身边的人拿着负面新闻对他说柬埔寨是一个很黑暗的国家时，他也会反复告诉他们：这只是柬埔寨很小一部分人的生活，并不是柬埔寨的全部。

而李翔拒绝的原因则在于，不愿意让家人担心自己的境况。

李翔在西港做建筑工人，作为柬埔寨恶性事件最为频发的一个城市，李翔认为陈墨和小刘的想法“太过天真”。


因为他不仅仅在新闻上看到多次中国同胞被“随机”绑架的新闻，身边的工友也多次警告他，绝对不要心存侥幸。

在西港，长期的负面新闻让在这里生活的中国人潜移默化中都充满了戒备心。


这种氛围甚至可以轻易感染到来柬埔寨旅游的人。


鲁浩说，自己在柬埔寨几乎去了所有的城市，只有在西港的时候，身边从来都会有朋友相伴，哪怕白天也不会孤身一人。

但即使李翔内心并没有充足的安全感，李翔也没有再做其他的准备。


他只是和自己的朋友一样，减少了自己的外出次数，如果外出至少会有1、2个同伴，并且绝不轻易答应见面的邀请以外。

当记者问李翔：“如果你被绑架了，你会怎么做？


你家人和朋友了解通过哪些渠道知道该怎么做吗？”

李翔说，自己应该会先假意配合，然后寻找机会联系外界逃跑，毕竟赎金肯定是交不起的。


至于自己的家人，他表示自己从未与他们讨论过这件事情，甚至家人对网投诈骗具体是什么、有多危险都不了解。

他的父母已经年过60，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一新时代的诈骗。


而自己的妻子对于自己出国打工已经很不放心，如果让他们知道自己身处的地方如此危险，只会平添担忧。

然而，因为家属对柬埔寨情况不甚了解，在家人遇到被困园区等危险情形时的无助情状让记者意识到，有效的“绑架预演”不仅是对自己的负责，更是对家人的负责。

如果家属能够在知晓家人被困园区的第一时间，就与救助机构取得联系，就可以大大提高被困者的获救可能。同时，家属也不会如同无头苍蝇一般，完全不知应该怎么做。

对此，并非所有人都如3位受访者，完全没有做任何危险发生后的提前准备。

部分采访对象也分享了自己的一些预防措施。有人会每天保持与国内朋友在固定时间的沟通，并约定好特定警示词。


例如：如果自己发出“红烧牛肉面”，即意味着自己目前处于非自由状态；


有人将自己在柬埔寨值得信任的好友的联系方式全部打包了一份交给家人；


还有人定期将柬埔寨相关部门新发布的求助渠道转发给自己的家人，有备无患。

你们是否会与家人一起做好遇到危险的准备？

自己的沙发自己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