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导《美国女孩》入围金马奖，阮凤仪获得第 58 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她在台上哽咽，「这三年，我们没有一天不想《美国女孩》，没有一天不是奉献给电影。」将生命中难熬的日子化作电影，回想反移民的经历，她以泰戈尔诗集中的一句话回应：「最远的路，就是最近的路」，曾让她阵痛的日子，最终也使她贴近自己。


《美国女孩》以 2003 年的台湾为时空背景，讲述女主角芳仪因母亲罹癌，无预警地必须拔起从小在美国生长的根，回到文化、环境、身份认同都带给她巨大冲击的台湾，无法适应的愤怒与无助，生出火苗，在芳仪与母亲间闷烧。


彼时台湾不是芳仪的家，她心中有块象徵自由的奥勒冈原野，驰骋白马于旷野奔跑，那瞬间世界彷彿静止，除了当下，其他不再重要。《美国女孩》中以白马作为芳仪对家乡的念想，对自由的渴望，当芳仪最终抵达马场，找到那匹白马，套不上的缰绳与她眼中的泪水揭示——那是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美国女孩》故事原型来自导演阮凤仪的生命经历，她直言，拍下这个故事某种程度像在记忆中改写过去，目的是为了前进。


你知道妈妈很爱你吗？
思索第一部长片主题时，阮凤仪尝试过很多题材，但总是写着、放着又觉得没意思，直到她开始写自己的家庭故事，发现可以一直写下去。


「和解是很多人用的字，但我会觉得，真正的和解是与自己和解。」


以为已经放下的过去，在阮凤仪结束美国求学，搬回新店重新与妈妈同住时，看似死透的灰烬又燃起火苗，「一起吵起来，就觉得，哇！根本还没有和解吧！心裡的怒火涌上来，觉得我还没有真正放下。头脑说要放下，但我们的心能不能真的走到那裡？有没有欺骗自己？」


如何放下了？当时到底发生了什麽？母亲在想什麽？我的愤怒从何而来？带着疑问，阮凤仪踏上创作《美国女孩》的路，「作为编剧去回顾当时，为了把每个角色都写得立体，需要很多的换位思考，不能为任何角色找藉口。如果我是写自传体的小说，可能就没有人挑战我，放在电影裡，演员要去做这件事，他就会打破砂锅问到底，他要得到他要的答案。那我也必须问自己：为什麽这样写？」


于是阮凤仪开始与父母聊起那段移民回台的故事，访谈父母的家人、朋友，甚至拉着母亲一起心理谘商。真空在 2003 年的情绪与困惑，因对话开始流动，「你如果了解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就会比较能接受他为什麽会这样子。我妈妈的血亲都不在台湾，我外公外婆在我出生前就过世，我对母亲的原生家庭很陌生，她像个真空的角色，就觉得她为什麽会这样？为什麽有这些习惯？这很不合理。直到遇到妈妈的姊姊，他们做了一样的事，你就会觉得，原来如此！」


「我学到很重要的事，保持一种中性，就是不要去评断。有些观众会说，这一家人感觉好尖锐，但我在写这些东西不是带着尖锐去写，我希望保持一种中性，就是，他曾经对我说过这句话，我也曾做过这件事，我不会去想，这是好还是坏。如果在剧本阶段就评价这个角色的话，我就剥夺了观众去感受角色的机会。」


时间给了阮凤仪一个远观的视角，让她能以创作者、第三者的角度去思索角色说这句话、做这件事的背后动机，试图理解角色的过程，也让她更贴近彼时的自己与家人。


真正的和解是与自己和解。


回望而得的心疼与同理，阮凤仪藉角色说出。剧中一幕，妹妹芳安对日日与母亲争吵的姊姊芳仪说：「你知道妈妈很爱你吗？」对阮凤仪而言，芳安这个角色投射了芳仪经历挫折、愤怒前，最原本的样子——那些柔软、温暖的部分。
说到底，针锋相对的争吵背后，底蕴还是对家人无尽绵长的爱。


最远的路，就是最近的路
经历过移民与反移民，阮凤仪的生命历程中有需多必须重新扎根、回到原点的状态，现在去看那样的人生处境，她以泰戈尔诗集中的一句话回应：「最远的路，就是最近的路」。


「从头开始，会带来很多挫败，当习惯或是接受人生就是会面临许多要重新开始的情境时，你就不会对重新开始那麽害怕。或是不会对失败感到那麽害怕，因为大不了就这样，没有去试，反而更惋惜。因归零感到挫败时，长远来看，到头来会有一个原因，我很相信缘分。」


如同拍下《美国女孩》，那些看似绕了远路、感到阵痛的人生过程，其实都是让自己更贴近生命、更靠近自己中心的唯一近路。


她笑说，创作就是很弔诡的一件事，「很多创作者被驱使创作很多原因是，你有很巨大的痛苦，你希望把它抒发出来，这东西与自我表达有很大关係。我自己感觉到，如果我要迈向成熟，我需要『无我』，越无我，我可以看事情看得更透彻。可以更专注在这场戏的精神，而不是他的形式。」


片中有一幕，饰演爸爸的庄凯勛独自一人在楼梯间痛哭，让观众看见父亲的眼泪裡有对家人的不捨与承担。阮凤仪也在成长与创作的过程，脱离孩童时期的「我」，以观者的角度去理解父亲，明白作为一个男人，父亲说得不多，但总以行动表达爱的内敛。


「在我们的文化，说爱你很难，爸妈总是做得太多说得太少，尤其爸爸。我觉得长大成熟就是要去看到他做了什麽。因为小时后会很在意父母说了什麽，其实他的爱在很多行动裡。每个人接收爱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们常常表现爱的行为是不对等的，就会两条线这样（手在空中比画），形成一个平行宇宙。需要理解才能慢慢交叉。」


《美国女孩》中，除了讲述角色对身份认同的迷惘外，死亡与失去带来的恐惧也贯穿全片。曾经历意义上的死亡与失去，也让阮凤仪对生命的起伏看得淡然，「我觉得没有永远的成功，也没有永远的失败，一切就是过程。我也会变得蛮活在当下，我们有的只有现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能等到到时候再来说，因为可能没有那个『到时候』，这是死亡与疾病，很早带给我的礼物吧！以一个不同的形式，让我更珍惜拥有的时间。」


因为它还是少数，所以我站在这裡
《美国女孩》拍下 90 后女孩与母亲的女性生命故事，早期阮凤仪也曾于专访中提及：「我进入这行最大的动力是想讲述更多女性故事、华人故事，华人有很多种身份，而不是只是移民。」


纪录下女性故事之所以重要，以阮凤仪的话来说，是因为女性发生的精彩故事，与变成作品的比例太不成正比，所以她写、她拍，「如果有很多人拍了，它变成主流，我觉得很棒，那我就会去做别的事情。不是有个名言吗？村上春树说过：『在高大坚硬的牆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因为它还是少数，所以我选择站在这裡，也因为意识到生命本身的力量来自于这种柔弱吧。生命都始于很脆弱的开始，那是很珍贵的。」


电影作为全球的文化媒介，俨然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也让阮凤仪意识到，让下一代在电影中看见女性故事的力量，「你会觉得，好像被放进电影的故事很重要，这件事重要到可以被写成书、拍成电影欸！你一直教育下一代，平等平权，他用看到会最直接的，要先看到才能做到。我觉得电影就是能让你看到，那是最直接的力量。」


阮凤仪也直言，在这个时代，很多东西沦为口号，口号随时都可以喊，但到底做了、看到了什麽于她而言是更重要的事情，「做自己渴望改变的事情，成为改变的一部分。」


她思索了一会儿，提出了耐人寻味的观点，「中文系老师以前告诉我们，他说，一个时代回去看另个时代的关键字，学者在分析就会觉得那件事特别重要，因为它（关键字）重複出现。可是老师就跟我们说，其实常常这个关键字是没有的东西。」


「因为我们要的是没有的东西。因为如果有了，你不会一直讲。所以我觉得也可以思考说，那我们这麽积极说要平权，那实际上？平权是否可以有更多更细緻的内容？」


在慢慢靠近平等、平权的当代，阮凤仪选择站在少数的一方，拍下女性的生命故事，以她的方式，成为改变的一部分。


丧失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爱生命
访问最后，阮凤仪也分享了近期影响她很深的一部电影，它是来自丹麦导演汤玛斯・凡提柏格 Thomas Vinterberg 的作品《醉好的时光》，故事讲述四位过着苦闷生活的丹麦中年大叔，为了要验证「人的体内缺乏 0.05% 的酒精」的说法，开始了一场酒精计画。


「看了就觉得，这就是生命。这就是一个导演对生命的爱。看到形式与内容这麽叠合的东西觉得很棒，可以看到它的精神。齁，我真的是看到，我平常不会想喝酒，但边看就觉得，冰箱那瓶酒呢？边看边喝醉，觉得好开心！」


阮凤仪补充，她认为这部片让她看见一个创作者的极致，「导演的女儿在开拍前因意外过世，然后大家就劝他停拍，裡面有个角色原本是他女儿要演，但他就觉得，女儿应该会希望他把电影完成。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创作者的意志，就算我们以为拍电影很难，其实做什麽都很难，但他把丧亲的痛放在作品裡，在这个丧失之后，他还是可以爱生命。而且他不是口号浮夸的说：爱生命喔！而是真实带你走了一趟。」


这次因《美国女孩》，阮凤仪获得第 58 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她在台上哽咽地说，「谢谢所有因这部电影带来的缘分。那些很难熬的日子，因为被拍成了电影，所以有了出口⋯⋯这三年，我们没有一天不想《美国女孩》，没有一天不是奉献给电影。」将生命中最难熬的日子，化作电影，在她身上你或也能看见属于创作者的柔情骨干，就算经历恐惧失去亲人的痛、对自我认同的无措，她以自己的方式演绎——丧失之后，我们仍可以找到出口前进，仍然能够爱生命。

执导《美国女孩》入围金马奖，阮凤仪获得第 58 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她在台上哽咽，「这三年，我们没有一天不想《美国女孩》，没有一天不是奉献给电影。」将生命中难熬的日子化作电影，回想反移民的经历，她以泰戈尔诗集中的一句话回应：「最远的路，就是最近的路」，曾让她阵痛的日子，最终也使她贴近自己。


《美国女孩》以 2003 年的台湾为时空背景，讲述女主角芳仪因母亲罹癌，无预警地必须拔起从小在美国生长的根，回到文化、环境、身份认同都带给她巨大冲击的台湾，无法适应的愤怒与无助，生出火苗，在芳仪与母亲间闷烧。


彼时台湾不是芳仪的家，她心中有块象徵自由的奥勒冈原野，驰骋白马于旷野奔跑，那瞬间世界彷彿静止，除了当下，其他不再重要。《美国女孩》中以白马作为芳仪对家乡的念想，对自由的渴望，当芳仪最终抵达马场，找到那匹白马，套不上的缰绳与她眼中的泪水揭示——那是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美国女孩》故事原型来自导演阮凤仪的生命经历，她直言，拍下这个故事某种程度像在记忆中改写过去，目的是为了前进。


你知道妈妈很爱你吗？
思索第一部长片主题时，阮凤仪尝试过很多题材，但总是写着、放着又觉得没意思，直到她开始写自己的家庭故事，发现可以一直写下去。


「和解是很多人用的字，但我会觉得，真正的和解是与自己和解。」


以为已经放下的过去，在阮凤仪结束美国求学，搬回新店重新与妈妈同住时，看似死透的灰烬又燃起火苗，「一起吵起来，就觉得，哇！根本还没有和解吧！心裡的怒火涌上来，觉得我还没有真正放下。头脑说要放下，但我们的心能不能真的走到那裡？有没有欺骗自己？」


如何放下了？当时到底发生了什麽？母亲在想什麽？我的愤怒从何而来？带着疑问，阮凤仪踏上创作《美国女孩》的路，「作为编剧去回顾当时，为了把每个角色都写得立体，需要很多的换位思考，不能为任何角色找藉口。如果我是写自传体的小说，可能就没有人挑战我，放在电影裡，演员要去做这件事，他就会打破砂锅问到底，他要得到他要的答案。那我也必须问自己：为什麽这样写？」


于是阮凤仪开始与父母聊起那段移民回台的故事，访谈父母的家人、朋友，甚至拉着母亲一起心理谘商。真空在 2003 年的情绪与困惑，因对话开始流动，「你如果了解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就会比较能接受他为什麽会这样子。我妈妈的血亲都不在台湾，我外公外婆在我出生前就过世，我对母亲的原生家庭很陌生，她像个真空的角色，就觉得她为什麽会这样？为什麽有这些习惯？这很不合理。直到遇到妈妈的姊姊，他们做了一样的事，你就会觉得，原来如此！」


「我学到很重要的事，保持一种中性，就是不要去评断。有些观众会说，这一家人感觉好尖锐，但我在写这些东西不是带着尖锐去写，我希望保持一种中性，就是，他曾经对我说过这句话，我也曾做过这件事，我不会去想，这是好还是坏。如果在剧本阶段就评价这个角色的话，我就剥夺了观众去感受角色的机会。」


时间给了阮凤仪一个远观的视角，让她能以创作者、第三者的角度去思索角色说这句话、做这件事的背后动机，试图理解角色的过程，也让她更贴近彼时的自己与家人。


真正的和解是与自己和解。


回望而得的心疼与同理，阮凤仪藉角色说出。剧中一幕，妹妹芳安对日日与母亲争吵的姊姊芳仪说：「你知道妈妈很爱你吗？」对阮凤仪而言，芳安这个角色投射了芳仪经历挫折、愤怒前，最原本的样子——那些柔软、温暖的部分。
说到底，针锋相对的争吵背后，底蕴还是对家人无尽绵长的爱。


最远的路，就是最近的路
经历过移民与反移民，阮凤仪的生命历程中有需多必须重新扎根、回到原点的状态，现在去看那样的人生处境，她以泰戈尔诗集中的一句话回应：「最远的路，就是最近的路」。


「从头开始，会带来很多挫败，当习惯或是接受人生就是会面临许多要重新开始的情境时，你就不会对重新开始那麽害怕。或是不会对失败感到那麽害怕，因为大不了就这样，没有去试，反而更惋惜。因归零感到挫败时，长远来看，到头来会有一个原因，我很相信缘分。」


如同拍下《美国女孩》，那些看似绕了远路、感到阵痛的人生过程，其实都是让自己更贴近生命、更靠近自己中心的唯一近路。


她笑说，创作就是很弔诡的一件事，「很多创作者被驱使创作很多原因是，你有很巨大的痛苦，你希望把它抒发出来，这东西与自我表达有很大关係。我自己感觉到，如果我要迈向成熟，我需要『无我』，越无我，我可以看事情看得更透彻。可以更专注在这场戏的精神，而不是他的形式。」


片中有一幕，饰演爸爸的庄凯勛独自一人在楼梯间痛哭，让观众看见父亲的眼泪裡有对家人的不捨与承担。阮凤仪也在成长与创作的过程，脱离孩童时期的「我」，以观者的角度去理解父亲，明白作为一个男人，父亲说得不多，但总以行动表达爱的内敛。


「在我们的文化，说爱你很难，爸妈总是做得太多说得太少，尤其爸爸。我觉得长大成熟就是要去看到他做了什麽。因为小时后会很在意父母说了什麽，其实他的爱在很多行动裡。每个人接收爱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们常常表现爱的行为是不对等的，就会两条线这样（手在空中比画），形成一个平行宇宙。需要理解才能慢慢交叉。」


《美国女孩》中，除了讲述角色对身份认同的迷惘外，死亡与失去带来的恐惧也贯穿全片。曾经历意义上的死亡与失去，也让阮凤仪对生命的起伏看得淡然，「我觉得没有永远的成功，也没有永远的失败，一切就是过程。我也会变得蛮活在当下，我们有的只有现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能等到到时候再来说，因为可能没有那个『到时候』，这是死亡与疾病，很早带给我的礼物吧！以一个不同的形式，让我更珍惜拥有的时间。」


因为它还是少数，所以我站在这裡
《美国女孩》拍下 90 后女孩与母亲的女性生命故事，早期阮凤仪也曾于专访中提及：「我进入这行最大的动力是想讲述更多女性故事、华人故事，华人有很多种身份，而不是只是移民。」


纪录下女性故事之所以重要，以阮凤仪的话来说，是因为女性发生的精彩故事，与变成作品的比例太不成正比，所以她写、她拍，「如果有很多人拍了，它变成主流，我觉得很棒，那我就会去做别的事情。不是有个名言吗？村上春树说过：『在高大坚硬的牆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因为它还是少数，所以我选择站在这裡，也因为意识到生命本身的力量来自于这种柔弱吧。生命都始于很脆弱的开始，那是很珍贵的。」


电影作为全球的文化媒介，俨然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也让阮凤仪意识到，让下一代在电影中看见女性故事的力量，「你会觉得，好像被放进电影的故事很重要，这件事重要到可以被写成书、拍成电影欸！你一直教育下一代，平等平权，他用看到会最直接的，要先看到才能做到。我觉得电影就是能让你看到，那是最直接的力量。」


阮凤仪也直言，在这个时代，很多东西沦为口号，口号随时都可以喊，但到底做了、看到了什麽于她而言是更重要的事情，「做自己渴望改变的事情，成为改变的一部分。」


她思索了一会儿，提出了耐人寻味的观点，「中文系老师以前告诉我们，他说，一个时代回去看另个时代的关键字，学者在分析就会觉得那件事特别重要，因为它（关键字）重複出现。可是老师就跟我们说，其实常常这个关键字是没有的东西。」


「因为我们要的是没有的东西。因为如果有了，你不会一直讲。所以我觉得也可以思考说，那我们这麽积极说要平权，那实际上？平权是否可以有更多更细緻的内容？」


在慢慢靠近平等、平权的当代，阮凤仪选择站在少数的一方，拍下女性的生命故事，以她的方式，成为改变的一部分。


丧失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爱生命
访问最后，阮凤仪也分享了近期影响她很深的一部电影，它是来自丹麦导演汤玛斯・凡提柏格 Thomas Vinterberg 的作品《醉好的时光》，故事讲述四位过着苦闷生活的丹麦中年大叔，为了要验证「人的体内缺乏 0.05% 的酒精」的说法，开始了一场酒精计画。


「看了就觉得，这就是生命。这就是一个导演对生命的爱。看到形式与内容这麽叠合的东西觉得很棒，可以看到它的精神。齁，我真的是看到，我平常不会想喝酒，但边看就觉得，冰箱那瓶酒呢？边看边喝醉，觉得好开心！」


阮凤仪补充，她认为这部片让她看见一个创作者的极致，「导演的女儿在开拍前因意外过世，然后大家就劝他停拍，裡面有个角色原本是他女儿要演，但他就觉得，女儿应该会希望他把电影完成。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创作者的意志，就算我们以为拍电影很难，其实做什麽都很难，但他把丧亲的痛放在作品裡，在这个丧失之后，他还是可以爱生命。而且他不是口号浮夸的说：爱生命喔！而是真实带你走了一趟。」


这次因《美国女孩》，阮凤仪获得第 58 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她在台上哽咽地说，「谢谢所有因这部电影带来的缘分。那些很难熬的日子，因为被拍成了电影，所以有了出口⋯⋯这三年，我们没有一天不想《美国女孩》，没有一天不是奉献给电影。」将生命中最难熬的日子，化作电影，在她身上你或也能看见属于创作者的柔情骨干，就算经历恐惧失去亲人的痛、对自我认同的无措，她以自己的方式演绎——丧失之后，我们仍可以找到出口前进，仍然能够爱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