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性走到一个无法回头的临界点，她就会选择出走。在印度，出走却不意味着家庭噩梦的结束。



JS的社工拉达（Radha）在和贫民窟的女工开会。

从出生起，雷努卡（Renuka）就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她说不上自己的年龄和生日，没有去过一天学校，写不出自己的名字。直到三年前，她才拥有了第一张身份证件。她只说得出，丈夫年近花甲，大儿子今年二十二岁，小女儿刚年满十八。

见到雷努卡这天是十胜节。它是印度教的重要节日。雷努卡一头黑发扎在脑后，眉间的吉祥红点更加显眼，她穿着一身彩色的纱丽，是上次回村时邻居送的。“来班加罗尔时，我就只有一身纱丽，到现在，我也从来没给自己花过一卢比。”她指着手镯、鼻钉、耳环和脖间的链子，说自己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雇主和村民的馈赠，连印度教中象征已婚女性身份的项链也不例外。

萨媞雅（Sathiya）认识雷努卡十五年了，她是雷努卡来班加罗尔的第二个雇主，在过去的十五年里，雷努卡为她照料家务，两人也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她估计，雷努卡的年龄应该在35岁左右，大儿子出生那年，她大约只有13岁。




20多年前，童婚在印度农村算不上新鲜事。雷努卡出生在卡纳塔克邦北部的Adavisomapura村，气候干旱炎热，多产甘蔗和高粱。雷努卡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哥哥和弟弟去学校读书，她从小就在家里帮忙料理家务。10岁出头，她被父母送去砖厂做童工，每天赚25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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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塔在SJS办公室，背景是女工的画作。

在疫情常态化和新劳工法出炉的背景下，吉塔认为，短期内女工权利的前景会更加不容乐观。她们受剥削、出走、逃离，但最终还是躲不开那个问题：何以为家？

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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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组织和女权组织应该强烈谴责，世界警察大国也应该强行介入消灭这种大杀伤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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