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俗的角度来说,丁尚彪是成功的,他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移民美国,在纽约工作、学习、写作、交友、假期跟同在美国的家人一起出去旅游……经济上没有压力,精神上也比较自由,丁尚彪的美国生活可谓惬意又充实。 “高收入、低要求”,勤劳又能吃苦的中国人外出劳务的例子并不在少数,和丁尚彪一样来自中国农村,想通过出国打工改善生活改变命运的人有很多,今年55岁的老杨就是其中之一。 出国打工16年,新加坡9年,去过以色列、阿联酋
老杨来自江苏北部的连云港,在新加坡打工9年,建筑工人,在腾讯新闻出品的王牌纪实栏目《中国人的一天》中,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了这位漂泊在海外的“异乡人”生活。 在新加坡华人聚集地——芽笼(Geylang)一个叫“豪华旅店”的出租屋,经过改造的、不足5平米的小单间就是老杨的落脚点。他隔壁住了一个孟加拉人,房间狭窄,放完一张床后,连走动都变得不利索,与它的“豪华”店名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
老杨说:“这里以前是个小酒店,因为没电梯生意不好,便改造成劳工宿舍。” 房租是250新币(折合人民币大约1300元)一个月,如果用空调那每个月要再加100,不过老杨不用空调,他用电风扇。 他和隔壁孟加拉人的电是连在一起的,两个人同时用空调的话很容易跳闸,跟房东反馈过好多次这个问题也不管,老杨干脆就不开空调改用电风扇了。 在闷热狭小的房间,老杨说:“习惯以后也就不觉得热了。” 这是老杨在新加坡的第9个年头,2010年,他到新加坡开始做建筑工人,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出国打工,早在2003年的时候,他就跟随出国劳务的大军去了以色列和阿联酋,见证了巴以冲突、在阿联酋的迪拜遭遇过抢劫,后来辗转来到新加坡,环境虽然安宁了很多,但打工生活却还是一如既往的艰辛。
每个月挣2万多,给家里寄1万5 新加坡的工人分为公司工和散工,主要区别是年龄,公司不愿意招上了年纪体力跟不上的劳务工,这些人只能转做散工。前者能享受到公司提供的吃住,而且还有底薪,但散工只能自己找活干,工资没有保障。 老杨刚来新加坡那会儿也是公司工,那时候他才四十多岁,公司包吃住,不过吃的并不是很好,老杨说,公司订的盒饭总是吃不饱,工地又不给做饭,他就在周末偷偷煮面吃,得加蛋,一次性加12个鸡蛋,吃个够! 住宿是集体宿舍,各个国家的工人住在一起,他们大多来自印度、缅甸、中国、孟加拉国等,十几个人一个房间。虽然吃住条件都算不得好,但每个月能省下不少钱。 后面因为年龄增长的原因,加上过了50岁不好办续签,只能花钱“买通”雇主,把签证办下来。老杨不仅变成了散工,还得自己负责衣食住行。新加坡物价高,老杨除了要给小单间付250新币的租金,还要吃饭,200新币,交通费100新币,再加上1000新币的准证费(指的是“雇主每雇佣10个新加坡本地人才可以雇佣一个SP准证的外籍”,是相对高级一些的签证),一个月林林总总加起来就要花掉八千块人民币,而且这八千块钱是就算你不出去工作也要花的。 老杨每个月能挣4000多新币(人民币2万5左右),每个月给家里寄1万5。
他说:“有的孟加拉人一个月才拿700多新币,3500块钱,中国人在这里拿3000谁会在这里干?拿6000也没人会干的。” 虽然挣得比孟加拉人多,但是在新加坡,像老杨这样的外出打工者地位依然是很低的,因为被一些素质低的外劳者拉低了新加坡人对他们的好感。老杨说:“(新加坡人)看不起外劳,去人家里干活,厕所都不让你去,换衣服也要去女佣的卫生间换,别的地方不让你去换。”
老杨还说:“现在这里的华人也少了,哪个公司都不想雇华人,但有些工作必须指望华人来干,印度人干不了。”因为中国人心细、能吃苦,不会偷懒。 儿子首付要一百多万,趁身体扛得住想再挣些钱 老杨是典型的中国式家长,辛辛苦苦大半辈子,只为给儿女提供更好的生活,他把这些年外出打工挣的钱全部用来补贴家里,很早就给大儿子买了房子,大儿子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却了一桩心事。不过,二儿子才毕业两年,在南京工作,还没有买房,老杨就想着先不回国,再挣些钱给二儿子凑个首付。 老杨苦笑:“那里(南京)平均的房价都到了3万多,首付都要一百万,我不干能怎么办?”言语之间透露着无奈。他四十来岁的时候以为自己到五十岁就能退休,没想到现在55岁了,还一个人在国外漂着,老杨心里装着道不尽的酸楚。
为了早点帮二儿子攒到首付钱,老杨对自己的生活支出非常苛刻。很多家具都是从组屋(新加坡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住房)捡回来的,衣服是以前公司发的工服,早饭晚饭自己做,午饭花2新币打包一份盒饭带到工作地吃。 交通费他也觉得贵,索性就从组屋捡了一辆别人扔掉的自行车,修修补补以后直接骑着去上班了。 为了节省机票钱,老杨和大部分出来打工的中国老乡一样,平均每两年回一次国,和家人过年对于他们来说有些奢侈。每逢在国外过年,老杨都会请同乡的晚辈一起吃年夜饭。
异乡人的辛酸苦辣 即便如此节省,却还是有不被理解的时候,比如老杨跟妻子提出想要回家过年,看看老人和孩子却被拒绝了。妻子认为老杨五个月前刚回国,家里又欠了债需要用钱,就想让他趁身体还扛得住在新加坡多挣点钱。 因为长期的分居,加上新加坡有合法的红灯区,妻子不免起疑心,夫妻两的关系并不好,经常吵架。 不过,对于在国外搭伙过日子这件事,虽然见怪不怪,也曾有中国女人问他要号码,主动暗示他,但老杨一直没有这么做。他算了一笔账,如果跟人搭伙,他不仅要负担两个人的房租,还要给对方的衣食住行花钱,这样他就没办法每个月给家里定期寄一万五了。 老杨有些羡慕他的一个老乡,这位老乡90年代来新加坡打工,后来成功移民了,开了一家餐馆,老杨说:“赚了大钱了。” 老杨有些后悔没早一点来新加坡,“我来晚了,听说前些年想拿PR还是很容易的,现在我即使拿S Pass都没办法申请PR。”
像老杨这样的出国劳务者还有很多,他们不仅限于在新加坡,世界各国都有他们的影子。为了改变家庭命运,他们在异国摸爬滚打,忍受孤独和艰辛,用国外流离失所的生活换来国内家庭的安宁祥和,没有人问他们值不值,即使问了,或许连他们自己也答不上来。 异乡人的身份还要延续多久呢?没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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