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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去菲律宾，最早是因大一课堂去了趟中山北路三段上的「小菲律宾区」走访，几位菲律宾在台华侨带着我们一行人穿梭在金万万。 这不大不小的空间被划分成许多功用，平日空荡荡的走道，一到假日，老板娘们把餐桌向外推，摆上几张椅子，便成了一家家小食堂。此外，美容院、网咖、手机店、服饰店，各种生活休闲娱乐、必需品在那几乎都能找到。挤身在那小道中，周围的声音很吵杂，各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交错在空气中，那一刻，我虽然身在台北，却感觉早飞到一千多公里外的马尼拉。 大二暑假我进入前四方报实习，那三个月又累积对在台移工与新住民议题更深的理解，尔后在小菲律宾区还拍了与空间规划相关的纪录片，看见在地居民与所谓的「外人」，在真实情境里隐晦又模糊的生活界线。最后离开前，则参与社区大学的「新住民参与式预算」培力计画，更贴近了和在台湾生活好几年的东南亚姐妹，了解她们如何共同聚合自己与社区的力量，直接参与公共政策。
台北车站中庭是许多外籍移工周末聚集地我与东南亚之间，似乎一直有条隐藏的线牵系我们。但除了当短期路过的观光客外，我还想用自己的眼睛去认识这地方，让自己成为异乡人，感受当地的生活脉动。 恰巧学校的交换学生计画，提供许多东南亚学校的选项。菲律宾教育系统承袭美国大学制度，授课几乎都是用英语，对于我这个外国学生而言，确实是学习上的一大「方便」。于是，菲律宾便成了首选。 整个马尼拉地区人口有一千多万，其面积只不过是台北市与四分之一新北市的总和，每天流动在这大城市里的人如海潮中的鱼群，要搭上尖峰时间的捷运，得要等上三五班以上的车，才能勉强挤进车厢。每日塞车只不过是日常便饭，遇到菲律宾人谈起这国家的交通问题，几乎每个人都会向你无奈摇头。 记得初来到马尼拉印象最深刻的，是每间超市帮忙装袋的店员、吉普尼（Jeepney）副驾驶座上招客员，以及到处可见的守门警卫。那时我心想，这城市把各种可想像的小事，都变成一种工作机会，但为什么在这巨大城市里，依旧有这么多人得生活在街头？街童们靠小信封乞讨，妇女左手抱着孩子右手贩卖零嘴，借着微小的收入，过着勉强填饱肚子的日子。于是，因着朋友的引介，我开始走进马尼拉都市贫民（Urban Poor）的社区。
第一次走进马尼拉贫民社区，有许多「震撼」。首先去到的，是我们造访当地一位六十出头的社区组织者住处，大家平常称她做Nanay Inday，在成为组织者前，她每天天未亮就到市场买菜，准备食材、送儿子到校，中午以后就在社区里摆起小吃摊，每天大约一千披索收入，让他得以撑起整个家庭支出。然而，成为组织者后，每日开会与社区居家造访已让他分身乏术，不得不收起小吃店工作，靠着组织每月二千元零用金过日子。我们坐在Nanay Inday家的客厅聊着社区状况，她告诉我们这个社区因附近准备盖商场、盖公寓大楼的Ayala大财团，已遭遇过数次迫迁行动，留下来的，都是少数难得成功抵抗的社区。
行动者Nanay Inday后来我们还去了另一个贫民社区Payatas，是马尼拉奎松市最大垃圾处理区域。还没真正走进社区，就可闻到到空气中隐约的垃圾臭味，天空黑黑灰灰的。我们来到的其中一个小社区主要是在做塑胶的回收，刚踏进去就可见四周用塑胶袋一袋袋装好的回收物，像是砖块一般对叠在旁。这些巨型塑胶砖块除了是养家活口的收入来源，也是建造这个社区的「基底」。踩起来浮浮沉沉的地板，在雨后渗进了水像是走在舺板。
老实说，当越深入社区内部，好几次都在内心喊着想快步离开。「你们还会再回来吗？」一个年老居民这么问我们，他辛苦工作送进大学的女儿，是就读传播学院的学生，最近刚完成关于这个垃圾山社区的纪录片，「如果没有也没关系，让更多人看到这里，看到菲律宾另一面的真实，看到这才是菲律宾人每日生活的挣扎。」我笑笑点点头，想着我究竟能做些什么。
马尼拉贫民社区Payatas于是，接下来的一年，我成为一个都市贫民倡议组织的志工，跟着组织在大大小小的游行现场表达诉求，参与组织的例行会议讨论行动规划，走访迫迁安置区跟着当地的居民共同生活，举办教育讲座或是艺术工作坊。 跟着组织者到处在马尼拉跑跳，除了让我学会了如何用最省钱的方式，搭着吉普尼畅行马尼拉，不迷路。另一方面，我看见的是这群底层社会的人们，在每日的混乱与苦难之中，认清自己的限制，然后找到方法，集结众人力量，突破那些原本看似无法实现的事，而不是默默接受难以突破的阶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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