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巴托的夜啊
那么静，那么静

——左小诅咒

在乌兰巴托只是短暂地停留了两天。沙发主Lise家里临时有事回了美国，最后一分钟很贴心地安排她的室友Charlotte接待我。经常看着别人的沙发客页面就激动地有亲近的冲动，Lise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边惋惜着这次不能见面，一边感激她仍会这样惦念一个素未谋面的旅人。可这样的彼此关怀在couchsurfing上并不少见。

宽阔的道路两旁，有许多的社会主义方块建筑，像极了我成长的那个五线城市里的百货大楼1990年代的模样。这座城市，集中了整个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那些世代是牧民的年轻人，涌到首都的路上来，有些讨到了生活，有些流露街头。从南边驾车进入乌兰巴托之前，会看见周围的小山上布满了零零散散的蒙古包和垃圾堆。田矿他们告诉我，那里住着在城里待不起的乡下人——这幅场景让我想起了曾经一起工作过的东五环外的那些农民工聚居区，东坝社区里小朋友努力上英语课的脸。

我独自走在大街上，想起一路以来被叮嘱的蒙古人仇华情绪以及乌兰巴托的酗酒、贫困和抢劫，总有人内心充满恐惧，并传递这些恐惧，在不以为然中仍会被影响。不禁特别留意别人看我的眼神；在下午两点的街道上看到一个醉汉，更是肯定了那所有的刻板印象。在凛冽的阳光和风里，默默地担心自己会在光天化日下被抢劫然后暴尸街头。


（仍能看见夕阳消失在地平线的城市）

接待我的Charlotte是科隆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乌兰巴托办公室做实习生，她告诉我地址并约好下班在家见。公寓就在苏赫巴托广场后面，我到得早，就在广场周围晃悠。反正很多重要去处都在周围：北面有国家宫，东面为国家古典艺术剧院、中央文化宫，西面有乌兰巴托市政府、中央邮局等。

现在的广场小小的，大概是天安门的十分之一。这座城市不多的高大建筑都分布在广场周围，单薄得挡不住那吹过整个西伯利亚草甸和城市的空旷的风，风中吟咏着历史的来来去去：广场几异形色，国家宫现在处的位置，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时候，还是大型的寺院结构，称为“东寺”；东寺前面的广场，时时有摔跤和跳欠舞的表演；四周都是些贵族和神职人员的住所，还有著名的BruunDamnuurch Market。1921年蒙古革命后，寺院结构被夷平，在原址建造了国家大剧院。在大剧院毁于1949年的一场大火后，就盖起了现在人们所见的政府宫。现在的苏赫巴托尔广场，以蒙古开国元勋苏赫巴托名字命名（直到2013年又更名为成吉思汗广场）。和天安门广场性质一样，是逢重大节日政党领导人检阅游行和政治集会的地方。


（风吹过苏赫巴托广场）

直到1990年，苏赫巴托广场上爆发了半个多世纪来第一次非官方组织的群众示威游行和绝食抗议，全国各地亦爆发示威游行响应（广场上的示威主要由1989年12月卓力格领导成立的蒙古第一个反对党——蒙古民主联盟领衔）。乌兰巴托四处都能见到批评国家政策、呼吁民主改革的传单，人们要求蒙古的民主化与宪法的重新制定，最终导致威权政体以不流血的方式瓦解。1992年2月12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改国名为蒙古国，实行多党制，从专政制度转变成宪政民主体制。之前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在重新登记注册后在蒙古历史上的首次自由选举中获胜，执政一直到1996年于选举落败。[ii]


（1990年的绝食）

有意思的是，走上了自由化道路的蒙古国，在某些方面比自称社会主义的中国，似乎做得还要更好些。火车上同包厢的一位中国大哥娶了蒙古老婆，他在中国做生意，但是更喜欢在蒙古生活，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蒙古长大。“虽然整体比较穷，但是贫富差距小些，环境污染虽在恶化，但是没有中国那么差。生存的压力小，医疗、教育都是政府承担，个人和家庭的担子轻一些；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也会更好些。”之前在铁矿上的时候，也了解到政府对露天采矿的要求较为严格：采完之后要将原土填回，并要有植被覆盖。


（蒙古于2015年12月正式废除死刑，成为世界上第102个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是其政治文明的表现之一。图为国家博物馆前支持废除死刑的雕塑）

眼看就要到了和Charlotte约好的时间，开始往她的公寓走去。在苏赫巴托广场后面，应该是很好的社区，看指示牌在不远处有德国的烘焙房，可能是不少外国人和西化的本国人住的地方。应该是共产主义时期建的房子，没有中国那些公寓楼的逼仄，也没有莫斯科同时期公寓楼的咄咄逼人。公寓楼宽阔的大理石楼梯，很像小时候和大人去上班时的各种机关大楼，走廊里总是充满了厕所和消毒水的味道。

门开着，入口处堆着很多鞋子，光脚走在木地板上，猜这屋子里住了不少德国人。果然，Charlotte的室友，是在德国博尔基金会在蒙古的办公室实习的慕尼黑人。竟然在放杭盖乐队的呼麦，听着也是好穿越。他有两个蒙古的语伴正好要来家里吃饭，是在乌兰巴托长大的年轻女孩，我很兴奋地拿着下午在国家博物馆记的笔记，要和她们聊聊那些我没太明白的历史，我急切地想知道从哪里可以买到1990年代革命领导人那个叫做“MongolianDemocratic Revolution”（多么酷的乐队名字！）的乐队CD。可惜她们是那些养在深闺不问世事的，对我的问题一概不知，似乎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政治，没有太多兴趣。

在家里吃了饭后，Charlotte约着另外一个朋友Hannah一起去酒吧喝一杯。Hannah独自在街上等着和我俩碰头，并不像是有什么顾虑。我问她们俩对乌兰巴托治安的体会，Hannah说她被抢过一次，“但生活也还是要继续嘛”，她并不像有要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打算，依然会像今天这样和几个女性朋友晚上去酒吧喝酒；学了一些蒙古语的她，也会把想讹诈她的的士司机一下揭穿，“这种事情在哪儿都会发生的”，Charlotte说。我想想自己两次丢手机也分别在治安很好的奥地利和德国，这种事情真的很难料。很多时候，是和自信的气场有关吧。

酒吧里坐着一些“西化”的都市年轻人，他们应该来自城市的富裕阶级，穿着现代，拿着手机自拍。酒吧里另外一些外国人，并没有吸引他们很大的注意力，是不是已经习以为常？

成吉思汗是最流行的啤酒品牌。这个近代史上总是在他族控制下的国家，在极力渲染不多的民族骄傲之过往。获得独立后的蒙古发展也主要依靠国外支援，然而这些支援和投资并未得到蒙古人的认可，反而带来了很大的危机感和不信任感，国内的右翼势力抬头，崇拜成吉思汗以及他代表的军事扩张和光辉的过往，针对女人、外国人和其他一切“有损蒙古种族纯粹”的人的攻击时有发生。我在couchsurfing上认识的另外一个中国商人，感受到自己面临的威胁，而且很多是针对像他这样的外国商人。我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对富裕的外国人有敌意，毕竟很多以为当地创造GDP为名的企业污染了环境开采了资源却并未惠及当地人。可是不考虑本国政客的责任，盲目地仇视外国人，粗暴地归类一个人群，也实在是很危险的一个趋势。


（Dayar Mongol是蒙古的一个极右翼团体，人权机构称这个机构的人发起了针对女人、外国人和其他被认为有损民族纯洁性的人的攻击。图为街边的纳粹标志）

Charlotte和Hannah两个德国女孩，在蒙古做间隔年，一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一个在教德语。她们一起吐槽体制内工作的潜规则，分享文化冲击的经历。我们虽然不知道彼此具体在经历什么，却因有过类似在文化相异的国家生活的经历而心有灵犀。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是在读社科，也不可避免地对蒙古的社会问题做了一串分析和担忧，好像是在集体就着啤酒写论文。

现今蒙古的GDP，多由矿产资源的开采带来。作为腐败严重、不成熟的民主体制，蒙古的财富分配令人担忧：它将成为下一个挪威，借能源产业把整个国家带富起来；还是会成为下一个尼日利亚，国家财富被攥在一小部分人手中？还不确定。可以看到，一个类似于中国山西和内蒙古那些暴富的煤老板的阶级已经存在。苏赫巴托广场周围交通阻塞的商业街，能买到各种顶尖奢侈品；而城郊蒙古包里的生活，或许比曾经草原上的日子更加匮乏；乌兰巴托是世界上隔离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也不足为奇。因为平均寿命低，人均环境足迹大等原因，蒙古国在快乐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排到全世界第145名[iii]。同时，蒙古是面对自然灾害最脆弱的国家之一；最近几年自然灾害的频率不断上升。全球变暖是50%的原因，而当地畜牧业数量的增加是另外一个原因[iv]。社会主义的结束，意味着对牧民的社会保障和灾害面前的政府救济所剩无几，这也造成了牧民们的抗议频繁发生。冷战后的蒙古走上的发展道路，似乎融合了两种主义中最不好的面向：既没有有效的政治制衡，也没有合理的经济分配。有一刻我们各自盯着手里的啤酒，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这些问题，岂止蒙古一个国家在面临；这些问题的产生，岂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脱得了干系的？



（城里的中产阶级在吃西式快餐，而城外的居民在挖垃圾）


微醺中我们分别回家，这一路上少了些提心吊胆，三个人在大街上有说有笑。从草原上一直没有洗的澡，终于在这天如愿以偿。睡在Lise的房间，暖气太强我开了窗。窗子面朝着那条相当于长安街的马路，车流不断。终于睡上了舒服的床，却总也无法入睡。我想到自己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的相似广场上，发生过的类似革命，以及不同的结局；革命后的20多年间，似乎热情也已退去，面临着类似的困境。

乌兰巴托的夜，不那么静，也不那么冷。

乌兰巴托的夜啊
那么静，那么静

——左小诅咒

在乌兰巴托只是短暂地停留了两天。沙发主Lise家里临时有事回了美国，最后一分钟很贴心地安排她的室友Charlotte接待我。经常看着别人的沙发客页面就激动地有亲近的冲动，Lise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边惋惜着这次不能见面，一边感激她仍会这样惦念一个素未谋面的旅人。可这样的彼此关怀在couchsurfing上并不少见。

宽阔的道路两旁，有许多的社会主义方块建筑，像极了我成长的那个五线城市里的百货大楼1990年代的模样。这座城市，集中了整个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那些世代是牧民的年轻人，涌到首都的路上来，有些讨到了生活，有些流露街头。从南边驾车进入乌兰巴托之前，会看见周围的小山上布满了零零散散的蒙古包和垃圾堆。田矿他们告诉我，那里住着在城里待不起的乡下人——这幅场景让我想起了曾经一起工作过的东五环外的那些农民工聚居区，东坝社区里小朋友努力上英语课的脸。

我独自走在大街上，想起一路以来被叮嘱的蒙古人仇华情绪以及乌兰巴托的酗酒、贫困和抢劫，总有人内心充满恐惧，并传递这些恐惧，在不以为然中仍会被影响。不禁特别留意别人看我的眼神；在下午两点的街道上看到一个醉汉，更是肯定了那所有的刻板印象。在凛冽的阳光和风里，默默地担心自己会在光天化日下被抢劫然后暴尸街头。


（仍能看见夕阳消失在地平线的城市）

接待我的Charlotte是科隆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乌兰巴托办公室做实习生，她告诉我地址并约好下班在家见。公寓就在苏赫巴托广场后面，我到得早，就在广场周围晃悠。反正很多重要去处都在周围：北面有国家宫，东面为国家古典艺术剧院、中央文化宫，西面有乌兰巴托市政府、中央邮局等。

现在的广场小小的，大概是天安门的十分之一。这座城市不多的高大建筑都分布在广场周围，单薄得挡不住那吹过整个西伯利亚草甸和城市的空旷的风，风中吟咏着历史的来来去去：广场几异形色，国家宫现在处的位置，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时候，还是大型的寺院结构，称为“东寺”；东寺前面的广场，时时有摔跤和跳欠舞的表演；四周都是些贵族和神职人员的住所，还有著名的BruunDamnuurch Market。1921年蒙古革命后，寺院结构被夷平，在原址建造了国家大剧院。在大剧院毁于1949年的一场大火后，就盖起了现在人们所见的政府宫。现在的苏赫巴托尔广场，以蒙古开国元勋苏赫巴托名字命名（直到2013年又更名为成吉思汗广场）。和天安门广场性质一样，是逢重大节日政党领导人检阅游行和政治集会的地方。


（风吹过苏赫巴托广场）

直到1990年，苏赫巴托广场上爆发了半个多世纪来第一次非官方组织的群众示威游行和绝食抗议，全国各地亦爆发示威游行响应（广场上的示威主要由1989年12月卓力格领导成立的蒙古第一个反对党——蒙古民主联盟领衔）。乌兰巴托四处都能见到批评国家政策、呼吁民主改革的传单，人们要求蒙古的民主化与宪法的重新制定，最终导致威权政体以不流血的方式瓦解。1992年2月12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改国名为蒙古国，实行多党制，从专政制度转变成宪政民主体制。之前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在重新登记注册后在蒙古历史上的首次自由选举中获胜，执政一直到1996年于选举落败。[ii]


（1990年的绝食）

有意思的是，走上了自由化道路的蒙古国，在某些方面比自称社会主义的中国，似乎做得还要更好些。火车上同包厢的一位中国大哥娶了蒙古老婆，他在中国做生意，但是更喜欢在蒙古生活，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蒙古长大。“虽然整体比较穷，但是贫富差距小些，环境污染虽在恶化，但是没有中国那么差。生存的压力小，医疗、教育都是政府承担，个人和家庭的担子轻一些；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也会更好些。”之前在铁矿上的时候，也了解到政府对露天采矿的要求较为严格：采完之后要将原土填回，并要有植被覆盖。


（蒙古于2015年12月正式废除死刑，成为世界上第102个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是其政治文明的表现之一。图为国家博物馆前支持废除死刑的雕塑）

眼看就要到了和Charlotte约好的时间，开始往她的公寓走去。在苏赫巴托广场后面，应该是很好的社区，看指示牌在不远处有德国的烘焙房，可能是不少外国人和西化的本国人住的地方。应该是共产主义时期建的房子，没有中国那些公寓楼的逼仄，也没有莫斯科同时期公寓楼的咄咄逼人。公寓楼宽阔的大理石楼梯，很像小时候和大人去上班时的各种机关大楼，走廊里总是充满了厕所和消毒水的味道。

门开着，入口处堆着很多鞋子，光脚走在木地板上，猜这屋子里住了不少德国人。果然，Charlotte的室友，是在德国博尔基金会在蒙古的办公室实习的慕尼黑人。竟然在放杭盖乐队的呼麦，听着也是好穿越。他有两个蒙古的语伴正好要来家里吃饭，是在乌兰巴托长大的年轻女孩，我很兴奋地拿着下午在国家博物馆记的笔记，要和她们聊聊那些我没太明白的历史，我急切地想知道从哪里可以买到1990年代革命领导人那个叫做“MongolianDemocratic Revolution”（多么酷的乐队名字！）的乐队CD。可惜她们是那些养在深闺不问世事的，对我的问题一概不知，似乎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政治，没有太多兴趣。

在家里吃了饭后，Charlotte约着另外一个朋友Hannah一起去酒吧喝一杯。Hannah独自在街上等着和我俩碰头，并不像是有什么顾虑。我问她们俩对乌兰巴托治安的体会，Hannah说她被抢过一次，“但生活也还是要继续嘛”，她并不像有要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打算，依然会像今天这样和几个女性朋友晚上去酒吧喝酒；学了一些蒙古语的她，也会把想讹诈她的的士司机一下揭穿，“这种事情在哪儿都会发生的”，Charlotte说。我想想自己两次丢手机也分别在治安很好的奥地利和德国，这种事情真的很难料。很多时候，是和自信的气场有关吧。

酒吧里坐着一些“西化”的都市年轻人，他们应该来自城市的富裕阶级，穿着现代，拿着手机自拍。酒吧里另外一些外国人，并没有吸引他们很大的注意力，是不是已经习以为常？

成吉思汗是最流行的啤酒品牌。这个近代史上总是在他族控制下的国家，在极力渲染不多的民族骄傲之过往。获得独立后的蒙古发展也主要依靠国外支援，然而这些支援和投资并未得到蒙古人的认可，反而带来了很大的危机感和不信任感，国内的右翼势力抬头，崇拜成吉思汗以及他代表的军事扩张和光辉的过往，针对女人、外国人和其他一切“有损蒙古种族纯粹”的人的攻击时有发生。我在couchsurfing上认识的另外一个中国商人，感受到自己面临的威胁，而且很多是针对像他这样的外国商人。我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对富裕的外国人有敌意，毕竟很多以为当地创造GDP为名的企业污染了环境开采了资源却并未惠及当地人。可是不考虑本国政客的责任，盲目地仇视外国人，粗暴地归类一个人群，也实在是很危险的一个趋势。


（Dayar Mongol是蒙古的一个极右翼团体，人权机构称这个机构的人发起了针对女人、外国人和其他被认为有损民族纯洁性的人的攻击。图为街边的纳粹标志）

Charlotte和Hannah两个德国女孩，在蒙古做间隔年，一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一个在教德语。她们一起吐槽体制内工作的潜规则，分享文化冲击的经历。我们虽然不知道彼此具体在经历什么，却因有过类似在文化相异的国家生活的经历而心有灵犀。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是在读社科，也不可避免地对蒙古的社会问题做了一串分析和担忧，好像是在集体就着啤酒写论文。

现今蒙古的GDP，多由矿产资源的开采带来。作为腐败严重、不成熟的民主体制，蒙古的财富分配令人担忧：它将成为下一个挪威，借能源产业把整个国家带富起来；还是会成为下一个尼日利亚，国家财富被攥在一小部分人手中？还不确定。可以看到，一个类似于中国山西和内蒙古那些暴富的煤老板的阶级已经存在。苏赫巴托广场周围交通阻塞的商业街，能买到各种顶尖奢侈品；而城郊蒙古包里的生活，或许比曾经草原上的日子更加匮乏；乌兰巴托是世界上隔离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也不足为奇。因为平均寿命低，人均环境足迹大等原因，蒙古国在快乐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排到全世界第145名[iii]。同时，蒙古是面对自然灾害最脆弱的国家之一；最近几年自然灾害的频率不断上升。全球变暖是50%的原因，而当地畜牧业数量的增加是另外一个原因[iv]。社会主义的结束，意味着对牧民的社会保障和灾害面前的政府救济所剩无几，这也造成了牧民们的抗议频繁发生。冷战后的蒙古走上的发展道路，似乎融合了两种主义中最不好的面向：既没有有效的政治制衡，也没有合理的经济分配。有一刻我们各自盯着手里的啤酒，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这些问题，岂止蒙古一个国家在面临；这些问题的产生，岂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脱得了干系的？



（城里的中产阶级在吃西式快餐，而城外的居民在挖垃圾）


微醺中我们分别回家，这一路上少了些提心吊胆，三个人在大街上有说有笑。从草原上一直没有洗的澡，终于在这天如愿以偿。睡在Lise的房间，暖气太强我开了窗。窗子面朝着那条相当于长安街的马路，车流不断。终于睡上了舒服的床，却总也无法入睡。我想到自己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的相似广场上，发生过的类似革命，以及不同的结局；革命后的20多年间，似乎热情也已退去，面临着类似的困境。

乌兰巴托的夜，不那么静，也不那么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