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些政治、宗教团体的恐怖袭击行为是暴力，那么国家暴力算不算暴力呢？”在尼赫鲁大学的一门“印度的激进运动”课上，Thakur教授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尼赫鲁大学向来以其激进自由的风格著名（当然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是臭名昭著），也是印度左翼政治的摇篮。

Thakur教授是政治科学系的资深老师，总有一群死忠追随者，我也被他不拘的风格和引人深思的剑一般的头脑折服，成了一名脑残粉——这是后话。Thakur教授在关于印度毛派武装团体和东北部武力争取独立的团体的讨论开头，扔了这么一个问题给我们，像是当头一棒，让我们反思自己内化的许多执念，和那些貌似“客观”“权威”的概念和定义。

让我们先别急着给Thakur教授带上一顶支持恐怖主义的帽子，可是如何定义恐怖主义，谁来定义恐怖主义,或许是在讨论相关问题之时，值得我们认真思虑清除的问题。给一些人带上“**分子”的帽子，甚至把其与某个宗教、某个族裔联系起来；进而抵制，歧视，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这么多年来似乎并没有对预防或减少暴力事件的发生有什么好的效果。



★ 无处不在的暴力

好朋友Magnus是德国人，本科专业是中国研究。虽然后来硕士读了别的专业，他仍关心着中国的舆论动态，前天我们skype，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网络会那么极端地讨论难民问题，对穆斯林歧视泛滥，而且危言耸听。他说，“我讨厌‘德国还是德国吗’的问题，这是方法论的错误。谁规定德国就应该是金发碧眼信基督教的人的国家？而德国的安全状况，不可能因为这样的偶然事件而改变；这件事在哪儿都可能发生，更和移民、穆斯林没有关系”。把恐怖袭击和难民联系在一起的习惯谬论，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猖獗地繁衍复制着。而这种浅显地看社会治安问题的方式，只能推波助澜更多的政府监控，更压迫的民族或种族以及宗教政策，造成更多的社群分化和彼此敌视。

让我们看看慕尼黑麦当劳的枪击案：把它描述为一场穆斯林移民对欧洲白人的暴力，实在有些牵强附会：在整个袭击的过程中，行凶者不停地用德语喊着“我是德国人”。而遇害的七位未成年人中，三位来自科索沃，三位来自土耳其，三位来自希腊i。那个举枪射杀了9个人，射伤15个人，并最终饮弹自尽的少年David Ali Sonboly：被他的邻居描述为 “行单影只，没有朋友”；这位伊朗裔的少年，出生和成长在德国，却因为是穆斯林而在学校受尽欺负，曾不得不进入精神病院疗愈抑郁症。ii

然而，在这些频频发生的暴力袭击的当下，我们不讨论社会中的暴力问题，不讨论男性主义和枪支文化，不讨论校园中针对移民孩子的欺凌；我们荒唐地要去讨论穆斯林和难民问题。正如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Alex Rezashams诘问我们所有人的，为什么我们不去问问下面这些问题：

“怎样的欺辱和被攻击感让他（David）有必要在杀人时不断重复自己的德国身份？是什么把凌辱的受害人推向了暴力的执行者的位置？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反移民的右翼正获取越来越多的支持，这样种族不宽容的政治环境对第二代移民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什么98%的大规模屠杀其执行者都是男性？然而，我们不要思考这些问题，我们诡异地将关注点转向David是否与ISIS有联系。怪罪伊拉克或叙利亚很容易，而自省我们社会中的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些事件却很难。别再傻了：这暴力是我们社会自己的产物！”iii

2013年的夏天我参加了鹿特丹的无国界营地iv, 这个营地每年举办一次。是世界各地关注移民和自由行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聚会，在这个为时一周的营地中，有讨论组，工作坊，直接行动，游行等等。在此，各地支持难民的团体和难民的自组织交流自己的经验，了解彼此在做的事情，互相启发，共同发声。参加的难民也会和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旅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鹿特丹支持难民的“无国界”游行）

我对其中一天的行为艺术印象深刻：我们穿着便宜的假制服，在大街上找“典型白人”长相的人，问他们检查证件。“不好意思我们要检查一下你的证件，因为我们怀疑你是非法移民”。被我们拦下的路人有两种反应：大多数人起先错愕：“典型白人”长相的人对这种经历显然十分陌生，他们可能甚至不知道这样的盘查在自己的国家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是发生在肤色、装扮不同的另外一些人身上而已。随后很多被盘查的人表现得很生气，并且质疑我们的身份，他们说自己是地道的欧洲人。一位爷爷一边数点着自己祖上的名流一边气愤地扬长而去，嘴中念念有词：”怀疑我是非法移民，反了你们了！”；另外一些人，在听到我们有机会解释这次行动的动机之后，深深地体会到这样的盘查对人自尊的伤害，有一个女孩儿说自己在被盘问的那一瞬间感到很无力，自己好像突然成了我们构建的权力体制的“嫌疑人”。我们的初衷也是想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自己从未体会但是发生在平行社会中其他人身上的日常遭遇，这隐形的歧视，和制度的倾斜。或许这样的同理心，可以减少一些族群间的误解和冷漠。


（鹿特丹街头盘查身份的行为艺术）

上个星期和朋友在北京的胡同里散步，夏夜的风吹着，在那些给城市中产阶级服务的文艺的咖啡店和小酒馆旁，仍有一些传统的胡同文化的残喘；曾经住过的那条胡同口，仍有大妈翘着腿打麻将抽烟。转个圈，有一桌京味十足的大老爷们光着脊梁喝酒。当我们走过桌子，无意间听见，一位貌似有些微醺的大叔激动地说了起来，“你丫才是东北人，你全家都是东北人！我们可世辈是北京人！” 另外一个不示弱，“你说你是不是曾爷爷从东北过来的……” 我和朋友面面相觑，继续往胡同深处走去。为什么要把祖籍、种族放在一个如此重要的地位，人之为人就没有别的价值的面向了吗？可是，在一个如此崇尚强权和特权，以及狭隘地定义力量的文化中，谁又好轻易嘲笑他们个体呢？谁不同时是这暴力的价值观的产物和再生产的参与者？

当诸如欧洲十天内发生的三起袭击事件，昆明火车站的砍人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习惯了将指间对准外面，是不作为的官员，是资本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制度，是某一个民族政策；更有甚者，是“穆斯林”，是“持不同政见者”，是那些“荒蛮民族”，是他们造成了我们社会的一切问题、动荡和不安。没错，我们仍然要问责不作为的官员，没了人情味的资本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制度，不合理的压迫性的民族政策；更要问责那些让我们相信是“异类”造成所有问题的政客和他们的陈腐说辞。

可是难道我们不要问责自己了吗？克里希那穆提说“ You are your world(你是你的世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 我们的社会充满了暴力，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暴力，从看似无害的玩笑开始，从把恐怖袭击和万千无计可施的难民潮联系在一起开始,从把籍贯、种族、宗教当作人的价值的标尺开始，从把一个个多像面的个体简化为种族信仰的他者开始,从“某些人不值得我的同情开始”，从对不公的冷漠接受开始。如果能有再多一位同学或者老师，在David Ali Sonbol被凌辱的时候站出来，如果我们的社会能更多地去关注那些被忽略的“异类”、“异族”、“异教”，如果我们不是在暴力事件爆发的当下才去看社会中隐藏的种种问题，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事件也会少些？面对着一次次愤怒的爆发，在增强监控技术，提高安检人手的同时，是否要想想从更根本的地方着眼，看看我们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暴力，和每一个人在其中的角色。

★ 难民危机

“难民危机根本是虚构的，只不过是第一世界的人恐惧自己的特权消失而创造的噱头”，K说。去年10月，在难民潮涌入德国的初期，我们和一些泛左的朋友在德国南部一个叫做弗莱堡的小城市共同发起了一个叫做NoLager的倡议，是德国的一个叫做ProAsyl【一个松散的支持避难者的联盟，他们为难民提供个人化的法律咨询和法庭辩护，批判欧盟政府不断扩大“安全来源国”的清单，剥夺了来自越来越多的非欧盟国家（如科索沃，塞内加尔和加纳）的难民得到个人评估的机会。】v的联盟的一部分。Lager原意为贮藏啤酒的仓库，现在指德国安置难民的集中营，它们多是大大的白色铝合金仓库。NoLager的意思就是对德国政府集中安置难民的思路质疑：这样为了“利于管理”的方式并不人道，而且浪费了很多社会资源。有许多当地的朋友告诉我，这样整车整车把难民运到他们不知道的地方，集中放在有栅栏的集中营，没有选择的权利，和德国的主流社会隔绝，“太像我们当年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

Nolager倡导给难民提供更人道的条件，提供他们自由选择住屋和饮食的机会。另外，我们组织当地人的资源给难民上德语课，提供法律支援；还有社区厨房，是个难民和当地人可以一起做饭的地方，它让不同社团间有交流的机会；这点很重要，难民和当地人，不同族裔的难民间，总是有很多的误解，而一起切菜、进食，是一件重要的仪式，把人们重新带到一起。


（弗莱堡的BEA难民营)

我们在难民营外摆了一个摊位，介绍可以提供的帮助，热心的当地市民们送来茶和点心，和难民交流，听他们讲故事，练德语，打球，这一切都发生在狭窄的人行道旁；有一天一个叙利亚的看起来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向我走过来，他穿着讲究，犹豫了很久，终于走近问我：“请问，我在哪里？”我无法想象对生命的这种失控和无力感，他却满意地研究起了地图，猜想着和他同来的伙伴如今被安置在了哪里。

这让我想起2014年和朋友们做的一个关于弗莱堡难民安置点的调研（在2016年的难民潮到达之前，已经有来自突尼斯、叙利亚、尼日利亚、土耳其、巴尔干半岛、斯里兰卡、中国等地的难民在德国寻求政治避难），那是一门人文地理的课的集体项目。我们发现从选址，活动范围的限制，权益的给予等等各个方面，政策看似公平，实则有意地孤立和隔离难民，而非融合。在这背后的想法，是潜意识里对受害者的责难，根深蒂固地对“德国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由怎样的人种构成”的狭隘想象和定义。“他们把我们限制在里面，分明就是不想让我们和社会融合。”一个难民说。

通过和难民的接触，我们得知BEA这家难民营竟然是一家私营企业在运行，谎报人数和拿到政府的钱之后并未提供相应质量的食物和服务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我们质疑政府为什么要让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来运行这项社会职能，而很多社会上的力量想要帮助难民却无从下手。比如当地的很多人想要捐款捐物，但是难民营的负责人以没有足够的志愿者整理为由，拒绝和民间资源配合。难民营中还有各种种族主义歧视事件，部分保安对待难民像是对待犯人一样，态度恶劣。有一次一位土耳其的避难者被暴力搜身并挨了打，他向我们求助，团队中的律师决定对这位保安提起诉讼。但是几天后他决定放弃诉讼，因为他受到了难民营管理者的威胁，说这诉讼会影响他难民身份的申请，保安甚至说如果再发现他和我们往来一定会给他好看。我们想要告诉他这样的威胁是非法的，事实上难民身份的申请与此无关。可是我们理解他的担忧，也只好作罢。关于难民设施私有化给私人企业运营，大家可以看看澳大利亚的漫画家Sam做的一系列自己去难民营工作时的经历记录。vi



澳大利亚的漫画家Sam亲自去难民营工作一段时间后，把自己这段经历画作一系列漫画。图中插话为“Serco的工作人员从不关心这些避难者在来到澳大利亚前经历过什么”。

德国的好友们经常气愤那些把德国接收难民的行为当成人道主义的慈善，把默克尔当圣母的说法。“我们太会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就好像我们真的是无私的施舍一样。其实我们不是造成他们苦难的原因吗？”德国与难民输出国的灾难脱不了干系：作为重要的军火输出国，和冲突金属的进口国，德国的一些资本精英为了竞争性掠夺而无视或牺牲一些国家和地区当地社群的利益；加之德国等国家是全球资源分配不合理和从前的殖民主义和现今的新殖民主义的收益者，他们因此义务对难民承担起责任，而把本该做的责任当成慈善，把权利当福利，也是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政客常用的伎俩。

当然，德国的避难程序在欧洲仍然是最为人性的之一，相较于诸如意大利和英国来说；而欧洲的难民政策整体也比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臭名昭著的劣待难民的国家好很多。或许是由于二战历史的反省，德国大众也比较在意政治正确。激烈地反对难民移民的，其实是极少数，他们也多是在现有社会下被边缘的人群，在极右派的蛊惑中，产生盲目的排外和民粹。而支持援助难民的人中，有认为自己在发善心的，也有为自己国家在国际不平等链条中获利而感到愧疚的；有认为难民可怜但是待一待还是要马上回去的，也有认为自由行动是人的根本权利国家边界本不该存在的；有人会把难民分成三六九等（叙利亚的难民是真正的难民，尼日利亚来的就是经济难民而不该得到帮助），有人则认为所有的难民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在NoLager这个倡议中的年轻的朋友，虽然是不公平游戏规则的受益一方，却致力于改变规则中的不公，为弱势群体的权益奔走呼喊。这几个月间认识了很美丽的一些朋友。


（支持难民的街头涂鸦，“停止战争，而非停止人们”）

★ 你是你的世界

言语有力量，发声有责任。对时事关注固然重要，然而想要对一切都有些可说的偏执压力，也可说是一种强迫症了。我们太难承认自己不了解、没有想法了。从隔壁家的儿媳妇到千里外的袭击，我们总要有点想法，能在摆龙门阵的时候唠上几句，最好有些与众不同的语出惊人，好像不然会被人嘲笑无知似的；然而我们却又懒得认真去看看事情的面貌，仔细调研和推理，加之信息的封锁和语言的障碍，这样的压力下，有了跟风，盲从和胡诌：政客以难民为代价的便宜的鼓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公众号写手；“某些宗教的人都是恐怖主义者”、“支持难民的是圣母癌”这样暴力的简化逻辑……国内的很多言说和德国境内最极端的右翼纳粹集团出奇得一致。这样民粹、封闭和暴力让人脊柱发凉。

关于此，在牛津读发展学博士的朋友Y总结得好：“从平时搞笑印度、刻薄黑人；到时事中的难民、穆斯林、西方大选等很多人并不熟悉也超出日常体验的话题，中文媒体常常是信息垃圾的重灾区，因为信息不对称形成了很多偏见。有时错误之荒谬，分析之荒唐，以及背后透露出的价值观，常常让人气愤又无奈。尤其是自媒体时代，谁都能开个号写个文，在各种话题中辨别胡说八道并不那么容易”。

或许，在把指头指向外面叹息世界变坏了发泄愤怒的时候，我们也要看看自己的日常言语，网路评论，对少数群体的态度，对发生在身边的不公是否冷漠，对这个世界变得好些有否做过什么；时不时地，找静静玩玩，承认自己不知道，并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保持缄默和倾听；对自己能做的，担起一些不胡说八道的责任，因为你是你的世界。

一旦和恐怖份子沾上边，一个国家的旅游业基本就完蛋了。

讨人厌的暴力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