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在澳洲家乡遇到一对来自柬埔寨的夫妇，丈夫科伊·金和妻子莱妮·弗尤克。当时他们正在悉尼一家慈善机构做志愿者，科伊说他是柬埔寨一个贫困地区的小学校老师，他喜欢那个工作。他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此前我也做过小学老师，所以有许多共同语言和感受。科伊还对我说，如果将来能去金边旅游，欢迎我到他的家里做客。



半年后我真的去了金边，也再次见到了科伊夫妇。我与科伊、莱妮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待了一整天，科伊告诉我，他的学校在位于柬埔寨边陲波贝镇的一个服装厂内，有些学生就生长于波贝镇里最穷的人家，那里的教育专家和老师也一直短缺。由于收入很低，很多孩子的家长每天起早贪黑地在服装厂工作。其中还有不少单亲母亲，因为交不起学费就让孩子待在家里放任自流。而那些没上过学的孩子，长大后能够找到工作的机会也不多。科伊有一个愿望，就是将那些在大街上闲逛的孩子都召集回学校，给他们一个读书的机会。

我在柬埔寨小住几日，大概了解了当地的风俗民情，然后就回到了澳洲。而在那之后不到6个月时间，科伊就在柬埔寨筹建了两所学校——马路学校和铁路学校。又过了两个月后，我再次来到金边，决定在那里义务教书。

科伊、莱妮和他们的5个孩子，全家人都来到金边郊区等待我，把我接到他们家里住了3个星期。住在科伊家的那段日子，每天清晨醒来，一睁眼看到的是趴在墙上的壁虎，听到的是外面的牛哞犬吠。起来冲个冷水澡，吃完香蕉和面包的早餐，我就开着三轮车出门，大约7点半到达马路学校。两所学校都有我的课，每个星期有5天要教孩子们英语和手工。



马路学校就在马路边——科伊找了两个废弃的竹草屋，把它们修整了一下，就当成了两间教室。铁路学校顾名思义——学校背后仅几米远就是火车道，科伊将一个简易房改造成了一个可以学习的教室。尽管两所学校都如此简陋，但只要我一给孩子们上课，课堂内外就立刻会热热闹闹。有一次，一个男孩正在不远处尘土飞扬的小块空地上踢足球，看到我后马上用英语热情地打招呼：“欢迎老师！”孩子们告诉我，以前他们每天要骑车45分钟到一所公立学校去上学，一路上车来人往，路面坑坑洼洼，不仅收费太高让他们交不起学费，那里的老师还会动不动就旷课。现在一切都变了，学校离得近，还不收学费，老师每节课都会按时来到教室上课，孩子们和家长们可高兴了。

马路学校成立时只有两个班共45名学生，4年后已经发展到了12个班360名学生。在众多好心人的捐助下，科伊又在马路旁租了一间100平米的房子当教室。只是老师人手少，基本都是一个人带两个年级。学校的上课钟是一个废弃的汽车轮胎钢圈，只要敲钢圈的声音响起，孩子们就会撒腿奔往他们的教室。进教室前，他们还会把脚上穿的凉鞋整齐地摆放在门外。“早上好，老师！” 我一走进教室，分成几排坐在木板课桌前、身下是塑料凳子的孩子们，就会这样迎接我的到来。“早上好，五年级的孩子们！”我这样回应他们。

我的所有课程都用英语讲，再由别的老师给孩子们翻译成柬埔寨语。我说出简单的指令“双手举过头顶、双手放在肩膀上、放在膝盖上、放在脚趾上”后，孩子们立刻开心地跟着我做动作、唱英文歌：“头、肩膀、膝盖和脚趾！”一旁的柬埔寨老师则认真观摩，学习怎样让上课这件事变得更有趣。开始时这些老师们讲课都很程式化——把所讲内容写在黑板上，让学生们直接抄写在书本里。我这个外国老师走进课堂，不仅为这里的学生也为老师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每当孩子们学会一首新的英文歌、一个新的英文故事、一些新的英文数字以及如何表达，他们的信心就会增长一点。这里的老师和学生们，都喜欢练习着用英语互相交流。

每天上午的课程是早7点半~11点半，放学后老师和学生们回家吃午饭，然后匆匆回到学校开始下午的课程，直到17点结束。有的老师中午放学后就留在学校，一边陪我吃午饭，一边和我练习用英语聊天。我们的午饭一般都是米饭和汤，这种时候，我会用刚学会的几句柬埔寨语问他们：“‘果酱’用英语怎么说？还有‘秋天’‘星期二’‘大拇指’……”英语的发音经常会把他们的舌头绕住，正如柬埔寨语经常会把我的舌头绕住一样。

因为柬埔寨之前没有手工课，多数孩子从没用过剪刀、胶棒或者彩笔，所以我从澳大利亚带来了一些手工用的文具，在课堂上教孩子们做手工、画画。孩子们喜欢给纸上的图案涂上各种颜色，再逐个剪下来粘贴、组合，然后自豪地把自己的作品贴在教室墙上，一看到就非常开心。

我第一次去柬埔寨是在2015年，此后的4年里又去过6次，都是在那里义务教书。柬埔寨的天气炎热、潮湿而且道路泥泞，即便是城里也缺少基础设施，每当下大雨就一片汪洋。但是我仍然愿意去那里——虽然外面下着大雨，竹草教室里下着小雨，孩子们的学习热情却从没有过丝毫减少。

真是被感动的痛哭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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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柬埔寨义务教书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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