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岳老师吗？”

在曼谷街头，公司楼下的中国房产中介公司，我听到有人这么叫我。

叫我的人，是以前在泰国乡下教中文时，班上的学生。

来曼谷几年后，发现自己曾经教过的中文系学生，大都跑到了曼谷和芭提雅就业——其中一大半在向中国人卖房子。

“老师还记得，那个阿才吗？”

“阿才？你说的是哪个阿才？”

“就是那个卖席子的阿才，每天在学校里卖草席的那个啊！”

“哦，你是说那个台湾人……你不说，我都不知道他叫阿才了。”

在那个狭小的泰国县城，没有人不知道阿才的存在。



十几年前一个普通的下午，一个身形佝偻的汉子，抱着一堆大大小小的草席，推开了中文办公室的门。

“要草席吗？小的垫桌子、大的垫屁股，价格便宜，好好看！”

男人用歪歪的泰语兜售道。

“不要。”

“看一看吧，质量很好的，又漂亮，又结实！”

男人满脸堆笑，然后不由分说，给办公室里每一个老师手里塞了一张草编桌垫。

那种笑容，让人很熟悉。

既专业，又饱满，有一种让人不忍拒绝的热情，以及甜度过分的谄媚，像是老北京茶馆门前揽客的老掌柜，又似见了日本太君点头哈腰的老汉奸。

那是一种泰国小贩绝对做不出来的表情。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就是一种，只有中国生意人才能挤得出来的假笑。

最终，他还是没能卖出一个杯垫。

他悻悻地收起自己的草席，脸上职业性的笑容在瞬间从脸上卸去。

“大哥，你是哪里人？”我忍不住好奇，用泰语问他。

他收拾好东西，往门口走去。

“台湾。”

他嘴里轻轻说了一声。



从那天开始，这个神秘的台湾小贩，开始在整个县城周围，来回移动。

他年龄看着不小了，应该有五十多岁，剃光的头上生长着一些泛白的发梢，满脸皱纹，很像是鲁迅、老舍笔下的某些人物。

每天早晨，他像是一百年前的华人小贩一样，挑着一大摞草席草垫，在泰国乡间挨家挨户兜售，用闽南口音的夹生泰语高声叫卖。

泰东北乡下，外国人倒是不缺（泰国女人的洋人夫婿，村村都有），但是外国商贩用这么原始的方式叫卖草席，这个场面还是有点奇幻。

因此，十里八乡的泰国乡亲们，很快认识了他。



时间一长，这个神秘的台湾人，几乎成了当地一景。

泰国乡下人心肠很软，禁不起如此恳切真诚的反复推销，因此最后多多少少都买了点什么，给台湾大叔贡献了一些业绩。

泰国东北部，人出门时都喜欢带一个小草席，一个塑料冰块桶，走累了往地上一铺，便是一个临时的野餐休息区，因此在泰东北，客运站、停车场、人行道、医院走廊上，总是热闹非凡，像樱花盛开时节的上野公园一般，坐满一地。

这样一来，草席就变成了一种日常消费“刚需”，只要你认真去卖，总会有人去买。

台湾大叔的草席推销事业，还算过得去。



“老师，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到泰国来，而且是这么乡下的地方来卖草席吗？”

我摇摇头。

这也一直是我的疑惑，但是当时我并没有那样的意识，那样的动力和勇气，去找一个陌生的台湾人去刨根问底，

只需旁观，何必深究——谁知道会问出个什么来，万一人家是个陈桂林呢？

“怎么，你知道那个人是哪儿来的？”

“是的呢，我能来曼谷工作，和他还有点关系呢……”



台湾大哥，自称阿才。

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也不清楚他是以什么签证留在泰国。

他出身于台湾南部，早年学习成绩不太好，便跟着舅舅一道学做生意。

少年的他，每天开一辆破旧的日本三轮车，将码头鱼缸的海鲜运往内陆的市镇，再将山中的柑橘和凤梨用卸货后的空车运回港口。

得来的钱，草草装在白色的塑料袋里，塞进皱巴巴的口袋中。

腥臭的鱼虾，和淡淡飘香的水果之间，他更喜欢后者。

扁上台那年，他开始到泰国清迈，做台湾和泰国之间的水果贸易。山间穿行的三轮车，变成了飘扬过海的货轮，黄金年代的台湾钱淹脚目，人们热衷于花大价钱购买来自热带的水果。

入账的纸钞，塞满了他的裤兜，已经不是透明塑料袋所能装得下的了。



有钱了之后，他在泰国娶了一个妻子。

妻子也是华人，在山区长大的她，懂得丈夫的语言，也乐于成为丈夫在泰国做生意的助力。

妻子的弟弟、妹妹、以及妹妹的同学，都进了台湾阿才的公司，他的业务从水果拓展到了工程建设，在泰国的一个荒凉的海岛，开发一间别墅酒店。

他的妻子，为他生下了两个儿子。

孩子满月时，阿才兴高采烈地在村里大摆宴席，专程从福建泉州请来了宴会的大厨，向每一个前来祝贺的泰国村民拼命敬酒。

厄运，突然来临了。

当度假村即将竣工时，岛屿的所有者——泰国海军，突然神奇地记起来，在这片海域建设酒店是不合法的。

于是，合同被取消，工程停工，之前与阿才签约的泰国官员，转眼间消失无踪。

新闻被报上电视的时候，他的第二个儿子，刚刚满月。

他曾发疯一般地抵抗，带着村民和丈人家的亲戚，在停工的工地上，拿着铁锹，与泰国军方的执法部门对峙了两天两夜。

最终，依旧难以挽回一切，贷款筹集的3亿泰铢，全部化为乌有。

阿才，债台高筑。

他的村落里，关于阿才的话题，成为了一个禁忌，一个笑话。

那些曾经受他恩惠的人们，开始用一种戏谑的口吻去嘲笑他的失败。

曾经灯火辉煌的豪宅，变得门庭冷落；接待四方贵客的茶室，现在坐满了上门讨债的债主。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他用最后的钱，将妻子和孩子送上孔敬机场的航班，带着家中所有值钱的一切，飞往一个万里之外的国家。

阿才，留了下来。

他不能回到自己台湾的家乡，因为那意味着某种难以承受的羞耻。

他不能随着妻儿跑路，因为那是让债主承诺“祸不及妻子”，最后的筹码。

他留在了泰国，留在了一个既不是妻子家乡，也不是自己故土的地方，像一个被世界遗忘的幽灵一般，在晨曦晚霞之中飘荡。

早出晚归，贩卖草席，将每个月攒下的钱，寄到远方家人或者债主的账户里。

与其说那是一种支付，更毋宁说是一种聊胜于无的仪式。

让他的活着，变得更有意义一些的仪式。



有一天，他在兜售草席的时候，遇到一个泰国女人。

这个女人，曾经嫁给一个台湾的老人，在老人去世之后，被老人的家人赶出了房子，拿着一纸离婚的判决，回到泰国家乡。

她请阿才，帮自己看看，那张盖着正方形的印章，行文晦涩古奥的判决书。

而最终，阿才留在了那个女人的家中。

村里的人们，在短暂的错愕之后，默认了这一事实。一些孩子即将升学的父母，开始向他打听留学中国的途径；毕业的大学生，向他请教中文专业就业的方向。

我的学生，就这样找到了一个地产中介的工作，带领着从中国飞到曼谷的中国客户，在一个个公寓中来回穿梭。

“他现在还在吗？”

“已经回去了。”

“回哪儿去了？”

“不知道，就是回去了。”

新冠疫情结束后，阿才接到了远方打来的一个电话，于是带着自己事实上的泰国妻子，锁上了家里的大门，翻出许久没有使用的护照，踏上了去往远方的航班。

有人说，他是去奔丧。

有人说，她再婚的妻子，为他找到了一个归宿。

但是，他究竟去了哪里，又为何要带上自己的泰国女人，终究没有人能够说得清。

“卖草席的台湾人”，就这样消失了，像一个迷。

村里的人们，讨论了一些时日，然后渐渐不再有人提起。



告别我的学生，我坐在自己的房间中，回忆那个模糊的面孔。

在那谄媚而卑微的笑容之下，竟还有这那样的故事。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还见过几个当年的学生和老师。

提到“那个卖草席的台湾人”，每个人都记得他，像是一个岁月的吉祥物，令人唏嘘，却也说不出其中有何深意。

我依旧上班下班，在这个逐渐不再陌生的国度里，等待着自己的命运，敲响我的门扉。

疲惫而昏昏欲睡时，我仿佛梦见到一个人，收拢起整个房间的尘埃，转身离去。

在关上房门的最后瞬间，他转过身来，第一次让我看清了他的容貌。

脸上是不再谄媚的笑容，像是中年男人曾经骄傲的岁月一般，平静，而又坦然。



我问他，你要去哪？

他对说出了一个，在梦中我无法听清的名字。

在梦中，我想不起那是哪里。

但我知道，那个词，一定是一个他能够回去的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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