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新加坡去”，已经成为中国青年去向海外发展的一种选择。

物价真疯狂

当被房东告知新一年的续租价格将从4900新元/月涨至5900新元/月后，来新加坡工作近五年的“新漂”老马，终于切实感知到了变化的来临。

一切其实早有征兆。两年前，老马和好友夫妇租下了这套位于市中心的高层复式Condo（公寓），前任租客也是来自中国的“新漂”，对方告诉他，房主是本地收入颇丰的牙医，另有住房，这套公寓被用于长期出租、谋取投资收益。

但从今年年初开始，房产中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老马生活里。“基本上每一两周都有一个人来看房，想买这套公寓。”熟悉的中介告诉老马，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如火如荼，现在的价格足以令“不缺钱”的房东感到心动。

这与老马的预期不符。之前两年因新冠疫情肆虐，新加坡两度采取封锁措施，并在2020年3月18日关闭了新加坡-马来西亚陆路口岸，这一举措导致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滞留当地，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地产市场，尤其是房屋租赁市场的需求。但今年4月1日，新马陆路口岸重新开放，新加坡的出入境政策不断放宽，老马曾预估房价房租将出现回落，但市场需求不降反增，房租的急剧上涨更是席卷了整座城市。

隔离期的窗景。在新加坡封控期间，

市民被要求居家办公，尽可能减少外出聚集。

“所有的人，从住别墅的总监级员工，到住公寓和住HDB（组屋）的普通员工，所有人的房子都在加价！”老马并不是唯一遭受巨大冲击的人，他就职于一家全球知名的电影公司，部门同事来自世界各地，公司恢复职场办公后，大家交谈的共同主题之一就是飞涨的房租——上涨30%尚算温和，加码50%也是常见，更有甚者“直接double（翻了一倍）”。连收入是老马“少说好几倍”的部门总监，都考虑搬去更便宜的房子。

令人焦虑的不仅是“日新月异”的房价，“是所有东西都在涨价”！老马的女友、中国女孩小林来新加坡求学八年，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全面价格上涨。食物价格的变化同样直观，学校里小林喜欢的一家披萨店，“原本价格是4块到6块新币，8月份开学后，已经全面涨到8块钱以上”。她和老马常光顾、主打平价饮食的食阁，价格最低的套餐也上涨了近百分之二十。

唯一的例外是一家卖烧鸭饭的小店，“他们家不涨价”。但小林发现，同样价格的一份饭，曾经装得满满当当的烧鸭消失了，只余下单手能数清的肉片稀疏点缀在米饭上。老马打趣这是“一个巨型寿司”，小林却觉得，寿司的配菜至少能盖住米饭，“这个才盖了四分之一”。

水电煤的价格同样大幅飙升，每月综合下来也要两百多新元，这让前些年从未因吃穿住行的花销头疼过的老马感到了压力。一直租住公寓，甚至打过购房主意的他不得不承认，如果物价持续膨胀，他或许要搬去价格更便宜，但配套服务相当有限的政府组屋。

老马和小林探讨过物价飞涨的原因，除开国际局势变化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浮，老马将这些多归咎于正不断向新加坡迁徙的外来者，尤其是他的中国同乡们——享受高薪的互联网从业者，以及在Web3.0和区块链行业掘金的投机客。老马并不欢迎这些同胞的到来，并一定程度上将他们视为哄抬市价的元凶，这些人也并不像他一样，会为飞涨的物价感到焦虑。

“就说房子吧，无论涨成什么德性，都有很多人在抢。我在小红书上、在知乎上都刷到过，说房子挂上去两三个小时，就租出去了，有人甚至直接视频看房就敲定，交两个月押金签两年。”老马的收入在当地尚算丰厚，高于新加坡人力部发布的居民收入中位数，但现在，他的声音里有着真切的焦灼和疑惑：“你不理解这些人到底哪来的，这么多人，而且一个个手里好像都不缺钱！”

降薪加入新公司

半年前抵达新加坡、顺利入职当地头部电商公司Shopee的利强，大概率是老马不欢迎的那类人。利强之前就职于国内知名互联网硬件公司，属于较高级别的技术人员。和很多拿到高薪职位跳槽的国内同行不一样，今年刚获得职级晋升的他是降薪加入新公司。

在利强看来，新加坡是他的必然选择。决定出海发展后，利强曾列出一系列去向——排第一梯队的是美国和加拿大，排第二梯队的是欧洲各国，接着是日本、澳洲和新加坡等地。“在互联网行业，其实就这几个选择。美加迁过去的整体成本比较大，现在美国签证也不好解决；而欧洲相对薪资更少，我现在还是能挣钱的年龄，就没往那边找。”

排除这些考量，利强最终挑中新加坡，也是因为他参加面试时一家新加坡公司高管对国际局势的判断。

“他说，在中国和西方冲突不断的情况下，新加坡作为一个缓冲跳板，是很多公司的选择。”利强很为这一观点触动。从宏观角度来看，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咽喉位置，拥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影响力辐射整个东南亚；其领导者多年来在国际政局中的博弈经营，也使得新加坡能在逐渐升级的东西方矛盾中，保持住一种微妙平衡。

来新加坡不久，曾在欧洲生活过一年的利强就发现，相较西方世界对待中国问题的偏颇报道，新加坡的媒体至少在态度上做到了客观均衡，这为中国求职者融入当地社会营造了较好的舆论环境。

事实也似乎正如这一高管所言。从2020年开始，中国互联网公司巨头在西方市场频频受阻，开始将战略重心向新加坡倾斜，在此购房置地、招募员工，开设办公中心。一度有媒体揣测，新加坡将从国际“金融中心”变为“码农中心”。

2022年，有更多中国富人转投新加坡，今年年初至4月底，新加坡金融监管局共接到143间家族办公室的申请，其中63间来自中国。据金管局4月宣布的更新条款，新加坡13O计划下，家族办公室辖下基金的最低资产管理规模为1000万新元，并要承诺在两年内增至2000万新元。

这半年里，利强不断接到国内朋友们关于新加坡的咨询，对方可能是像他这样刚过而立之年的高级技术人才，也可能是硬件或互联网科技公司的高管，“像是阿里的P9，他们都是带着人带着任务来新加坡的”。

新的资本力量也在涌进新加坡。我见到董明时，她正忙于审批下属Judi提交的出差报销。“出差费都批得手软。”她口气夸张，待看到文件最末的总数，又忍不住说了句脏话：“X的，这只是住宿费和单人机票，他们还没报餐费，对，还没算上隔离费用⋯⋯这总数我都不敢算！”

董明是国内某老牌区块链项目的市场负责人，对她来说，在熊市时花费十数万元安排两位下属赴新加坡参加一次会议，其实并不划算，但她却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安排——“我们（开展商务的）必须要出去，现在国内已经没有什么大型的行业展会和交流活动了。”董明很清楚，去年 5 月开始，中国对区块链尤其是虚拟货币业务的监管不断收紧，大量从业者将业务转向国际市场，而政策宽容、华人适应门槛低的新加坡正是他们走向海外的桥头堡；加之今年国内疫情反复，大型峰会无法举办，9月末在新加坡开幕的“TOKEN 2049”就成了所有中国从业者不可缺席的重要舞台。

当然，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近一年来，董明和她的伙伴们发现，中国人在区块链行业的“定价权”已经转移。“以太坊创始人V神（Vitalik Buterin）是我们行业毫无疑问的大佬，他2014年还在学中文，为啥？因为那时候市场在中国，中国的交易非常非常活跃。”但董明知道现在不一样了，尤其随着WEB3.0等新概念在海外迅速普及：“我们行业里就开玩笑说，中国的创始人们发现，2022年最大的业务瓶颈是——你要学英文。”

大量国内项目将工作地点设在新加坡，因为这里优厚的税收政策和开放的监管态度，更因为这里汇聚了大量国际资本，是中国从业者链接西方视野、拿到新一阶段入场券的必争之地。

“TOKEN 2049”或许正是这一趋势的风向标。Judi参会时观察到，上台宣讲新项目的几乎都是外国人，台下虽满是中国面孔，但大家公开交流时，默认使用的语言却是英文，“要考虑每个项目都会有一部分外国人过来”。Judi私下也同很多华人客户和潜在合作方有过交流，她能看到对方高涨的创业热情，但最大的感触却是：“他们融资上的困难会比较多一些。现在这些投资人，在团队创始成员都是外国人和都是华人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不会选择华人做的项目。”

董明也能从一些新闻报道上看到同行们遭遇的类似窘境，她在手机上滑动着文章，语带讽刺：“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当年扎克伯格需要中国市场时，还顶着个大雾霾在天安门跑步，那时怎么不说中国人不行了？”

周期

在身处新加坡的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眼中，过去两年的主题除去疫情，便是增长与扩张。中国女孩余涵2020年入职本土互联网巨头Sea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她记得很清楚，此后两年，公司用来举办迎新会的集团大楼一层几乎没有空闲下来的时候。

“尤其是2020年和2021年，发展势头真是非常猛，”余涵细长的眉毛耸起，语气夸张，“每天你都可以看到新面孔！”余涵所在的团队整体业务量不大，但也很快扩张至三四十人规模，她还一度因此陷入“会不会无事可做”的焦虑中。中资互联网公司同样在疯狂招募员工，余涵的一位同事就被字节跳动设立在新加坡的业务部门挖走，“他们工作就好辛苦，但给的工资也确实很高”。

有商科背景的余涵知道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样的快速扩张。“东南亚的人口结构和中国不一样，还有很多人口红利；消费者的理念和习惯也和中国不太一样，可能落后，可能超前，但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余涵认为，这意味着东南亚广袤的市场之下，潜藏着某些在中国快要消失殆尽的造富机遇。

扩张的势头至少持续到今年年初。今年1月，利强开始参加新加坡的互联网公司面试，对方态度大多迫切，“都说我们招不来人，我们很缺人”。但半年后，一张来自脉脉职言社区的截图在利强和余涵的朋友圈刷屏——某位即将入职Shoppe的中国博士生发布了自己的最新遭遇：他携妻带狗刚落地新加坡就接到“新雇主”Shoppe的电话，被告知工作职位已取消，而在航班起飞前，他才收到了公司发来的下周工作安排。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因为这件事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大裁员了。”利强告诉我，自己与这位博士生的工作内容类似，尽管身处核心部门，还未被裁员的海啸波及，但他和同事们也有一种“兔死狐悲”的凄凉感。因为之前就职的国内公司发展稳定，利强未曾直面过互联网的裁员浪潮，他没料到自己几番考察后选定的海外优质企业，“这么快进入一个大的衰退”。

一些存在已久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公司内部交流会上，利强曾听高层员工探讨：“就说任何一家伟大的公司，都是有统一市场在支持的，只有Shoppe是例外。”现在看来，这一例外的存在或许只是暂时的。利强判断，Shoppe本身的战略决策失误是致使它出现大溃退的主因；不过缺乏一个足够大的统一市场，也已成为Shoppe走向伟大的路途上难以逾越的绊脚石。

“新加坡虽然是东南亚的核心，但这里不是个统一市场，不同国家的政策、法律、用户习惯⋯⋯种种都不一样。”利强从行业好友那得到过信息，同样立足新加坡，由字节跳动等中资公司主导的跨境电商仍在快速发展，“但在不同国家进展的程度也非常不一样”。

剥离开新鲜的繁华表象，新加坡也有难于挣脱的现实桎梏。截至2022年7月，新加坡总人口不足六百万，本土缺乏足够的人口红利去哺育科创独角兽成长，而与它仅一峡之隔的印度尼西亚拥有约2.7亿人口，近年来已诞生诸多互联网明星企业。

一些新鲜的浪潮也正悄然退去。在涌向新加坡的区块链新人眼中，“TOKEN 2049”的余热还未散尽，但在圈里混迹多时的“老鸟”们却知道，新加坡已经不再是他们迁徙的最优节点。

和我见面前，董明刚与一位圈内好友通过电话，对方正准备搭乘班机从新加坡飞往纽约。这样的二次迁徙并不罕见，2021年12月8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在国会山举行了“数字资产和金融的未来：理解美国金融创新的挑战和益处”听证会，此后对这一行业的发展更是不断释放友好态度。据CB Insights统计，2022年第一季度，全球63%的区块链融资发生在美国。聚集了大量WEB3.0公司和投资人的美国，已经成为技术极客们的创业天堂。

另一些从事加密货币交易的巨头们，则奔向了位于中东的迪拜、南欧的马耳他，或是发展更为滞后的亚非拉国家。董明告诉我，类似哥伦比亚、越南这些基础设施欠缺、货币持续高通胀的国家，“天然就对加密货币非常友好”。

“现在我们在新加坡也没那么多人。说个好玩的，”晃动着手里的咖啡，董明轻声说了个名字，“就像XXX，我们圈里不算太什么的，在新加坡都已经变大佬了。”

海上港湾

新鲜资本带来的热闹喧嚣，似乎很难被身处传统行业的老马所感知。在他眼中，这座逐渐开放的城市，并未真正走出疫情的阴影。

“我至今还在居家办公。”老马在电话那头敲击着键盘，声音愤愤。他复工时发现，公司已经卖掉了办公楼，从房主摇身变成“租客”，原本两层的职场，“现在变成了一层。我们座位不够了，所以大家得轮着去”。

现在，老马每周仍需在家办公三天，这意味着他要继续支付多台电子工作设备和空调产生的高额电费。他知道自己变穷了，公司也是，不过更让他惆怅的是：“我感觉我都好久没去电影院看电影了。我们做的片子也从影院电影为主，到一堆Netflix和Disney+（流媒体影视项目）。”

一些东西已经失落在被疫情覆盖的岁月里。被视为新加坡特色、遍布街头的食阁是老马常去探索的休闲地，里面有着不少物美价廉的美食档口，但现在除开一些“网红”食阁，泰半食阁里的多家小店都关门歇业。“这些店铺没有恢复，他们是真的直接就死了。”老马的口气有些沮丧。食阁的萎缩，意味着普通居民能选择的平价食物大大减少，这表示他们的生活成本还将继续升高。

飞涨的物价和涌动的热钱，不一定是经济繁荣的号角，也会指向无法探知的风险。小林就读的是经济类专业，教授在课堂上告诉她们，现在是新加坡通胀很严重的一个时期。“他讲新加坡现在遇到的问题困难挺大的。”小林刚上大三，还不太能清晰预知高物价、高通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但身边找不着工作的焦虑朋友、对业务发展感到压力的实习公司老板，都在告诉她：“这两年经济状况不太好。”

疫情持续这三年，老马认识了一些新的中国朋友，其中不少人在边境开放后选择离开新加坡，感觉生活已经“逐渐离谱”的老马，却还是想继续留下来。大学毕业后，他其实去过很多国家，也在北美生活过一段时间。“我去多伦多时，感觉大家对你就很冷淡，温哥华那边是热情似火，新加坡又不一样，这边就是正正常常。”但老马觉得：“正常特别难能可贵。”

和在白人世界获得的冷待，或是近似刻意的亲切不同，漂泊的中国客人在新加坡能尽量自然地融入当地。人们交流友好，但又各有轨迹，用小林的话来说，“你会觉得好像生活在一座自己的城市”。

新加坡也为“95后”女孩余涵提供了一弧港湾。来这之前，余涵在法国巴黎留学深造，她的一些住在较为偏远地方的同学，在深夜的街巷遭遇过抢劫和殴打；尽管自己住在市中心，但白日街头游逛的一些精神异常的流浪汉，也足以让她感到害怕。

“但在这里，我从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全，就算我忘记锁门也没关系，因为犯罪率非常非常低。”在余涵眼中，新加坡是一座对女性相对友好的城市，安全且充满秩序，而在这个由华族主导的城市国家，她也能找到“更强烈的认同感”。

新加坡能给予余涵的还远不止这些。与出生在首都北京的老马、利强不同，余涵的家乡是四川乐山，这座安逸小城很难给予她更为开放的视野。小时候，母亲会告诉她女孩子“要皮肤白”“要长得瘦”才是好看。

“其实我在国内时，包括读大学的时候，都是非常不自信的人，我对自己的长相和身材都没有安全感。”余涵曾长期被容貌焦虑所困扰，她担忧自己的皮肤不够白皙，身材不够纤细，也质疑自己细长的眼和圆润的鼻头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但来到新加坡后，她惊奇地发现，街头和她拥有同样肤色的东方女孩们都自然地展露着自己的身体，“你真不觉得她们是肤白貌美的，你也不会觉得她们的身材是非常好的，但她们就非常自信”。

那套让余涵焦虑多时的颜值框架，被无形的力量砸碎了。在新加坡，她很容易获得身边的同事朋友，或是约会对象的赞美，初时她会惶恐，“就觉得你为什么会夸我漂亮？”但渐渐地她意识到：“美的标准和定义，在这里可能更多元化一点。”

余涵能清晰看到这几年来自身发生的改变，她坦率地告诉我，自己现在不用大牌化妆品，护肤品仅从屈臣氏采购；她不会时刻妆容精致，也不执着于名牌皮包和服饰，“我的鞋子都是淘宝一两百人民币就能买到”。

在余涵的微信朋友圈里，有着她去往各地旅行时的照片，里面的女孩会摆出各种搞怪表情，那张笑起来有小巧梨涡的脸上保留着打结的眉头和各种表情褶皱。你很容易被这样灿烂的笑容所感染，也很难在其中找出美图软件留下的痕迹。

在新加坡街头很容易发现各种华人文化元素。

游子

几乎没有人能忽视自己在新加坡生活所获得的便利。这座城市设计精巧，公交路线规划完全、购物商超分布工整，漂亮的植被景观点缀在高楼大厦之间。如果撞上雨季，你甚至不需要带伞，路面延绵的连廊足以遮去一切风雨。奉行“精英主义”的政府把这里治理得整齐规范，又巧妙地在民众生活中隐去痕迹。

尽管在这里构建了自己的国际视野，并享受到了舒适生活，但余涵却并不认为自己会长久留在新加坡。“这里有点像一个虚拟的小岛，有点人工建造的痕迹。”四年时间足以让余涵发现，这个城市国家井然秩序下潜藏的隐秘规则：“在这里，如果你是一个本地人，你的人生轨道可能就是政府为你写好了，你要做什么，在哪个时间段买房子、生孩子。”这让喜好变化和挑战的余涵觉得，永远生活在这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北京人利强和人聊起新加坡时，常会拿自己的家乡做对比，这里天气更宜人、食物也可口，但很难找到那种藏在老胡同里的文艺酒馆和地下摇滚乐队。利强的同事也有一些本地人，他们大多拥有类似的人生规划，热爱运动、不沾烟酒，生活健康又有朝气。总有些“叛逆”想法的利强却觉得，这种缺乏“反抗精神”的生活实际上展示了一个“被规训”的社会，虽能包容诸多种族和谐共处，“但对不同人想过不同的一生这样的想法，它的包容性，我觉得是没有北京强的”。

永远停留在夏日的新加坡，也不总得老马欢喜。“这里根本没有变化，四季没有变化，天气无非是晴的和雨的热天。你的衣服也没什么变化，每天去的地方也很少有变化。”来新加坡第三年，老马发觉自己对时间的认知变得模糊。在四季分明的北京，他能靠着春日花色、仲夏蝉鸣、深秋落叶，或是隆冬新雪来标识记忆。但现在，被浓郁绿色裹着的潮湿空气整日包围着他，有时他试图捡起某段记忆，居然会迷惑它们到底发生在哪一年。

新加坡的一切都有些“太平了”，至少在喜好旅行探险的老马看来是如此。它的国土面积有限，季节和地貌单调，“来这一开始的两年，你会觉得很爽，方便快捷又安全。但当你充满开心和激动地探索完后，会发现，‘天啊，我还能干些什么？’”老马用一个来自脱口秀演员的段子来展示这种乏味：“新加坡疫情之后鼓励大家旅游，开始重新挖掘一些景点，其中一个叫武吉知马旧铁路。你看看，新加坡的一段旧铁路，都能被弄成一个景点。”

对旅居的中国人来说，新加坡也并不能算是世外桃源，它同样保有一些华人社会的共同焦虑。最常为人议论的就是教育“内卷”——小林选择在初中时赴新加坡求学，她是河南人，希望借此避开“高考大省”的竞争压力。但考入当地学校后，她却发现：“新加坡这边的小孩从小学就开始疯狂上补习班。本地也有很‘鸡’的家长，周末给孩子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安排得满满当当。”中三中四时，小林开始上英文补习班；上高中后，又添上了物理补习班。各类学习机构收费不菲，如果非本地公民，拿不到政府补贴，仅在教育上就需支付一笔可观费用。

传统的生育压力同样不可避免。近十年来新加坡生育率持续下跌，已降至历史低点。小林告诉我，政府正在“非常努力地劝人生小孩”，她在乘坐地铁时还能看到各种颜色鲜艳、表达夸张的生育宣传图刷满车厢。当地的华人女性有时也难逃“催生”魔咒，小林已婚未育的初中老师，还在社交媒体上抱怨过长辈们年节时的“催生”轰炸。

不过，传统的保留对停泊海外的游子来说，也并非全无益处。直到今天，新加坡还留存有诸多华人传统，生存此间的人们也尊重这种文化痕迹。老马就职的美国公司在中国节日时，会专程请舞狮队来公司表演，并向员工派发“开工利是”。

“这边闽南人和福建人居多，他们有茶文化、佛文化，还有什么拜拜文化！就是大年初一要去庙里拜一拜。”老马高兴地与我说起新年时四马路观音堂外排起的长队，说起“Seven Month”（指农历七月）时，中国城的人们焚烧金银纸，在祭祀品旁竖立标牌，用各种语言向外国人说明“中元节”的民俗禁忌。老马甚至觉得，能成功兼容各种族文化的新加坡，留住了一些快消失在他故乡的东西。

排灯节，又称印度灯节或屠妖节，也是新加坡的一大主要民族文化节庆活动。

节日期间，“小印度”会举行各式各样带有民族特色的庆祝活动，游客也能参与其中。

我们在北京秋意最浓厚的晚上闲谈，而前一天，老马和小林去参加了“小印度”（新加坡的印度族群的聚集地）的“排灯节”庆典。长街上热闹非凡，他和她挤在人群中，看穿着纱丽的女人摇晃烟火棒，孩子们挥舞着玩具枪向空中射出金纸碎屑；不同肤色的人聚在一起欢笑，将一种小玩具砸向地面，炸开后噼啪作响。

老马感觉自己徜徉在一种久违的新年气氛里，他想起了故乡的年，不是前两年他回家过得没滋没味的那个，而是童年记忆里更久远的年夜——那时，四九城的二环里还没有高而密的现代化大楼，城区也不限制燃放烟花爆竹。

除夕夜，他和同龄的玩伴从整挂鞭炮上揪下一把散炮，在追打中尖叫着点燃扔开，一路闹腾到年夜饭。饭后，再嬉闹几回，父母就载着玩累的他回到位于海淀上地的家。长路空荡，车辆一路向西，午夜将近时，烟花在天际次第燃起，将他贴在后车窗上的侧脸瞬间映照成金色。大朵大朵的绚烂色彩在空中交汇、重叠，再碎裂跌落；响彻耳畔的轰隆声绵延不断，伴着遥远的欢悦呼号，像是叩响新一年的无尽钟声。（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到新加坡去”，已经成为中国青年去向海外发展的一种选择。

物价真疯狂

当被房东告知新一年的续租价格将从4900新元/月涨至5900新元/月后，来新加坡工作近五年的“新漂”老马，终于切实感知到了变化的来临。

一切其实早有征兆。两年前，老马和好友夫妇租下了这套位于市中心的高层复式Condo（公寓），前任租客也是来自中国的“新漂”，对方告诉他，房主是本地收入颇丰的牙医，另有住房，这套公寓被用于长期出租、谋取投资收益。

但从今年年初开始，房产中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老马生活里。“基本上每一两周都有一个人来看房，想买这套公寓。”熟悉的中介告诉老马，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如火如荼，现在的价格足以令“不缺钱”的房东感到心动。

这与老马的预期不符。之前两年因新冠疫情肆虐，新加坡两度采取封锁措施，并在2020年3月18日关闭了新加坡-马来西亚陆路口岸，这一举措导致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滞留当地，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地产市场，尤其是房屋租赁市场的需求。但今年4月1日，新马陆路口岸重新开放，新加坡的出入境政策不断放宽，老马曾预估房价房租将出现回落，但市场需求不降反增，房租的急剧上涨更是席卷了整座城市。

隔离期的窗景。在新加坡封控期间，

市民被要求居家办公，尽可能减少外出聚集。

“所有的人，从住别墅的总监级员工，到住公寓和住HDB（组屋）的普通员工，所有人的房子都在加价！”老马并不是唯一遭受巨大冲击的人，他就职于一家全球知名的电影公司，部门同事来自世界各地，公司恢复职场办公后，大家交谈的共同主题之一就是飞涨的房租——上涨30%尚算温和，加码50%也是常见，更有甚者“直接double（翻了一倍）”。连收入是老马“少说好几倍”的部门总监，都考虑搬去更便宜的房子。

令人焦虑的不仅是“日新月异”的房价，“是所有东西都在涨价”！老马的女友、中国女孩小林来新加坡求学八年，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全面价格上涨。食物价格的变化同样直观，学校里小林喜欢的一家披萨店，“原本价格是4块到6块新币，8月份开学后，已经全面涨到8块钱以上”。她和老马常光顾、主打平价饮食的食阁，价格最低的套餐也上涨了近百分之二十。

唯一的例外是一家卖烧鸭饭的小店，“他们家不涨价”。但小林发现，同样价格的一份饭，曾经装得满满当当的烧鸭消失了，只余下单手能数清的肉片稀疏点缀在米饭上。老马打趣这是“一个巨型寿司”，小林却觉得，寿司的配菜至少能盖住米饭，“这个才盖了四分之一”。

水电煤的价格同样大幅飙升，每月综合下来也要两百多新元，这让前些年从未因吃穿住行的花销头疼过的老马感到了压力。一直租住公寓，甚至打过购房主意的他不得不承认，如果物价持续膨胀，他或许要搬去价格更便宜，但配套服务相当有限的政府组屋。

老马和小林探讨过物价飞涨的原因，除开国际局势变化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浮，老马将这些多归咎于正不断向新加坡迁徙的外来者，尤其是他的中国同乡们——享受高薪的互联网从业者，以及在Web3.0和区块链行业掘金的投机客。老马并不欢迎这些同胞的到来，并一定程度上将他们视为哄抬市价的元凶，这些人也并不像他一样，会为飞涨的物价感到焦虑。

“就说房子吧，无论涨成什么德性，都有很多人在抢。我在小红书上、在知乎上都刷到过，说房子挂上去两三个小时，就租出去了，有人甚至直接视频看房就敲定，交两个月押金签两年。”老马的收入在当地尚算丰厚，高于新加坡人力部发布的居民收入中位数，但现在，他的声音里有着真切的焦灼和疑惑：“你不理解这些人到底哪来的，这么多人，而且一个个手里好像都不缺钱！”

降薪加入新公司

半年前抵达新加坡、顺利入职当地头部电商公司Shopee的利强，大概率是老马不欢迎的那类人。利强之前就职于国内知名互联网硬件公司，属于较高级别的技术人员。和很多拿到高薪职位跳槽的国内同行不一样，今年刚获得职级晋升的他是降薪加入新公司。

在利强看来，新加坡是他的必然选择。决定出海发展后，利强曾列出一系列去向——排第一梯队的是美国和加拿大，排第二梯队的是欧洲各国，接着是日本、澳洲和新加坡等地。“在互联网行业，其实就这几个选择。美加迁过去的整体成本比较大，现在美国签证也不好解决；而欧洲相对薪资更少，我现在还是能挣钱的年龄，就没往那边找。”

排除这些考量，利强最终挑中新加坡，也是因为他参加面试时一家新加坡公司高管对国际局势的判断。

“他说，在中国和西方冲突不断的情况下，新加坡作为一个缓冲跳板，是很多公司的选择。”利强很为这一观点触动。从宏观角度来看，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咽喉位置，拥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影响力辐射整个东南亚；其领导者多年来在国际政局中的博弈经营，也使得新加坡能在逐渐升级的东西方矛盾中，保持住一种微妙平衡。

来新加坡不久，曾在欧洲生活过一年的利强就发现，相较西方世界对待中国问题的偏颇报道，新加坡的媒体至少在态度上做到了客观均衡，这为中国求职者融入当地社会营造了较好的舆论环境。

事实也似乎正如这一高管所言。从2020年开始，中国互联网公司巨头在西方市场频频受阻，开始将战略重心向新加坡倾斜，在此购房置地、招募员工，开设办公中心。一度有媒体揣测，新加坡将从国际“金融中心”变为“码农中心”。

2022年，有更多中国富人转投新加坡，今年年初至4月底，新加坡金融监管局共接到143间家族办公室的申请，其中63间来自中国。据金管局4月宣布的更新条款，新加坡13O计划下，家族办公室辖下基金的最低资产管理规模为1000万新元，并要承诺在两年内增至2000万新元。

这半年里，利强不断接到国内朋友们关于新加坡的咨询，对方可能是像他这样刚过而立之年的高级技术人才，也可能是硬件或互联网科技公司的高管，“像是阿里的P9，他们都是带着人带着任务来新加坡的”。

新的资本力量也在涌进新加坡。我见到董明时，她正忙于审批下属Judi提交的出差报销。“出差费都批得手软。”她口气夸张，待看到文件最末的总数，又忍不住说了句脏话：“X的，这只是住宿费和单人机票，他们还没报餐费，对，还没算上隔离费用⋯⋯这总数我都不敢算！”

董明是国内某老牌区块链项目的市场负责人，对她来说，在熊市时花费十数万元安排两位下属赴新加坡参加一次会议，其实并不划算，但她却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安排——“我们（开展商务的）必须要出去，现在国内已经没有什么大型的行业展会和交流活动了。”董明很清楚，去年 5 月开始，中国对区块链尤其是虚拟货币业务的监管不断收紧，大量从业者将业务转向国际市场，而政策宽容、华人适应门槛低的新加坡正是他们走向海外的桥头堡；加之今年国内疫情反复，大型峰会无法举办，9月末在新加坡开幕的“TOKEN 2049”就成了所有中国从业者不可缺席的重要舞台。

当然，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近一年来，董明和她的伙伴们发现，中国人在区块链行业的“定价权”已经转移。“以太坊创始人V神（Vitalik Buterin）是我们行业毫无疑问的大佬，他2014年还在学中文，为啥？因为那时候市场在中国，中国的交易非常非常活跃。”但董明知道现在不一样了，尤其随着WEB3.0等新概念在海外迅速普及：“我们行业里就开玩笑说，中国的创始人们发现，2022年最大的业务瓶颈是——你要学英文。”

大量国内项目将工作地点设在新加坡，因为这里优厚的税收政策和开放的监管态度，更因为这里汇聚了大量国际资本，是中国从业者链接西方视野、拿到新一阶段入场券的必争之地。

“TOKEN 2049”或许正是这一趋势的风向标。Judi参会时观察到，上台宣讲新项目的几乎都是外国人，台下虽满是中国面孔，但大家公开交流时，默认使用的语言却是英文，“要考虑每个项目都会有一部分外国人过来”。Judi私下也同很多华人客户和潜在合作方有过交流，她能看到对方高涨的创业热情，但最大的感触却是：“他们融资上的困难会比较多一些。现在这些投资人，在团队创始成员都是外国人和都是华人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不会选择华人做的项目。”

董明也能从一些新闻报道上看到同行们遭遇的类似窘境，她在手机上滑动着文章，语带讽刺：“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当年扎克伯格需要中国市场时，还顶着个大雾霾在天安门跑步，那时怎么不说中国人不行了？”

周期

在身处新加坡的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眼中，过去两年的主题除去疫情，便是增长与扩张。中国女孩余涵2020年入职本土互联网巨头Sea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她记得很清楚，此后两年，公司用来举办迎新会的集团大楼一层几乎没有空闲下来的时候。

“尤其是2020年和2021年，发展势头真是非常猛，”余涵细长的眉毛耸起，语气夸张，“每天你都可以看到新面孔！”余涵所在的团队整体业务量不大，但也很快扩张至三四十人规模，她还一度因此陷入“会不会无事可做”的焦虑中。中资互联网公司同样在疯狂招募员工，余涵的一位同事就被字节跳动设立在新加坡的业务部门挖走，“他们工作就好辛苦，但给的工资也确实很高”。

有商科背景的余涵知道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样的快速扩张。“东南亚的人口结构和中国不一样，还有很多人口红利；消费者的理念和习惯也和中国不太一样，可能落后，可能超前，但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余涵认为，这意味着东南亚广袤的市场之下，潜藏着某些在中国快要消失殆尽的造富机遇。

扩张的势头至少持续到今年年初。今年1月，利强开始参加新加坡的互联网公司面试，对方态度大多迫切，“都说我们招不来人，我们很缺人”。但半年后，一张来自脉脉职言社区的截图在利强和余涵的朋友圈刷屏——某位即将入职Shoppe的中国博士生发布了自己的最新遭遇：他携妻带狗刚落地新加坡就接到“新雇主”Shoppe的电话，被告知工作职位已取消，而在航班起飞前，他才收到了公司发来的下周工作安排。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因为这件事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大裁员了。”利强告诉我，自己与这位博士生的工作内容类似，尽管身处核心部门，还未被裁员的海啸波及，但他和同事们也有一种“兔死狐悲”的凄凉感。因为之前就职的国内公司发展稳定，利强未曾直面过互联网的裁员浪潮，他没料到自己几番考察后选定的海外优质企业，“这么快进入一个大的衰退”。

一些存在已久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公司内部交流会上，利强曾听高层员工探讨：“就说任何一家伟大的公司，都是有统一市场在支持的，只有Shoppe是例外。”现在看来，这一例外的存在或许只是暂时的。利强判断，Shoppe本身的战略决策失误是致使它出现大溃退的主因；不过缺乏一个足够大的统一市场，也已成为Shoppe走向伟大的路途上难以逾越的绊脚石。

“新加坡虽然是东南亚的核心，但这里不是个统一市场，不同国家的政策、法律、用户习惯⋯⋯种种都不一样。”利强从行业好友那得到过信息，同样立足新加坡，由字节跳动等中资公司主导的跨境电商仍在快速发展，“但在不同国家进展的程度也非常不一样”。

剥离开新鲜的繁华表象，新加坡也有难于挣脱的现实桎梏。截至2022年7月，新加坡总人口不足六百万，本土缺乏足够的人口红利去哺育科创独角兽成长，而与它仅一峡之隔的印度尼西亚拥有约2.7亿人口，近年来已诞生诸多互联网明星企业。

一些新鲜的浪潮也正悄然退去。在涌向新加坡的区块链新人眼中，“TOKEN 2049”的余热还未散尽，但在圈里混迹多时的“老鸟”们却知道，新加坡已经不再是他们迁徙的最优节点。

和我见面前，董明刚与一位圈内好友通过电话，对方正准备搭乘班机从新加坡飞往纽约。这样的二次迁徙并不罕见，2021年12月8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在国会山举行了“数字资产和金融的未来：理解美国金融创新的挑战和益处”听证会，此后对这一行业的发展更是不断释放友好态度。据CB Insights统计，2022年第一季度，全球63%的区块链融资发生在美国。聚集了大量WEB3.0公司和投资人的美国，已经成为技术极客们的创业天堂。

另一些从事加密货币交易的巨头们，则奔向了位于中东的迪拜、南欧的马耳他，或是发展更为滞后的亚非拉国家。董明告诉我，类似哥伦比亚、越南这些基础设施欠缺、货币持续高通胀的国家，“天然就对加密货币非常友好”。

“现在我们在新加坡也没那么多人。说个好玩的，”晃动着手里的咖啡，董明轻声说了个名字，“就像XXX，我们圈里不算太什么的，在新加坡都已经变大佬了。”

海上港湾

新鲜资本带来的热闹喧嚣，似乎很难被身处传统行业的老马所感知。在他眼中，这座逐渐开放的城市，并未真正走出疫情的阴影。

“我至今还在居家办公。”老马在电话那头敲击着键盘，声音愤愤。他复工时发现，公司已经卖掉了办公楼，从房主摇身变成“租客”，原本两层的职场，“现在变成了一层。我们座位不够了，所以大家得轮着去”。

现在，老马每周仍需在家办公三天，这意味着他要继续支付多台电子工作设备和空调产生的高额电费。他知道自己变穷了，公司也是，不过更让他惆怅的是：“我感觉我都好久没去电影院看电影了。我们做的片子也从影院电影为主，到一堆Netflix和Disney+（流媒体影视项目）。”

一些东西已经失落在被疫情覆盖的岁月里。被视为新加坡特色、遍布街头的食阁是老马常去探索的休闲地，里面有着不少物美价廉的美食档口，但现在除开一些“网红”食阁，泰半食阁里的多家小店都关门歇业。“这些店铺没有恢复，他们是真的直接就死了。”老马的口气有些沮丧。食阁的萎缩，意味着普通居民能选择的平价食物大大减少，这表示他们的生活成本还将继续升高。

飞涨的物价和涌动的热钱，不一定是经济繁荣的号角，也会指向无法探知的风险。小林就读的是经济类专业，教授在课堂上告诉她们，现在是新加坡通胀很严重的一个时期。“他讲新加坡现在遇到的问题困难挺大的。”小林刚上大三，还不太能清晰预知高物价、高通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但身边找不着工作的焦虑朋友、对业务发展感到压力的实习公司老板，都在告诉她：“这两年经济状况不太好。”

疫情持续这三年，老马认识了一些新的中国朋友，其中不少人在边境开放后选择离开新加坡，感觉生活已经“逐渐离谱”的老马，却还是想继续留下来。大学毕业后，他其实去过很多国家，也在北美生活过一段时间。“我去多伦多时，感觉大家对你就很冷淡，温哥华那边是热情似火，新加坡又不一样，这边就是正正常常。”但老马觉得：“正常特别难能可贵。”

和在白人世界获得的冷待，或是近似刻意的亲切不同，漂泊的中国客人在新加坡能尽量自然地融入当地。人们交流友好，但又各有轨迹，用小林的话来说，“你会觉得好像生活在一座自己的城市”。

新加坡也为“95后”女孩余涵提供了一弧港湾。来这之前，余涵在法国巴黎留学深造，她的一些住在较为偏远地方的同学，在深夜的街巷遭遇过抢劫和殴打；尽管自己住在市中心，但白日街头游逛的一些精神异常的流浪汉，也足以让她感到害怕。

“但在这里，我从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全，就算我忘记锁门也没关系，因为犯罪率非常非常低。”在余涵眼中，新加坡是一座对女性相对友好的城市，安全且充满秩序，而在这个由华族主导的城市国家，她也能找到“更强烈的认同感”。

新加坡能给予余涵的还远不止这些。与出生在首都北京的老马、利强不同，余涵的家乡是四川乐山，这座安逸小城很难给予她更为开放的视野。小时候，母亲会告诉她女孩子“要皮肤白”“要长得瘦”才是好看。

“其实我在国内时，包括读大学的时候，都是非常不自信的人，我对自己的长相和身材都没有安全感。”余涵曾长期被容貌焦虑所困扰，她担忧自己的皮肤不够白皙，身材不够纤细，也质疑自己细长的眼和圆润的鼻头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但来到新加坡后，她惊奇地发现，街头和她拥有同样肤色的东方女孩们都自然地展露着自己的身体，“你真不觉得她们是肤白貌美的，你也不会觉得她们的身材是非常好的，但她们就非常自信”。

那套让余涵焦虑多时的颜值框架，被无形的力量砸碎了。在新加坡，她很容易获得身边的同事朋友，或是约会对象的赞美，初时她会惶恐，“就觉得你为什么会夸我漂亮？”但渐渐地她意识到：“美的标准和定义，在这里可能更多元化一点。”

余涵能清晰看到这几年来自身发生的改变，她坦率地告诉我，自己现在不用大牌化妆品，护肤品仅从屈臣氏采购；她不会时刻妆容精致，也不执着于名牌皮包和服饰，“我的鞋子都是淘宝一两百人民币就能买到”。

在余涵的微信朋友圈里，有着她去往各地旅行时的照片，里面的女孩会摆出各种搞怪表情，那张笑起来有小巧梨涡的脸上保留着打结的眉头和各种表情褶皱。你很容易被这样灿烂的笑容所感染，也很难在其中找出美图软件留下的痕迹。

在新加坡街头很容易发现各种华人文化元素。

游子

几乎没有人能忽视自己在新加坡生活所获得的便利。这座城市设计精巧，公交路线规划完全、购物商超分布工整，漂亮的植被景观点缀在高楼大厦之间。如果撞上雨季，你甚至不需要带伞，路面延绵的连廊足以遮去一切风雨。奉行“精英主义”的政府把这里治理得整齐规范，又巧妙地在民众生活中隐去痕迹。

尽管在这里构建了自己的国际视野，并享受到了舒适生活，但余涵却并不认为自己会长久留在新加坡。“这里有点像一个虚拟的小岛，有点人工建造的痕迹。”四年时间足以让余涵发现，这个城市国家井然秩序下潜藏的隐秘规则：“在这里，如果你是一个本地人，你的人生轨道可能就是政府为你写好了，你要做什么，在哪个时间段买房子、生孩子。”这让喜好变化和挑战的余涵觉得，永远生活在这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北京人利强和人聊起新加坡时，常会拿自己的家乡做对比，这里天气更宜人、食物也可口，但很难找到那种藏在老胡同里的文艺酒馆和地下摇滚乐队。利强的同事也有一些本地人，他们大多拥有类似的人生规划，热爱运动、不沾烟酒，生活健康又有朝气。总有些“叛逆”想法的利强却觉得，这种缺乏“反抗精神”的生活实际上展示了一个“被规训”的社会，虽能包容诸多种族和谐共处，“但对不同人想过不同的一生这样的想法，它的包容性，我觉得是没有北京强的”。

永远停留在夏日的新加坡，也不总得老马欢喜。“这里根本没有变化，四季没有变化，天气无非是晴的和雨的热天。你的衣服也没什么变化，每天去的地方也很少有变化。”来新加坡第三年，老马发觉自己对时间的认知变得模糊。在四季分明的北京，他能靠着春日花色、仲夏蝉鸣、深秋落叶，或是隆冬新雪来标识记忆。但现在，被浓郁绿色裹着的潮湿空气整日包围着他，有时他试图捡起某段记忆，居然会迷惑它们到底发生在哪一年。

新加坡的一切都有些“太平了”，至少在喜好旅行探险的老马看来是如此。它的国土面积有限，季节和地貌单调，“来这一开始的两年，你会觉得很爽，方便快捷又安全。但当你充满开心和激动地探索完后，会发现，‘天啊，我还能干些什么？’”老马用一个来自脱口秀演员的段子来展示这种乏味：“新加坡疫情之后鼓励大家旅游，开始重新挖掘一些景点，其中一个叫武吉知马旧铁路。你看看，新加坡的一段旧铁路，都能被弄成一个景点。”

对旅居的中国人来说，新加坡也并不能算是世外桃源，它同样保有一些华人社会的共同焦虑。最常为人议论的就是教育“内卷”——小林选择在初中时赴新加坡求学，她是河南人，希望借此避开“高考大省”的竞争压力。但考入当地学校后，她却发现：“新加坡这边的小孩从小学就开始疯狂上补习班。本地也有很‘鸡’的家长，周末给孩子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安排得满满当当。”中三中四时，小林开始上英文补习班；上高中后，又添上了物理补习班。各类学习机构收费不菲，如果非本地公民，拿不到政府补贴，仅在教育上就需支付一笔可观费用。

传统的生育压力同样不可避免。近十年来新加坡生育率持续下跌，已降至历史低点。小林告诉我，政府正在“非常努力地劝人生小孩”，她在乘坐地铁时还能看到各种颜色鲜艳、表达夸张的生育宣传图刷满车厢。当地的华人女性有时也难逃“催生”魔咒，小林已婚未育的初中老师，还在社交媒体上抱怨过长辈们年节时的“催生”轰炸。

不过，传统的保留对停泊海外的游子来说，也并非全无益处。直到今天，新加坡还留存有诸多华人传统，生存此间的人们也尊重这种文化痕迹。老马就职的美国公司在中国节日时，会专程请舞狮队来公司表演，并向员工派发“开工利是”。

“这边闽南人和福建人居多，他们有茶文化、佛文化，还有什么拜拜文化！就是大年初一要去庙里拜一拜。”老马高兴地与我说起新年时四马路观音堂外排起的长队，说起“Seven Month”（指农历七月）时，中国城的人们焚烧金银纸，在祭祀品旁竖立标牌，用各种语言向外国人说明“中元节”的民俗禁忌。老马甚至觉得，能成功兼容各种族文化的新加坡，留住了一些快消失在他故乡的东西。

排灯节，又称印度灯节或屠妖节，也是新加坡的一大主要民族文化节庆活动。

节日期间，“小印度”会举行各式各样带有民族特色的庆祝活动，游客也能参与其中。

我们在北京秋意最浓厚的晚上闲谈，而前一天，老马和小林去参加了“小印度”（新加坡的印度族群的聚集地）的“排灯节”庆典。长街上热闹非凡，他和她挤在人群中，看穿着纱丽的女人摇晃烟火棒，孩子们挥舞着玩具枪向空中射出金纸碎屑；不同肤色的人聚在一起欢笑，将一种小玩具砸向地面，炸开后噼啪作响。

老马感觉自己徜徉在一种久违的新年气氛里，他想起了故乡的年，不是前两年他回家过得没滋没味的那个，而是童年记忆里更久远的年夜——那时，四九城的二环里还没有高而密的现代化大楼，城区也不限制燃放烟花爆竹。

除夕夜，他和同龄的玩伴从整挂鞭炮上揪下一把散炮，在追打中尖叫着点燃扔开，一路闹腾到年夜饭。饭后，再嬉闹几回，父母就载着玩累的他回到位于海淀上地的家。长路空荡，车辆一路向西，午夜将近时，烟花在天际次第燃起，将他贴在后车窗上的侧脸瞬间映照成金色。大朵大朵的绚烂色彩在空中交汇、重叠，再碎裂跌落；响彻耳畔的轰隆声绵延不断，伴着遥远的欢悦呼号，像是叩响新一年的无尽钟声。（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