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粮食大国俄罗斯和乌克兰陷入军事冲突，全球小麦市场一度出现剧烈波动。在土耳其和联合国的斡旋之下，俄乌粮食谈判取得重大进展。7月22日，基辅和莫斯科在土伊斯坦布尔就乌克兰粮食出口机制达成协议。

当地时间2022年7月22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国防部长胡卢西·阿卡尔出席“乌克兰粮食安全运输倡议”的签字仪式。视觉中国 图

这是自2月24日冲突以来，俄乌双方达成的第一项重大协议。“今天，黑海上有一座灯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现场对俄乌代表发表讲话时说：“你们已经克服了障碍，搁置了分歧，为一项符合所有人共同利益的倡议铺平了道路。”

俄罗斯允许乌克兰从黑海出口粮食，成百上千万吨的乌克兰粮食最终得以进入市场，但是全球粮食危机的警报就将因此而解除吗？答案并不乐观。农业和贸易政策研究所（IATP）执行董事索菲亚·墨菲（Sophine Murphy）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描述了一场超越俄乌冲突的危机——就算战火此刻结束，全球饥荒问题仍然严峻俄乌签署粮食协议之后，像埃及这样此前极度依赖进口俄罗斯和乌克兰小麦的国家（占比80%）或许可以暂时缓一口气，但他们很快又会发现，因为通货膨胀等因素，粮食安全依然是“奢侈品”。全球通胀尚未见顶，粮食系统危机无法轻易被一份双边协议解除。

“（释放俄乌）小麦对于很多较为贫穷的国家而言非常重要，但通货膨胀实际上与能源关联更大，食品价格迅速飙升一方面是由于物流系统面临的困境，另一方面更是较广范围内的通货膨胀、新冠疫情产生的影响以及能源市场波动共同作用而成的。”墨菲解析道。

今年7月初，联合国五家机构联合发布《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称，2021年全球饥饿人口增至8.28亿，全球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进展出现倒退。“冲突、极端气候和经济冲击是造成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主要因素。”这份报告的前言如此写道，“我们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采取果断行动，增强抵御未来冲击的韧性。”

俄乌冲突无疑加剧了粮食危机，但要解决饥荒问题，每个国家以及社会需要做得更多。“不论各国政府本身是否认为应当为民众提供更牢靠的粮食保障，这都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必需品’，”墨菲说，“国际层面，我始终相信多边主义，因为我看不到其他的解决方案。”

制裁豁免粮食是传统手法

澎湃新闻：2007至2008年期间曾发生过一场全球粮食价格危机，当时能源成本增加、生物燃料需求增长、出口限制导致的贸易冲击、惶恐抢购以及不利天气等因素叠加起了作用。今天，我们似乎也面临着能源价格猛涨、物价攀升等类似情况，与15年前类似的粮食价格危机有可能再次发生吗？

墨菲：我认为短期内不会那么严重。2007-2008年的那一次危机中有比现如今更多的农作物受到影响，是几件事同时发生造成的后果，比如全球几个粮食主产区受到了减产的影响，造成了大范围的恐慌。再比如干旱，这个今年我们也遇到了。当年大米的价格尤其受冲击，几乎半个世界的粮食安全遭到影响。对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类人口基数较大的国家，在2008年的危机中，很多都卷入了“大米经济”之中。尽管大米本身的国际市场规模很小，但是对于一些国家至关重要。

这一次俄乌冲突爆发，小麦市场受到的影响尤其大。这个影响并不是指全球小麦产量，而是指小麦的出口市场和物流系统，也就是它如何被交易的过程受到影响了。实际上乌克兰的谷物存量很高，只是在俄罗斯封锁黑海港口的情况下出口无法运出。 乌克兰今年是有一定生产量的，小麦今春已经被播种，正在被收割，在这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巨大的物流瓶颈。

总体而言， 小麦对于很多较为贫穷国家而言非常重要，但通货膨胀实际上与能源关联更大，食品价格迅速飙升是由于物流系统面临的困境、更广范围内的经济膨胀、新冠疫情产生的影响以及能源市场波动的影响共同作用而成的。

澎湃新闻：所以我们并不缺少粮食，而是缺少便宜的粮食用于消费？

墨菲：世界目前正面临粮食短缺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数据显示，自 1960 年代以来，全球粮食作物产量一直在增加，饥荒更像是政治决定和分配的结果。

目前来看，世界上大部分人拥有足够的食物，与其在购买日益昂贵的小麦上花更多钱，大家仍然可以将钱花在寻找（除小麦之外的）替代品上。只不过在某些具体种类的粮食上，全球的确面临着一场短缺的危机。

在中国，由于政府政策调节，粮食价格没有太大变化。而在俄乌粮食进口大国，例如非洲，粮价要高得多。如今几乎每个国家都在经历通货膨胀，食品价格高涨，每个人都在谈论它。如果我们都看到这不仅仅是一个俄乌之间的问题，我们都受到了影响，也许会更有意义。这就像尽管你不希望人们受苦，但你希望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发生。

我们的确在面对一场真实的危机，因为粮食系统的运作光靠保障产量远远不够，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能源和粮食体系，以使其更具有韧性。

澎湃新闻：乌克兰的冲突让西方陷入了一种困境，他们一方面想把俄罗斯完全排除在全球市场之外，但另一方面，人类在全球变暖、粮食危机以及能源问题上仍然需要一起合作？

墨菲：在我看来，这的确是一个现实困境。看看欧洲的例子，相较于粮食而言，能源更为重要。欧洲国家有其他粮食的替代品，不会面临饥荒。一些留在俄罗斯境内的谷物公司仍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持续经营。

大多数亟需购买（俄乌进口）粮食的人和国家相对较为贫穷，他们不能快速地找到替换的其他谷物种类资源。目前的情况有点像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对伊拉克实施的全面制裁（“摊牌政策”），伊拉克不被允许出口石油，但被允许从伊朗购买粮食。

所以粮食享有制裁豁免是非常传统的处理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你停止出口粮食，相较于对于俄罗斯的伤害而言，对于其他国家实际上伤害更大。在一些问题上，就算你主观上仅仅想要制裁俄罗斯，但实际上是那些更弱势、更脆弱的国家受到的伤害更大。

粮食当然是重要的，但对于俄罗斯而言，原油肯定比粮食重要的多，所以从经济价值上看，俄罗斯粮食和化肥进入国际市场所得也没那么值钱了。

澎湃新闻：可持续粮食系统国际专家小组（IPES-Food）今年5月发布一份名为《又一场完美风暴？》的报告称，俄乌冲突引发了15 年来的第三次粮食价格危机。这份特别报告将粮食不安全状况升级归咎于全球粮食系统的根本缺陷——例如严重依赖粮食进口和过度商品投机。在 2007-2008年度粮食价格飙升之后，这些缺陷被暴露出来，但并未得到纠正。这是否意味着各国应该减少粮食进口依赖？

墨菲：这并非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在我看来，如果你是像中国或美国这样拥有辽阔土地和巨大本土谷物生产力的“农业大国”，便可以将“贸易”作为一种增加财富的手段，提升国家粮食安全性。假如遇到了作物减产或者猪瘟的时候，你也可以进口一些粮食，但粮食消费的“大头”仍然在国内。如果你是位于沙漠中的国家，没有跟农业大国相匹敌的种植技术和投资，例如沙特阿拉伯，也许就会采取进口粮食的方式来满足粮食供应的需求。

英国是另一种情况，尽管它本身拥有适宜种植粮食的土地资源，它的粮食进口量仍然很高，因为它把土地拿去做其他事了。由于国力雄厚，英国在粮食安全方面抗风险能力较强。往往是国家越小，粮食的进口交易量越大，而关键点在于，这个国家是否拥有保护收入的能力，来应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市场？

鉴于粮价持续波动，我认为每个国家都至少应该保证一定的本土粮食库存。就像乌克兰的粮价一样，虽然飙升之后再回落，但如果你是像埃及这样的国家，大概无法承担得起中间两个月粮食短缺的风险。埃及居民当天就需要吃饭，他们不可能等到2个月粮价回落之后。所以国家需要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应当根据国家的大小、富裕程度和生产潜力而定。

粮食安全是政治必需品

澎湃新闻：所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国家需要拥有更牢靠的粮食系统，为人民提供更好的保障？

墨菲：第一，根据我的观察，不管（国家）是否主观上具有意愿、国家的意识形态如何，这都是应当做的事。政府当然不希望民众饿肚子，这对政府的稳定性而言不是一件好事。不论政府本身是否认为应当为民众提供更牢靠的粮食保障，这都是“政治必需品”。

其次，市场的作用也很明显。我相信中国对此深有体会，市场激发了主体创造性和庞大的资本，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财富。市场并不在乎财富是如何被分配的，但政府在乎。政府应确保每一位居民最低的生活保障，温饱问题就是“没商量”的要求，也许你买不起一辆汽车，也许不能天天吃肉，但你却必须满足最低程度的温饱，这就是每一个政府扮演的“保护者”的角色。

在一些国家，公共机构在分配食品上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很多食物供应是在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之外被实现的。它们会参与保障人们最基本的食品供应，因为我们知道食物是一切的来源。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人们无法工作，无法学习，更无法进取。

我认为具有挑战性的部分在于，这两种力量是如何协作的？市场做它该做的事，但同时也需要一股与市场经济对抗的力量来保护公共经济，食品受到这两种分配逻辑的影响。

长这么大，还不知道粮食慌是什么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