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电信诈骗犯罪活动愈演愈烈，手段层出不穷，身在海外的国人与华人也深受其苦。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今年发布过至少6次公告，提醒中国公民谨防电信诈骗。使馆公告称，已接到来自当地中国人尤其留学生的求助。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今年以来已至少6次发布相关提醒。

在新加坡生活的马来西亚华人李佩文（化名）也差一点“中招”。今年4月底，她赴新加坡工作，不久后便遭遇冒充中国公检法的电话诈骗。诈骗犯通过与她的交流接触，为她“制定”了个性化的诈骗“剧本”，她也在对方的精神操控中步步深陷。直到对方向她索要10万新币（约合48万元人民币），远超出其能力范围，她只能向亲友借钱。最终在男友的提醒下，李佩文识破了这场骗局。

和那些遭遇钱财损失的受害人相比，李佩文是幸运的。今年1月以来，新加坡有至少231人遭遇假冒中国公安的电诈案件，损失超过2500万美元（约合1.21亿元人民币）。新加坡警方透露，2021年报告的同类诈骗案比前一年激增70%，达到752起。

李佩文告诉“全球报姐”，从骗局中脱身后，她将这段经历告诉身边亲友，却被不少人取笑。但她得知，受害人中不乏高学历人士，甚至有经商50多年的人，连养老钱都被骗走。她希望通过自己的遭遇提醒更多在新加坡的华人以及中国人。以下是她的口述：

从“防疫电话”到“跨国洗钱”

我是今年4月底来到新加坡的。在办电话卡后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一个以“+65”开头的号码打来的电话。一个语音提示对我说，“这里是新加坡卫生部，我们发现你的身边有新冠确诊病例，你是密切接触者，收到电话后请回复。英文请按1，中文请按2。”

我本着做一个良好市民的想法，就根据语音指引选了2。对面的官员问我，“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几个回合后，对方直接挂断电话。当时我有点疑惑，为什么卫生部官员这么没有礼貌？但很快就忘了这件事。

一周后的5月5日，我再次接到“卫生部”打来的电话。我想他们应该是有急事找我，就再次通过按“2”接通了中文语音。对方问我，你接种过几剂新冠疫苗？我如实回答。随后他询问了我的姓名、证件号码等个人信息。

我猜想，政府可能会让我居家隔离。但这位“工作人员”却说，“除了确定你的密接情况、疫苗接种信息外，还有一件事情要知会你——我们发现你在中国从事非法活动。你在中国开了一张电话卡，通过这张卡散播了很多有关新加坡政府防疫不力的假消息。你对新加坡政府的虚假宣传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伪造的“调查名单”上写有李佩文的详细个人信息。

这句话吓了我一跳，我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对方说，我只是通知你。这让我感到紧张。我对他说，你们不能一上来就说我犯了什么事、要怎样惩戒我。你要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这一问，便是“入坑”的开始。当我回复说“我觉得你们的操作不合理，我需要去申诉”后，对方表示会让他的主管来联系我。

这时我心里依稀觉得可能是诈骗，便问他，“你们要怎么证明你们自己不是诈骗？”没想到，对方竟生气了。他告诉了我他的姓名以及在“卫生部”的工号。我还没来得及细想，他便接着说，要立刻停掉我的新加坡电话卡和医疗保险账号。

但他给了我一个“机会”：我可以把电话转接到“事发地”——中国广州市公安局，让当地警方给新加坡“卫生部”开一个证明，以证明我正在接受调查，以免账户被停用。

于是，电话被转接到了“广州市公安局”。一名自称林伟的警员说，要和我在线上做“口供笔录”，其间我需要待在四下无人的环境里。林伟说，如果你不放心，可以搜索广州公安局的电话。我一查，和来电显示的号码能对得上。

自称“林伟”的“警察”给李佩文发来的证件照片。

做“笔录”的过程中，林伟询问了我的身份证件、银行账户等个人信息，还让我拍下正面和侧面半身照以核对身份信息。我能听出来，他一边和我通话，一边用另一台电话联系另一个“执法部门”。在林伟身边，那位“执法人员”的声音透过免提通话传来：“护照号码XXXXXXXX，姓名XXX，涉嫌参与中国国家二级机密的一起跨国洗钱案。”

听到这里，我整个人傻了。为了证明“案件”的真实性，林伟给我发来他的警官证照片和涉案相关文件。文件称，该案是以“陈铁军”为首的跨国洗钱诈骗案件。

对方伪造的“涉案人员名单”，“人员”涉及中国、新加坡两国公务人员。

这意味着我的“非法行为”上升到另一个高度。对方一再强调，这是一起“涉密案件”，相关信息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他强调，有关部门会监听我的手机号，假如我通过电话透露案情，“驻新加坡的中国特警”将有权在本地警方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逮捕我。

我感到十分无助，因为我刚到新加坡，父母不在身边，只有男友陪我过来安顿，但他马上就要走了。以前我来新加坡旅游过，但没有长居经历。对这个国家如何运行，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林伟似乎感觉到了我的无助。他安慰说，他觉得我不像个坏人，应该是由于个人信息泄露导致洗钱案嫌疑人非法使用了我的信息。他承诺我，一定会尽力帮我调查、还我清白。

他还给我看了央视发布的一条有关“安全使用身份信息”的视频。视频指出，我们平时复印身份证件时不注意标注用途，很容易被人盗用。

诈骗犯给李佩文发的“安全使用身份证件”建议视频。

我相信了他。林伟要求我，每天早8点、下午3点和晚8点前要向他汇报行踪，告诉他我在哪、在做什么。我也按照指示，每天给他发送消息。其间他会和我闲聊，问我马来西亚过不过端午节、我来新加坡做什么、我的家庭情况等等。我告诉林伟，我曾在中国留学，来新加坡之前还去杭州、上海、云南等地旅游过。他说，我的个人信息应该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泄露了。

李佩文每日三次向对方报备行踪。

林伟非常客气，每次联系之前都会先询问，“李女士，请问现在方便通话吗？”但通话时他会保持警惕，只有当确认我是独处时，才继续通话。

在那之后，我时不时会收到一些骚扰短信或诈骗电话。我开始觉得奇怪，为什么突然间有那么多人知道我的个人信息？但从我接受的调查来看，我的个人信息的确可能被泄露了。

放长线、钓大鱼

有一天，林伟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的调查有了新线索——新加坡第二大银行华侨银行的一名职员涉嫌伪造了我的护照。据他说，犯罪分子用这本假护照在华侨银行开户，从该账户洗钱的金额多达200万人民币，受害者有21人。

诈骗犯声称，李佩文的身份信息被用于伪造证件，并用李佩文前期为配合“调查”而主动提供的护照照片配上他人头像，谎称她的护照信息被人冒用。

在那时的我看来，林伟在认真查案，努力为我洗脱罪名。这期间，他再三强调，禁止我向任何人透露调查的进程。他甚至说，我之所以会卷入这起案件，是因为我身边可能有人潜伏着，将我的个人信息倒卖给了犯罪分子。

5月下旬的一天，在林伟的安排下，一名“中国特警”来到我的住所附近，给我送来一份“保密文件”。我拿到后，按要求签了字，并拍照传给林伟。随后他让我销毁文件，原因是“身边人”可能会偷偷动我的东西。但我不觉得有人会做那样的事，就把文件留了下来。

诈骗犯送交给李佩文签字的“保密承诺书”

后来的事态急转直下。6月3日，男友回马来西亚了。当天凌晨3点，林伟打电话给我，给我带来一个重磅消息：21名受害者中，有一位老年女性跳楼了。那是一位单亲母亲，其女儿有智力问题，家里非常困难，之前被骗了一笔钱，于是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电话那头，林伟好像在户外，背后有人走来走去。

就这样，我被卷入的洗钱案变成了一桩刑事案件。林伟说，“现在不是我们查清楚案情，就能放你自由了。我们随时有可能来逮捕你。”

这几句话让我更害怕了。林伟接着说，“鉴于你最近一段时间都非常配合我们的调查，我回去帮你和检察官争取，看能不能用取保候审的方式让你继续过你的生活。”

此刻我已经很崩溃，情急之下痛斥了林伟一顿。我说，我这么配合你们调查，现在出了人命却要来抓我？请你不要再跟我讲鸡汤，告诉我该怎么解决这件事！

对方似乎听出我的急切，安慰我说，应该可以“取保候审”。他让我准备10万新币的“保释金”，再联系此案的“检察官”。因为涉及到钱，林伟一再重申，这笔钱不需要转到任何人的户头，只需存进我的个人账户。

对方伪造的“取保候审裁决书”。

那时我刚刚入职，连工作签证都还没办下来，自然没有新加坡的银行账户。我表示会去申请大华银行的账户。林伟却吓唬我说，“那家银行内部有间谍，职员可能被调查”，因此建议我去华侨银行开户。他还要求我告诉他开户时间和支行名称。我照做了。不过，林伟并没有问我要银行账号。

那几天里，我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知道自己莫名牵涉进去的一起洗钱案竟然出了人命，心里的负罪感很重。那天结束通话后，我乘坐公交车时，看到旁边的一对母子，突然开始羡慕起他们的平淡生活，而我似乎已经不配做一个普通人了。

新加坡的公交车上，乘客佩戴着口罩。

但对于这笔高达10万新币的“保释金”，我犯了难。我告诉林伟，我没有这么多钱。对方问我，可否问父母借？可我按照“国家保密局”的保密要求，从未和父母提起过这件事。

林伟此时帮我想了一套话术，即我的公司要外派我出差，办理英法两国签证各需5万新币的存款证明。事情到这一步，我心里想的已经不是钱的问题——我背负着一条人命啊，而且那位阿姨一家这样可怜。

当我向父亲借钱时，他立刻起疑了，觉得这是诈骗。我把情况告诉林伟，他听到后，立刻放弃了父母这条线，建议我去找其他朋友寻求帮助。

但我身边的朋友大都才步入社会，我实在不知该如何开口。后来，我决定向男友求救，于是用备用手机给他打了电话——尽管林伟曾警告说，我的电话会被监听，但我没告诉他，我还有一个备用手机。

在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男友后，他当即起了疑心，但他没有立刻劝我，因为我当时已经“中毒”太深。他用了一晚上时间找了各种资料发给我，包括中国驻新使馆发过的公文和过往媒体的报道。

次日早晨，我照例在8点前向林伟通报行踪。接着我开始查看资料，恍然大悟，原来这真的是一场诈骗！而我此前竟从未想过去查资料。

新加坡媒体报道的类似案件，此案中诈骗犯假冒“上海公安”骗走新

新加坡媒体报道的类似案件，此案中诈骗犯假冒“上海公安”骗走新加坡清洁工33万新币积蓄。

出门报警前，我给广州市的公安局打了电话，对方回复说，警方绝不会在线上做笔录，不会从线上传递公文，亦没有哪两国的警方可以通过内线转接。和真正的广州警察通话时，我突然想起来，为何林伟不说粤语、丝毫没有广东口音，反而带着一点台湾口音？

后来我去新加坡警局报警时，对方说，他们前几天接到一个类似报案，还说我非常幸运，距离被骗仅有一步之遥。正因为我将这件事告诉了男友，才幸免于难。“有很多受害人连自己最亲密的人都没说，只想默默解决这件事，结果把自己乃至全家的钱都搭了进去。”这位警察说。

新加坡也有反诈热线，那里的接线员告诉我，他接到不少受害人的举报，诈骗犯除了假冒广州公安，还有假冒上海和北京公安的情况。

确定是骗局后，那天下午我没再报备行踪给林伟，而是前往电信公司更换号码。他发现我脱离控制后，开始疯狂给我打电话。我等到铃响结束，在下一个电话进来前迅速屏蔽了这个号码。但奇怪的是，号码被屏蔽后，他还能继续打来。这时我才发现，他的电话是一个虚拟号。我似乎能感受到对方的愤怒和急迫，因为养了一个月的“大鱼”就这样溜走了。

就这样，事情总算告一段落。警察告诉我，这些诈骗犯大部分人不在新加坡，因此很难找到他们。但受害者众多，不仅有来新务工的外国人，也有不少留学生。他让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尽可能多的人。

用恐惧和负罪感来操控我

我后来看新闻才知道，今年1月，新加坡有一名76岁的冯姓女商人因类似套路被骗走140万新币。

那位女商人和丈夫经营贸易公司52年，本准备以此安度晚年。不料却遇到假冒中国公安的不法分子，她瞒着家人向对方透露了身家，结果钱被一笔笔转账，直到警方上门，家人才惊知真相。那位女商人遭遇的骗局也是从一个“卫生部”的电话开始的，只不过整个套路是英文版。

一名76岁女商人被骗走毕生公积金储蓄。

复盘整件事后，我认为对方属于集团性作案，且发展出一套非常成熟的诈骗“剧本”。

我是马来西亚华人，从小接受的是华文教育，又在中国留过学。当林伟向我提供所谓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保密机关的文件时，我竟然没发现明显的文本错误。

此外，这些诈骗犯非常擅长心理战。每天三次报备行踪，是为了确定我还在他们掌控之下。每次联络时，他们不给我任何思考空间，因为他们知道，我想得越多，他们暴露得就越快。

在我得知有“受害人”跳楼时，心里有过一丝疑虑。但我还没问出“为什么会这样”，对方就用大量信息“轰炸”我，说当天下午就会派警员来新加坡把我抓走，并安排最近的班机带我飞往广州接受调查。

这让我根本来不及思考，脑子里只剩下“要解决这件事”。我表示要请律师，林伟却说，我只能请他们委派的律师，并称此案主犯正是因为自己聘请了律师，结果律师擅自对外泄露了案情。

我所有的疑问、警惕，对方似乎都已经预设好。随着剧情的走向，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对我予以否定，我别无选择，只能跟着他们设定的剧情走。

这群人也会根据受害者的特征调整剧本。通过前期接触，他们先对我进行“人物画像”：每天报备行踪时，我会准时发送信息，对方便知道我是个很乖、很守法的人；我进入社会较晚，没经历过大风大浪，对方便编出一个受害者跳楼的故事，并选择在我男友离开的次日凌晨通知我，就是为了利用负罪感让我精神崩溃。

另一方面，由于我入职还没到一个月，想给新老板留下好印象，所以从头到尾我都不敢告诉任何同事，只想自己解决。但其实在那段时间，我的上司和同事们都发现我郁郁寡欢，只是他们不好意思对我的私生活过问太多。

整个过程也并非滴水不漏。我记得那位所谓的“中国特警”来到我家送保密文件时的场景。那是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女性，打扮时髦，穿着粉色鞋子、紧身裤，打着遮阳伞，站在公寓下的垃圾箱旁等我。

要知道，新加坡年轻人大多喜欢穿素色的衣服，穿成这样的不多见，作为特警更是太过显眼。我以为特警应是身材结实的，那位女生却像个超模。我也想不明白她为何要站在垃圾箱旁边。后来才知道，垃圾箱是我们公寓楼的监控死角。

对方从未问过我的具体收入，但因我曾在中美两国求学，对方由此推断出我家庭情况不错，于是试图在我身上发力。但他不知道的是，马来西亚家庭一般只会供子女到本科毕业，之后再想深造需要自己负担，所以我其实没那么多钱。

也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林伟了解我的工签类型，以为能从我身上“榨”出10万新币。我姐姐也说，这帮诈骗犯实在太贪心——如果他只要几千新币，骗局估计早就成功了。

同样骗术“已经骗不到中国人”

这次事情后，我在社交媒体发了一条视频，讲述了我的遭遇。一些朋友知道后也变得很小心。他们告诉我，现在看到“+65”开头的电话都不敢接，接到陌生的中文电话也会尽快挂掉。

我甚至会想，为什么在马来西亚没听说这种电信诈骗（至少我身边没有），是因为新加坡人比较有钱么？可是现在经济整体下行，大家都在勒紧裤腰带度日，却有人这样骗钱，我觉得很没有道德。

半个月前，我姑姑从马来西亚来新加坡旅游，她办了一张和我同公司的电话卡，也很快接到来自“卫生部”的电话。所以我猜测，恐怕从电信公司这一环就开始出问题了。

我和一位中国的叔叔说了这件事，他就在公安系统工作。他告诉我，如今这样的套路已经骗不到中国人了，所以骗子们开始向外寻找目标。

这次我掉坑，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对新加坡还不够熟悉。我在马来西亚也接到过钓鱼短信，比如“求职，日薪800马币（约合1215元人民币）”。但我太清楚本地的行情，马来西亚开不出这么高的工资。

而且在我的印象里，新加坡政府以办事高效著称。去办证件，一小时之内就能全部搞定，所以当我接到电话时，以为这就是当地政府处置密接者的流程。

据新加坡亚洲新闻频台（CNA）说，2021年新加坡发生的诈骗案达到23931起，占全部犯罪案件的近一半，比前一年激增了53%。据警方说，诈骗犯的策略一直在进化，疫情中人们增加了线上活动，诈骗犯也利用了这一情况。

我看到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最近的公号文章说，他们也接到不少中国公民尤其留学生的电信诈骗求助。使馆罗列的诈骗类型包括“杀猪盘”诈骗、“虚拟绑架”案、“钱骡”案、冒充“公检法”案等等，其中“钱骡”案的圈套也是从一个自称卫生部门调查疫苗接种情况和“传播疫情谣言”的来电开始，冒充“公检法”的套路和我的遭遇有相似之处。

使馆公号亦提醒说，“在新加坡接到未经核实的来电，尤其是前缀+65的本地电话，坚决做到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不提供个人信息；遇事不慌张，可通过使馆或其他可信的官方渠道核实，和家人朋友多商量。”

有一些朋友嘲笑我，说我蠢，这样的套路都能被骗。这让我感到无奈，他们都没有在我当时所处的情境中，没法理解我的感受。这次骗子做的每件事刚好戳到我的点，而且他们的骗术层出不穷，就算这次躲过，如何能保证不被另一套话术洗脑？

我之所以选择把我的经历说出来，也是不怕被人笑话。我有一些马来西亚和中国朋友也想来新加坡工作，我希望能通过此文提醒他们。

近年来，电信诈骗犯罪活动愈演愈烈，手段层出不穷，身在海外的国人与华人也深受其苦。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今年发布过至少6次公告，提醒中国公民谨防电信诈骗。使馆公告称，已接到来自当地中国人尤其留学生的求助。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今年以来已至少6次发布相关提醒。

在新加坡生活的马来西亚华人李佩文（化名）也差一点“中招”。今年4月底，她赴新加坡工作，不久后便遭遇冒充中国公检法的电话诈骗。诈骗犯通过与她的交流接触，为她“制定”了个性化的诈骗“剧本”，她也在对方的精神操控中步步深陷。直到对方向她索要10万新币（约合48万元人民币），远超出其能力范围，她只能向亲友借钱。最终在男友的提醒下，李佩文识破了这场骗局。

和那些遭遇钱财损失的受害人相比，李佩文是幸运的。今年1月以来，新加坡有至少231人遭遇假冒中国公安的电诈案件，损失超过2500万美元（约合1.21亿元人民币）。新加坡警方透露，2021年报告的同类诈骗案比前一年激增70%，达到752起。

李佩文告诉“全球报姐”，从骗局中脱身后，她将这段经历告诉身边亲友，却被不少人取笑。但她得知，受害人中不乏高学历人士，甚至有经商50多年的人，连养老钱都被骗走。她希望通过自己的遭遇提醒更多在新加坡的华人以及中国人。以下是她的口述：

从“防疫电话”到“跨国洗钱”

我是今年4月底来到新加坡的。在办电话卡后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一个以“+65”开头的号码打来的电话。一个语音提示对我说，“这里是新加坡卫生部，我们发现你的身边有新冠确诊病例，你是密切接触者，收到电话后请回复。英文请按1，中文请按2。”

我本着做一个良好市民的想法，就根据语音指引选了2。对面的官员问我，“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几个回合后，对方直接挂断电话。当时我有点疑惑，为什么卫生部官员这么没有礼貌？但很快就忘了这件事。

一周后的5月5日，我再次接到“卫生部”打来的电话。我想他们应该是有急事找我，就再次通过按“2”接通了中文语音。对方问我，你接种过几剂新冠疫苗？我如实回答。随后他询问了我的姓名、证件号码等个人信息。

我猜想，政府可能会让我居家隔离。但这位“工作人员”却说，“除了确定你的密接情况、疫苗接种信息外，还有一件事情要知会你——我们发现你在中国从事非法活动。你在中国开了一张电话卡，通过这张卡散播了很多有关新加坡政府防疫不力的假消息。你对新加坡政府的虚假宣传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伪造的“调查名单”上写有李佩文的详细个人信息。

这句话吓了我一跳，我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对方说，我只是通知你。这让我感到紧张。我对他说，你们不能一上来就说我犯了什么事、要怎样惩戒我。你要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这一问，便是“入坑”的开始。当我回复说“我觉得你们的操作不合理，我需要去申诉”后，对方表示会让他的主管来联系我。

这时我心里依稀觉得可能是诈骗，便问他，“你们要怎么证明你们自己不是诈骗？”没想到，对方竟生气了。他告诉了我他的姓名以及在“卫生部”的工号。我还没来得及细想，他便接着说，要立刻停掉我的新加坡电话卡和医疗保险账号。

但他给了我一个“机会”：我可以把电话转接到“事发地”——中国广州市公安局，让当地警方给新加坡“卫生部”开一个证明，以证明我正在接受调查，以免账户被停用。

于是，电话被转接到了“广州市公安局”。一名自称林伟的警员说，要和我在线上做“口供笔录”，其间我需要待在四下无人的环境里。林伟说，如果你不放心，可以搜索广州公安局的电话。我一查，和来电显示的号码能对得上。

自称“林伟”的“警察”给李佩文发来的证件照片。

做“笔录”的过程中，林伟询问了我的身份证件、银行账户等个人信息，还让我拍下正面和侧面半身照以核对身份信息。我能听出来，他一边和我通话，一边用另一台电话联系另一个“执法部门”。在林伟身边，那位“执法人员”的声音透过免提通话传来：“护照号码XXXXXXXX，姓名XXX，涉嫌参与中国国家二级机密的一起跨国洗钱案。”

听到这里，我整个人傻了。为了证明“案件”的真实性，林伟给我发来他的警官证照片和涉案相关文件。文件称，该案是以“陈铁军”为首的跨国洗钱诈骗案件。

对方伪造的“涉案人员名单”，“人员”涉及中国、新加坡两国公务人员。

这意味着我的“非法行为”上升到另一个高度。对方一再强调，这是一起“涉密案件”，相关信息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他强调，有关部门会监听我的手机号，假如我通过电话透露案情，“驻新加坡的中国特警”将有权在本地警方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逮捕我。

我感到十分无助，因为我刚到新加坡，父母不在身边，只有男友陪我过来安顿，但他马上就要走了。以前我来新加坡旅游过，但没有长居经历。对这个国家如何运行，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林伟似乎感觉到了我的无助。他安慰说，他觉得我不像个坏人，应该是由于个人信息泄露导致洗钱案嫌疑人非法使用了我的信息。他承诺我，一定会尽力帮我调查、还我清白。

他还给我看了央视发布的一条有关“安全使用身份信息”的视频。视频指出，我们平时复印身份证件时不注意标注用途，很容易被人盗用。

诈骗犯给李佩文发的“安全使用身份证件”建议视频。

我相信了他。林伟要求我，每天早8点、下午3点和晚8点前要向他汇报行踪，告诉他我在哪、在做什么。我也按照指示，每天给他发送消息。其间他会和我闲聊，问我马来西亚过不过端午节、我来新加坡做什么、我的家庭情况等等。我告诉林伟，我曾在中国留学，来新加坡之前还去杭州、上海、云南等地旅游过。他说，我的个人信息应该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泄露了。

李佩文每日三次向对方报备行踪。

林伟非常客气，每次联系之前都会先询问，“李女士，请问现在方便通话吗？”但通话时他会保持警惕，只有当确认我是独处时，才继续通话。

在那之后，我时不时会收到一些骚扰短信或诈骗电话。我开始觉得奇怪，为什么突然间有那么多人知道我的个人信息？但从我接受的调查来看，我的个人信息的确可能被泄露了。

放长线、钓大鱼

有一天，林伟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的调查有了新线索——新加坡第二大银行华侨银行的一名职员涉嫌伪造了我的护照。据他说，犯罪分子用这本假护照在华侨银行开户，从该账户洗钱的金额多达200万人民币，受害者有21人。

诈骗犯声称，李佩文的身份信息被用于伪造证件，并用李佩文前期为配合“调查”而主动提供的护照照片配上他人头像，谎称她的护照信息被人冒用。

在那时的我看来，林伟在认真查案，努力为我洗脱罪名。这期间，他再三强调，禁止我向任何人透露调查的进程。他甚至说，我之所以会卷入这起案件，是因为我身边可能有人潜伏着，将我的个人信息倒卖给了犯罪分子。

5月下旬的一天，在林伟的安排下，一名“中国特警”来到我的住所附近，给我送来一份“保密文件”。我拿到后，按要求签了字，并拍照传给林伟。随后他让我销毁文件，原因是“身边人”可能会偷偷动我的东西。但我不觉得有人会做那样的事，就把文件留了下来。

诈骗犯送交给李佩文签字的“保密承诺书”

后来的事态急转直下。6月3日，男友回马来西亚了。当天凌晨3点，林伟打电话给我，给我带来一个重磅消息：21名受害者中，有一位老年女性跳楼了。那是一位单亲母亲，其女儿有智力问题，家里非常困难，之前被骗了一笔钱，于是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电话那头，林伟好像在户外，背后有人走来走去。

就这样，我被卷入的洗钱案变成了一桩刑事案件。林伟说，“现在不是我们查清楚案情，就能放你自由了。我们随时有可能来逮捕你。”

这几句话让我更害怕了。林伟接着说，“鉴于你最近一段时间都非常配合我们的调查，我回去帮你和检察官争取，看能不能用取保候审的方式让你继续过你的生活。”

此刻我已经很崩溃，情急之下痛斥了林伟一顿。我说，我这么配合你们调查，现在出了人命却要来抓我？请你不要再跟我讲鸡汤，告诉我该怎么解决这件事！

对方似乎听出我的急切，安慰我说，应该可以“取保候审”。他让我准备10万新币的“保释金”，再联系此案的“检察官”。因为涉及到钱，林伟一再重申，这笔钱不需要转到任何人的户头，只需存进我的个人账户。

对方伪造的“取保候审裁决书”。

那时我刚刚入职，连工作签证都还没办下来，自然没有新加坡的银行账户。我表示会去申请大华银行的账户。林伟却吓唬我说，“那家银行内部有间谍，职员可能被调查”，因此建议我去华侨银行开户。他还要求我告诉他开户时间和支行名称。我照做了。不过，林伟并没有问我要银行账号。

那几天里，我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知道自己莫名牵涉进去的一起洗钱案竟然出了人命，心里的负罪感很重。那天结束通话后，我乘坐公交车时，看到旁边的一对母子，突然开始羡慕起他们的平淡生活，而我似乎已经不配做一个普通人了。

新加坡的公交车上，乘客佩戴着口罩。

但对于这笔高达10万新币的“保释金”，我犯了难。我告诉林伟，我没有这么多钱。对方问我，可否问父母借？可我按照“国家保密局”的保密要求，从未和父母提起过这件事。

林伟此时帮我想了一套话术，即我的公司要外派我出差，办理英法两国签证各需5万新币的存款证明。事情到这一步，我心里想的已经不是钱的问题——我背负着一条人命啊，而且那位阿姨一家这样可怜。

当我向父亲借钱时，他立刻起疑了，觉得这是诈骗。我把情况告诉林伟，他听到后，立刻放弃了父母这条线，建议我去找其他朋友寻求帮助。

但我身边的朋友大都才步入社会，我实在不知该如何开口。后来，我决定向男友求救，于是用备用手机给他打了电话——尽管林伟曾警告说，我的电话会被监听，但我没告诉他，我还有一个备用手机。

在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男友后，他当即起了疑心，但他没有立刻劝我，因为我当时已经“中毒”太深。他用了一晚上时间找了各种资料发给我，包括中国驻新使馆发过的公文和过往媒体的报道。

次日早晨，我照例在8点前向林伟通报行踪。接着我开始查看资料，恍然大悟，原来这真的是一场诈骗！而我此前竟从未想过去查资料。

新加坡媒体报道的类似案件，此案中诈骗犯假冒“上海公安”骗走新

新加坡媒体报道的类似案件，此案中诈骗犯假冒“上海公安”骗走新加坡清洁工33万新币积蓄。

出门报警前，我给广州市的公安局打了电话，对方回复说，警方绝不会在线上做笔录，不会从线上传递公文，亦没有哪两国的警方可以通过内线转接。和真正的广州警察通话时，我突然想起来，为何林伟不说粤语、丝毫没有广东口音，反而带着一点台湾口音？

后来我去新加坡警局报警时，对方说，他们前几天接到一个类似报案，还说我非常幸运，距离被骗仅有一步之遥。正因为我将这件事告诉了男友，才幸免于难。“有很多受害人连自己最亲密的人都没说，只想默默解决这件事，结果把自己乃至全家的钱都搭了进去。”这位警察说。

新加坡也有反诈热线，那里的接线员告诉我，他接到不少受害人的举报，诈骗犯除了假冒广州公安，还有假冒上海和北京公安的情况。

确定是骗局后，那天下午我没再报备行踪给林伟，而是前往电信公司更换号码。他发现我脱离控制后，开始疯狂给我打电话。我等到铃响结束，在下一个电话进来前迅速屏蔽了这个号码。但奇怪的是，号码被屏蔽后，他还能继续打来。这时我才发现，他的电话是一个虚拟号。我似乎能感受到对方的愤怒和急迫，因为养了一个月的“大鱼”就这样溜走了。

就这样，事情总算告一段落。警察告诉我，这些诈骗犯大部分人不在新加坡，因此很难找到他们。但受害者众多，不仅有来新务工的外国人，也有不少留学生。他让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尽可能多的人。

用恐惧和负罪感来操控我

我后来看新闻才知道，今年1月，新加坡有一名76岁的冯姓女商人因类似套路被骗走140万新币。

那位女商人和丈夫经营贸易公司52年，本准备以此安度晚年。不料却遇到假冒中国公安的不法分子，她瞒着家人向对方透露了身家，结果钱被一笔笔转账，直到警方上门，家人才惊知真相。那位女商人遭遇的骗局也是从一个“卫生部”的电话开始的，只不过整个套路是英文版。

一名76岁女商人被骗走毕生公积金储蓄。

复盘整件事后，我认为对方属于集团性作案，且发展出一套非常成熟的诈骗“剧本”。

我是马来西亚华人，从小接受的是华文教育，又在中国留过学。当林伟向我提供所谓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保密机关的文件时，我竟然没发现明显的文本错误。

此外，这些诈骗犯非常擅长心理战。每天三次报备行踪，是为了确定我还在他们掌控之下。每次联络时，他们不给我任何思考空间，因为他们知道，我想得越多，他们暴露得就越快。

在我得知有“受害人”跳楼时，心里有过一丝疑虑。但我还没问出“为什么会这样”，对方就用大量信息“轰炸”我，说当天下午就会派警员来新加坡把我抓走，并安排最近的班机带我飞往广州接受调查。

这让我根本来不及思考，脑子里只剩下“要解决这件事”。我表示要请律师，林伟却说，我只能请他们委派的律师，并称此案主犯正是因为自己聘请了律师，结果律师擅自对外泄露了案情。

我所有的疑问、警惕，对方似乎都已经预设好。随着剧情的走向，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对我予以否定，我别无选择，只能跟着他们设定的剧情走。

这群人也会根据受害者的特征调整剧本。通过前期接触，他们先对我进行“人物画像”：每天报备行踪时，我会准时发送信息，对方便知道我是个很乖、很守法的人；我进入社会较晚，没经历过大风大浪，对方便编出一个受害者跳楼的故事，并选择在我男友离开的次日凌晨通知我，就是为了利用负罪感让我精神崩溃。

另一方面，由于我入职还没到一个月，想给新老板留下好印象，所以从头到尾我都不敢告诉任何同事，只想自己解决。但其实在那段时间，我的上司和同事们都发现我郁郁寡欢，只是他们不好意思对我的私生活过问太多。

整个过程也并非滴水不漏。我记得那位所谓的“中国特警”来到我家送保密文件时的场景。那是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女性，打扮时髦，穿着粉色鞋子、紧身裤，打着遮阳伞，站在公寓下的垃圾箱旁等我。

要知道，新加坡年轻人大多喜欢穿素色的衣服，穿成这样的不多见，作为特警更是太过显眼。我以为特警应是身材结实的，那位女生却像个超模。我也想不明白她为何要站在垃圾箱旁边。后来才知道，垃圾箱是我们公寓楼的监控死角。

对方从未问过我的具体收入，但因我曾在中美两国求学，对方由此推断出我家庭情况不错，于是试图在我身上发力。但他不知道的是，马来西亚家庭一般只会供子女到本科毕业，之后再想深造需要自己负担，所以我其实没那么多钱。

也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林伟了解我的工签类型，以为能从我身上“榨”出10万新币。我姐姐也说，这帮诈骗犯实在太贪心——如果他只要几千新币，骗局估计早就成功了。

同样骗术“已经骗不到中国人”

这次事情后，我在社交媒体发了一条视频，讲述了我的遭遇。一些朋友知道后也变得很小心。他们告诉我，现在看到“+65”开头的电话都不敢接，接到陌生的中文电话也会尽快挂掉。

我甚至会想，为什么在马来西亚没听说这种电信诈骗（至少我身边没有），是因为新加坡人比较有钱么？可是现在经济整体下行，大家都在勒紧裤腰带度日，却有人这样骗钱，我觉得很没有道德。

半个月前，我姑姑从马来西亚来新加坡旅游，她办了一张和我同公司的电话卡，也很快接到来自“卫生部”的电话。所以我猜测，恐怕从电信公司这一环就开始出问题了。

我和一位中国的叔叔说了这件事，他就在公安系统工作。他告诉我，如今这样的套路已经骗不到中国人了，所以骗子们开始向外寻找目标。

这次我掉坑，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对新加坡还不够熟悉。我在马来西亚也接到过钓鱼短信，比如“求职，日薪800马币（约合1215元人民币）”。但我太清楚本地的行情，马来西亚开不出这么高的工资。

而且在我的印象里，新加坡政府以办事高效著称。去办证件，一小时之内就能全部搞定，所以当我接到电话时，以为这就是当地政府处置密接者的流程。

据新加坡亚洲新闻频台（CNA）说，2021年新加坡发生的诈骗案达到23931起，占全部犯罪案件的近一半，比前一年激增了53%。据警方说，诈骗犯的策略一直在进化，疫情中人们增加了线上活动，诈骗犯也利用了这一情况。

我看到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最近的公号文章说，他们也接到不少中国公民尤其留学生的电信诈骗求助。使馆罗列的诈骗类型包括“杀猪盘”诈骗、“虚拟绑架”案、“钱骡”案、冒充“公检法”案等等，其中“钱骡”案的圈套也是从一个自称卫生部门调查疫苗接种情况和“传播疫情谣言”的来电开始，冒充“公检法”的套路和我的遭遇有相似之处。

使馆公号亦提醒说，“在新加坡接到未经核实的来电，尤其是前缀+65的本地电话，坚决做到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不提供个人信息；遇事不慌张，可通过使馆或其他可信的官方渠道核实，和家人朋友多商量。”

有一些朋友嘲笑我，说我蠢，这样的套路都能被骗。这让我感到无奈，他们都没有在我当时所处的情境中，没法理解我的感受。这次骗子做的每件事刚好戳到我的点，而且他们的骗术层出不穷，就算这次躲过，如何能保证不被另一套话术洗脑？

我之所以选择把我的经历说出来，也是不怕被人笑话。我有一些马来西亚和中国朋友也想来新加坡工作，我希望能通过此文提醒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