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流行期间柬埔寨被拐至中国新娘数量飙生，这与中国严重的性别失衡息息相关。”

5月份，全球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组织（GI-TOC）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的这个结论，让“柬埔寨新娘”再次引起热议。

在报告中他们还提出了一个建议：将中柬的跨国婚姻中介合法化，并设立一个全国性的婚介机构、经纪人登记处和监管机构，以确保对柬埔寨妇女的充分保护。

那么，柬埔寨“被拐”新娘增多是否真的与中国的性别失衡相关？

跨国婚姻中介合法化会是一条出路吗？

• 飙升的“被拐”新娘数量  更严格的中柬婚姻流程
  
  

7月6日，一条仅仅发布“一半”的新闻引起同胞热议：内政部国务秘书宋波主持会议，研究和修改关于柬埔寨公民与外国人结婚的法律程序，但会议并未公布具体的修订条例。

在评论区，大家纷纷猜测未来中柬婚姻的程序将更加复杂还是简单？审核是会加严还是变松？

负责代办中柬结婚证的林浩，在自己的朋友圈转发了此条新闻并配文：办结婚证的趁早。

在2019 年，柬埔寨的内政部的一份报告显示，有 2641 对跨国夫妇申请批准结婚，但只有2016 对获得批准。

而在疫情发生后，另一位中柬婚姻办证行业的小黎也告诉记者，现在办理跨国婚姻的通过率更低、受限更多。

因为“外国新娘”获救遣返的消息不断，为了避免“被拐”新娘的悲剧再次发生，审核已经层层加严。

同一天，另一条新闻《西港省长：打击贩卖人口》也引起了广泛讨论，其中特别强调了对妇女的保护。

柬埔寨政府对于妇女拐卖现象打击，从未停止过。特别是近几年，“柬籍新娘获救遣返”的消息接连不断。

而其中，又以“中国新娘”占比最多。

图片来源于GI-TOC报告

根据柬埔寨政府官员的声明，2019年，在112名被拐卖回柬埔寨的新娘中，就有111名是从中国返回。

而去年仅仅从1月份至6月份，就有230名柬籍女子被从中国营救出来。

但这些“新娘”真的全部属于被拐卖吗？

内政部的国务秘书 Chou Bun Eng 就曾表示，官员们虽然会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回国，并不完全相信这些女性返回的原因（被买卖、遭受虐待等）。

因为他们同样观察到，柬埔寨公民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欧盟等国家的跨境婚姻同样很普遍，但这些妇女很少返回或抱怨被拐卖。

“他们从不向我们报告，因为他们利用“假婚姻”作为在那里定居的手段”，Chou Bun Eng 补充说。

而在中文圈子里，近几年对于中柬婚姻的负面议论也层出不穷。

对于“被拐”新娘，许多人认为存在套骗彩礼的情况：在拿到彩礼后通过报警“获救”回国，然后再将自己“嫁”给下一家。

但不论实际遭遇如何，疫情爆发的这几年时间，“被拐”至中国的柬埔寨新娘的数量确实是飙升。

• 中国的性别失衡  与疫情下的柬埔寨失业女性
  
  

在GI-TOC发布的报告中，认为疫情大流行期间柬埔寨被拐至中国新娘数量飙生，与中国严重的性别失衡息息相关。这个观点并非空穴来风。

去年，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我国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三千万，其中20岁至40岁的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了1752万人。

以陈青的老家青岛为例，根据《青岛市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查报告》，青岛31-35岁未婚且无恋爱对象，男性占比9.46%，比女性(占比1.89%)高7.57个百分点。

陈青33岁，是村里人眼中的“老大难”，但农村的大量女孩都前往城市发展，让他很难遇到合适的女孩。

而当他自己也去城里工作、希望开启一段婚姻时，却多次遭到了女方的嫌弃。

陈青的尴尬处境并不是个例，甚至是许多农村青年的现实写状。

在报道《在中国男女比例失衡中，我闯入“女儿国”》，早在十年前，李怀谦就预见了中国男女比例失衡带来的问题，带着“大龄剩男”的焦虑，前往柬埔寨寻觅自己的姻缘。

而与此同时，疫情期间柬埔寨经济受到巨大冲击，许多柬埔寨的家庭、特别是普通农村家庭的经济情况急剧恶化，大量柬埔寨女性长期缺乏就业机会。

这种情况下，女孩的家人甚至自身，对于出彩礼向来阔绰的中国人，自然有了更大的需求。

这从飙升的柬埔寨“被拐”新娘也可以看出。

图片来源于GI-TOC报告

但负责代办中柬结婚证的林浩却说，他在2019年近100份结婚证，是自他从事这个行业以来的巅峰。

2020年，这一数字骤降到14份，虽然2021年增加到25对，但也只有巅峰时期的四分之一。

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疫情期间中国人赴柬难度大大提高，只能通过非法渠道来满足双方都客观存在的需求。

而这也正是GI-TOC在报告中提出将柬埔寨的跨国婚姻中介合法化的原因。

• 跨国婚姻中介合法化   能否算好“性别账”与“经济账”？
  
  

GI-TOC认为，中国持续的性别失衡，以及柬埔寨女性长期缺乏就业机会，由此产生的供需将继续推动两国婚姻市场的蓬勃发展。

试图完全阻止这种动态是不可行的，并且忽略了一些婚姻对双方都有利的事实。

它建议，中国和柬埔寨应该为跨国合法婚姻建立结构化的途径，规范做法，并密切监测侵犯人权行为。

通过对服务提供者进行监管，提高对这些活动的可见度。

GI-TOC还提出了具体的模式：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包办跨国婚姻中介机构和婚姻经纪人登记处，同时设立一个监管机构或办公室，以监测业务并确保对妇女的充分保护。

此外，可以在柬埔寨人口贩运法中增加条款，将个人以专业身份作为服务提供者从事人口贩运的行为作为加重处罚的因素，从而受到更高的处罚。

但目前，跨国婚姻中介服务目前在柬埔寨和中国都是非法的，而此次修订柬埔寨公民与外国人结婚的法律，是否会对此进行修改，我们尚不得知。

而且关于中柬婚姻，柬埔寨华人圈最为关注的始终是办证的难度、婚娶的费用以及婚后的家庭生活；而对于国内民众来说，中柬婚姻的数量在跨国婚姻中的比例并不突出，其受关注度也相对较低。

同时，中国省份众多、人口庞大，一旦放开这个行业，大量资本、利益相关群体加入其中，必将导致无法精确管控，进而使更多的人“被”中介自由结婚。

图片来源于GI-TOC报告

而对于柬埔寨政府来说，频发的“中国新娘求救事件”，已经对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形象造成较大的伤害。

但此前关于如何解决该问题的探讨，大都停留在增多求助渠道、加强中柬救援合作以及提高柬埔寨女性对于跨国婚姻的认识等方面。

前两者属于事后补救，而后者一方面难以落实，往往流于空谈，另一方面没有意识到，大部分“中柬婚姻”的实质，是一场满足双方甚至双方家庭的利益交换。

因此，探索其他解决渠道对于柬埔寨来说是必要的。

但此次GI-TOC的建议，同样不适用于柬埔寨。

柬埔寨的面积虽然仅相当于中国广东省，似乎更有利于政策的落实执行。

但由于小费文化盛行和腐败现象比较严重，让所谓的监管，极易沦为新的敛财渠道。

而“全国统一建立”则意味着垄断，垄断必将导致权力的滥用，这在历史上经验比比皆是。

因此，跨国婚姻中介合法化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柬埔寨，现阶段都不是解决柬埔寨“被拐”新娘的好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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