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温州人在迪拜：做“临时夫妻”的中国“小姐”

一位温州商人，自2002年起因业务关系一直往来迪拜，其间接触了或奇特或有趣的事情，他把这些故事写成了散记。你可以在文字中了解到温州人在迪拜真实的生存状态。

这些散记里有生活在底层的升斗平民，也有曾经腰缠万贯的地产商人，有纸醉金迷的销金窟，也有突破常人想象的现代版一千零一夜神话。

当然，随着时间的变化，温州人在迪拜的情况也都在变化当中。

◎温州人在迪拜(一)

2002年6月，在结束了北京的对俄贸易生意，过了一段闲适的生活后，腾空而起的飞机把我带到了7000公里以外的沙漠之国，传奇之都迪拜。

这次是我哥哥的鞋业公司在迪拜中国鞋城租了个店(迪拜中国鞋城正式的名字应该是迪拜中国商品城，但是我们都喜欢叫它中国鞋城，鞋城分为2层，楼下基本都是温州鞋厂的直销店)，想在迪拜打开市场，完成产品从俄罗斯向中东、非洲的转向。

透过低空飞行的飞机舷窗，深夜迪拜的街市灯火辉煌，橘黄色的灯光在大片平原有序地扩展开来，对初次的访客有一种意外的震撼。在这一刻往往颠覆了许多人对这个沙漠城市的心理定势，此刻的灿烂胜过我去过的巴黎和莫斯科，当然也胜过我熟悉的北京。

下了飞机，发现迪拜国际机场非常漂亮、整洁、金碧辉煌，丝毫不比法国戴高乐机场逊色。护照检查口端坐着穿阿拉伯白袍的海关人员，严肃但不乏善意，验证了我的签证，很快地盖章出关。对比在莫斯科海关的贪腐，法国海关的歧视，迪拜在这一刻令人愉快。

出了机场，周身立即被酷热的空气包裹起来，无处逃遁，令人有喘不过气的感觉。那一瞬间我问自己：这就是我未来几年生活的地方么?怎么生活?

来接我们的是鞋城老总的程秘书和巴基斯坦司机沙力姆。车行进在迪拜市区，沿途建筑物不高，但是整洁、漂亮，有些阿拉伯情调。绿化非常出色，粗壮的棕榈树随处可见。道旁的树木矮小，但是树冠很大，伸展开来像硕大的伞，枝头开着鲜红的小花，在景观灯的照射下显得异常美艳、神秘，像阿拉伯的舞女。

但是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觉得这些花草树木都是不真实的，这些植物不属于这片沙漠，就像重金聘请的舞女，这种想法竟然在以后的几年里没有改变过。

十几分钟后，车到了市中心，程秘书指着一座五层的白色大楼说：“房前放着两尊白石狮子的就是中国鞋城，但现在已经午夜1点了，太晚了，早上再去参观。”是吗?午夜1点?满大街都是人，夜总会的印度音乐肆无忌惮地轰鸣着，全然不顾周边的宾馆，街边的夜总会的美女、霓虹灯炫目地闪耀着，明亮的人行道上非洲姑娘正忙着拉客呢!在这清真之国，真令人意外。

车在一家小宾馆门前停了下来，程秘书指着宾馆对面的餐馆说：“这是一家温州餐馆，老板叫阿诚，住这里你们吃饭方便，到鞋城也不远。”后来我才知道，这家小餐馆在温州人中非常有名，不仅仅是他的温州风味，更因为它是许多不远万里到迪拜谋发展的温州人最初的落脚点。

宾馆楼下夜总会的音乐彻夜轰鸣，修理道路的掘进机也时断时续地叫嚣着，这就是迪拜，永不睡觉的迪拜，明天我将成为你的一员。

◎温州人在迪拜(二)

“郑哥，谢谢你为我介绍老孙那伙人，现在我的‘大家’住满了，还供不应求呢!”说话的是隔壁卖包店的翻译爱丽诗。她是4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沈阳人，姓李，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大家都叫她爱丽诗，我也懒得问。

爱丽诗比我早一年来迪拜。所谓翻译，也就是应付定货罢了，还负责摆货、清洁等一切杂务。人有些发福，脸上也满是雀斑，和漂亮的名字有些落差。

她所说的“大家”，是指集体宿舍，男女混住，在迪拜是非法的，但只要不闹腾得厉害，房东同意，警察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懒得管。

“现在能放几张床?挣钱吗?”这毕竟是爱丽诗第一次做生意，我替她高兴。“大房间六张，小房间四张。”爱丽诗有些得意。“大房间怎么放得下六张，门关得上?”我非常不解。“门不关了，不然就挣不到钱。”爱丽诗说出了秘密。这是见缝插针啊，我努力想象着那个小房子住满人的情形。

爱丽诗满脸幸福，我想她一定在计算着她的利润。

“一个月能有多少利润啊?如果利润高，我也弄几个‘大家’，鞋也不卖了。”我打趣地说。“郑哥不要笑话俺，一个月满打满算有2000迪拉姆利润就到顶了，现在下铺租650，上铺550，如果下铺是两个人拼床，再多加100水电。哎呀，下铺再有几个拼床的就好了。”爱丽诗有些惋惜。“什么叫拼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临时夫妻呗。”爱丽诗觉得我孤陋寡闻。

临时夫妻我知道，就是在迪拜久了，出于各种原因住在一起，当然最重要的是经济原因。迪拜的租金实在太贵了，并且年年涨，别说是收入微薄的打工者，连生意人都叫苦不迭。

“那人家生活方便吗?前后左右全是人。”我刨根究底地问。“拉个布帘子不就结了，哪像你大知识分子穷讲究，有住就不错了。”我的无知使爱丽诗有些不耐烦了，在这件事上我确实无知。

快乐的情绪维持了五六天，这天早晨爱丽诗明显有些不快，眼圈也有些发黑。“谁惹美女不高兴了?”和平常一样我和她打趣。“‘大家’里有个小子是卖光碟的，床下的袋子里全是光碟，让俺发现了。真闹心，这是要俺的命啊!”爱丽诗激动了。“是吗?卖黄碟被CID知道了要坐牢的。”CID是迪拜秘密警察。“谁说不是啊，今儿一大早我就叫他走了。哎，又空出一个床位。”爱丽诗有些心疼。

“破财免灾吧，‘小姐’也要注意。”我提醒她。“是啊，我这就住着五个‘小姐’，我跟她们说好了，不许带客人上俺‘大家’”。爱丽诗是老江湖。不久，由于她的“大家”地理位置好，接近中国鞋城商圈，很快又住满了人，对此她有些得意于自己的眼光。

迪拜中国“小姐”的增多是2004年以后的事，全盛时期在中国鞋城附近的路上有十来个，后来在警察的干预下转入了“地下”。其中主要是中年妇女，浓妆艳抹，从背影看也算风姿绰约，但是如果猛一回头，往往会吓人一跳，苍老是无法掩饰的，打扮也不合时宜。中国“小姐”的表情往往比较严肃，特别是面对国人的目光，更是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冷漠。

在这从事性工作的可不光是中国人，弄堂深处的小旅馆多数以此为生。据街上拉皮条的孟加拉小子说，里面有俄罗斯、中国、印度、菲律宾的姑娘，一次收费三五十迪拉姆。另外在大名鼎鼎的夜总会Cyclone，里面更是个小联合国，除了黄种“小姐”，金发碧眼的也比比皆是，只是小费更高。

针对女性的签证政策逐渐严格，三十岁以下的中国女子一般都被拒签，哪怕是我们正经开店的职员要入境。中国“小姐”由于没有人愿意担保，一般都持一个月的旅游签证，就是说到一个月必须出境，重新办理签证再入境。这样“小姐”们一般在专做此项业务的旅行社办理“飞签”，就是乘坐一种螺旋桨式的俄罗斯旧飞机从迪拜或其他酋长国机场出发，到附近伊朗的凯续岛转一圈，然后拿着新的旅游签证入境迪拜。

这种飞机很旧，曾经掉下来一架，死了不少人。“飞签”的费用起先在500迪拉姆左右，到2009年涨到1500迪拉姆以上，不仅影响了“小姐”们的生活，还影响了大量持旅游签证在阿联酋非法打工的中国劳工。

爱丽诗的事业渐渐有些困难了，她的很多房客因付不起“飞签”费用选择“黑”了下来。

令爱丽诗完全崩溃是几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我们正在店门口闲聊。突然人群有些骚动，只见一个水桶般粗壮的迪拜女警察带着一个神色慌张的中国女子到鞋城的远大汇款公司取存款，并且此女子和警察是用一个手铐铐在一起的。老迪拜们都知道，这是要取钱买机票，此女子要被遣返。

爱丽诗的脸色有些苍白，人也赶紧闪到店里不出来。事后才知道，此女子是爱丽诗的房客，从事卖淫时被捕。

很快，爱丽诗转让了她的“大家”，据说小挣了一笔，但是好像老了不少。

每当我看到中国“小姐”，就有五味杂陈的感觉。她们在异国他乡从事着不阳光的生计，除极个别好逸恶劳外，主要是生计无着，如果她们有社保、医保，恐怕多数会回国，谁也不愿在这沙漠之地过着被侮辱、被损害的日子，还好我们的国家正在做这些工作。

◎温州人在迪拜(三)

2004年8月，面对铺天盖地的招商广告，龙城这个名字开始在迪拜华人中间流传，中国鞋城的商户也开始骚动起来。

龙城是一座综合性商贸城，投资3亿美元，是中国在迪拜投资最多、档次最高、服务最全的经贸平台，由市场、仓库、公寓三部分组成。

市场形如中国龙，总长1200米，龙头分两层，龙身为一层，总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有近4000间商铺。龙城距迪拜市中心二十多公里，招商条件特别优惠，每个店铺给2个工作签证，住房租金减半，店租也比迪拜中国鞋城便宜3/5。

“郑老板，你不去龙城搞几个店面炒炒?兴许转手能挣个转让费，我拿了4个店面。”康吉公司的老板娘兴奋地招呼我。“是吗?管4个店要不少人啊!”我答应着。“等店面升值了，自己开一两个店，其余卖掉。你看现在木须把杂市场店面的转让费都要100多万迪拉姆了。”老板娘不假思索地回答，眼里仿佛已经看到了黄金。

“但是龙城太远了，从市内打车过去要四五十迪拉姆，出租车又不好打，客人去那边不方便。”我说出了我的忧虑。“说的也是，不过我想政府会开通公交吧。”“迪拜的公交什么时候准点过，在40多摄氏度的烈日下，一个小时能等到公交车就谢天谢地了。”我心里嘀咕着，怕说出来坏了她的兴致。

2004年12月7日是龙城开业的日子，来了很多中国和阿联酋的官员，人山人海，场面宏大。

过了几个月，我向康吉的老板娘打听龙城的情况。“现在还没多少店，主要是客人太少。”老板娘有些失落，“不过有个叫张政建的义乌人一下子拿走了500个店铺，现正在义乌招商呢!”老板娘的信心又强烈起来。“听说这个老板很有来头，你知道金乌集团不?是义乌袜业老大，也就是世界袜业老大。”“知道，名人啊，金乌集团不光做袜子，服装、化纤棉纱、酒店餐饮、农业开发这些行业他们都做的。”

“对对对，他们还要在龙城开一家山图餐厅。”老板娘有了兴致。“我看凭张政建的影响，还是能招到商的，义乌的商品品种太多了，商人也多。”我说出了我的想法。“但愿如此，也好让我挣些钱，现在天天往里面赔钱。”老板娘急切地说。

2006年年关将至，我在迪拜机场排队换登机牌准备回国，后面一对夫妻跟我搭话：“师傅，麻烦你帮我把这件行李托运下好不?我的行李要超重。”我犹豫了一下，倒不是不愿帮忙，是怕万一有违禁品，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他们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说道：“别担心，我们是在龙城开店的，这只是一些椰枣。”接着不由分说，就把他的行李扔到我正在输送带上的箱子旁，和我的行李一起办了票。我无奈，心想：这些“新迪拜”真不懂规矩。

“龙城现在生意怎样?”在候机处我随口问这夫妻俩。“别说了，批发的客人很少，只有些阿拉伯人，印度人拖家带口的买些零头，吃个饭。我们市场大，又好停车，周末来玩的客人倒是有一些。”他妻子有些愁苦地说。“那不错啊!”“不错什么呀?这能有几个营业额?我们发过来一个集装箱要卖大半年。”他老公叹道。“还有，原来说住房只要一半租金，现在涨了一倍!”他老婆有些激动，仿佛我是阿拉伯房东。“只有主通道快开齐了，后排基本空着当仓库，二楼也全空着。”哎，我心里叹道，老板娘要赔钱了。

2008年的一天上午，我和同事小张办完事顺便到龙城的山图餐厅吃午饭。餐厅不大，挺整洁，有十来个老外在用餐。菜做得一般，但菜色还算漂亮，价格有些贵，总体感觉还行。

饭后我们逛了龙城市场，情况和2006年那对夫妻说的几乎一模一样。我们买了些日用品，雇了一个推车的中国人运东西，顺带聊了起来。“你的生意怎么样?”我问道。“这算什么生意，有时遇到阿拉伯大娘兴许能给个10迪拉姆车费，一般都只给5迪拉姆，勉强混口饭吃。”他有些失落。

“那龙城客人多吗?有批发的客人么?”我想证明我的判断。“星期五晚上人多些，都是散客，批发没怎么见到。据说龙城有一半的老板在亏钱，我看不止，很多店都没生意。”我不想继续这个沉重的话题，等他搬完给了10迪拉姆小费，结束了这趟龙城之旅。

过了几天，小张有些急切地跑来告诉我：“郑总，我们去过的山图餐厅的老板，欠了17亿多的债跑了，他当时承包了龙城几百家的店面呐!”我有些诧异，打开电脑，果然发现张政建的金乌集团由于资金链断裂倒闭了，张政建不见了踪迹。我有些惋惜，这么大的企业说倒就倒了，但是竟没觉得意外。

其实在迪拜经商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从2006年开始人民币兑美元不断升值，而迪拉姆和美元是联系汇率固定不变，由于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迪拜中国商品的销售价格一直不能提高，所以日子就逐渐不好过了。

盲目扩张，高负债率，银行借贷，地下高利贷不断蚕食着温州企业的机体，终于有一些企业体力不支，轰然崩塌，实在令人唏嘘不已。我不禁想起一个对话，有一位新闻记者采访泥水匠出身的国防部长：“你认为国防部长和泥水匠有什么共同之处?”“有啊，那就是身在高处不能头晕。”国防部长回答。可惜啊，这些年，在我身边还没见过身在高处不头晕的企业家。

揭秘温州人在迪拜：做“临时夫妻”的中国“小姐”

一位温州商人，自2002年起因业务关系一直往来迪拜，其间接触了或奇特或有趣的事情，他把这些故事写成了散记。你可以在文字中了解到温州人在迪拜真实的生存状态。

这些散记里有生活在底层的升斗平民，也有曾经腰缠万贯的地产商人，有纸醉金迷的销金窟，也有突破常人想象的现代版一千零一夜神话。

当然，随着时间的变化，温州人在迪拜的情况也都在变化当中。

◎温州人在迪拜(一)

2002年6月，在结束了北京的对俄贸易生意，过了一段闲适的生活后，腾空而起的飞机把我带到了7000公里以外的沙漠之国，传奇之都迪拜。

这次是我哥哥的鞋业公司在迪拜中国鞋城租了个店(迪拜中国鞋城正式的名字应该是迪拜中国商品城，但是我们都喜欢叫它中国鞋城，鞋城分为2层，楼下基本都是温州鞋厂的直销店)，想在迪拜打开市场，完成产品从俄罗斯向中东、非洲的转向。

透过低空飞行的飞机舷窗，深夜迪拜的街市灯火辉煌，橘黄色的灯光在大片平原有序地扩展开来，对初次的访客有一种意外的震撼。在这一刻往往颠覆了许多人对这个沙漠城市的心理定势，此刻的灿烂胜过我去过的巴黎和莫斯科，当然也胜过我熟悉的北京。

下了飞机，发现迪拜国际机场非常漂亮、整洁、金碧辉煌，丝毫不比法国戴高乐机场逊色。护照检查口端坐着穿阿拉伯白袍的海关人员，严肃但不乏善意，验证了我的签证，很快地盖章出关。对比在莫斯科海关的贪腐，法国海关的歧视，迪拜在这一刻令人愉快。

出了机场，周身立即被酷热的空气包裹起来，无处逃遁，令人有喘不过气的感觉。那一瞬间我问自己：这就是我未来几年生活的地方么?怎么生活?

来接我们的是鞋城老总的程秘书和巴基斯坦司机沙力姆。车行进在迪拜市区，沿途建筑物不高，但是整洁、漂亮，有些阿拉伯情调。绿化非常出色，粗壮的棕榈树随处可见。道旁的树木矮小，但是树冠很大，伸展开来像硕大的伞，枝头开着鲜红的小花，在景观灯的照射下显得异常美艳、神秘，像阿拉伯的舞女。

但是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觉得这些花草树木都是不真实的，这些植物不属于这片沙漠，就像重金聘请的舞女，这种想法竟然在以后的几年里没有改变过。

十几分钟后，车到了市中心，程秘书指着一座五层的白色大楼说：“房前放着两尊白石狮子的就是中国鞋城，但现在已经午夜1点了，太晚了，早上再去参观。”是吗?午夜1点?满大街都是人，夜总会的印度音乐肆无忌惮地轰鸣着，全然不顾周边的宾馆，街边的夜总会的美女、霓虹灯炫目地闪耀着，明亮的人行道上非洲姑娘正忙着拉客呢!在这清真之国，真令人意外。

车在一家小宾馆门前停了下来，程秘书指着宾馆对面的餐馆说：“这是一家温州餐馆，老板叫阿诚，住这里你们吃饭方便，到鞋城也不远。”后来我才知道，这家小餐馆在温州人中非常有名，不仅仅是他的温州风味，更因为它是许多不远万里到迪拜谋发展的温州人最初的落脚点。

宾馆楼下夜总会的音乐彻夜轰鸣，修理道路的掘进机也时断时续地叫嚣着，这就是迪拜，永不睡觉的迪拜，明天我将成为你的一员。

◎温州人在迪拜(二)

“郑哥，谢谢你为我介绍老孙那伙人，现在我的‘大家’住满了，还供不应求呢!”说话的是隔壁卖包店的翻译爱丽诗。她是4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沈阳人，姓李，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大家都叫她爱丽诗，我也懒得问。

爱丽诗比我早一年来迪拜。所谓翻译，也就是应付定货罢了，还负责摆货、清洁等一切杂务。人有些发福，脸上也满是雀斑，和漂亮的名字有些落差。

她所说的“大家”，是指集体宿舍，男女混住，在迪拜是非法的，但只要不闹腾得厉害，房东同意，警察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懒得管。

“现在能放几张床?挣钱吗?”这毕竟是爱丽诗第一次做生意，我替她高兴。“大房间六张，小房间四张。”爱丽诗有些得意。“大房间怎么放得下六张，门关得上?”我非常不解。“门不关了，不然就挣不到钱。”爱丽诗说出了秘密。这是见缝插针啊，我努力想象着那个小房子住满人的情形。

爱丽诗满脸幸福，我想她一定在计算着她的利润。

“一个月能有多少利润啊?如果利润高，我也弄几个‘大家’，鞋也不卖了。”我打趣地说。“郑哥不要笑话俺，一个月满打满算有2000迪拉姆利润就到顶了，现在下铺租650，上铺550，如果下铺是两个人拼床，再多加100水电。哎呀，下铺再有几个拼床的就好了。”爱丽诗有些惋惜。“什么叫拼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临时夫妻呗。”爱丽诗觉得我孤陋寡闻。

临时夫妻我知道，就是在迪拜久了，出于各种原因住在一起，当然最重要的是经济原因。迪拜的租金实在太贵了，并且年年涨，别说是收入微薄的打工者，连生意人都叫苦不迭。

“那人家生活方便吗?前后左右全是人。”我刨根究底地问。“拉个布帘子不就结了，哪像你大知识分子穷讲究，有住就不错了。”我的无知使爱丽诗有些不耐烦了，在这件事上我确实无知。

快乐的情绪维持了五六天，这天早晨爱丽诗明显有些不快，眼圈也有些发黑。“谁惹美女不高兴了?”和平常一样我和她打趣。“‘大家’里有个小子是卖光碟的，床下的袋子里全是光碟，让俺发现了。真闹心，这是要俺的命啊!”爱丽诗激动了。“是吗?卖黄碟被CID知道了要坐牢的。”CID是迪拜秘密警察。“谁说不是啊，今儿一大早我就叫他走了。哎，又空出一个床位。”爱丽诗有些心疼。

“破财免灾吧，‘小姐’也要注意。”我提醒她。“是啊，我这就住着五个‘小姐’，我跟她们说好了，不许带客人上俺‘大家’”。爱丽诗是老江湖。不久，由于她的“大家”地理位置好，接近中国鞋城商圈，很快又住满了人，对此她有些得意于自己的眼光。

迪拜中国“小姐”的增多是2004年以后的事，全盛时期在中国鞋城附近的路上有十来个，后来在警察的干预下转入了“地下”。其中主要是中年妇女，浓妆艳抹，从背影看也算风姿绰约，但是如果猛一回头，往往会吓人一跳，苍老是无法掩饰的，打扮也不合时宜。中国“小姐”的表情往往比较严肃，特别是面对国人的目光，更是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冷漠。

在这从事性工作的可不光是中国人，弄堂深处的小旅馆多数以此为生。据街上拉皮条的孟加拉小子说，里面有俄罗斯、中国、印度、菲律宾的姑娘，一次收费三五十迪拉姆。另外在大名鼎鼎的夜总会Cyclone，里面更是个小联合国，除了黄种“小姐”，金发碧眼的也比比皆是，只是小费更高。

针对女性的签证政策逐渐严格，三十岁以下的中国女子一般都被拒签，哪怕是我们正经开店的职员要入境。中国“小姐”由于没有人愿意担保，一般都持一个月的旅游签证，就是说到一个月必须出境，重新办理签证再入境。这样“小姐”们一般在专做此项业务的旅行社办理“飞签”，就是乘坐一种螺旋桨式的俄罗斯旧飞机从迪拜或其他酋长国机场出发，到附近伊朗的凯续岛转一圈，然后拿着新的旅游签证入境迪拜。

这种飞机很旧，曾经掉下来一架，死了不少人。“飞签”的费用起先在500迪拉姆左右，到2009年涨到1500迪拉姆以上，不仅影响了“小姐”们的生活，还影响了大量持旅游签证在阿联酋非法打工的中国劳工。

爱丽诗的事业渐渐有些困难了，她的很多房客因付不起“飞签”费用选择“黑”了下来。

令爱丽诗完全崩溃是几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我们正在店门口闲聊。突然人群有些骚动，只见一个水桶般粗壮的迪拜女警察带着一个神色慌张的中国女子到鞋城的远大汇款公司取存款，并且此女子和警察是用一个手铐铐在一起的。老迪拜们都知道，这是要取钱买机票，此女子要被遣返。

爱丽诗的脸色有些苍白，人也赶紧闪到店里不出来。事后才知道，此女子是爱丽诗的房客，从事卖淫时被捕。

很快，爱丽诗转让了她的“大家”，据说小挣了一笔，但是好像老了不少。

每当我看到中国“小姐”，就有五味杂陈的感觉。她们在异国他乡从事着不阳光的生计，除极个别好逸恶劳外，主要是生计无着，如果她们有社保、医保，恐怕多数会回国，谁也不愿在这沙漠之地过着被侮辱、被损害的日子，还好我们的国家正在做这些工作。

◎温州人在迪拜(三)

2004年8月，面对铺天盖地的招商广告，龙城这个名字开始在迪拜华人中间流传，中国鞋城的商户也开始骚动起来。

龙城是一座综合性商贸城，投资3亿美元，是中国在迪拜投资最多、档次最高、服务最全的经贸平台，由市场、仓库、公寓三部分组成。

市场形如中国龙，总长1200米，龙头分两层，龙身为一层，总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有近4000间商铺。龙城距迪拜市中心二十多公里，招商条件特别优惠，每个店铺给2个工作签证，住房租金减半，店租也比迪拜中国鞋城便宜3/5。

“郑老板，你不去龙城搞几个店面炒炒?兴许转手能挣个转让费，我拿了4个店面。”康吉公司的老板娘兴奋地招呼我。“是吗?管4个店要不少人啊!”我答应着。“等店面升值了，自己开一两个店，其余卖掉。你看现在木须把杂市场店面的转让费都要100多万迪拉姆了。”老板娘不假思索地回答，眼里仿佛已经看到了黄金。

“但是龙城太远了，从市内打车过去要四五十迪拉姆，出租车又不好打，客人去那边不方便。”我说出了我的忧虑。“说的也是，不过我想政府会开通公交吧。”“迪拜的公交什么时候准点过，在40多摄氏度的烈日下，一个小时能等到公交车就谢天谢地了。”我心里嘀咕着，怕说出来坏了她的兴致。

2004年12月7日是龙城开业的日子，来了很多中国和阿联酋的官员，人山人海，场面宏大。

过了几个月，我向康吉的老板娘打听龙城的情况。“现在还没多少店，主要是客人太少。”老板娘有些失落，“不过有个叫张政建的义乌人一下子拿走了500个店铺，现正在义乌招商呢!”老板娘的信心又强烈起来。“听说这个老板很有来头，你知道金乌集团不?是义乌袜业老大，也就是世界袜业老大。”“知道，名人啊，金乌集团不光做袜子，服装、化纤棉纱、酒店餐饮、农业开发这些行业他们都做的。”

“对对对，他们还要在龙城开一家山图餐厅。”老板娘有了兴致。“我看凭张政建的影响，还是能招到商的，义乌的商品品种太多了，商人也多。”我说出了我的想法。“但愿如此，也好让我挣些钱，现在天天往里面赔钱。”老板娘急切地说。

2006年年关将至，我在迪拜机场排队换登机牌准备回国，后面一对夫妻跟我搭话：“师傅，麻烦你帮我把这件行李托运下好不?我的行李要超重。”我犹豫了一下，倒不是不愿帮忙，是怕万一有违禁品，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他们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说道：“别担心，我们是在龙城开店的，这只是一些椰枣。”接着不由分说，就把他的行李扔到我正在输送带上的箱子旁，和我的行李一起办了票。我无奈，心想：这些“新迪拜”真不懂规矩。

“龙城现在生意怎样?”在候机处我随口问这夫妻俩。“别说了，批发的客人很少，只有些阿拉伯人，印度人拖家带口的买些零头，吃个饭。我们市场大，又好停车，周末来玩的客人倒是有一些。”他妻子有些愁苦地说。“那不错啊!”“不错什么呀?这能有几个营业额?我们发过来一个集装箱要卖大半年。”他老公叹道。“还有，原来说住房只要一半租金，现在涨了一倍!”他老婆有些激动，仿佛我是阿拉伯房东。“只有主通道快开齐了，后排基本空着当仓库，二楼也全空着。”哎，我心里叹道，老板娘要赔钱了。

2008年的一天上午，我和同事小张办完事顺便到龙城的山图餐厅吃午饭。餐厅不大，挺整洁，有十来个老外在用餐。菜做得一般，但菜色还算漂亮，价格有些贵，总体感觉还行。

饭后我们逛了龙城市场，情况和2006年那对夫妻说的几乎一模一样。我们买了些日用品，雇了一个推车的中国人运东西，顺带聊了起来。“你的生意怎么样?”我问道。“这算什么生意，有时遇到阿拉伯大娘兴许能给个10迪拉姆车费，一般都只给5迪拉姆，勉强混口饭吃。”他有些失落。

“那龙城客人多吗?有批发的客人么?”我想证明我的判断。“星期五晚上人多些，都是散客，批发没怎么见到。据说龙城有一半的老板在亏钱，我看不止，很多店都没生意。”我不想继续这个沉重的话题，等他搬完给了10迪拉姆小费，结束了这趟龙城之旅。

过了几天，小张有些急切地跑来告诉我：“郑总，我们去过的山图餐厅的老板，欠了17亿多的债跑了，他当时承包了龙城几百家的店面呐!”我有些诧异，打开电脑，果然发现张政建的金乌集团由于资金链断裂倒闭了，张政建不见了踪迹。我有些惋惜，这么大的企业说倒就倒了，但是竟没觉得意外。

其实在迪拜经商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从2006年开始人民币兑美元不断升值，而迪拉姆和美元是联系汇率固定不变，由于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迪拜中国商品的销售价格一直不能提高，所以日子就逐渐不好过了。

盲目扩张，高负债率，银行借贷，地下高利贷不断蚕食着温州企业的机体，终于有一些企业体力不支，轰然崩塌，实在令人唏嘘不已。我不禁想起一个对话，有一位新闻记者采访泥水匠出身的国防部长：“你认为国防部长和泥水匠有什么共同之处?”“有啊，那就是身在高处不能头晕。”国防部长回答。可惜啊，这些年，在我身边还没见过身在高处不头晕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