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文字，才能表达出我对他的怀念与敬重。不仅是我和他已有20多年交情，更因他是一位真正的忧国忧民之士。最近才听说，他因患不治之症，前不久已经走了，按他的级别，记得有规定，省报上会有消息，不知何故现在还没见。又不敢往他家中打电话。多方打听，说他有交待，丧事不得张扬，但已经走了，还是确证了。

他叫王民三。1925年生，1938年在河南参加抗日征粮，再后南下至江西再西进到贵州，途中也在为部队征粮。1956年后，担任贵州粮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厅长，然后从更名为贵州省粮食局的局长岗位上离任，再到省人大，任常委、农村经济委员副主任岗位至1994年离休，而离休后，却还在为粮食等许多问题进行调研和思考。

他的记录被称为“中国粮政第一日记”

王民三有一个多年的习惯，会把工作中的情况及见闻，留在日记中，写于三年困难时期的日记，就是一个省粮食主管部门负责人对当时的头等大事粮食问题的记录。2010年3月，他将这部分日记中的一部分，汇编成册，取名为《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工作日记》(摘录)，从1959年1月1日起一直摘到1961年12月25日止，立即广受圈内人士关注。

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1958年大跃进中，贵州高估产高征粮，有的地方刚秋收，就缺粮，定下的是征购36亿斤的任务，实际到年底才完成25亿斤，其中还有5亿斤的虚假，而且再也没有征粮进度了。1959年1月初，在正在召开的县委书记会上，大家最大的顾虑是怕出现更大的粮荒。会上，还就1957年在本省兴义因缺粮而死人的事作了深刻检讨。

面对这种情况，1959年上半年，省里对中央要在贵州调2亿斤粮食，先是抵制的，并批评粮食厅向粮食部反映情况不力，后顶不住压力，就让反瞒产，组织粮食往上调。到了下半年，国家粮食继续紧张。1959年12月19日，王民三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召开紧急电话会，一位领导在会上严肃地说：“省里死了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顾全大局，指令贵州紧急调粮1亿斤。

一方面自顾不暇，一方面还要上调粮食，贵州的大饥荒，就这样发生了。王民三一年中有大部分时间下乡调研，对农村缺粮的情况有深切了解，1959年初，当时省里的主政者，针对各地粮食越报越少的情况说，1958年贵州粮食产量有180亿斤，不能再往下滑了。王民三在日记中说，“能有120亿斤就谢天谢地了，估计那么高，左算右算就是找不到粮食的去向。”

当时，刮的是共产风，粮食要集中起来办食堂。而粮食本来就不多，不够吃，就吃代粮物。代粮物有蕨根、红籽、青冈子、可供食用的树叶等，1961年2月2日，他在日记中说，据统计，全省食堂采集的代粮物有10亿斤。在另外的日记中说到的充饥之物，还有谷壳、菜籽饼以及瓜菜代等。王民三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下乡就进食堂吃饭，以了解实情。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一处食堂，吃的是碾碎的高粱老壳，实在难以下咽，虽然另配了一块红薯，农民们还是铛铛敲碗，表示不满。老支书看不下去，还设法给他找了几个核桃吃。

他的日记，记录了从中央到地方关于粮食问题的种种考虑和摩擦，从最高领导人到省、地、县领导人关于粮食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以及他的或肯定或反对或质疑的点评。留下了对上面罔顾实情决策的抗争，留下了“民以食为天”的沉甸甸的思考，留下了他参与粮食决策问题时“为民请命”的种种遭遇。

浮肿、死亡、人相食、面对遍野饥馑，成百上千上万不断曝出的死亡数字，不由他不在日记中使用“危急!危急!”这样的字眼。而在城里，由于缺粮，居民定量太低，也常发生饿急的人抢粮、抢饭的事。他力主减少和停调贵州的粮食，频繁奔波于省内各地，既设法施救，调剂粮食供给，传递可用代粮物和瓜菜代充饥的信息，却又苦于杯水车薪，办法不多，痛心疾首。常因见到死人的惨景掉泪，甚至夜不能寐。

在他的笔下，出现的贵州有姓有名的各层领导，其实没有不知道情况严重的，却又各有表现。有顶不住压力，或要向上面讨好，往下施压要粮的，有坚持要爱民护民的，有将父母饿死的孤儿集中起来收养的。干部也成批地因饥饿和营养不良出现浮肿。省里甚至把厅局长一级发生浮肿的领导，临时集中起来住院。王民三一家6口，4人浮肿。厅里有50多人浮肿，他本人因中度浮肿，也被收进医院，又因重任在肩，很快又投入了工作。

中国饥荒研究学者帅好，多次访问王民三，在著文中，将王民三在这一时期的日记，称为“中国第一粮政日记”，是有道理的。以他这样的管粮者的政要身份，将亲见亲历亲为，百般焦虑的心路历程，用日记记下来，至今未见还有他人。他在汇编成册的日记前言中说，他将日记整理出来，是要尽一点过来人的历史责任，同时也表达对这一时期贵州百万农民因饥饿而死亡的深切悼念。日记整理出来后，10多位亲历那个年代的老同志受请审阅，公认了这份史料的积极意义。他的记录，具有还原当时情态的性质，比之一般的史料，更为难得，弥足珍贵。我猜想，无论中外的学者，要研究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凡知有这部“第一粮政日记”的，都会将其纳入研究对象。

从种种困惑到为包产到户的出现而欣喜

王民三在日记中，始终在探究这场大饥荒的原因，究竟哪里？

当时，赵紫阳在广东搞瞒产私分粮食的调查，说瞒产私分占到产量的50%，并向中央写了报告，王民三见到了中央批转的这个报告后，在1959年3月1日的日记中说：“如果把粮食生产大跃进的成果寄托在反瞒产私分上，不尽适合各地的情况。”他没去广东，但觉得这不符合贵州的情况，以他在贵州农村的见闻和了解，哪里还有可供瞒产私分的粮食!因此，他在日记中表达了“难道查出瞒产私分，就能证明大跃进的成果吗？”的疑问。

国家粮食紧张的情况，在王民三的日记中也有反映。1959年4月23日的日记写道：中央发出紧急电报，各省对粮食上调必须坚决执行保证完成，除发给省委外，还发给省厅，从来少见。1959年4月30日的日记写道：国家交通、铁道、粮食等部门联合开电话会，“铁道部长说，服从粮食运输，尽最大努力保证上调和出口任务的完成。”1959年12月19日的日记写道：中央召开紧急电话会调粮，在日记下加注说，中央要保的城市粮食库存可保的天数，京、津4天，上海2天，辽宁6天。1960年5月9日的日记中再次写道：中央发出紧急通知，为京、津、沪、辽调粮，否则就有脱销的危险。

粮荒乃至饿死人的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在发生，终成惊天大事。日记中写道：上面也有人在反思，说什么地方牛皮吹得大，什么地方日子就难过。还反思到了上面的问题。1961年1月6日的日记写道：毛主席说过，中央“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高征购的政策不就是上面硬压下来的吗？1961年6月5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看到了胡耀邦的调查报告，他说“我们的农村政策是，什么少了，就统什么；统了什么，什么就少。”他用他在贵州了解到的事例点评说：“惠水县的养免业没有实行统购统销，所以发展特别快，就证实了这条真理。”

在他的日记中，只在个别地方提到了1959年夏贵州确有大旱，但后有降雨而有所缓解。大量提到的却是人祸，为超量征粮，甚至把农村留的种子也收走了。在生产上还瞎指挥，1959年7月7日的日记写道：推广密植浪费很大，大方县一个公社的管理区，小麦下种2.9万斤，收成只有4万斤，他说此种密植是一粒下地，一粒归仓，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大跃进中吹了大丰收的牛(1959年9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省委重新核定1958年粮食产量，公布的是180亿斤，重新核定只有“151亿斤”。在这则日记下，他加了一个注说，最终进入史书的落实数只有80亿斤。)，又要按所谓的大丰收超过农村承受极限去征粮(1960年10月9日，他在日记中列举了一个典型的县，产量只有4100万斤，下达的征购任务却高达4400万斤)，农民被强令去根本保证不了供给的大食堂吃饭，自己不得开伙，还要被组织去大炼根本炼不成的钢铁，任农作物烂在山里地里，才是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

从他这一时期的日记，大致可以看出这样的轨迹：1959年至1960年，是最困难时期。1961年起，情况开始缓解，2月份，报上有了国家开始进口粮食的消息，3月份，贵州获得了国家从外省调拨的数千万斤粮食救急，再后是下调了贵州上调粮食的任务。按照中央新的精神，政策上有了松动，生产小队可以实行包产和超产奖励，食堂可以不办了，农民可以有少量自留地并允许搞小规模的家庭事业，除主要农产品外，可以通过有所放开的集市贸易，出售或购进自己需要产品，搞的好的地方，农民能自救，有些去年还死了不少人的地方，不再死人，甚至连浮肿的也没有了。

在这个日记册子中，附录有他1962年的日记。从附录的日记看，这些口子开了后，1962年，贵州农村明里暗里的包产到户浪潮迅猛发展，有的地方，出现了小贩贩运粮食，黑市大米价由3元降到0.8元。王民三在日记中说，他到黔南州去了14天，在所到的农村基层，包产到户可能已经达到80%，问到的农民都说包产到户好。还看到不少农民家里吃上了白米饭。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也得到恢复增加。到了年中，省里派下去的26个工作组汇报情况，死人的情况已经很少，上半年全省估计不会超过1千人，而在1959年的12月份，在遵义地区的13个县中，1个月死亡千人以上的县却有 6个之多。鉴于包产到户当时在政策上仍不允许，王民三在日记中说，包产到户能解决吃饭问题，能多打粮食就是真理，有哪一点违背马克思主义呢？到了8月下旬，北京方面传来消息，要坚决纠正包产到户。一方面，他为整个形势的好转而心情舒畅，另一方面，又不禁为包产到户的命运担忧起来。

他的日记中，对上有诸多不敬的语言，文革期间，他也被批挨斗，如被发现搜出，那是会有牢狱之灾的，也不知他用什么方法，才斗胆拚死保存下来的。

但是，情况是复杂的。虽然有过惨痛的教训，在改革开放前不久，贵州又发生了一场尖锐的征粮调粮之争。1977年，贵州虽然粮食收成较好，却又被高估产高征购往上超调。王民三给贵州时任主政者写信，认为贵州农民口粮水平仍然很低，不能再增加负担，建议不要多征粮，受到多次严厉批评。次年初，王民三在京开粮食会时，向粮食部部长反映，贵州部分县已出现缺粮断炊现象，希望退库1亿斤，得罪了省主要领导，又反复挨批，被逼写检查，还险些被革职和开除党籍，直至连北京方面都认可了王民三的判断，才作罢。

也许恰恰是因为有过惨痛经历的原因，同样作为亲历者的赵紫阳，吸取了教训，在改革开放之初，和安徽的主政者万里一样，大力推进农村改革，以显著的政绩，在民间赢得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良好口碑。

王民三勤思勤记，从当年行军到暮年，一直坚持记日记。他的日记和文章，虽有不少已被汇编成册，至今却未见有公开正式出版的。主要的还有日记摘录《离开办公室的日子》、文章集纳《民以食为天》等。他还主编了《民工潮---农村劳务输出劳力转移问题研究》等资料册。2010年第8期《炎黄春秋》杂志，摘发了他三年困难时期中前两年的部分日记。

关心改革的进程 我和他成了忘年交

不过，这些和我与他的关系建立都无关。1986年，他在报上发了些主张输出农民工的文章，我作为媒体人，见后去向他讨教，才和他相识。那时，这还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他说，他是从研究粮食问题出发去研究农民工的，“空手出门，抱财回家”，还减轻了那些土地瘠薄的贫困地区的吃粮压力，何乐而不为呢？

这以后，他下乡搞调研，有时也会叫上我一起去。他会把调研结果和看法，寄给省里的领导和老友参阅，既交流思想，也供决策者参考。

1994年5月9日，国家决定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基本意思是，由国家控制主要的粮源。这一改革后来发展成三项主要政策，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顺价销售粮食、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这项政策初衷是要稳定粮食市场，同时减少国家对粮食收储企业的补贴，在理论上看起来很好。

但从一开始起，王民三即以丰富的经验表示了不同意见，1994年10月5日，即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时至今日，在粮食问题上再采取比统购统销还要严的垄断手段是不合时宜的。”，后来，这一改革，终因在实践中碰到种种难以处理的问题，推进艰难。而后更多地重视了市场的作用，才有了重大改进。

王民三嫉恶如仇，对腐败行为深恶痛绝，对反腐进展十分关切。他的日记中，在这方面也有不少见解。1995年，他看到原广东省委书记，时任省人大主任的林若的文章，提出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人民代表要参与反腐败斗争，他深有感触，不仅写文章谈感想，还给省委写信，介绍林若文章的观点和他的想法。他在1995年8月26日的日记中说到了写信的事，并说：“我认为各级人大参与反腐是可行的、必要的，宪法规定人大是最高监督机关。”这时，他已经感到后来被判无期徒刑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刘方仁的问题了。

1993年，刘方仁由江西调贵州主政，很快就和一女的搞在一起，并陷入经济案件中。因为自己有问题，涉及反腐问题时，刘发言总是虚晃一枪，或进行打压。从1994年3月3日起，王民三就开始在日记中质疑刘的言论。1997年2月23日，他将海南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受贿被判刑的报道剪下，寄给刘方仁，并在日记中说：“看他有何感受。”

2000年10月2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新闻界朋友反映刘方仁额外收入大 ，各种报告、发言都在报上发表，收稿费，究竟合法不合法？1998年3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民间和许多记者都说刘是个贪得无厌的人，有与私商勾结违法的迹象，难道上面就毫无察觉？2002年10月，刘终于事发被“双规”，之后被逮捕法办。

在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关注政治经济动向，留心政策变化，主张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看重产权改革，勤于看书看报，和省内外的老领导多有联系，和林若则是常有书信交流政见。他还会不时在地摊、澡堂与民工聊天，从他们口中了解底层情况。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既怀忧国忧民之心，又重实情、真情。他是依靠向真相靠近来谈道理的。一旦认准了，他就说真话。即使离休后，也这样。有一年，省里定调粮食大丰收，他给省委写报告说，据他了解，粮食产量不实，不能讲大丰收，给果去掉了“大”字，到了第二年，他又写报告说，刚收了油菜籽，为啥没油吃？提出了收购政策问题，结果也引起了重视。

再也看不到他高大的背影了

大约是2013年5月，我先后接过他两个电话，问我在忙什么？我知道，每当有这样的电话，是他有什么想法，要约谈了。当时我母亲住院不久，病势危急，就把情况说了，说天天得跑医院。他问了一下情况说，那你忙吧。是不是他知道自己患了重症，要找我说说呢，如是这样，那真让我抱憾了，我是丧失了去看他的机会啊。说来也奇怪，我和他交往这么多年，几乎不谈各自的身体和家中情况，交流的都是改革进程中的事和看法。

他后来听力不行，有时会带上助听器，效果也差。一次，他来我办公室，我不得不用很大的声音和他说话，隔壁的同事听见了，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时说，来朋友了，我说是省里的一位老领导，他说，忧国忧民之士啊。

他来，有时会有车来接他，有时我会找车送他，再后来，他说他得多走走，就不肯坐车了。好在他住的地方不算远，有时我会送他到家，有时会送他一程，再后来，他坚决不要我送，说慢慢走，能行的。因为基本不需要过街，我也就不坚持了。他长得高大魁梧，如此高龄，个子还和我1.78米的个子差不多，我猜他年青时，身高当有1.8米吧。此时，想着他那渐渐消失在人群中的背影，不禁悲从心起，再也看不到他高大的背影了。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想，这位走了的老人，也应该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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