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搬来这个小镇之前，我家住在江南的一个老宅里。

不知道什么原因，父母带着我们搬来了这里。

从地理上讲，它模糊的位于在南方与北方之间，和我出生的地方不一样。

记忆里我们曾经和另外三家人，住在一个宽敞的四合院里。再后来，我们搬进了母亲单位的集体家属大院。

这个大院建造于80年代。

一个方方正正的大围墙，里面南北向四排院落，每一排五户人家，每一家清一色青瓦白墙三间带阁楼的坡顶屋，入门照壁，后置一天井，天井里有葡萄藤的凉棚，主屋窗下有一小方花园，相邻的两家人共用一堵围墙。

我家是一排第一家，只右手一户邻居。后来这家人搬走了，房子租给了别人。

二十几年前的一个早晨，我踩着一截木墩，爬上我家的墙头，朝隔壁张望。

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孩子，留着齐耳短发，正在院子里晾蓝白格子床单，那时好像是初秋，阳光很好，有微风，阳光透过床单，给那个女孩投下一个好看的剪影。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冲她小声喊了一句：你能跟我玩吗？

那女孩开始一惊，继而羞涩万分，把脸埋到床单后面使劲笑了一会，然后露出半张红红的脸来，说：好啊，你过来玩吧。

我于是一出溜就下来了，去敲他家的门。于是见到了那女孩的弟弟——红光。

红光大我一岁。

圆圆的脑袋，皮肤微微发黑，透着一种紫砂的哑光光泽。平头短发，发际线很低，从耳鬓沿着饱满的额头低低的画了个清晰的弧形。两条眉毛又黑又粗，眸子黑亮，眼仁儿洁白。嘴唇厚厚的，不笑的时候嘴角也是微微扬着。

我叫他小哥哥。

小哥哥话不多，我说话的时候他一声不吭，等我说完了，他就揉揉鼻子，哦的应一声。他有很多的小人书，很喜欢打开柜门扒出他所有的的连环画，摊一地让我看，自己也翻开一本看起来。

有时他带我和弟弟去抓鱼。

他很会抓鱼。

把一条小河沟的中的一段截下，两边用稀泥筑上坝，再把坝里的水泼出去，小鱼被泥水呛得直跳，我们就只管在岸上捡。等水干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就开始掏鳝鱼、挖泥鳅，小鱼篓装得满满的。

红光还会做渔网，做钓龙虾的钓竿，做老鼠夹子。

红光还会画小人，画真假宝葫芦，画龙宫得宝，画薛刚闹花灯。他还画一只黄狗，他说那是他曾经养过的一条狗，后来让人偷走了，他找了很久。

红光的妈妈会摊很圆很大的薄皮蛋饼，我就时常在一旁边看边吃。

她的妈妈还很会种花。

他家种了一园子罂粟！

叶子低低的贴在地上，花茎高高的直立着，长着细细的绒毛，每棵种子只开一朵花，血红的、金黄的。未开时花苞紧裹，低垂，开放时花瓣微皱却舒展，金黄的花蕊，美艳绝尘。

等花瓣落下了，圆圆的绿色的果实一天天膨大起来。等长到蛋黄大小，红光的妈妈便把嫩绿的果实割下来，割上一刀，白色的汁液接到碗里，再置一铜锅，小火慢熬，慢慢的，白色汁液翻滚沸腾，渐渐变得乌黑浓稠。

晾凉了，凝固成膏。红光妈妈把黑色的膏用手搓成大丸子，放到纱布包里，收起来。

是的，这个就是鸦片。

她用来做什么呢？不知道。

只记得有一次，一个镇上的三轮车夫来找红光妈妈，说是腹痛，来求一点“阿片”。

鸦片还有这个药效？

在这样的美丽的罂粟丛中，还种着一棵胳膊粗细的无花果树。

这种树，似乎只有爽爽利利的树干，和茂密繁盛的叶。树干洁白光滑，连个树瘤结疤都没有，纤维分明的阔叶，墨绿油亮，摸起来硬朗涩手。

夏天的时候，它就挂上碧绿的果子，小灯泡一样倒垂着，慢慢变化着，等入了秋，红了软了，甜裂了，就可以摘下来吃了。

我总知道他家的果子什么时候红了，什么时候可以吃了。

一日，红光对我说：你知道吗？无花果其实是有花的。

又一日，他又说：你知道吗？无花果从来不生虫，一生虫，就死了。

有时我们一起在他家做作业。

红光的房间背阳，一人多高的地方开了一个小窗户，必须全天候的点着灯。他喜欢转笔，一根指头一拨，手上的圆珠笔便呼啦啦在他的拇指甲上旋成一个平面的圆。

我们伏在一张有点乱蓬蓬的书桌上，手肘相接，头上的白炙灯晃啊晃，我的心怦怦乱跳。

后来我大了，矜持骄傲，便不太去他家了。我一直以为他会来找我，终还是没有。

我每日在院子里听他低低的说话，或是小声的哼着流行歌，隔着墙。

他家的无花果树熟了一茬又一茬，每一茬的味道都很好。

再后来，他们搬家了，走得很突然，没人跟我提过这个事情，我也一直没有问过任何人。

不久之后，新的住户搬进来，搬家那天，大门敞开着，我向里面望了望，那棵无花果树已经死了。

生了虫么？

有一天，小哥哥回来了。

他长高了不少，手臂抱在胸前，和一个小孩子在通道上踢球。我几步走近，做出淡淡的口气，问他：什么时候搬的家？也不招呼一声。

他答：哦，爸爸做生意，去了苏州，全家都跟着走了。

有时候，他是坐在院子的天井里，手里拿着个橡胶锤，握着一块旧窗板，向上面钉钉子，他抬起头，笑眯眯的回我：搬去了湖西，不远，我会常回来。

有时候，他又是和我一起趴在地上看一本《石猴出世》，脚边堆满小人书，我又问他搬家的事，他笑：搬家？没有搬家啊。

再一想，原来个个都是我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