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境外7年之久的“百名红通”第16号嫌犯、京籍“红通”第一人孙新被押解回国。
“颠沛流离，惶惶不可终日。”孙新用这样一句话形容自己7年的逃亡生活。
　　孙新，是北京市首个被抓回，也是第一个受审的“红通”人员。在“红色通缉令”100人名单中，孙新位列第16位。
　　每当听到警车的鸣笛声，孙新便以为是冲着他而来，就会很害怕。2015年6月的一天，孙新不需要再自己做选择了，他从几个陌生人的口中，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警察叫我名字了，我知道肯定不可能再躲再藏了”。

　

　“最神秘”的京籍通缉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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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11月，孙新到原北京新闻出版局计划财务处工作，1996年至1998年，他作为出纳负责保管银行预留印鉴、到银行取财务账单、管理支票、现金，负责记银行日记账和现金日记账。2006年以后，孙新负责保管单位财务章和人名章，并负责购买支票、领取银行单据等工作。
　　第一次挪用公款，是在2001年7月，孙新挪了18万元。
　　孙新以为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不仅能填平亏空，还能成为股市中的赢家。但事实没能如他所愿，在股市的亏空无法填平的情况下，2003年开始，孙新又从股市转向了期货投资。
　　“期货赚得多，赔得也多”，孙新知道规则，但依旧选择了冒险。
　　而贪欲和侥幸心理让他无法收手，2001年7月至2008年1月的7年时间里，他对自己所能接触的公款，转进、转出30余次，共计挪用公款2275.18万元，后归还472.46万元。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博士刘中欣对此解释道，如果孙新全部归还，可以从轻处罚，但不会减轻处罚。
2008年10月21日，接替孙新工作的孙益洁去银行办理销户手续时，发现存款余额与孙新和她交接时的余额竟相差1900万元。
　　刘中欣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孙新所在单位财务监管方面存在漏洞，是孙新犯罪的重要诱因。
　　“红通”发出之后，孙新在北京被通缉人员“7宗罪”中被评为“最神秘”：在单位里低调得连看门大爷都不记得有这么一号人；就连孙新用于转款而成立的公司，在工商注册信息都显示“暂未认证”……

逃亡泰国、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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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纳，职位不高，权力却不小，经手资金千万元。也许正是因为官职太小、人太平凡，孙新才一直未被发现。
　　直到2008年10月，孙新发现事情败露，匆忙从用于证券交易的银行卡中取出公款57.32万余元，通过黄牛兑换了外币，经由深圳罗湖口岸出境逃往泰国。
　　“落魄”的“有钱人”
　　在国外的日子，并不好过。
　　孙新在泰国呆了将近三个月。刚开始，孙新天天在屋里待着，出门怕有警察跟在后面，“当地人生地不熟，谁也不认得，语言也不通，天天惶惶恐恐的”。
　　泰国的签证到期了，孙新必须离开，他选择了于2009年4月进入同样只需要落地签的柬埔寨。离开泰国前，孙新花了3万美元，办了一个假护照，护照的名字由孙新变成了王松。自此，孙新一直躲藏在柬埔寨。

　　

泰国和柬埔寨都是中国的邻国，由于近在咫尺，不少外逃犯将这些国家作为出逃的第一站。但是，泰国并非逃犯的天堂。刘中欣介绍，1993年，中国和泰国签署了首个双边引渡条约——《中泰引渡条约》，如果中国的外逃贪官在泰国被捕，泰国警方将会履行引渡的责任。至于柬埔寨，该国华人较多，而外逃人员的生活离不开华人圈，只要警方肯花时间在当地华人圈中一一排查问询，也不难追踪。

逃到柬埔寨却很艰辛、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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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新虽然“成功”逃到了柬埔寨，但他在柬埔寨生活却很艰辛。当地的制衣厂、制鞋厂、伞厂、建筑公司等工作，孙新都尝试过，但都逃不开他的老本行，他知道公安机关会抓他，所以每一个工作仅做几个月。
　　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孙新不敢交朋友，比较孤独。
　　被抓前，孙新躲在距离首都金边不远处一中国工业园区内的工厂里化名当会计，也正是因为在这家公司时间长了些，才导致被抓。


据工厂负责人刘远波(化名)介绍，孙新来应聘时拿的是柬埔寨身份证，他自称在柬埔寨已有五六年时间。
　　在工厂，孙新一个月的收入在800美元左右，这样的工资和其他在柬的中国人相比只是温饱水平。
　　“与在柬埔寨的中国人相比，他可以说很落魄，穿得很不讲究，很随意。”刘远波说。

　一失足成千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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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6月8日15时56分，一架从柬埔寨飞往北京的航班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逃亡境外7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员”第16号嫌犯孙新被押解回国。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同意起诉书所述内容。”2016年7月5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大法庭里，涉嫌挪用公款、贪污罪的被告人孙新当庭认罪。他在法庭上很沉默，只有法官发问时才会用一两句话进行回答，说得最多的是“我认罪”。

孙新1968年7月4日出生在北京，受审前一天，他刚过完48岁生日。
　　开庭前，孙新一直坚持不让通知家人，“跑了这么多年，父母、孩子都没管过，对不起家人，也没脸再去面对家人”。当天的旁听席上，并没有他的家人出现。
　　孙新曾说过，他在孤独的时候会想北京的街道、建筑，那些亲人还有原先的同事，“想的时候会很难受，负罪感、内疚缠绕着自己。不但失眠，稍微一动脑子头就疼。而且还忘事，好多事情记不起来了。”
　　在孤独绝望中，孙新说，他无数次地想过，如果不曾挪用公款，自己会过着怎样的生活。但贪欲、侥幸和仓皇出逃，让他距离曾经拥有的正常生活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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