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这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以其璀璨的霓虹灯、高端的购物中心和繁忙的金融中心闻名于世。然而，除了这些光鲜亮丽的标签，香港还有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地摊经济。

在香港的街头巷尾，小摊就像城市的毛细血管，密密麻麻却又生机勃勃。无论是深水埗鸭寮街那挤满电子硬件、电讯设备小摊的 “电子跳蚤市场”，还是旺角通菜街长达一公里摆满玩具、饰品等亲民商品的 “淘宝” 现场，又或是街角处卖着街头小吃、蔬菜水果的摊位，这些小摊早已深深融入城市，成为港人日常生活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深藏不露的街角富豪

摊主持有者的形象往往朴实无华，可能是风雨无阻的街坊大妈，也可能是穿着低调的中年伯伯。他们默默地守着摊位，看似平凡，却说不定是年入百万的 “隐形富豪”。

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提问“在铜锣湾卖烤红薯能赚多少钱？”，一位粉丝的回答“一年一两百万应该没问题，通常是两个人，”这则贴文引全网热议。

在香港，摆摊致富的故事并非天方夜谭。早前，一位博主在香港尖沙咀的繁华地段摆起了地摊。他从水晶城批发了一袋水晶饰品，用一个简陋的箱子和黄色纸板制作了一个售卖机。在纸板上，他用中英文写上“原价1999，现价99”，然后把这些饰品摆了出来。99元的低价与周围奢侈品店的高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快就吸引了路人的目光，尤其是外国游客。他们纷纷挑选自己喜欢的饰品，然后放下100元港币，甚至还会给一些小费。不到一小时，博主的收入就达到了3000元。

港人熟悉的专卖二手名牌手袋的“米兰站”，其老板姚君达发达之前，也是在港九各处摆地摊，要成天“走鬼”的小贩。

家喻户晓的 “湾仔码头水饺”，创始人臧健和早年独自带娃艰难谋生，凭借街边摆摊卖水饺发家致富赚了 80 亿，成为 “水饺皇后”。

据说每5秒赚1辆兰博基尼的香港富豪吕志和，也是13岁就在路边摆摊做生意。当时香港的经济环境非常恶劣，吕志和就将河粉用沙炒热爆脆来制作“鸡蛋马仔”（即沙琪玛），用木薯粉代替面粉制作粉皮，深受欢迎。如今，吕志和身家已逾百亿港元。这些靠摆摊逆袭的故事，在香港不断上演。

深限量牌照里的百年江湖

然而，在香港摆摊并非易事。香港的小摊经济堪称 “限量版”。从法例规定来看，小贩分为持牌固定小贩和流动小贩两类，必须取得由食环署颁发的小贩牌照才合法经营。

截至2024年12月底，市区仅有4651个固定摊位（不包括临时牌照） 97个流动小贩牌，新界区则有197个固定摊位（不包括临时牌照和136个流动牌照。固定牌照可以继承或转让，流动牌照则不可以。相对于固定摊位，可以见到流动摊位是少之又少。

香港前巿政局自1970年代初起，在一般情况下已不再签发新的小贩牌照，如今我们看到的许多小摊，有的已传承三四代。大家最常见的是卖红薯、板栗、鹌鹑蛋的一对老夫妻在铜锣湾一带游走，一个红薯要50港元左右，不少人推测他们年收入要过百万；东涌也有一个大爷，请了两名员工，一人负责烤红薯，一人负责炒栗子，自己则坐在后面抖脚看报纸。

香港的小摊文化历史近百年。二战时期，大量难民涌入，香港人口激增，许多人以推车、搭棚子卖东西的方式谋生，摆摊由此兴起，一度撑起全港一半的零售生意。1950年代港府开始发放小贩牌照规范管理，60年代小摊经济迎来黄金时代，像上环大笪地，不仅能买到便宜货，还有马戏、木偶剧等丰富的娱乐活动，热闹非凡。但到了80年代，随着香港向国际都市转型，小摊被贴上 “落后”“脏乱” 标签，港府收紧政策，小摊文化逐渐式微。

直到二十一世纪初，香港经济低迷，为缓解失业压力，时任特首董建华提出发展 “本土经济”，鼓励发展跳蚤市场、临时市集等，小摊经济重回大众视野，2015年港府引进美食车，富豪雪糕车成为游客打卡点，这是 “小摊经济” 的现代升级版。

2023年疫情之后，为振兴遭到重创的香港旅游业，港府喊话要效仿内地搞旺夜市经济。港人纷纷出谋划策，有人建议增加他国美食商贩，有人提议在尖东办夜市、开展创意市集等。

港府迅速响应，推出 “香港夜缤纷” 活动，在庙街增设近30个美食摊位，热闹一时。

但小摊经济也面临诸多争议，环境问题如垃圾、噪音、交通阻塞以及卫生风险等，让不少市民担忧影响市容市貌。而且如今做小摊的人越来越少，一方面年轻人向往城市生活，鲜有人愿意摆摊；另一方面摊位租金和营运成本过高，利润微薄，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些都限制了小摊的发展。

当地摊的风吹到内地

将目光放到内地，地摊经济在不同城市有着别样的景象。

在深圳，近年来放宽了对地摊经济的限制，允许在特定区域和时间进行摆摊经营。这一政策既解决了部分市民的就业问题，也为城市增添了浓厚的市井气息。

目前，深圳地摊经济主要集中在夜市、商业街等区域，涉及美食、手工艺品、服饰等多个领域。像在一些城中村周边，地摊主打生活刚需品；写字楼商圈侧重 “快消 + 解压” 商品；夜市则以娱乐化商品为主。创业者若抓住刚需消耗品、情绪消费品、场景快销品等几类高利润品类，月入过万也并非遥不可及。例如，在深圳的一些官方夜市，如福田水围夜市、盐田夜市等，虽然日均租金50-80元，但客流量稳定，不少摊主通过精心选品和经营，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而北京的地摊经济发展则有着自身的特点。北京作为国家首都，有着严格的城市管理要求，但也在逐步探索适合地摊经济发展的模式。

2024年6月，北京首个 “花” 夜市亮相丰台区，这个夜市有60多家摊位入驻，涵盖鲜花、美食、饮品、彩绘、萌宠、手工艺等20多种热门类别，日人流量可达3000余人 。还有丰台草桥花朝街 “城南旧市” 夜市，自 “五一” 开市以来持续火爆，共有近200个摊位，汇集国内外特色小吃，周末期间每天人流量有五六千人左右 。

此外，北京在一些重点商圈组织开展外摆试点，由区政府统筹组织相关部门划定外摆位，明确外摆时间、经营品类等细则 。

不过，北京的外摆商业对硬件及环境要求较高，且受天气影响较大，经营时段主要集中在一年的3月至9月 。

香港的小摊，承载着城市的历史记忆，见证了无数人的奋斗与梦想，也面临着时代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它们在街头散发着独特的烟火气，与内地如深圳、北京等地的地摊经济一样，在不同的城市土壤中生长，未来究竟会走向何方，需持续关注。

地摊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