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耳其南部驱车穿越地中海怀中的阿达纳平原，一路向东，景色突然开阔。努尔山脚下原野广袤，流转的草浪在阳光下变换着色彩——只是偶尔剧烈的颠簸惊扰了漫步山路的宁静。高速公路时而沉降塌陷，路崖下的草皮裂开一道又深又长的口子，扎在草野里的树齐刷刷地歪向一边，警告着赶路人：灾难来过。

“坦白地说，我非常害怕。”1999年，土耳其经历上一次国难级别的伊兹密特大地震时，25岁的卡里姆在土东南部省份舍尔纳克当兵，当时他的一些战友曾被紧急调往震中地区参与救灾，从他们口中，卡里姆听到了“可怕的传闻”。如今，来自首都安卡拉的司机卡里姆第一次亲身进入东南地震灾区腹地。

卡里姆在阿德亚曼一幢被临时征用为救援队营地的政府大楼内，身后是土耳其共和国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画像。 澎湃新闻记者 喻晓璇 图

高速路一侧的半山腰上，隐约可见一幅巨大的道路景观，树苗排成的月亮环抱一圈星星，红土的背景下浮现出两行大字：“土耳其世纪”（Türkiye Yüzyılı）。

这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他所领导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于去年10月推出的最新施政口号，据其设想，2023年，即国父凯末尔于1923年带领土耳其人赢得对抗协约国的独立战争后的100年，昔日奥斯曼帝国的荣光正重新回归安纳托利亚大地。

也正是从安纳托利亚高原东南段的这一高处往下俯瞰，曾经拥有数万人口的小镇努尔达伊已被夷为平地，郊野绿油油的原野上，星星点点的白色帐篷如雨后蘑菇般冒出。从这段路起，卡里姆逐渐驶向震区的深处，路过一个个令人心碎的城镇，目睹一片片见证了土耳其过去20多年飞速发展的现代化遗迹。

2023、2053与2071，这是一串正发党构建起的历史叙事密码。20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00年；2053年，奥斯曼帝国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600年；2071年，塞尔柱突厥人在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击败拜占庭帝国，进军安纳托利亚1000年。在一个经济不景气的时代，擅长扩大帝国财富与边界的奥斯曼苏丹，能唤起土耳其人怀旧的共鸣。

“让‘土耳其世纪’开始吧！现在，不是明天。”埃尔多安去年10月29日的讲演结束后，支持者如此热情地呼喊。如今，这一切都被蒙上了一层悲凉的色彩。

2月6日，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强的一次地震撼动了安纳托利亚。顷刻之间，十多个城市数十年的发展成果化为瓦砾，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归于虚无。一个月来，震区余震依然不断。一眼望不到边的断壁残垣诉说着一段土耳其百年来经济粗放发展、城市化畸形扩张的历史，也叩问着它百年后的未来。

“大赦”的潘多拉魔盒

在加济安泰普有名的富人区易卜拉欣里，一个大型十字路口旁有一处显眼的大楼废墟，这里曾是土耳其东南部重镇20多年城市化和中产家庭规模急速扩张的象征。然而，如今它显得突兀扎眼——在它周围的三四栋房子依然矗立着，唯有它已化为一片乱石瓦砾。

一位不具名的当地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这栋楼的一到三层由一家建筑承包商负责，其余楼层则由另一家公司承建。在地震来临时，底部三层的承重柱和墙首先不支崩塌，导致整栋楼房随后垮塌，但三层以上的房屋结构依然较为完好，尤其是承重部分没有断裂。

“这是因为负责一到三层的那家承包商偷工减料，而负责高层的另一家承包商是合规施工的，周围几栋楼也是由这家公司承建，它们就没有垮塌。”这名市政府公务员说。

易卜拉欣里街区 澎湃新闻记者 喻晓璇 图

他的话随后得到了当地一位居民提供的视频的部分印证。在这段视频中，我们看到了地震发生后这栋楼的状态——一到三层仿佛经历了一次“粉碎性骨折”，压叠在地面，其余楼层结构基本完整，歪斜地支撑在底部上，没有倾倒，“上面楼层的人基本都逃出来了，但底三层的居民很多还压在下面。”

离这栋孤零零倒塌的楼房大概300米的位置，有一排造型别致的住宅公寓楼。这是一个当地中产阶级热衷的小区——阿伊莎·穆罕默德·波拉特（Ayşe Mehmet Polat），其投入使用已有24年。土耳其当地的房屋中介网站显示，这个小区新近挂牌的房屋多为150平方米以上的多室户型，其中一些2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公寓报价高至500万到600万里拉（约合人民币182.7万元至219.3万元）。然而，在2月6日的地震中，这个豪华小区的六座公寓楼中有四座轰然倒塌，邻近的一个普通小区却明显受损程度更轻。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者在此处蹲守了三天，发现当地居民对该小区的建筑质量问题诟病已久，有一位名叫萨勒玛的女业主甚至早在地震六个月前就对其他业主发出警告，称“就算是最轻微的地震也有可能让我们的房子崩塌”。她还组织了几次业主集会，准备向市政府施压，讨要经费用于加固承重柱，但该计划最后无果而终。

事实上，当地居民在震前已普遍对该街区的建筑质量抱有怀疑，但市政府、监管部门和承包商等各个方面都无人对此作出反应。

一位来自哈塔伊省伊斯肯德伦的不具名建筑工程师则告诉澎湃新闻，严重的问题出在土耳其政府部门的建筑质量监管环节。他解释说，在土耳其这样地震多发的国家，建筑的地基选址环节本应得到足够的重视。但现实中政府相关部门的人员往往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假设要建一排住房，在验收地基的选址时，他们却只看施工方提交的第一处勘探结果，在同一区域选定地基的其他房屋则等于没有接受任何检查。”他说，“除此之外，例行检查时一笔带过、敷衍了事也是常事，很难说里面除了玩忽职守没有其他的利益因素。”

另一个比较受灾严重的城市——哈塔伊省的安塔基亚（编者注：即安提阿、也称安条克，曾在基督教传播初期以及十字军东征时期扮演重要角色）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不用等到进入市区，皲裂变形的马路边大片大片的集体墓地触目惊心，宛如某场高烈度战争间歇草草安葬士兵遗体的乱葬岗。本该照耀着往来游客的和煦暖阳下，成群的简易木桩被当成临时墓碑，上面或许连亡者姓名都没有办法刻全。这般景象上次出现在国际新闻中，还是在去年下半年俄乌两军绞肉乌克兰东部战线的时候。而安塔基亚自己上次见证这惨烈的场面，恐怕还得回溯到她仍然被叫做安条克的十字军时代。

通往安塔基亚公路一侧的临时墓碑 澎湃新闻记者 汪伦宇 图

2月14日，在安塔基亚市中心奥龙特斯河边的一处救援现场，几位穿着工程师制服的土耳其救援人员向澎湃新闻介绍了当地的建筑质量问题。他们解释说，纵向和横向钢筋连接处没有按规定进行连接、钢筋使用不达标，是当地建筑物存在的普遍问题，而这些问题多见于2000年后建成的建筑。

在地震发生以后，正发党试图将舆论注意力引向受灾建筑的建成年代上。正发党政府执政正好刚满20年，因此一些支持者纷纷强调，大量受损建筑建成已久，都是正发党执政前的上世纪90年代完工，因此正发党政府不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伊斯坦布尔大学城市化与环境问题系教授、土耳其工程师与建筑师协会联盟伊斯坦布尔分会主席佩琳·皮纳尔·吉里特里奥卢告诉澎湃新闻，“现在判断在地震中被摧毁的建筑物的年代还为时过早，做出这些判断需要时间。”

“然而，2001年《验房法》通过后修建的建筑和此前就修建的老建筑物都有倒塌的情况，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造成悲剧的原因都是必要的检查步骤没有执行，以及分区域的建筑物大赦合法化。这些因素对地震造成破坏性影响发挥了巨大作用。”她说。

安塔基亚，建筑废墟中的照片。 澎湃新闻记者 喻晓璇 图

土耳其每隔几年就会宣布所谓的“建筑大赦”，即为各个年代建成的不合规建筑办理合规证书，这被舆论认为是造成此次地震死伤惨重的原因之一。

“在1999年的地震中，土耳其大约70%（倒塌）的建筑是无证建筑，是非法的，换句话说，它们是没有经过正规工程建造的结构。这是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土耳其发布了20多次分区特赦政策。”佩琳回顾了上次大地震的情况。

土耳其自1948年以来连续进行的分区大赦于上世纪90年代结束，然而，在大赦长期中断后的2018年，新的分区特赦又以“分区和平”的名义生效。埃尔多安政府在2018年宣布的这次“大赦”中共计处理了740万份不合规建筑的申请。而据土环境部数据，那次特赦共筹集到240亿里拉的建筑登记费，按当时汇率约合42亿美元。

“时至今日，土耳其全国违章建房率仍然很高。2018年生效的分区特赦让这个问题更加长期地存在下去。此外，政府大力推动城区改造，却无视抗震和科学的建设，在一些不符合规划原则的区域施工，这也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佩琳说。

“狂飙”的城市建设

群山包围中的安塔基亚已经成了一座鬼城。无论是老城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建筑，还是新城富丽豪华的新住宅区，全都毁灭于地动山摇的几分钟内。然而，那些山坡上建起的层层叠叠的小房子，却几乎都挺过了地震，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这些简陋的棚户住宅，很多被土耳其人称为盖奇康都（Gecekondu）——“一夜建成的房子”。所有大城市周围几乎都有这些来自乡村的劳工为自己建造的廉价栖身之所，尽管它们施工工艺简陋，几乎不符合建筑设计规范，但在这种政策的灰色地带“自由”生长出来的住宅，却在一个缺乏福利的年代为移民劳工提供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我们在这次地震中看到主要出问题的是非法建筑物，以及通过分区特赦变得合法的建筑物，还有通过政府计划合法化的大型项目，而不是盖奇康都。”佩琳告诉澎湃新闻，此外，盖奇康都多建在受此次地震影响不大的区域，且一般是单层或是小规模的建筑，受灾风险要比高楼密集的地方小。

但所有这些在佩琳看来，都是未来的隐患。为此，她曾多次联合土耳其的其他工程师和建筑师提出城市化发展建议，但灾难在改变发生之前已然降临。

安塔基亚老城区，搜救任务结束后的建筑物残骸。 澎湃新闻记者 喻晓璇 图

“我是一名城市规划师，规划师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城市建设按照科学的规律健康发展。”佩琳告诉澎湃新闻，“但纵观历史，土耳其并不重视有计划的发展。”

“其实，‘自由’是从上世纪50年代出现在土耳其的。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从农村涌入城市的人，在大城市的外围建起了棚户区。后来，随着每个选举期的分区特赦，一层棚户先是变成了两层，然后是三层、四层、五层……这些都不是正规的工程结构。”土耳其地球物理学教授艾哈迈德·埃尔坎在启程前往震区考察前的一次演讲中说道，“因此，对这一切建设和破坏负有责任的不仅仅是本届政府，还有1950年以来的各届政府。”

上世纪80年代后，土耳其的城镇化进程开始加速，大量人口从东部贫穷的腹地转移至富饶的西部，从“小地方”涌入一座座蓬勃发展的城市。出生于70年代的卡里姆也依稀记得那个掀起建筑热潮的年代。“小时候在加济安泰普，男孩子最常去玩的地方就是工地，以前那些地方都是荒地和山坡，后来全都盖上了房子。”

在大部分贫穷国家开始执行开放经济政策的半个世纪之前，土耳其就已经感觉到从农业经济快速转向至城市工业经济所带来的阵痛。佩琳并不把这种粗放式的城市化进程与任何党派的执政相联系。相反，她指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土耳其城市地区就已经进入无序的发展，一些机场、医院等重要基础设施被草率地修在地壳的断层线上。而在今日，由于过于追求经济目标，一些更大的危险已正在酝酿之中。

“不符合规划原则的项目被官方合法化了，这些举动导致城市规模超出其容量、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不足，而这也进一步使得城市越来越容易受到灾害的影响。如今，由于这些原因，我们的城市没有为灾难做好准备。”佩琳表示。

1999年，一幢多层式盖奇康都住宅在地震后倒塌。

几十年来，政府对盖奇康都的态度在拆除和大赦之间摇摆，这使得这些移民定居点逐渐“永久化”，其中的居民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而不断扩建自己的家园。沿海城市伊兹密尔是土耳其全国盖奇康都数量最多的城市，即使是2020年一场中等强度的地震，也导致伊兹密尔119人死亡，1053人受伤，超1.5万人无家可归。

人满为患的土耳其第一大都市伊斯坦布尔更像是一个导火索已被点燃的炸弹，地质学家多次预测，这个实际人口逼近2000万的特大城市未来很可能遭遇一场7.0级以上的强震，若不及时做出政策转变和新的城市转型规划，如今东南部的灾祸只是伊斯坦布尔未来的预演。

2019年，在伊兹密特大地震发生整整20年后，土耳其政府才宣布在未来五年内改造150万栋易受地震影响的房屋。在佩琳这些工程师看来，这来得太晚，也太少。而且，在土耳其城市转型计划提出的初步阶段，政府并没有优先考虑住宅改造这一方案，而是专注在空置区域进行新的建设，或是在优质地段拆除旧建筑以建造更高的建筑。

盖奇康都

2000年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土耳其大部分大城市存量住房数量不足、设施陈旧且不符合标准，城市地区出现严重的住房和基础设施赤字，不过，正发党并非没有看到这一问题。成立于1984年的国家社会住房机构（TOKI）旨在弥补土耳其社会住房的缺乏、遏制非正规社区的蔓延。正发党上台后，TOKI被用作一种土耳其房地产市场顶端的政策调节工具。

“TOKI服务于现代城市化的全面愿景，我们的目标是为巩固福利国家的概念作贡献，形成一个以正义和同情心为贫困公民服务的国家结构。”TOKI的官方介绍上写着。

然而，TOKI与私人承包商及建筑公司的伙伴关系也让其项目转变成了产生金融投机和资本积累的场地。TOKI的很多项目被指建筑承包商与官员勾结获利，媒体多次曝出建筑商中标前的贿赂丑闻。此次震后，虽然没有出现TOKI住宅因质量不过关倒塌的报道，但一些“爆雷”的建筑确实出自与TOKI有密切合作的建筑承包商之手。

异乡人家安在？

在通往阿德亚曼市中心一条布满瓦砾和尘埃的路上，漆黑夜色中只有一团火焰和一行人闪烁的双眼，那是来自东北部黑海沿岸城市里泽小伙塔哈·厄克苏姆和朋友们的露营地，风尘仆仆的行人都会得到他们款待的一杯热茶。

“我们从里泽来的，一开始他们不让我们来，说我们没有救援经验，可是我们还是偷偷扒了一辆车，一路这么来到了阿德亚曼。”身材魁梧的塔哈拍拍胸脯告诉澎湃新闻,“其实我们都没有目的地，车停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下来。”

塔哈在里泽经营着一家鳟鱼餐厅和一间小旅馆，但看到地震消息，他立刻关了店和朋友商量如何来震区帮忙。地震发生的安纳托利亚中西部山区是正发党多年耕耘的票仓，如今地震救援迟缓，死难者如云，舆论痛批正发党执政不力，“我们在家里睡不着，吃不下，阿德亚曼的人在受苦，我们的兄弟姐妹处境艰难。为了土耳其的土地，我们就算是牺牲了也在所不惜。”

塔哈一行人的帐篷对面是一户幸免于难的当地住户，他们在尚未完全倒塌的家门口搭了一个临时住所。一家七八口人挤在一起取暖，身后背景是一根歪斜躺倒在地的清真寺立柱。

“这是天灾，无论是什么样的建筑，7.8级的地震是谁也躲不过的，不应该去责怪政府。”看似一家之主的长者平静道来，口吻正如埃尔多安2月8日视察地震震中卡赫拉曼马拉什时对受灾民众所说，“这是命运计划的一部分。”

阿德亚曼，倒塌的清真寺宣礼塔。澎湃新闻记者 喻晓璇 图

虽然同样支持政府，但塔哈的朋友们似乎并不是这样的宿命论者。

“你们说这么大的地震，一场接着一场，一点都没有征兆，这真的是自然现象吗？”一名自称有个小装修队的不具名小伙热情招呼人们坐下，双手一摆开始大谈自己的理论，“你们难道不觉得这是美国干的？要不就是以色列？”另外的朋友们也七嘴八舌加入讨论，极力想把这场世纪灾难与“外国阴谋”联系在一起。

至于国内外都在质疑的建筑质量问题，塔哈并不否认存在，但他希望人们把重点放在救灾上。“那些都是共和人民党（缩写为CHP，由凯末尔创立，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初期曾长期执政，现为土耳其反对党）说的，我讨厌那些自以为是的凯末尔主义者。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团结渡过难关，而不是破坏国家的稳定。”

坐落于黑海边上的山谷，里泽以三样特产出名：红茶、鳟鱼和总统——这里是埃尔多安祖辈的家乡，用塔哈的话说：“处处都是总统的画像，人人都是总统的粉丝。”

然而，在这样一个民族主义氛围浓厚的埃尔多安票仓，2021年曾罕见爆发一次因建筑业而起的抗议。土耳其最大的建筑商之一获得政府批准，要把里泽一个村子的220英亩的树林和茶园变成一个采石场，为建设中的里泽新港口提供建筑材料。受影响的村民一气之下拦了挖掘队的路，抗议持续了一个多月。

塔哈毫不客气地形容那些参加抗议的里泽人是“愚蠢的驴子”。“他们难道不想要发展吗？这么多年来，国家的哪个决定是错误的？”塔哈有些激动地辩驳，“在里泽，很多人夏天种茶，冬天去大城市打工，我的一些亲戚就住在伊斯坦布尔郊区的TOKI补助房里，如果不是政府的建设政策，他们现在能过这么好的日子吗？”

TOKI楼盘广告

“里泽的儿子”埃尔多安出生在伊斯坦布尔市郊的盖奇康都社区。上世纪90年代，农村移民的涌入改变了伊斯坦布尔的城市面貌，盖奇康都社区的壮大见证了埃尔多安始于伊斯坦布尔市长的权力之路与正发党前十年的崛起。这种转变对于伊斯坦布尔的世俗精英来说是一种政治灾难——他们突然被一群以前从未见过的新兴中产阶级所淹没，这群人不但妇女都戴头巾，他们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也呈现出一种陌生的形态。

正发党执政的第二个十年，土耳其化身“基建狂魔”在国外开疆拓土，国内的基础设施发展更是眼花缭乱。埃尔多安曾经亲口告诉记者，自己最骄傲的成绩，就是“把81个省全部变成工地”。于是，从伊斯坦布尔到安卡拉，从里泽到阿德亚曼，起重机点缀着安纳托利亚的天际线，高大的公寓楼在联通城市的公路两侧拔地而起，TOKI赞助的巨大广告牌吸引着潜在的房主……

如今，像塔哈亲戚这样的新移民在伊斯坦布尔的落脚之地更有可能是城市边缘的TOKI大型高层公寓楼，这些高楼以正发党的名义继续收获着都市异乡人的忠诚。

然而，那些以地震改造与新城规划的名义要被强拆的盖奇康都，却开始诉说相反的命运。

2013年，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附近盖齐公园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曾引发一场关于城市未来的斗争。引起这波浪潮的是埃尔多安政府强拆公园的决定，学生、环保人士、建筑师一波一波地来此地集会，抗议蔓延至全国，后来，一些曾经在选票箱里拥抱正发党的盖奇康都居民也参与了这场抗争。

盖齐公园

盖齐公园事件是土耳其人对不可持续的城市发展项目一次最强烈的反对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裹黑头巾的底层穆斯林与戴伊夫·圣罗兰围巾的世俗中产精英历史性地“合流”，给信奉“推土机新自由主义”的埃尔多安一击重拳。

10年后，在一场地震中，十多个城市十多年的发展成果化为乌有。尽管眼下埃尔多安的重建计划已经依托TOKI铺开，但很快遭到了佩琳这样专业人士的抨击。

“首要任务是新的科学的规划，而不是光鲜的大项目，更不要让它与政治挂钩。”佩琳如此警告道。

向东还是向西？

在各路媒体的记者开始从震区返程的时候，土耳其政坛中问责、攻讦和争吵的声音已经占据了所有当地报纸的头版。故乡离黑海海岸不远的艾哈迈德对这些非常失望。

这些年轻知识分子和高校学生所苦恼的，还有关于大学的各种烦心事。地震发生后，政府第一时间宣布暂停大学正常授课，改为线上课程，而且这将一直持续到今年夏天。

艾哈迈德是一名哲学系学生，本科毕业于土耳其顶尖高等学府——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2021年初，埃尔多安任命正发党官员梅利赫·布鲁担任海峡大学校长的决定曾引起该校师生的一系列抗议，警民对峙，数十名学生被捕，艾哈迈德见证了这一切。最终，在旷日持久的争议下，布鲁被调职，但那些不满正发党干涉教育的老师们也选择远走欧美，艾哈迈德不愿继续留在没有了雄厚师资的海峡大学，不得不来到安卡拉这个他眼中逼仄又阴郁的内陆都市继续求学。

艾哈迈德一家都是正发党的支持者，但饱读哲学书籍的艾哈迈德成了离经叛道的那一个。在平时的言谈中，都可感到他是土耳其现代性的坚定追求者。在安卡拉休整的那天，即便时间短暂，他也一定要带澎湃新闻记者去参观见证凯末尔时代历史的街区。在这个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长眠的地方，各类仿欧式建筑给人以置身巴黎柏林的错觉。当然比起建筑风格更重要的，是这里各种标志着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开端的事物。

“这所学校是土耳其女性首次接受现代教育的地方。”指着这座有着高墙的百年老校旧址，艾哈迈德小心翼翼地开始了他的讲解，语气有些不好意思，“当然把男女学生隔开，并且给女校建起高墙的做法显然并不现代，但这毕竟是土耳其共和国走出的第一步。”

女校旁不到三十步的距离还有一处土耳其航空协会旧址，介绍起这里来他的语调就轻松了许多：“他们把土耳其的第一架飞机弄上了天。”

土耳其航空协会旧址。澎湃新闻记者 汪伦宇 图

但在林立的上世纪初欧式建筑一旁的空地上，还有一座巨大的奥斯曼帝国风格清真寺彰显着强烈却孤独的存在感。它四周的宣礼塔刺入夜空，各塔之间悬挂着不断滚动宗教标语的巨幅LED屏幕，仿佛围出了一块不可侵犯的领域，周遭世俗建筑的象征力量绝无可能进入。这是2017年才落成的马利克·哈顿清真寺，土耳其政府批准建它是为了纪念一位14世纪塞尔柱苏丹的女儿。

“我一直不喜欢这个场景，它不适合这里，太扎眼了。”没等记者提起，艾哈迈德主动指摘起街区的规划，“这不是因为我反对宗教，而是风格完全不搭。”

马利克·哈顿清真寺 澎湃新闻记者 喻晓璇 图

在这个完全感受不到地震冲击的首都心脏地带，百年前的凯末尔主义与正发党治下回潮的宗教气息正面相遇。就像被这幢突兀建筑扰乱建筑风格的街区一样，源起凯末尔的土耳其百年现代化叙事在正发党的掌握之下也被掺入了别的东西。

在艾哈迈德曾经居住过9年的伊斯坦布尔，城市的轮廓也在发生着变化。2021年5月，就在盖齐公园抗议活动8周年纪念日的同一周，宏伟的塔克西姆清真寺在公园附近落成，正对着塔克西姆广场上的共和国纪念碑。亲埃尔多安政府的媒体大肆报道，宣称这座新清真寺是“战胜盖齐恐怖的胜利”。

伴随着这些崭新清真寺出现的，是新机场、新隧道、巨型海峡大桥、奢华的城市CBD和一座座精美的高层住宅，它们在拆除了盖奇康都的旧址上拔地而起，被认为是土耳其经济的新引擎。

塔克西姆清真寺

从某种意义上说，埃尔多安定义了公众的空间及其价值观。“在世界许多地方，国家的作用是在与私人开发商谈判时维护公众的利益。”土耳其建筑历史学家西贝尔·博兹多安曾对《纽约时报》说道，“但在土耳其，国家是最大的开发商。”

今年是埃尔多安执政满20年的年头，距离上一次伊兹密特的大地震也过去了24年，可是又一场地震揭开的，不仅仅是数城数省的建筑行业黑洞，也不只是某个政党的政治投机和腐化蜕变，甚至都不是土耳其近年来似乎正在掉进的发展陷阱和波动离奇怪异的经济曲线。在艾哈迈德这样的土耳其年轻一代知识群体心中，前途未卜的其实是脚下这个国家追逐现代性的百年旅程。

这几个月正发党主导的政府正准备庆祝今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建国百年，震区的多条公路两旁也能见到巨幅写有“土耳其世纪：1923-2023”字样的纪念海报。但这类正发党官方对凯末尔遗产的定义和争夺，让将凯末尔时代历史烂熟于心的艾哈迈德感到非常滑稽，在震区倒塌房屋的映衬下，也颇具讽刺意味。艾哈迈德已经等不到见证建国百年的时刻，今年9月，他将远赴美国求学，是否还会归来也是未知。

司机卡里姆从来不像与艾哈迈德是一路人。虔诚的他自称祖先是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尔干半岛后被派去马其顿传播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他的父亲也在马其顿出生，在凯末尔领导土耳其独立后返回家园。唯独在谈到埃尔多安的“土耳其世纪”时，两人默契地打开了话匣子。

“要说我最喜欢的一个时代，那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卡里姆在后视镜里扬了扬眉毛，没人注意他什么时候点着的烟，只见飘出窗外的灰色烟圈盖过了经过的一面面红色国旗回闪的影子。

卡里姆耸了耸肩，烟灭了。夜路卸下了他的周身铠甲，让人忘记他白天还是一名贴着总统府臂章、深谙与当权者往来之道的退伍老兵。“那个时候发展没有现在这么好，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但人们好像更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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