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云南勐海警方接到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的协查通报：女大学生李某月（21岁，江苏宝应人）从江苏南京到达云南勐海后去向不明。

8月4日，也就是昨天，勐海县公安局发布通报：失联多日的李某月已遭男友洪某伙同他人合谋杀害，并于3日在勐海县郊外山林中，找到了被掩埋的李某月尸体。

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还远远不是最近唯一一起占据热搜的“失踪女人”案。

失踪19天的杭州来女士、四川安岳的方女士……

这些“消失的女人”的故事，都有着几乎一样的情节、一样的结局：

她们，都是“被消失”的。

2017年全球发生的女性作为受害者的谋杀案中，约58%的案件中，凶手是她们的伴侣或者其他家庭成员。图源UNODC《女性谋杀案研究报告》2019

“消失的女人（Missing Women）”一词，是由学者Amartya Sen在1990年的《超过1000万的女人消失了》一文中提出的。

他在文中指出，一般来说每105-106个男孩出生就会有100个女孩出生；但在出生之后，女性相对来说更加长寿、面对疾病有更强的耐受率。

因此，在基本营养、医疗保障实现两性平等的地方（如欧洲、北美等），都是女性人口占据多数（1.05：1或更多）。

但是在西南亚以及中国等地，女性对男性的比率有时却能低至0.94:1。

女性去哪儿了？

01.“是个女的，打掉吧”

新京报曾在2017年发文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规模最大、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

要观察“出生人口性别结构”，最清晰的指标就是“出生性别比（Sex-ratio at birth）”。

出生性别比（Sex-ratio at birth），指的是某地一段时间内出生的婴儿性别比例。自然情况下，这个数字大约是105个男孩：100个女孩。但在1980年左右，这个比率在亚洲多地开始不断倾斜。

新京报总结道，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与我国传统的男孩偏好、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以及胎儿性别鉴定、人工终止妊娠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使得人为选择生育性别从意愿变成现实。”

在对生儿子有强烈偏好（Son preference）的社会背景下，中国1979年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无疑严重加剧了出生性别比的不平衡。

由于只能生一个，所以不少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倾向于堕掉女胎，从而得到生男孩的机会。

尽管1979年距今已经是三十年之遥，且计划生育政策也在2015年得到彻底的废止，但它带来的影响却并不会随着政策的停止而立即消失。

新生儿性别比数据 图源UNICEF

从上面的图表可以看出，我国的新生儿性别比至今仍然极其不平衡——在2010年左右，一些农村地区的新生儿性别比甚至可以达到130：100。

每年消失的女性新生儿图表 图源联合国

“男孩偏好”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农业社会的背景下，男性被认为是“更适合做农活的”，因此作为劳动力更受亲睐。

从经济、养老方面考量，男孩被认为是“自家人”，相比而言嫁出去的女儿就成为了”夫家的人“，所以男孩儿才被认为是养老的保障。

同时“生男孩儿才能传宗接代”的思想仍然固守，也导致了这些家庭“一定想要一个儿子”的愿望进一步加强。

正是因为对女性婴儿进行选择性堕胎的现象严重，计划生育政策推行时期才会有这样的标语存在

由于这些原因，女性胎儿的性别成为了原罪。哪怕她还没有出生，就已经成为“不被想要的”，“多余的”，“可以被消失的”。

根据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2007年的估算，中国每年有七百万堕胎的案例，其中70%左右都是女孩。

或许，在讨论失衡的人口结构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之前，我们也应该首先花点时间想想这些未曾存在就已经消失的女孩——她们是否真的值得这样的命运呢？

插图 依凡

02.“卖了她就有8万块，这是最值钱的时候了”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许多家庭选择杀害新生女婴来节省粮食、保证其他家庭成员的生存。

不过杀女婴的习俗，并不是近代才有的。

苏轼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表达了自己对民间杀婴的陋俗难以释怀。

他记录道：“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对此，他表示自己“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背景下，杀婴几乎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节育措施。

1979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之后，各地遗弃女婴/杀害女婴的现象更加严重。

由于童婚在各地区相继被列为非法，而童婚——这种作为一些家庭遗弃婴孩的比较“温和”的方式——被禁止以后，直接导致被遗弃的女婴的数量节节攀升。

以至于在江苏这样城市化程度较高的省市，也能在河沟、田野、公共厕所里找到被遗弃的女婴。

人民日报彼时发表了7个调查，说明当时多数被遗弃、致残、谋杀的孩子中，大多是女孩；

在一些地区的孤儿院，女婴占据了99%的被遗弃的婴孩数量；

在更为贫穷的内陆地区，杀女婴的情况更多（例如湖北/湖南）—— 在这些地区，杀婴被视作一种传统习俗，而很少被认为是犯罪。

由于中国并没有官方的孤儿性别统计数据，所以遭受遗弃的婴孩的具体性别比例暂时不可考。但同时，弃婴的性别比例可以从收养数据中瞥见一斑：

图源美国政府官网，我们坚定领土完整性

上图显示，美国公民自1999年起迄今为止共收养中国孩子82456名，其中大部分都是0-3岁的孩子。这些被收养的孩子的性别比例非常悬殊：约84%的孩子性别为女，约16%的孩子性别为男。

这样悬殊的收养婴孩性别比，也透露着婴儿被遗弃时的性别选择偏向。

收养，听起来似乎是被抛弃的最好结果，但事实上也给女婴们带来了另一个层面上“消失”的危险——

2005年，工人段月能被控向湖南当地的孤儿院贩卖85个婴儿（其中大部分是女婴），随后受到监禁。

这个“产业链”之所以能够启动，是因为孤儿院对弃婴的“需求”。1992年中国孤儿院加入跨国收养之后，每完成一次跨国收养，孤儿院都能够收到一笔数目不小的费用。

根据段月能母亲的说法，湖南当地的孤儿院当时每完成一次跨国收养，都能拿到三千美金。至于段月能给孤儿院“输送”的婴儿，有多少是弃婴，有多少是拐卖，有多少向亲生父母购买的、花了多少钱，就不得而知了。

话说回来，出多少钱，你会愿意卖掉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呢？

对于福建莆田的卢某来说，8万足够了。2018年10月，卢某的妻子离家出走，留下一儿一女。由于觉得自己一人抚养压力大 ，卢某就决定将自己3岁的女儿小惠卖掉。最终在2019年初的福州，他把小惠卖掉，赚了8万元。随后卢某手头宽裕起来，终日沉迷网络直播，在被捕之前光打赏女主播就花了约7.3万元。

段月能刑满释放之后，在2010年曾接受MARKETPLACE的采访。采访期间，他询问记者，要不要购买他十五岁的女儿——哪怕他的女儿在采访期间，一直就站在一旁听着。

他“推销”自己女儿时说的这一番话，可以当作中国女婴命运的一个写照：

“你想要带走我的女儿么？我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因为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很严格，我就想扔掉她，这样我就仍然有机会得到一个儿子了——毕竟总是需要一个儿子的。”

“我妈妈不想遗弃她，我岳母也不想遗弃她。我尝试好多次了，就把她扔到街上，但也没有人想要她。所以我还是把她捡回来了。你看她，她现在十五岁了。”

03.“13岁？再等一年就行”

2020年4月9日，南风窗发布《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画皮”》一文，记述了鲍某明在骗取亲生母亲的信任后，成为了年仅14岁的李星星（化名）名义上的“养父”，而后对年幼的李星星进行了长达3年的性侵一事。

为了提醒人们持续关注此事，微博话题层出不穷，带着这个tag发布帖子的人多是在询问案件进展、谴责施暴者。

当我们在讨论幼女性侵、女童保护的时候，“消失的女人”就有了更丰富的含义。

因为可以“被消失”的不仅是作为个体存在的女性，也可以是女性的声音、求救的机会、被听见的可能性。

在这个问题上，最易在深渊中坠落的就是幼女: 过低的法定性同意年龄（目前是14岁）、不够成熟的心智、匮乏的性教育、报警后的执法无力……这一切都让幼女成为了易于操控、易于施暴并且事后易于成功脱身的对象。

2019年女童保护调查显示，全年曝光性侵儿童案例301起，受害儿童逾800人。

从案例数量上来看，共有293起案件透露了受害人性别，其中女童占比92.83%，男童占比7.17%。

在所有透露了性别的受害人中，女童占比89.31%，男童占比10.69%。

报告显示，被曝光的案例中有70.43%是熟人作案。

没有受过较为全面的反性侵教育的女童们，对身边的亲戚熟人等更容易放下戒心，受到性侵之后也常常出于羞耻心不去求助、不知道如何求助。

这样的情况下，施暴者也更加容易从容脱逃。根据《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2015年）》的数据，中国的性侵施暴者中，只有24.9%的人被捕，15.6%的人被判刑。

而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中，被捕的施暴者的平均数据是32.5%，被判刑的是22.9%。

幼童性侵往往被称为是“看不见的性侵”。

这些可能永远不见天日的苦难与恶行，就这样湮没在女孩们被消失的叫喊与挣扎当中。

插图 依凡

04.“我爱你，但你总让我失望”

步入成年生活的女性，也逐步开始步入恋爱关系。

可是，看似有关花束、甜蜜和承诺的亲密关系的背后，也可能是暴力、精神虐待和和挣脱不掉的枷锁。

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发布的报告中，每10名被故意杀害的女性中，就有6名是被亲密伴侣或家庭成员伤害的，2017年平均每天有137位女性被家庭成员杀害。

图源：UNODC

亚洲同年发生的女性作为受害者的谋杀案中，有31%的案件凶手是她们的伴侣；59%的案件中，凶手是她们的伴侣或者其他家庭成员。

图源：UNODC

在亲密关系中，一些女人被直接抹杀了存在。与此同时，更多的女人依然活着，但是每一天都要鼓起勇气去面对那个似乎分不清“爱”、“控制”与“伤害”的他。

亲密关系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已经成为全世界针对女性的暴力中最常见的类别之一。这种暴力发生在亲密关系伴侣之间，受害人通常是女性。

2019年发布的一项由浙江大学资助的关于IPV的研究显示：

- 77.7%的受访中国女性（样本容量2987，来自6个不同省市地区）表示遭受过亲密关系中的精神暴力；

- 40.2%表示在关系中遭受过伴侣的身体攻击；

- 11%表示遭受过性暴力。

同一项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低、拥有一个或多个孩子、住在西部省市地区、收入比伴侣低等因素，都提高了女性遭受亲密关系暴力的可能性。

但“受教育程度高”，对女性来说也绝不是亲密关系暴力的免死金牌。

2019年12月12日，南方周末发布了一篇报道，描述了北大女生包丽和牟林翰的恋爱及包丽自杀过程。（《“不寒而栗”的爱情：北大自杀女生的聊天记录》）

在两人恋爱过程中，牟林翰表现出严重的暴力倾向；由于女方不是处女对其进行人格贬低；用纹身、拍裸照等方式控制包丽；甚至在对方提出分手时要求女方为其堕胎、切除输卵管。

这起事件导致包丽于2019年10月9日在一宾馆内服药自杀，送医救治期间被宣布脑死亡，并最终于2020年4月11日去世。

包丽和牟林翰的聊天记录

由于这段亲密关系， 包丽从一个坚信“最美好的东西是我的将来”的女孩，逐渐消失到了尘埃里，最终消散到尘埃都不剩。

这些女孩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一点一点、一部分一部分地慢慢消失。

吃掉她们的，正是披着糖衣前来的亲密关系，和那个强烈而难以挣脱的“我爱你”的幻象。

插图 依凡

下一篇：被消失的女性的一生 · (下)

7月18日，云南勐海警方接到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的协查通报：女大学生李某月（21岁，江苏宝应人）从江苏南京到达云南勐海后去向不明。

8月4日，也就是昨天，勐海县公安局发布通报：失联多日的李某月已遭男友洪某伙同他人合谋杀害，并于3日在勐海县郊外山林中，找到了被掩埋的李某月尸体。

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还远远不是最近唯一一起占据热搜的“失踪女人”案。

失踪19天的杭州来女士、四川安岳的方女士……

这些“消失的女人”的故事，都有着几乎一样的情节、一样的结局：

她们，都是“被消失”的。

2017年全球发生的女性作为受害者的谋杀案中，约58%的案件中，凶手是她们的伴侣或者其他家庭成员。图源UNODC《女性谋杀案研究报告》2019

“消失的女人（Missing Women）”一词，是由学者Amartya Sen在1990年的《超过1000万的女人消失了》一文中提出的。

他在文中指出，一般来说每105-106个男孩出生就会有100个女孩出生；但在出生之后，女性相对来说更加长寿、面对疾病有更强的耐受率。

因此，在基本营养、医疗保障实现两性平等的地方（如欧洲、北美等），都是女性人口占据多数（1.05：1或更多）。

但是在西南亚以及中国等地，女性对男性的比率有时却能低至0.94:1。

女性去哪儿了？

01.“是个女的，打掉吧”

新京报曾在2017年发文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规模最大、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

要观察“出生人口性别结构”，最清晰的指标就是“出生性别比（Sex-ratio at birth）”。

出生性别比（Sex-ratio at birth），指的是某地一段时间内出生的婴儿性别比例。自然情况下，这个数字大约是105个男孩：100个女孩。但在1980年左右，这个比率在亚洲多地开始不断倾斜。

新京报总结道，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与我国传统的男孩偏好、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以及胎儿性别鉴定、人工终止妊娠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使得人为选择生育性别从意愿变成现实。”

在对生儿子有强烈偏好（Son preference）的社会背景下，中国1979年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无疑严重加剧了出生性别比的不平衡。

由于只能生一个，所以不少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倾向于堕掉女胎，从而得到生男孩的机会。

尽管1979年距今已经是三十年之遥，且计划生育政策也在2015年得到彻底的废止，但它带来的影响却并不会随着政策的停止而立即消失。

新生儿性别比数据 图源UNICEF

从上面的图表可以看出，我国的新生儿性别比至今仍然极其不平衡——在2010年左右，一些农村地区的新生儿性别比甚至可以达到130：100。

每年消失的女性新生儿图表 图源联合国

“男孩偏好”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农业社会的背景下，男性被认为是“更适合做农活的”，因此作为劳动力更受亲睐。

从经济、养老方面考量，男孩被认为是“自家人”，相比而言嫁出去的女儿就成为了”夫家的人“，所以男孩儿才被认为是养老的保障。

同时“生男孩儿才能传宗接代”的思想仍然固守，也导致了这些家庭“一定想要一个儿子”的愿望进一步加强。

正是因为对女性婴儿进行选择性堕胎的现象严重，计划生育政策推行时期才会有这样的标语存在

由于这些原因，女性胎儿的性别成为了原罪。哪怕她还没有出生，就已经成为“不被想要的”，“多余的”，“可以被消失的”。

根据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2007年的估算，中国每年有七百万堕胎的案例，其中70%左右都是女孩。

或许，在讨论失衡的人口结构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之前，我们也应该首先花点时间想想这些未曾存在就已经消失的女孩——她们是否真的值得这样的命运呢？

插图 依凡

02.“卖了她就有8万块，这是最值钱的时候了”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许多家庭选择杀害新生女婴来节省粮食、保证其他家庭成员的生存。

不过杀女婴的习俗，并不是近代才有的。

苏轼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表达了自己对民间杀婴的陋俗难以释怀。

他记录道：“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对此，他表示自己“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背景下，杀婴几乎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节育措施。

1979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之后，各地遗弃女婴/杀害女婴的现象更加严重。

由于童婚在各地区相继被列为非法，而童婚——这种作为一些家庭遗弃婴孩的比较“温和”的方式——被禁止以后，直接导致被遗弃的女婴的数量节节攀升。

以至于在江苏这样城市化程度较高的省市，也能在河沟、田野、公共厕所里找到被遗弃的女婴。

人民日报彼时发表了7个调查，说明当时多数被遗弃、致残、谋杀的孩子中，大多是女孩；

在一些地区的孤儿院，女婴占据了99%的被遗弃的婴孩数量；

在更为贫穷的内陆地区，杀女婴的情况更多（例如湖北/湖南）—— 在这些地区，杀婴被视作一种传统习俗，而很少被认为是犯罪。

由于中国并没有官方的孤儿性别统计数据，所以遭受遗弃的婴孩的具体性别比例暂时不可考。但同时，弃婴的性别比例可以从收养数据中瞥见一斑：

图源美国政府官网，我们坚定领土完整性

上图显示，美国公民自1999年起迄今为止共收养中国孩子82456名，其中大部分都是0-3岁的孩子。这些被收养的孩子的性别比例非常悬殊：约84%的孩子性别为女，约16%的孩子性别为男。

这样悬殊的收养婴孩性别比，也透露着婴儿被遗弃时的性别选择偏向。

收养，听起来似乎是被抛弃的最好结果，但事实上也给女婴们带来了另一个层面上“消失”的危险——

2005年，工人段月能被控向湖南当地的孤儿院贩卖85个婴儿（其中大部分是女婴），随后受到监禁。

这个“产业链”之所以能够启动，是因为孤儿院对弃婴的“需求”。1992年中国孤儿院加入跨国收养之后，每完成一次跨国收养，孤儿院都能够收到一笔数目不小的费用。

根据段月能母亲的说法，湖南当地的孤儿院当时每完成一次跨国收养，都能拿到三千美金。至于段月能给孤儿院“输送”的婴儿，有多少是弃婴，有多少是拐卖，有多少向亲生父母购买的、花了多少钱，就不得而知了。

话说回来，出多少钱，你会愿意卖掉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呢？

对于福建莆田的卢某来说，8万足够了。2018年10月，卢某的妻子离家出走，留下一儿一女。由于觉得自己一人抚养压力大 ，卢某就决定将自己3岁的女儿小惠卖掉。最终在2019年初的福州，他把小惠卖掉，赚了8万元。随后卢某手头宽裕起来，终日沉迷网络直播，在被捕之前光打赏女主播就花了约7.3万元。

段月能刑满释放之后，在2010年曾接受MARKETPLACE的采访。采访期间，他询问记者，要不要购买他十五岁的女儿——哪怕他的女儿在采访期间，一直就站在一旁听着。

他“推销”自己女儿时说的这一番话，可以当作中国女婴命运的一个写照：

“你想要带走我的女儿么？我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因为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很严格，我就想扔掉她，这样我就仍然有机会得到一个儿子了——毕竟总是需要一个儿子的。”

“我妈妈不想遗弃她，我岳母也不想遗弃她。我尝试好多次了，就把她扔到街上，但也没有人想要她。所以我还是把她捡回来了。你看她，她现在十五岁了。”

03.“13岁？再等一年就行”

2020年4月9日，南风窗发布《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画皮”》一文，记述了鲍某明在骗取亲生母亲的信任后，成为了年仅14岁的李星星（化名）名义上的“养父”，而后对年幼的李星星进行了长达3年的性侵一事。

为了提醒人们持续关注此事，微博话题层出不穷，带着这个tag发布帖子的人多是在询问案件进展、谴责施暴者。

当我们在讨论幼女性侵、女童保护的时候，“消失的女人”就有了更丰富的含义。

因为可以“被消失”的不仅是作为个体存在的女性，也可以是女性的声音、求救的机会、被听见的可能性。

在这个问题上，最易在深渊中坠落的就是幼女: 过低的法定性同意年龄（目前是14岁）、不够成熟的心智、匮乏的性教育、报警后的执法无力……这一切都让幼女成为了易于操控、易于施暴并且事后易于成功脱身的对象。

2019年女童保护调查显示，全年曝光性侵儿童案例301起，受害儿童逾800人。

从案例数量上来看，共有293起案件透露了受害人性别，其中女童占比92.83%，男童占比7.17%。

在所有透露了性别的受害人中，女童占比89.31%，男童占比10.69%。

报告显示，被曝光的案例中有70.43%是熟人作案。

没有受过较为全面的反性侵教育的女童们，对身边的亲戚熟人等更容易放下戒心，受到性侵之后也常常出于羞耻心不去求助、不知道如何求助。

这样的情况下，施暴者也更加容易从容脱逃。根据《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2015年）》的数据，中国的性侵施暴者中，只有24.9%的人被捕，15.6%的人被判刑。

而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中，被捕的施暴者的平均数据是32.5%，被判刑的是22.9%。

幼童性侵往往被称为是“看不见的性侵”。

这些可能永远不见天日的苦难与恶行，就这样湮没在女孩们被消失的叫喊与挣扎当中。

插图 依凡

04.“我爱你，但你总让我失望”

步入成年生活的女性，也逐步开始步入恋爱关系。

可是，看似有关花束、甜蜜和承诺的亲密关系的背后，也可能是暴力、精神虐待和和挣脱不掉的枷锁。

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发布的报告中，每10名被故意杀害的女性中，就有6名是被亲密伴侣或家庭成员伤害的，2017年平均每天有137位女性被家庭成员杀害。

图源：UNODC

亚洲同年发生的女性作为受害者的谋杀案中，有31%的案件凶手是她们的伴侣；59%的案件中，凶手是她们的伴侣或者其他家庭成员。

图源：UNODC

在亲密关系中，一些女人被直接抹杀了存在。与此同时，更多的女人依然活着，但是每一天都要鼓起勇气去面对那个似乎分不清“爱”、“控制”与“伤害”的他。

亲密关系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已经成为全世界针对女性的暴力中最常见的类别之一。这种暴力发生在亲密关系伴侣之间，受害人通常是女性。

2019年发布的一项由浙江大学资助的关于IPV的研究显示：

- 77.7%的受访中国女性（样本容量2987，来自6个不同省市地区）表示遭受过亲密关系中的精神暴力；

- 40.2%表示在关系中遭受过伴侣的身体攻击；

- 11%表示遭受过性暴力。

同一项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低、拥有一个或多个孩子、住在西部省市地区、收入比伴侣低等因素，都提高了女性遭受亲密关系暴力的可能性。

但“受教育程度高”，对女性来说也绝不是亲密关系暴力的免死金牌。

2019年12月12日，南方周末发布了一篇报道，描述了北大女生包丽和牟林翰的恋爱及包丽自杀过程。（《“不寒而栗”的爱情：北大自杀女生的聊天记录》）

在两人恋爱过程中，牟林翰表现出严重的暴力倾向；由于女方不是处女对其进行人格贬低；用纹身、拍裸照等方式控制包丽；甚至在对方提出分手时要求女方为其堕胎、切除输卵管。

这起事件导致包丽于2019年10月9日在一宾馆内服药自杀，送医救治期间被宣布脑死亡，并最终于2020年4月11日去世。

包丽和牟林翰的聊天记录

由于这段亲密关系， 包丽从一个坚信“最美好的东西是我的将来”的女孩，逐渐消失到了尘埃里，最终消散到尘埃都不剩。

这些女孩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一点一点、一部分一部分地慢慢消失。

吃掉她们的，正是披着糖衣前来的亲密关系，和那个强烈而难以挣脱的“我爱你”的幻象。

插图 依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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