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宋国青的经济学家做了一个研究：

　　20年前（注：此处大约指1980年左右），一个农村男性劳动力一年的全部工资性收入约合1000公斤粮食，按照当时的粮食价格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1500元；而现在（指1999年），一个农村男性劳动力一年工资性收入折合约2500公斤粮食，生产率大概是原来的2.5倍（2008年有一个统计表明小麦在过去20年价格只翻了一番）。而现在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村男性劳动力一年的收入为10000元，大概是20年前在农村种地的6.7倍。

　　2.5和6.7.这中间差了多少倍？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每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是不一样的。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学毕业后，两个同班同学，一个去了传统制造业企业，一个去了新兴互联网公司，三年后，他们的税前工资水平可能相差两到三倍多。因为制造业整体增速（这里的整体增速指营收、利润等水平）很小，而互联网企业整体爆炸性增长。

　　

　　如果我只是为了表达这个浅显的道理，那么民工显得太浅薄了。各个生产部门生产率增速的巨大差异会导致一件事：

　　结构性通货膨胀。

　　很多人都听说过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这两个很好理解，无非是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导致，而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最隐蔽的一种。在高速发展的国家中，既有劳动生产率增速较快的部门如互联网企业，也有劳动生产率增速较慢的部门如钢铁厂（这里要额外提一下，资源型企业越到最后越难增长，因为本身是重资产行业，行业发展好的时候没有想着更新设备，几十年下来很多企业的设备都陈旧老化或者说技术跟不上了，到了真正需要更新的时候企业已经没有能力更新，比较经典的例子是前几年的中铝），在成果分配上，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并不乐于接受自己收入低速增长（他们为啥敢不接受因为他们大多是国企），还有一些部门根本就是0增长，比如政府机构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创造财富，他们更多负责重新分配财富。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么多的人要求均贫富，那怎么办？有些人在发展中掉队了，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红利（比如一些偏远山区）怎么办？

　　答案是：货币供给超过社会财富增长即可。

　　

　　其实各国都是如此，只是中国的情况比较有特色，具体表现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很慢的部门（垄断性国企，比如三桶油、四大行和国家电网）和根本不创造财富的政府机构反而分到了更大的蛋糕，真正创造财富的部门仅仅赚了点辛苦钱。绝大多数垄断性国企都是成熟行业，在生产率提高方面极为缓慢，但由于行政干预使得该部门生产的产品价格扭曲，导致国企获取了巨额利润。换句话说，某些国有企业并没有创造多少财富，却通过扭曲的价格和垄断地位获得了丰厚的分配。即使是这样，有些国企还会亏损，政府还会通过财政资金的再分配来补亏。

　　近十年来，上市公司的“亏损王”几乎全被国企摘得；2014年中国铝业162亿元的亏损曾为上市公司近20年来的最大亏损；东方航空2008年的巨亏甚至使得东航面临资不抵债的窘境；中国最大的海洋运输企业——中国海控连年亏损，股价十年跌掉九成，惨不忍睹。

　　2014年中国铝业出现了162.17亿元的巨额亏损，也是目前在A股上市公司中最大的一次亏损。中铝曾经辉煌过，2007年，在A股上市的第一个年头，净利润曾超过102亿。2008年之后，出现了三次巨额亏损，即便盈利的年份，年度利润也没有超过10亿。而铝行业的民营企业——中国宏桥，2007年以来持续盈利，2014年净利润更是超过53亿元。

　　如果没有巨额的政府补助，中铝的账单恐怕更难看。2015年政府补助中国铝业的总金额为17.68亿元，该年净利润却只为2.06亿元。2016年铝价出现大幅上涨，但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铝业盈利只有1.08亿元；中国宏桥上半年的利润就达到了32.79亿元。

　　2007年至2016年前三季度的近十年里，中国铝业净利润总和为亏损165.85亿元。

　　话说回来，结构性通货膨胀其实在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因为政府总是倾向于通货膨胀——每个政府都有动力印更多的钱稀释自己的债务。在西方发达国家，结构性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社会福利制度造成的，比如对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给予高额补贴，但这种补贴比起非市场经济国家来说造成的通胀要小得多。

　　另外，庞大的公务员系统也会推进结构性通货膨胀，公务员队伍享有的福利远远超出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每当经济发展，这些贡献极少的部门就会凭借行政干预要求比实际生产率增长更高的福利，而经济不好的时候，由于棘轮效应，他们也会干预阻止其福利水平下降。这样长期下来，就构成了结构性通货膨胀极大的推动力；长远来看，也在损害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在政府的管制下，很多通胀压力没有被释放出来，一旦经济增速下滑，这些通胀压力可能会以某种不可预知的方式释放出来。所以为什么现在需要防风险，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实际生活中，农村的孩子进入公务员以及国企的概率并不是很大，而且基层公务员和国企员工的福利也很一般，尤其是刚刚进去的。所以农民想要赚更多的钱，只有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脱离，去生产率更高的部门。

　　是的，2000以后中部地区身份南下打工潮就是这个原因，很多人在高生产率地区挣钱，在低生产率地区（也就是自己的老家）消费，得益于中国人口强大的流动性，把一部门财富从大城市转移到了小乡村，实现了相对均衡的发展。同为打工，你在家乡一个月挣3000，而他在大城市一个月挣6000，三五年时间就会不一样，十年时间他能攒到三四线城市的首付，而你收入的瓶颈显而易见。

　　那既然一线城市那么好，大家都去一线城市好了？

　　当然不是，对于根深蒂固的乡绅来说，一线城市是万万不能去的，可以去买房，但是不能去工作。原因在于乡绅（其实所谓乡绅也就是把持当地资源的有产阶级，可能是当地的官员、国企或银行的中高层，以及一些原本就很有钱持有大量不动产或其他高收益资产的人）属于当地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处于社会关系的顶端（马克思曾经教育过我们，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由此攫取超额利润。比如别人需要走很多程序办的事情，乡绅一句话一顿饭就可以解决。乡绅阶级在相对公平的一线城市是不占优势的，也没有话语权和信息优势，还不如在下面当地头蛇有意思。何况乡绅的收入也不低，垄断了社会资源，自然有办法获得更多的资本利得，光是钱生钱就已经是不得了的马太效应。

　　

　　曾见过乡绅把孩子送进某局当公务员，月收入2000多，但是每天开宝马到处吃喝玩乐，如果是普通人家（农民阶级）的孩子，你觉得一个月2000块钱怎么玩？

　　所以农村的孩子大可不必羡慕公务员和国企员工如何，你们和乡绅阶级其实不在一个起跑线，他们背后是几代人的积累和人脉资源，而你背后可能是几代人的债务。最惨的是典型意义上的新时代伪凤凰男，家里为了供他上学卖地卖猪，好不容易三本毕业在一线城市找了份不高的工资，还要还债每月打钱供弟弟妹妹上学。所以如果父母不用你管，每月自己的工资都是自己花，你就已经很幸福了。

　　

　　农村孩子进城其实是有天然劣势的，因为农村孩子幼年时期在农村的一些技能如放羊、割草、打麦子在城里毫无用武之地，而城里孩子幼年学习的弹钢琴和西餐礼仪仍然有用。对于农村孩子而言，智力是唯一的依靠，只有通过你的聪明才智、分析能力等为有钱人提供服务，才能获得话语权，或者说高收入。程序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里不赘述。

　　这里不单单是说农村的孩子，所有没钱的年轻人都是一样的，你在起点已经落后太多，如果还不去劳动生产率高的城市，不去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未来只会越来越掉队。当然我们的国家是有福利机制，也会想办法平衡生产率差异带来的贫富差距，但寄希望于国家资源配置的再分配，这个太遥远，自己主动一点当然更好。

　　家庭底子好的孩子当然可以选择回老家安安静静过相对慢节奏的生活，在那里你可以凭借关系获得当地相对较好的职位，并继承父母的人脉资源和资产，自身现金流不需要太高就能过得不错。

　　这一带年轻人成长在一个上升大门即将关闭的关键节点，机会很多，也很少；这一带年轻人更是成长在一个全社会经济增速放缓的年代，未来实现阶级跨越的难度更大。我们的下一代人，可能面临的是和现在完全不同的阶级格局。在一线城市努力过，至少不后悔吧。

　　说个题外话，活得有尊严有时候也是人生重要的一部分。

　　我最后还要对那些没钱没势的年轻人讲一句话：对于那些劝说你离开一线城市回家考公务员或者找其他工作的同龄人，你最好估算一下你们两家家庭净资产的差距，想一想回家了是混得比他好还是比他惨？至于以后怎么办，有时候未来的事情等到未来到来时再决定。

　　到大城市去！到劳动生产率高的地方去！去那里蹉跎你的岁月和青春！

　1999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宋国青的经济学家做了一个研究：

　　20年前（注：此处大约指1980年左右），一个农村男性劳动力一年的全部工资性收入约合1000公斤粮食，按照当时的粮食价格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1500元；而现在（指1999年），一个农村男性劳动力一年工资性收入折合约2500公斤粮食，生产率大概是原来的2.5倍（2008年有一个统计表明小麦在过去20年价格只翻了一番）。而现在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村男性劳动力一年的收入为10000元，大概是20年前在农村种地的6.7倍。

　　2.5和6.7.这中间差了多少倍？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每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是不一样的。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学毕业后，两个同班同学，一个去了传统制造业企业，一个去了新兴互联网公司，三年后，他们的税前工资水平可能相差两到三倍多。因为制造业整体增速（这里的整体增速指营收、利润等水平）很小，而互联网企业整体爆炸性增长。

　　

　　如果我只是为了表达这个浅显的道理，那么民工显得太浅薄了。各个生产部门生产率增速的巨大差异会导致一件事：

　　结构性通货膨胀。

　　很多人都听说过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这两个很好理解，无非是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导致，而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最隐蔽的一种。在高速发展的国家中，既有劳动生产率增速较快的部门如互联网企业，也有劳动生产率增速较慢的部门如钢铁厂（这里要额外提一下，资源型企业越到最后越难增长，因为本身是重资产行业，行业发展好的时候没有想着更新设备，几十年下来很多企业的设备都陈旧老化或者说技术跟不上了，到了真正需要更新的时候企业已经没有能力更新，比较经典的例子是前几年的中铝），在成果分配上，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并不乐于接受自己收入低速增长（他们为啥敢不接受因为他们大多是国企），还有一些部门根本就是0增长，比如政府机构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创造财富，他们更多负责重新分配财富。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么多的人要求均贫富，那怎么办？有些人在发展中掉队了，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红利（比如一些偏远山区）怎么办？

　　答案是：货币供给超过社会财富增长即可。

　　

　　其实各国都是如此，只是中国的情况比较有特色，具体表现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很慢的部门（垄断性国企，比如三桶油、四大行和国家电网）和根本不创造财富的政府机构反而分到了更大的蛋糕，真正创造财富的部门仅仅赚了点辛苦钱。绝大多数垄断性国企都是成熟行业，在生产率提高方面极为缓慢，但由于行政干预使得该部门生产的产品价格扭曲，导致国企获取了巨额利润。换句话说，某些国有企业并没有创造多少财富，却通过扭曲的价格和垄断地位获得了丰厚的分配。即使是这样，有些国企还会亏损，政府还会通过财政资金的再分配来补亏。

　　近十年来，上市公司的“亏损王”几乎全被国企摘得；2014年中国铝业162亿元的亏损曾为上市公司近20年来的最大亏损；东方航空2008年的巨亏甚至使得东航面临资不抵债的窘境；中国最大的海洋运输企业——中国海控连年亏损，股价十年跌掉九成，惨不忍睹。

　　2014年中国铝业出现了162.17亿元的巨额亏损，也是目前在A股上市公司中最大的一次亏损。中铝曾经辉煌过，2007年，在A股上市的第一个年头，净利润曾超过102亿。2008年之后，出现了三次巨额亏损，即便盈利的年份，年度利润也没有超过10亿。而铝行业的民营企业——中国宏桥，2007年以来持续盈利，2014年净利润更是超过53亿元。

　　如果没有巨额的政府补助，中铝的账单恐怕更难看。2015年政府补助中国铝业的总金额为17.68亿元，该年净利润却只为2.06亿元。2016年铝价出现大幅上涨，但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铝业盈利只有1.08亿元；中国宏桥上半年的利润就达到了32.79亿元。

　　2007年至2016年前三季度的近十年里，中国铝业净利润总和为亏损165.85亿元。

　　话说回来，结构性通货膨胀其实在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因为政府总是倾向于通货膨胀——每个政府都有动力印更多的钱稀释自己的债务。在西方发达国家，结构性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社会福利制度造成的，比如对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给予高额补贴，但这种补贴比起非市场经济国家来说造成的通胀要小得多。

　　另外，庞大的公务员系统也会推进结构性通货膨胀，公务员队伍享有的福利远远超出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每当经济发展，这些贡献极少的部门就会凭借行政干预要求比实际生产率增长更高的福利，而经济不好的时候，由于棘轮效应，他们也会干预阻止其福利水平下降。这样长期下来，就构成了结构性通货膨胀极大的推动力；长远来看，也在损害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在政府的管制下，很多通胀压力没有被释放出来，一旦经济增速下滑，这些通胀压力可能会以某种不可预知的方式释放出来。所以为什么现在需要防风险，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实际生活中，农村的孩子进入公务员以及国企的概率并不是很大，而且基层公务员和国企员工的福利也很一般，尤其是刚刚进去的。所以农民想要赚更多的钱，只有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脱离，去生产率更高的部门。

　　是的，2000以后中部地区身份南下打工潮就是这个原因，很多人在高生产率地区挣钱，在低生产率地区（也就是自己的老家）消费，得益于中国人口强大的流动性，把一部门财富从大城市转移到了小乡村，实现了相对均衡的发展。同为打工，你在家乡一个月挣3000，而他在大城市一个月挣6000，三五年时间就会不一样，十年时间他能攒到三四线城市的首付，而你收入的瓶颈显而易见。

　　那既然一线城市那么好，大家都去一线城市好了？

　　当然不是，对于根深蒂固的乡绅来说，一线城市是万万不能去的，可以去买房，但是不能去工作。原因在于乡绅（其实所谓乡绅也就是把持当地资源的有产阶级，可能是当地的官员、国企或银行的中高层，以及一些原本就很有钱持有大量不动产或其他高收益资产的人）属于当地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处于社会关系的顶端（马克思曾经教育过我们，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由此攫取超额利润。比如别人需要走很多程序办的事情，乡绅一句话一顿饭就可以解决。乡绅阶级在相对公平的一线城市是不占优势的，也没有话语权和信息优势，还不如在下面当地头蛇有意思。何况乡绅的收入也不低，垄断了社会资源，自然有办法获得更多的资本利得，光是钱生钱就已经是不得了的马太效应。

　　

　　曾见过乡绅把孩子送进某局当公务员，月收入2000多，但是每天开宝马到处吃喝玩乐，如果是普通人家（农民阶级）的孩子，你觉得一个月2000块钱怎么玩？

　　所以农村的孩子大可不必羡慕公务员和国企员工如何，你们和乡绅阶级其实不在一个起跑线，他们背后是几代人的积累和人脉资源，而你背后可能是几代人的债务。最惨的是典型意义上的新时代伪凤凰男，家里为了供他上学卖地卖猪，好不容易三本毕业在一线城市找了份不高的工资，还要还债每月打钱供弟弟妹妹上学。所以如果父母不用你管，每月自己的工资都是自己花，你就已经很幸福了。

　　

　　农村孩子进城其实是有天然劣势的，因为农村孩子幼年时期在农村的一些技能如放羊、割草、打麦子在城里毫无用武之地，而城里孩子幼年学习的弹钢琴和西餐礼仪仍然有用。对于农村孩子而言，智力是唯一的依靠，只有通过你的聪明才智、分析能力等为有钱人提供服务，才能获得话语权，或者说高收入。程序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里不赘述。

　　这里不单单是说农村的孩子，所有没钱的年轻人都是一样的，你在起点已经落后太多，如果还不去劳动生产率高的城市，不去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未来只会越来越掉队。当然我们的国家是有福利机制，也会想办法平衡生产率差异带来的贫富差距，但寄希望于国家资源配置的再分配，这个太遥远，自己主动一点当然更好。

　　家庭底子好的孩子当然可以选择回老家安安静静过相对慢节奏的生活，在那里你可以凭借关系获得当地相对较好的职位，并继承父母的人脉资源和资产，自身现金流不需要太高就能过得不错。

　　这一带年轻人成长在一个上升大门即将关闭的关键节点，机会很多，也很少；这一带年轻人更是成长在一个全社会经济增速放缓的年代，未来实现阶级跨越的难度更大。我们的下一代人，可能面临的是和现在完全不同的阶级格局。在一线城市努力过，至少不后悔吧。

　　说个题外话，活得有尊严有时候也是人生重要的一部分。

　　我最后还要对那些没钱没势的年轻人讲一句话：对于那些劝说你离开一线城市回家考公务员或者找其他工作的同龄人，你最好估算一下你们两家家庭净资产的差距，想一想回家了是混得比他好还是比他惨？至于以后怎么办，有时候未来的事情等到未来到来时再决定。

　　到大城市去！到劳动生产率高的地方去！去那里蹉跎你的岁月和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