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广洲车站
1976年起,跨越时代的回眸:中国背包游的记忆重现
1976年起,跨越时代的回眸:中国背包游的记忆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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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在红磡火车站,几位年轻香港仔前赴广州 》
清晨,红磡火车站笼罩在灰白的薄雾中。几位揣着新领回邮证的年轻人,背起旅行袋,踏上人生的首趟背包旅程。他们无视父母的担忧与劝阻,义无反顾地奔向未知的“刀山火海”。柴油火车的笛声划破寂静,列车徐徐驶向罗湖。
抵达罗湖海关,几位初生之犊迅速办妥手续。桥头上,早已挤满了数百回乡的,多是年老长者。他们肩挑重重的行李,身上裹着多层毛衣和袜子,满怀着恩乡情怀,多带一件衣物回去,就是为了减少一份沉重的寄包裹费,也能给乡下的亲人多一分温暖。
桥上的人群或狼狈或忙碌。有人不慎打翻罐中的花生油,滑溜的地面让人寸步难行;也有人因身穿过多衣物摔倒,挣扎间更显窘迫。当时的场景交织着辛酸与希望,承载着人们为家乡生活改善的愿望。而年轻傻小子的我们,与这些沉重的回乡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轻装上阵,目的地是广州。
走过横跨深圳河的罗湖桥,这座桥分隔了两个地方的边界。桥北悬挂着飘扬的五星红旗,比桥南的米字旗显得高大许多。在桥南一侧,港人为避嫌随地丢弃香港报纸和杂志,怕过关时引起敏感问题。废纸散落满地,铺成了一条特有的“边境地毯”。
这趟旅程的起点,是一段时代的缩影。傻小子们未曾意识到,踏上广州的同时,他们也跨越了历史的折痕。背包里带着父母的小心叮嘱,还藏着一份对自由探索的纯真向往。在火车的轰隆声中,晨曦透过车窗,将希望与未知的颜色映射在每个人的脸上。
《 罗湖桥上的红色世界 》
从英界的罗湖段踏上铁路桥,跨步过深圳河,便进入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片赤红色的海洋扑面而来,排山倒海的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革命标语与工农兵的政治宣传画铺天盖地。这里仿佛是文化大革命文艺宣传的缩影,红旗的海洋中,画中人物个个雄赳赳气昂昂,瞪着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目光坚定地望向远方。
他们一手高举毛语录,胸前佩戴着毛章,另一手紧握农具或枪械,拳头夸张得比头还大。高音喇叭中传来激昂的革命歌曲,或是广播员用高亢的声音宣读报喜文章。这一切,让人感到既震撼又压抑。
身旁的回乡客默默地向前行进,神情凝重,无人敢发一言。他们的行李笨重,步伐缓慢,与周遭的红色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我,呆头呆脑地四处张望,对这片陌生的景象感到既新奇又不安。
边防军的目光如鹰隼般锐利,冷冷地扫视着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位旅客。排队轮候进入长长的走廊,两旁的长椅上坐满了带着大包小包的旅客。他们不断地挪动身体与行李,最终轮到坐在边防军的桌子旁,接受检查。
这段旅程,不仅是地理上的跨越,更是对时代与文化的深刻体验。那片红色的世界,至今仍深深烙印在记忆中,成为一段无法抹去的历史印记。
《 边防检查中,心脏「卜卜跳」 》
边防军在桌前埋首填写「回乡介绍书」,但他的目光却如鹰隼般,牢牢锁定每一个面前的旅客。他一边写,一边用警惕且凌厉的眼神扫视眼前的每个人,仿佛要从中辨识出谁是“阶级敌人”、“美蒋特务”或“反动走资派”。我们这群旅客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内心战战兢兢,只祈祷不要成为他的“目标”。从那时起,“心震”的说法便传遍香港人心中,深圳的压迫感就在这样的场景中奠定。
轮到我上前时,我把香港身份证和贵重物品紧攥手中,硬着头皮坐到了边防军面前。他是一位外省人,目光锐利如刀,帽子上的红星与衣领上的红领章散发着一种不容挑衅的威严。虽然我心惊胆颤,却忍不住偷偷瞥向他,这是我第一次与解放军近距离接触。与电影里那些笑容可掬的子弟兵形象完全不同,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将身份证拿在手中端详了一会,随后用半生不熟的广东话询问我的姓名、年龄、地址以及此行的目的。
我紧张得喉咙发紧,结结巴巴地回答:“旅游。”幸好,我手中握有中旅社购买的客运联票。然而,听到“旅游”这个词语时,边防军的脸上立刻浮现出一丝不屑。他用一种带有教训意味的语气说:“旅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玩意。”我只能默默点头,压抑着心中的不安,好不容易才总算通过了这一关。
事后我一直困惑,为什么要叫它「回乡介绍书」?究竟是谁在“介绍”我回乡呢?难道就是这位语气吓阻人的边防军吗?翻看介绍书,上面详细地填写了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地址、职业,甚至是随身携带的现金与贵重物品(如手表、相机或首饰),还包括此行的目的地、要拜访的对象及其关系、地址与逗留天数等一切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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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多次的返乡经验让我明白,对边防军而言,回答“探亲”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尤其是那些未通过中国旅行社安排而自行返乡的旅客,若回答“旅游”,极有可能被拒入境。当这一刻发生时,旅客会被边防军押送回到罗湖桥,满怀失落地返回香港,那种扫兴的滋味,难以言喻。
《 填写回乡介绍书 》
每次填写回乡介绍书,都需要几分钟的工夫。完成后,便得带着介绍书到大堂等待调用姓名领取文档。然而,这段等候时间总是显得格外漫长。大堂灯光昏暗,人群密集,空气闷热不流通,令人头昏眼花,仿佛时间在此凝滞。听闻这冗长的进程是因中国海关逐一检查旅客的背景,核实是否有“黑名单”上的人士,生怕混入美蒋特务。终于,在漫长的等待后,边防军用半生不熟的广东话读出旅客姓名。旅客们屏气凝神,努力辨认自己的名字是否正确无误。一旦有疑问举手查问,再次重复的请求可能遭来斥责。
大堂的一角,一位婶婶因为填写介绍书时的姓氏有误,不得不重新办理所有手续。她面露倦容,苦着脸低声诉说不知要再等到几时才能取回自己的文档。她疲惫不堪,终于拿到正确的介绍书,收好后急忙离开这令人窒息的斗室。
离开大堂后,沿着一条狭长的走廊步向「检查行李大厅」。途中,不少解放军同志会拦路,目光炯炯,接连提出一系列问题:“哪条街道在哪里?北角属于香港的哪个地区?你的工作性质是什么?是否是老板?”更涉及亲人在内地的所在地、薪酬状况,甚至居住地的租赁或产权情况。问题有时艰涩难懂,令人难以捉摸。面对这些提问,旅客需冷静应对,绝不能答错,更不可触及任何与反动派有关的词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据说,有偷渡客在近年被严加查扣,这份压力让每一位旅客更加紧张。
《 检查行李 》
走入海关检查行李大厅,吊灯高高悬挂,但接驳线看起来并不合规,令人不禁感慨大陆物资短缺的影响。墙壁涂抹着扫帚灰白色的灰水,犹如回乡客惊慌的灰白面孔,灯光昏暗,空气不流通,人群紧握着行李在等待,心情仿佛凝滞在这压迫的氛围中。
解放军站在旁边指手画脚,安排旅客前往不同的房间门外等候。我透过玻璃望进检查室,只见海关人员板着面孔,对旅客提出一连串问题。他们要求旅客主动将随身物品放在台面,逐件检查,翻箱倒柜,仔细而毫不留情地翻看所有物品,弄得一片凌乱,让人感觉连苍蝇都飞不出去。
若被认为可疑,就会被请进俗称的“黑房”,接受更严格的搜查,脱下衣裤和鞋进行全身检查。一切的过程缓慢,令人筋疲力竭,宛如一场身心的疲劳轰炸。
完成回乡介绍书和检查进程后,终于可以离开中国海关。人们在外面互相问长道短,有些则焦急等待仍未出来的同伴。直到人齐后,我们才得以前往边防检查站旁的华侨大厦享用午饭,这是附近唯一的食堂。这家旅店只接待香港同胞和华侨,并且是中国旅行社的办事处,在整个大陆,交通和托运都由中国旅行社承办。 待续!
1976年香港仔趟背包前赴广州
1976年起,跨越时代的回眸:中国背包游的记忆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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