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愿意嫁给我吗？”

男人捧着一束鲜花，半跪在女人面前，围观的四五十人吆喝不断，争相拍照拍视频。在主持人慷慨激昂的祝福声中，女子接过鲜花，说了一声“愿意”，礼花开始炸响，两人轻轻拥抱。

这是他们相识的第5天。

男人来自江西高安，女人则来自贵州普定，在贵阳一家婚介公司的牵引下，两人跨越上千公里，签下闪婚协议，互许终生。

在这家占据了贵阳地标花果园双子塔整层面积的婚介公司，几乎每天都有类似的求婚仪式。“这是今天签订的第7单。”公司管理人员王悦操着浓浓的安徽口音，宣称下辖20多家分公司数百名员工，“去年成交了上千对，凌晨1点还在加班签合同。”

这些说法虚虚实实，让外界雾里看花。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的闪婚相亲市场热闹非常，有时晚上七八点也灯火通明，人头攒动。

相亲者以男性居多，他们大多来自福建、安徽、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农村，30岁以上，学历不高，收入一般，且不善与异性交往。在婚介公司的推动下，他们由父母和红娘陪同，不停涌入云贵川等西南地区寻找“闪婚新娘”。

而女性则大多30岁左右，除少量被闪婚主播从外省动员而来，多半来自贵州农村，家庭条件较差，无固定职业。她们有的20岁左右就结婚生子，后离异带娃；有的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历经挫折后，不甘在老家农村度过余生，期望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离开大山。

而她们最被看重的条件，就是生育。尽管多份社会学研究均指出，“将生育作为婚姻的重要目的（针对男性而言）和衡量婚姻稳定的标准，与现代婚姻观念相去甚远”，但对许多前来相亲的男性客户来说，只要能生，相貌、年龄、学历、地域、婚育史等都不重要，甚至身体略有瑕疵也可。

贵阳一婚介所的求婚现场（视频截图）

按照流程，相亲成功的男子通常支付20万-40万元的高额婚介费和彩礼费后，就可将一位“闪婚新娘”带回老家，并完成婚检、领证、见家长等流程。从相亲到结婚，短则3天，长的也只需十来天。

有人称之为“先婚后爱”，也有人批判这是赤裸裸的“爱情买卖”，但在以贵阳为代表的西南地区，这一畸形的闪婚市场早已悄然壮大，不断吸引着潜在客户和从业者入局。

虽然目前对这一市场的规模、成交量、交易额尚无统计数据，但据业内人士估算，仅贵阳一地，从事闪婚业务的公司就有上百家。规模小的甚至在住宅楼内办公，大的则如前述婚介公司，可租下整层2000多平米空间，分设男、女嘉宾区和财务室、监察部、市场部、多媒体部等办公室，而其注册时间不足半年，注册资本仅5万元，且合同落款的公司名和对外挂牌展示的名称并不一致，良莠不齐的乱象亟待整治。

飞扑大西南，全家跨省找“缘分”

在老家浙江，陈薇见过不少30岁后不成家也不谈朋友的人，她将这一现象归结为“女的要求很高，彩礼动不动就十几万甚至几十万”。

她的儿子李涛今年36岁，身材微胖，看上去有些苍老，平常帮家里照管一个百货店，每月收入几千到上万元不等，由于不善言谈，一直未婚。陈薇称，到儿子这个年纪，如果再找不到媳妇，一家人都可能遭人看不起，因此她把希望寄托在贵州，“找个淳朴的媳妇，因为性价比更高”。

为此，她给浙江一家婚介公司支付了2万元介绍费，在两名工作人员和姐姐的陪同下，母子俩来到贵阳，又给当地的婚介公司转账十余万元，终于获得了相亲的机会。

女方比李涛小5岁，来自贵阳修文县乡下，在一个餐厅做服务员，离异后和女儿生活。陈薇一家人很满意，她们觉得，女方“吃苦耐劳还能生育”，很快敲定了这门婚事。

于是，李涛来贵阳相亲的第5天，两人仅见过两次面，就完成了婚检、办结婚证、签协议。第二天，一行五人就前往修文乡下，看望女方父母亲戚，并支付15万元彩礼。接下来，陈薇和姐姐将提前返回浙江，李涛留下来和女方相处几天后，再带着“新媳妇”和女儿前往浙江生活，户口也一并迁入。

像陈涛这样来贵阳寻找“闪婚新娘”的单身男人不在少数。

由于性别的挤压、地域的差异、经济条件的悬殊、结婚成本的高低等原因，加上多地婚介公司的强力推动，西南地区逐步形成了一个畸形的闪婚市场。

在这里，相比“婚姻”本身，爱情是最不必要的，地域、学历、工作、个人习惯、生活质量、三观家庭等因素也可让位，男女双方的急于求成和条件互补反而是最显见的决定因素——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写的那样，“男女双方只需要按照一定规则分工合作经营经济和生育即可”——而当地婚介公司则将其统称为“缘分”。

江苏常州的杨耀一家也想找到这样的“缘分”。当他发现，镇上邻居只花了两天时间，就从贵州带回一个“闪婚新娘”，还把求婚的视频拿给他看，他决定也带儿子去贵州相亲。

这趟远行，杨耀有着相当现实的考量。据他说，在常州，彩礼虽然多为20万左右，但结婚需要男方在城里买一套近百万元的房，但如在贵州闪婚，彩礼加介绍费一般只要30万左右，女方可去男方所在的乡镇居住，两相对比，可以节约几十万。而且在他看来，贵州女人吃苦耐劳，可以和儿子创建自己的小家。

“我儿子没有结过婚，想找一个未婚的，至少是短婚没小孩的。”但三天下来，婚介公司安排的8个相亲对象都没有合适的，她们或离异带小孩，或“条件不入眼”，在杨耀看来，找儿媳妇也不能比邻居家差。

如今，单身男女数量攀上新高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3年中国单身人数已达2.5亿，其中35岁以上“男光棍”数量将破亿，26岁以上未婚女子也超一亿，占适龄婚育女性的60%以上。失衡的性别比例，将许多亟待结婚的大龄“男光棍”推向西南地区的闪婚市场。

多家公司员工透露，这些男人大多来自农村，学历不高，收入一般，且性格内向，不善言谈。相亲面对异性时，有的枯坐在椅子上一言未发，还有的会脸红，不断搓手，甚至发抖，平时通过微信和异性交流，也是说了几句就找不到话题了。相比个人表达，他们更依赖于由家族长辈代言。

记者以单身女性的名义和一位男子相亲时，对方自我介绍时就显得非常紧张，说话全靠旁边的母亲和几名“红娘”不断提示补充，称婆婆好相处，且已备好结婚首饰。

谈及婚史时，男子吞吞吐吐，经反复询问才透露，今年春节，他刚从贵州娶过一位“闪婚新娘”，但回家后，女方不愿意同房，于是退还了彩礼和金银首饰，仅一个月便“闪离”。而之前“红娘”介绍说的结婚首饰，很大可能就是上一位“闪婚新娘”退还的。

针对大龄“男光棍”的婚恋问题，近年多地都出台了鼓励政策。

如2023年，陕西宝鸡相家庄村发布文件显示，凡给该村男性未婚青年介绍配偶并结婚的红娘，村委会将给予1000元介绍费，该办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试行三年。同年据媒体报道，河南武陟乔庄村拟每年拿出2万元奖励红娘，“每撮合一对成亲结婚，奖励牵线人1000元”。记者检索发现，广东、湖北等基层组织也有类似激励政策。

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婚介机构从传统的同城相亲，逐渐向主营闪婚业务转向，他们互相交流，资源共享，共同谋利，悄然演化成如今的西南闪婚市场。尽管尚无统计数据和研究文献明确这一市场的规模、成交量、交易额，但某短视频平台上，数十个从事闪婚业务的主播在招揽业务时，经常冠以“去云贵川找老婆要携带哪些资料”、“云贵川闪婚到底要多少钱”、“云贵川闪婚四个要求”等等标题进行宣传，而且出现大量网友跟帖咨询。

2024年3月，亳州一婚介所“云贵川闪婚”招牌被质疑买卖婚姻（网络截图）

“憨厚土气最受欢迎，离婚带娃最牢靠”

“闪婚绝不是凑合，也不是将就、更不是搭伙；是确认过眼缘，是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有些人谈了三五年，最后也没能结婚，有些人认识三五天就结婚了。缘分很重要，但你得主动出来找才行。”一位婚介公司员工在朋友圈这样推介“闪婚”。

尽管闪婚承诺书上往往载明，“不存在包办、买卖婚姻”，但对男女双方而言，闪婚不啻于一笔人生交易，而对于婚恋公司，这也是一笔暴利生意。

在贵阳，一些开展闪婚业务的大型婚介公司每月可成交上百单左右，每单能获利5万-13万元不等，而下游的“红娘”每单也能获得1万-5万元，是普通上班族工资收入的数倍。巨大的利益面前，不少医美、贷款、汽车销售从业者也纷纷加入成为“红娘”，他们主动寻找客户，拓宽市场，同全国多地婚介机构合作，将闪婚行业推向风口浪尖。

客户以现金支付介绍费（视频截图）

女性是婚介公司的核心资源，也是许多学者笔下婚姻市场中的稀缺资源。他们认为，通过婚姻流入非农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较高的地方，是改变欠发达地区底层女性经济地位的一种方式，且这一趋势随户籍制度改革越发明显。在此背景下，西南农村成为女性的净流出地，大龄女性在婚姻市场非常抢手，且性别比越畸形，越会被男性和家庭争抢。

因此，只要联系到女客户，且后者希望通过结婚改变人生轨迹、接受闪婚、愿意去外地生活且有生育能力，不管她有无婚史、孩子，也不论学历、年龄等情况，婚介公司的“红娘”都乐意为她们服务。

在他们看来，“离异带娃”和“憨厚土气”，是这些未来“闪婚新娘”最受客户欢迎的标签，因为离婚带娃的女性“最牢靠，有小孩的拖累不会轻易离婚”，而“憨厚土气”则被视为“能在男方家安稳过日子”。

而独居、没车没房、欠债十多万以上的单身女性，则属于劣质客户，她们被认为可能存在好吃懒做或消费不节制的情况，且“本来男方资金有限，需要帮忙还款和送彩礼等，公司利润会受到挤压”。

对有过KTV、酒吧、洗脚城等从业经历的女性，婚介公司一概不要，认为她们“经历复杂、比较拜金，很难有相夫教子的耐心”。

而当记者以合作名义暗访多家婚恋公司时均被告知，“不要花枝招展、漂亮洋气的，需要农村憨憨的穿着比较土气的那种。”

“这个行业，因为男客户都比较老实，女客户越漂亮越不好嫁，他怕Hold不住。就算年轻人看上了，也会被一起来相亲的老人否定。”贵州“红娘”谢大炮介绍，不少男方家庭倾向于选择人品老实或离婚带一个7岁以下女娃的女性，因为孩子小养起来才容易培养感情，不会逆反影响夫妻感情，而女娃长大后读书、结婚等成本也不如男娃高。

谢大炮2016年从江西来贵阳做汽车销售，发现闪婚的巨大空间后快速转型。早在两年前，他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以“闪婚红娘”为名注册账号，经常发布一些相亲流程和段子，来吸引粉丝和潜在客户。

他所在的婚恋公司今年1月才注册成立，那里曾接待过一名自称有800万存款的男客户，2小时就相亲成功。但公司认为，他的钱要么不是自己赚的，要么就是借的，毕竟，“如果有近千万家产，就不缺结婚对象。”

谢大炮这样的“红娘”是闪婚业务中最基础也最关键的环节。他们平时多靠走村串户寻找女性客户，有时也通过网络联系，接下来将她们从贵州各地带到贵阳，再由婚介公司组织多个不同地方的男客户与之相亲，少时一天相几个，多时一天能相十来个。持续一周还未相亲成功的女性，会被认为要求太高，“红娘”会主动放弃。

短视频平台上的云贵川闪婚“红娘”（网络截图）

为了争抢女性客户，不少婚介公司会为她们提供免费午餐、报销来回车费、支付婚前检查费用等，甚至免费提供酒店住宿，并提醒她们说，“让你们利润最大化，不要和其他公司合作”。

相亲过程中，“红娘”和婚庆公司还要紧盯全程，以防止单身男女之间、红娘与红娘之间，以及红娘与单身一方之间私下联系，从而使其介绍费流失。记者暗访的几乎每家婚介公司，都会在大厅张贴告示称，“禁止添加微信、告知电话，否则罚款500元。”

“售后服务”：领证后的喜与忧

毛均也曾前往贵州寻找“闪婚新娘”。他强调自己不同于通常的闪婚男性画像，是武汉一家网络民营公司投资人和法人。

42岁的他曾在武汉谈过一个女朋友，两人从30多岁谈到40岁分手，此后多次相亲均没结果。他自称名下有三套住房，“确定婚姻关系后，同意过户一套房给女方。”

毛均三年前就听说贵州闪婚市场比较活跃，“是一个成熟的行业，不然早就被国家取缔了。”2023年底，他专程来到贵阳，20天考察了12家公司后，决定通过贵州喜媒婆婚介服务有限公司寻找对象。该公司2022年成立于遵义，注册资金高达500万，后搬到贵阳花果园办公，其规模较大。

在那里，毛均认识了25岁的刘依，后者在广州从事服装销售，父母则在贵州惠水酿酒。2024年年前回贵州时，她在“红娘”动员下同意闪婚，和毛均相亲3次后，两人手都没牵过，就办理了结婚证。

毛均为此先后支付了7万元的婚介费、6万元的红娘服务费，以及22.68万元的彩礼，另外又买了“三金”给刘依，还给刘依的亲戚赠送了红包和礼品等，合计花费40万元左右。

不过，因毛均比刘依大17岁，刘家对这门亲事有些犹豫，想让两人在贵州多相处几天再回武汉。对此，毛均很不满，因为两人婚前签署的“女方征婚承诺书”第三条写道，女方婚后“自愿跟随男方，去男方所在户籍地工作地久居生活”，而刘依并没有收拾行李的迹象。

争执中，毛均指责刘依有骗婚嫌疑，刘很委屈：“如果想骗婚在广州就可以，何必回到家乡？”年近大年三十，双方就离婚和财产分割问题闹到派出所。

根据双方签订的“彩礼费男女双方自行协议”，刘依同意退还毛均全部彩礼费和“三金”，毛均则答应赔偿刘依1万元作为名誉损失。离开派出所，双方又去女方家协商，最终毛均同意赔偿6万元，并写下欠条。

从陌生人到相识，从结婚再到决定离婚，都不过短短一周。

毛均和刘依签订的“婚恋交友服务风险告知书”（受访者供图）

刘依曾觉得，闪婚是男女各取所需，“男方为了迅速找个老婆，女方看中对方条件，加上婚介公司的煽动，感觉对方可以满足自己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这也是她当初同意闪婚的原因。但婚后没几天，她发现毛均的脾气根本无法相处，她后悔说，以后对婚恋会非常慎重。

毛均对婚介公司也多有抱怨。他早就知道闪婚有风险，但没想到会演变成一场闹剧。他认为刘依就是骗钱，且自己的40万花费只拿回一半多点，因而一度打算起诉喜媒婆公司和女方。

闪婚的婚姻关系不稳定，离婚率相对较高，纠纷并不少见。有业内人士透露，闪婚后发生婚姻纠纷的少说有三成，多则四五成，婚介公司规模越大，成交越多，纠纷也越多。他们把处理这些纠纷称为“售后服务”，会安排专人处理，甚至聘请律师，经常为此焦头烂额。

为了减少“售后服务”麻烦，大多婚介公司会把物质、身体等婚姻中几乎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放在桌面上谈，形成合约，对各方均有保障。这也是从业者眼中，闪婚最大的优势。

在这些闪婚合约中，除了要求没有疾病、没有家暴、没有赌博等陋习外，甚至要求男方承诺没有性功能障碍，否则若因此导致纠纷，“一切后果由男方承担，所收取的服务费和红娘服务费一概不退。”

为防止资料造假，婚介公司和“红娘”还要核实双方承诺的关键信息。对于女性，除带几个孩子、能否再生育外，还需要了解债务、征信等情况——此前就有公司因对女方债务情况失察，导致双方举行求婚仪式后没能成功领证。而对男性，资料上的房车情况、学历高低、工资收入等必须真实，如婚后发现有假，中介费不退，女方离婚时也不退彩礼，一些人结婚的钱可能是筹借的，所以根本不敢造假。

一些婚恋公司会在协议中要求承诺一年不离婚，给“售后”预留空间。因为一旦女方违约，男方就会要求退费。这时，婚介公司首先会先承诺给男方重新介绍一个对象作为弥补，介绍费不退，实在不行就讨价还价只退一部分。如果男方因协商未果报案，只要没有和女方串通骗取财物，婚介公司就冷处理，因为《民法典》上有离婚自由的条款，且彩礼属于赠予行为，男方只能通过和女方协商或到法院起诉，拿回部分钱款。

如今，毛均或许还未走到起诉这步。春节后，他返回贵阳办理离婚手续后，一面继续寻找“闪婚新娘”，一面将网名改为“喜媒婆速婚全国运营中心均哥”。至于是否再次与该公司合作，又是否拿回了婚介费，他均未正面回应。

行业蒙灰后，多地打击“婚诈”

“真心过日子的，都不会轻易离婚，协议上会约定谁违约谁负责。”一位婚介公司员工说。

但实际上，婚介公司在操作过程中，要求双方签订的婚前合同、婚恋交友服务风险告知书等，尽管看似合法合规，但其实协议中已把各种可能出现的变故和风险，都抛给急于求成的男女双方及其父母。这些书面文件事前经过律师层层把关，最大限度规避了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

贵州一家婚介公司的闪婚协议（记者拍摄）

公开报道显示，曾有男子闪婚后发现，妻子曾与6名男子闪婚后，短期内怀孕流产再离婚，且均收取了昂贵彩礼。两人诉讼离婚后，男子反诉女方，要求返还18.6万元彩礼，直至再审阶段才拿回10万元彩礼。还有男子支付20万彩礼后，与妻子闪婚20多天便闪离，起诉后仅要回千余元。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江丞华律师对记者表示，在刑法上，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财的行为就构成诈骗罪，一般可判处3-10年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会判处10年到无期徒刑。但从时间上看，婚姻诈骗的犯罪故意往往发生在婚姻关系成立前，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犯罪故意，但被闪婚一方认为的“欺诈情节”却往往发生在婚后，且与之相关的多为彩礼类民事纠纷，对方多以婚姻为目的，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因此增加了刑事司法打击的难度。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已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法律救济手段不理想的情况下，全国多地婚介公司职员被抓以及杀害“红娘”极端案例屡屡发生。

作为在贵州较早操作闪婚业务的地区之一，六盘水亦出现密集的婚姻诈骗案例。

六盘水钟山区公安分局今年初发文章介绍，2023年针对婚姻诈骗犯罪时间跨度大、区域广、金额巨大、矛盾复杂、涉及人员多、侦办工作量大的特点，抽调12名精干警力充实“10.26”专案组，对婚姻诈骗犯罪进行重点攻坚，破获婚姻诈骗案件28起，抓获嫌疑人39名，挽回损失500.98万元；同时对56家婚介公司摸排，联合市场监管等部门整治涉婚姻诈骗警情的11家公司，不断规范婚介服务行为。

“重拳之下，六盘水闪婚行业的不少从业者已跑到贵阳、昆明等地工作。”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因为各种恶性事件的发生，不少闪婚机构开始强调法律意识、规范化运营，由最初的赚快钱，逐渐转向攒口碑和长远发展。

采访中，记者在贵阳一家婚介公司见到张微时，她正翘着腿，窝在沙发里玩手机。23岁的她也是奔着西南闪婚行业的巨大空间前来工作的，因为没有“红娘”从业经验，她每天需通过网络等渠道寻猎女性客户，向她们普及闪婚相关内容，愿意的就邀请到公司来看看，暂不愿意的就慢慢培养，直至成为确定的客户。

只是，张微是拒绝闪婚的，理由是有很多不确定性。

农村地区长期遵循的“先结婚后恋爱”，构成了西南闪婚市场的基础。不过，就像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现代婚姻最起码的基础是互相了解，闪婚则直奔结婚的主题而去，根基都不牢，何来稳固的婚姻？

只要能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