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很重要，它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联合国人权宣言宣告，人人享有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最近新冠疫情禍及全球，造成生命财产惨重损失。大家在探讨疫情时，一致认为，造成新冠病毒蔓延全球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没有及时真实的通报疫情。而不能及时真实通报，又是由于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造成的。如果在疫情早期，中国能及时通报实情，让中外媒体作现场报道，各国就会及时了解病毒的传染性和致命性，做好及时防备。就是早一两周知情，疫情蔓延的规模就会小很多，甚至会基本局限在中国武汉地区。长期以来，中国缺乏新闻自由。根据无国界记者2020年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中国排在倒数第四。该组织认为中国在疫情报道中，对内容与信息进行了广泛的审查，还出现种种的瞒报和虚报的现象。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一样，十分重要。有新闻自由就可以起监督政府和防止公权力滥用，其要点是：有了独立自由的新闻来源，又有了调查核实，就可以相互比较，进行推断，从而得到真相。有了真相，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毛泽东虽然不给别人新闻出版自由，但是他知道有不同消息来源的重要性，因为他怕被别人误导。当年《参考消息》，就是他指定出版的，用以取得不同新闻来源。以新冠疫情为例，如果有不同的消息来源渠道，虚假消息就能及时被发现了。比如，新冠病毒不会人传人就是没有经过核实的假消息；另一方面，病毒会人传人是真实消息，又不准报道，所以事实就被掩盖了起来。

没有了新闻自由就意味着，统治机器可以掌握宣传手段，出版符合领袖意图的消息，掩盖事实真相。不过，真相是无法被掩盖的。比如这次疫情，关于一个地方的死亡人数，或者其他流行病的死亡人数，其分布都是有客观统计规律的。如果死亡人数被要求突然归零，实际上这是不会发生的。统计学的 Poisson分布就是描述死亡人数分布的一个简单模型。模型告诉我们，在大样本的条件下，从某一时刻起，死亡人数突然为零，是不可能的。这样用统计模型就能论证，突然归零的数据是假数据。其实，对于虚假的疫情数据，一般外行人通过比较，也会发觉问题。

自古以来，中国虽然没有言论自由，但是也从来没有达到过舆论一律、党媒姓党的地步。否则，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怎么要求舆论姓“万历”呢？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也有过轻松的时期。比如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曾经有过言论、思想和学术自由。当晚清颁布了《大清报律》，新闻自由当然还不完全，但是中外报刊杂志纷纷正式出笼。一时间，欧风美雨迎面吹来，无政府主义、马列主义、还有各种革命思想都被放出了潘朵拉盒子，让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不知所措，遇上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之所以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其原因就是因为，在残酷的专制统治下，老百姓没有形成追求个人自由的传统，也没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价值观。皇帝的圣旨，领袖的意志就变成了其臣民的人生价值。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段以各个帝王为中心，往复循环的历史；每一个帝王的方策都有同样的功利性：千秋万代永保政权。这必将导致无休无止的生死搏斗。难怪鲁迅读了《资治通鉴》，痛骂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黑格尔讲“中国没有历史”，就是说中国往复循环的历史背后，没有对人的价值和自由的追求。翻遍这二十四段历史，哪一个历史学家能找到真正的不变价值，它们又互相不否定呢？

新闻自由当然不是没有边际的，新闻也要经得起时间考验与事实检验。没有新闻自由，权力就不会受到监督，历史就没有进步。其实，就连马克思也是推崇新闻出版自由的。他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写《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开始的，他痛击普鲁士新闻检查制度，反对限制新闻自由。他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一个要实现他理想的社会，会限制新闻自由，万马齐喑，没有学术自由。这样的社会怎么会有创造力，怎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连言论自由都没有的社会，怎么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呢？

一个社会被剥夺了言论自由，领袖的意志必然代替人们的思想；这样一来，报道真相的新闻就往往不能出版。反之，处处以真相为准则，领袖的意志就不一定能当作准则，因为真相和领袖的意志往往会发生矛盾，两者不能兼得。比如，在上面疫情死亡人数的例子中，如果根据领袖指示让其归零，就会和真实的数据相矛盾。从长治久安的观点来看，应该以事实真相为标准才行，所以新闻自由是必要的。很明显，以领袖的意志为标准，就不会有新闻自由。所以西方谚语说，诚实是最好的策略（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这个策略从超经验角度讲，应该以真理为标准。宗教信仰的一个作用，可以解决这种逻辑上的矛盾。基督教将真理和神合为一体，人们，包括皇帝，都皈依抽象的神的真理；价值观、道德观都与信念一致，信仰一神论。同时产生出法制（rule of law）的观念。人类走出非洲，经历几万年才慢慢形成了这个体系，这是一种进步，犹如数学步入了公理体系的时代。回望近代史，现代文明和民主制度的确是在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可惜的是，在东方社会，没能形成过清晰的信仰的一神论和文化上的多元价值观，往往人亡政息，一个皇帝，一片皇土，一段历史。那里实行的法治（rule by law），就是用法律来统治臣民，而不是约束统治者。毛xx晚年诗云， “百代皆行秦政制”，一语道出中国历史的千古密辛。现在，两千年的东方特色又恢复了。孔夫子一声叹息：“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新闻自由很重要，它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联合国人权宣言宣告，人人享有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最近新冠疫情禍及全球，造成生命财产惨重损失。大家在探讨疫情时，一致认为，造成新冠病毒蔓延全球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没有及时真实的通报疫情。而不能及时真实通报，又是由于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造成的。如果在疫情早期，中国能及时通报实情，让中外媒体作现场报道，各国就会及时了解病毒的传染性和致命性，做好及时防备。就是早一两周知情，疫情蔓延的规模就会小很多，甚至会基本局限在中国武汉地区。长期以来，中国缺乏新闻自由。根据无国界记者2020年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中国排在倒数第四。该组织认为中国在疫情报道中，对内容与信息进行了广泛的审查，还出现种种的瞒报和虚报的现象。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一样，十分重要。有新闻自由就可以起监督政府和防止公权力滥用，其要点是：有了独立自由的新闻来源，又有了调查核实，就可以相互比较，进行推断，从而得到真相。有了真相，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毛泽东虽然不给别人新闻出版自由，但是他知道有不同消息来源的重要性，因为他怕被别人误导。当年《参考消息》，就是他指定出版的，用以取得不同新闻来源。以新冠疫情为例，如果有不同的消息来源渠道，虚假消息就能及时被发现了。比如，新冠病毒不会人传人就是没有经过核实的假消息；另一方面，病毒会人传人是真实消息，又不准报道，所以事实就被掩盖了起来。

没有了新闻自由就意味着，统治机器可以掌握宣传手段，出版符合领袖意图的消息，掩盖事实真相。不过，真相是无法被掩盖的。比如这次疫情，关于一个地方的死亡人数，或者其他流行病的死亡人数，其分布都是有客观统计规律的。如果死亡人数被要求突然归零，实际上这是不会发生的。统计学的 Poisson分布就是描述死亡人数分布的一个简单模型。模型告诉我们，在大样本的条件下，从某一时刻起，死亡人数突然为零，是不可能的。这样用统计模型就能论证，突然归零的数据是假数据。其实，对于虚假的疫情数据，一般外行人通过比较，也会发觉问题。

自古以来，中国虽然没有言论自由，但是也从来没有达到过舆论一律、党媒姓党的地步。否则，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怎么要求舆论姓“万历”呢？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也有过轻松的时期。比如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曾经有过言论、思想和学术自由。当晚清颁布了《大清报律》，新闻自由当然还不完全，但是中外报刊杂志纷纷正式出笼。一时间，欧风美雨迎面吹来，无政府主义、马列主义、还有各种革命思想都被放出了潘朵拉盒子，让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不知所措，遇上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之所以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其原因就是因为，在残酷的专制统治下，老百姓没有形成追求个人自由的传统，也没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价值观。皇帝的圣旨，领袖的意志就变成了其臣民的人生价值。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段以各个帝王为中心，往复循环的历史；每一个帝王的方策都有同样的功利性：千秋万代永保政权。这必将导致无休无止的生死搏斗。难怪鲁迅读了《资治通鉴》，痛骂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黑格尔讲“中国没有历史”，就是说中国往复循环的历史背后，没有对人的价值和自由的追求。翻遍这二十四段历史，哪一个历史学家能找到真正的不变价值，它们又互相不否定呢？

新闻自由当然不是没有边际的，新闻也要经得起时间考验与事实检验。没有新闻自由，权力就不会受到监督，历史就没有进步。其实，就连马克思也是推崇新闻出版自由的。他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写《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开始的，他痛击普鲁士新闻检查制度，反对限制新闻自由。他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一个要实现他理想的社会，会限制新闻自由，万马齐喑，没有学术自由。这样的社会怎么会有创造力，怎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连言论自由都没有的社会，怎么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呢？

一个社会被剥夺了言论自由，领袖的意志必然代替人们的思想；这样一来，报道真相的新闻就往往不能出版。反之，处处以真相为准则，领袖的意志就不一定能当作准则，因为真相和领袖的意志往往会发生矛盾，两者不能兼得。比如，在上面疫情死亡人数的例子中，如果根据领袖指示让其归零，就会和真实的数据相矛盾。从长治久安的观点来看，应该以事实真相为标准才行，所以新闻自由是必要的。很明显，以领袖的意志为标准，就不会有新闻自由。所以西方谚语说，诚实是最好的策略（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这个策略从超经验角度讲，应该以真理为标准。宗教信仰的一个作用，可以解决这种逻辑上的矛盾。基督教将真理和神合为一体，人们，包括皇帝，都皈依抽象的神的真理；价值观、道德观都与信念一致，信仰一神论。同时产生出法制（rule of law）的观念。人类走出非洲，经历几万年才慢慢形成了这个体系，这是一种进步，犹如数学步入了公理体系的时代。回望近代史，现代文明和民主制度的确是在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可惜的是，在东方社会，没能形成过清晰的信仰的一神论和文化上的多元价值观，往往人亡政息，一个皇帝，一片皇土，一段历史。那里实行的法治（rule by law），就是用法律来统治臣民，而不是约束统治者。毛xx晚年诗云， “百代皆行秦政制”，一语道出中国历史的千古密辛。现在，两千年的东方特色又恢复了。孔夫子一声叹息：“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