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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0日发布报告称，2020-2024年间，美国巩固了其作为第一大武器出口国的地位，在全球武器出口总额中占比升至43%，较2015-2019年所占35%的份额呈现大幅增长。欧洲国家虽呼吁加强“防务自主”，但仍被美国武器深度捆绑；而在亚太地区武器进口规模整体下降的大背景下，日本、菲律宾的武器进口规模也逆势上升。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专家11日表示，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再次显示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越来越成为华盛顿全球和地区战略代价的主要承担者。 据报道称，2020-2024年间，乌克兰成为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国，进口量几乎是2015-2019年期间的100倍。此外，与2015-2019年相比，2020-2024年期间，北约欧洲成员国的武器进口增长了105%，美国提供了其中64%的武器，而这个数字在2015-2019年为52%。此外，2020年至2024年，日本、澳大利亚等四个亚太国家跻身全球十大武器进口国之列。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问题专家卓华11日对《环球时报》表示，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出，近五年全球武器交易的供需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在供给端，美国不仅保持了第一大出口国地位，还大幅拉大了与其他主要武器出口国的差距，保持绝对优势地位。在需求端，乌克兰成为第一大进口国，亚太和欧洲地区虽然仍占全球武器进口额的多数，但亚太地区除日本和菲律宾逆势上升外，总体进口规模出现下降，尤其是中国武器进口大幅下降，而欧洲武器进口则增长了1.5倍。 卓华表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是唯一一个武器进口增加的东亚国家，2020年到2024年间，其武器进口比2015年至2019年间增长93%。在东南亚，菲律宾的武器进口比之前五年增长53%。“在亚太武器交易规模总体走弱形势下，日、菲等国通过进口采购，扩军备武，凸显了近年来日、菲跟随美国政策遏制中国，正日益成为亚太稳定的主要矛盾点和亚太构建共同安全架构的阻力，这种逆势而动不仅是在挑战围堵中国，也是在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卓华认为，近五年来，全球武器交易存在“双轮驱动”的特点。一是战争和冲突驱动，代表是乌克兰一跃成为全球最大武器进口国，舰机、导弹等和远程主战火力装备大卖热销。二是美国外交战略和政策导致的安全恐慌驱动，代表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受到美国安全保障不确定性的影响，成为美制军备的主要买家，对美军事采购增幅达到64%。 “在亚太，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美国主要盟友也是如此。它们在执行美国亚太政策和应对其带来的动荡后果过程中，安保成本大幅增加。上述两个驱动力都指向同一个现实和趋势，即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越来越成为美国全球和地区战略代价的主要承担者。”他分析认为。 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11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份报告再度证明一条铁律，即任何一场战争中的最大赢家都是军火商或是军火供应链体系中的参与者。俄乌冲突最大的获利者是美国军火商，欧洲则扮演了“中间商”的角色，而最终乌克兰政府和人民则成为了代价的承担者。 他分析称，从公开信息中可见，乌克兰购买武器的资金来源于多个渠道：一是西方国家冻结俄罗斯资金所产生的利息，二是西方国家政府提供的贷款，三是包括美国在内一些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赠款。“但天下没有亏本的买卖。战后，乌克兰终究要对这些资金有所交代，或者归还借款，或者以其它方式表示感谢，乌克兰将会是受到压力最大的一方。” 对于未来全球武器进出口发展趋势，卓华分析认为，欧洲地区对美国军备依赖性的大幅上升，意味着美国战争经济和军工复合体的产业形态和经济模式引发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战争经济与冲突型外交政策的相互强化模式可能长期化，这导致暴力冲突和军工经济模式的双螺旋式上升。“这种武器进出口趋势无疑会增加全球安全治理的经济成本和政治难度。各国应站到人类安全共同体高度，共同努力遏制美国的冲突型外交政策，这才是全球恢复稳定和实现经济安全平衡的出路。”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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