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战争中，外籍劳工和家庭外佣——已因压迫性的当地卡法拉制度和种族主义而被边缘化——现在面临着更大的危险。数千移民工被黎巴嫩家庭抛弃，有的移工还被雇主锁在家里无法逃命，而政府庇护所也拒绝这些逃难移工。

许多移工现在正在努力寻找逃离冲突地区的交通工具，并且无法获得自己的个人物品，包括护照和重要文件，甚至无法用电话与同胞联系。

活动人士说，被遗弃的移工被孤立、脆弱，没办法让自己觉得安全。

虽然持续不断的袭击影响到黎巴嫩所有人，但移工等边缘化群体仍然被忽视，并被排除在大多数救援工作之外。许多人缺乏安全庇护所、基本资源、安全通道和资讯。



这些都是在战争中受影响的移工。


无法取回护照财物

“雇主逃离该国，使移工陷入困境，他们没有文件，也无法拿取自己的财物。”

志愿者和组织正在努力不懈地协调紧急救援。他们的主要工作重点是确保有安全的庇护所，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水、床垫和基本卫生用品。

媒体访问了反种族歧视运动和非政府组织“armLebanon”，该组织倡导黎巴嫩移民工人的社会、经济和性别公正。

该组织的活动人士卡里姆强调，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缺乏庇护所和基本物资短缺。

即使有庇护所，许多人仍拒绝接纳移工，暴露了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

“人们需要感到安全和受欢迎，”他强调。

卡里姆还透露，移工被抛弃也不是这次才发生。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和2020年贝鲁特港口爆炸期间就曾目睹过这种情况。

庇护所拒接纳移工

“雇主逃离该国，导致移工陷入困境，没有文件，也无法拿取自己的财物。有些人甚至被锁在家里，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在危机时期的脆弱性和剥削性，”他告诉记者。

活动人士和非政府组织敦促黎巴嫩政府和国际组织将移工纳入应对当前危机的努力中。

政府运营的庇护所目前仅向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公民开放，不包括非黎巴嫩社区，包括外籍佣人。

一些非政府组织正在努力将流离失所的移工安置在全国各地的避难所中，同时考虑容量、安全性和接受意愿等因素。黎巴嫩山、黎巴嫩北部、朱尼耶和贝鲁特较安全地区等地都正在安排避难所。

谢尔比（Shelbi）是一名埃塞俄比亚女佣，3年前就来到黎巴嫩，为提尔（Tyre）一个村庄的一个家庭工作，该城市现在受到以色列的严重轰炸。突然，雇主一家人撤离，并告诉她要和叙利亚籍园丁马哈茂德及其妻子住在一起，直到事态平静下来。

9月23日，她经历了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之一，炸弹如雨点般落在附近，一枚导弹击中了邻近的房屋，击碎了她周围的玻璃。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流落街头，但我来这里是为了赚取收入，而不是免费工作，因为我有家庭要养。”

在一片混乱中，谢尔比没有带上自己的行李就离开，只带了一件羊毛衫、25美元（约107令吉）和手机，护照和官方文件也被留下了。

谢尔比告诉记者：“我与马哈茂德和他的妻子坐在一辆皮卡车的后座上，亲眼目睹了袭击的混乱和恐怖。”

“经过12小时的旅程后，我在达穆尔高速公路下车，我联系了我的表弟寻求她的帮助，因为她是我在黎巴嫩唯一认识的人，”她补充道。

谢尔比现在住在黎巴嫩山，与她表弟雇主的年迈父母住在一起，但条件式提供无偿劳动力。

谢尔比的遭遇反映了战争期间许多面临被遗弃的农民工的经历。国际移民组织估计约有17万6500名移工居住在黎巴嫩，但实际还要高得多。

只能留下来祈祷

孟加拉国工人沙希纳兹（Shahinaz）在黎巴嫩生活了16年，当时他正在黎巴嫩南部的马尔贾尤恩 (Marjaayoun) 镇为一个五口之家工作，以色列加强的袭击迫使雇主全家撤离到贝鲁特。

然而，她工作的雇主家人把她送到了贝鲁特烈士广场，在那里她被其他惊慌失措的移工包围着，不知道该去哪里落脚，非常茫然。

过程中，她遇到了一群在穆罕默德阿明清真寺附近避难的孟加拉妇女，她们都担心自己日后是还会安全的活着。

沙希纳兹告诉记者：“在街上度过了三晚后，我打电话给塔巴贾的一名朋友，那是一个非目标地区，她欢迎我进入她已经拥挤的公寓，直到我解决了我的情况。”

沙希纳兹现在正在寻找自由职业来应付房租和开支，她说，自己对她的朋友来说是一种负担。

由于机票费用和生病儿子的持续医疗费用，沙希纳兹无法返回孟加拉，她深感被困住了。

她补充说：“我很感谢我找到的避难所，因为我在贝鲁特遇到的其他人告诉我，那里的条件非常困难，而且经常发生爆炸，日夜难眠。”

活动人士指出，流离失所的移工确切人数仍不清楚，也没有关于战争中丧生的移工人数的信息。

黎巴嫩卫生部没有具体说明所报告的死亡人数，是否仅包括黎巴嫩人，或叙利亚人还是其他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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